深度｜渴望中资的阿富汗塔利班，留不住曾想淘金的中国商人

2021年政权更迭后，阿富汗一度成为中国商人口耳相传的“淘金热土”，宝石商人和矿业从业者进入这个内陆国家寻找矿点和采购设备，试图从升温的矿业开采领域分一杯羹。

“人越来越多。2025年砂金淘金热达到顶峰时，涌入阿富汗的中国商人迅速膨胀至近万人规模。”2022年到阿富汗经商的郑瑢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这场“淘金热”来得迅猛，退潮同样突然。2026年后，随着早期商机逐渐消退，经营成本与安全风险不断显现，大量中国商人陆续离开。根据郑瑢的估算，目前常驻阿富汗的中国商人可能已不足两千。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4日，阿富汗巴达赫尚，阿富汗男子利用传统方法，将从Yaftal Sufla地区金矿中开采的矿料用水淘金。这些失业的工人希望通过淘金来改善生活。视觉中国 图

在经济重建迟滞、外部援助锐减的背景下，阿富汗塔利班（阿塔）当局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引入来自中国的资金、技术和企业。阿塔政府商业和工业部长努尔丁·阿齐兹8月表示，阿富汗已准备好吸引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公司在各个领域的投资。他称中国是阿富汗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也是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发展东亚、中亚和南亚之间新的贸易联系的重要力量。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赵星6月撰文称，近年来，阿富汗松子、干果等产品出口到中国，为中阿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去年，中阿贸易额达到历史新高18.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今年年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曾应邀赴阿富汗开展学术调研，其间与多名阿塔官员进行了深度接触。他观察到，阿富汗当局对中国资本与技术的需求相当迫切，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从矿产开发、油气开采、能源电力，到基础设施建设与基础民生制造业，均展现出强烈的引资意愿。

刘宗义向澎湃新闻指出，当前中阿经贸的核心症结并不在于阿方“有没有合作需求”，而在于阿富汗当下的制度与安全环境是否具备承接中资企业落地的基本土壤，以及阿塔能否为外国建设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安全庇护。

“阿富汗的局势短期内很难实现根本性好转，阿塔当前的国家治理与综合掌控能力依然脆弱。未来数年内，这里的局势仍将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之中。”郑瑢感叹道。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日，阿富汗西南部赫尔曼德省，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称此地夜间遭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男子在现场查看一辆汽车的残骸。视觉中国 图

一切靠人脉

阿富汗政权更迭后，中国公民成为该国最活跃的外商群体之一。路透社2023年援引某中国企业家的话报道称，已有约500名中国商人进入阿富汗寻找商机，但真正承诺投资的人寥寥无几。

2022年初抵阿富汗时，郑瑢最先涉足的是宝石贸易。然而，现实的困难接踵而至：运输成本过高、当地商品因不符合国际标准而无法列入中国的进口目录，加之两国间尚未签署关税协定，业务拓展步履维艰。

在宝石生意趋于稳定后，郑瑢自今年起在喀布尔投资开办一家酒店。他坦言，阿塔当局对互联网经济和中介贸易等非实体商业模式缺乏基本认知。外国商人若长期在当地活动却没有固定的经营实体，极易引发当地部门对其身份及居留动机的怀疑。

“在当地政府的逻辑中，实体项目才算真正的生意，比如看得见摸得着的工厂和店铺。”郑瑢说。

即便这种商业思维在郑瑢看来依然保守，但与上世纪90年代首次执政时相比，塔利班对商业活动的接纳度已经有所转变。

非营利智库“阿富汗分析家网络”（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研究员谢里夫·阿克拉姆（Sharif Akram）去年10月撰文称，传统塔利班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保守、经济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过去与城市商业活动相距较远，即使进入城市，其乡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长期保持不变。随着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部分成员及其支持者进入城市商业领域。官员及与其有关联的宗教人士也正越来越多地追求财富和地位，并利用国家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形成新的商业精英阶层。

开设酒店并非郑瑢的一时兴起，而是因为该行业的投资体量与运营成本“相对可控”，损失或风险也在普通商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相比之下，矿山与工业制造等重资产项目，则高度受制于政策连贯性、协议履行率以及当局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障力度。

今年1月，塔利班因冲突暂停塔哈尔省一处金矿作业。5月，巴达赫尚省省长称约2000个非法矿点已被叫停，另有3名中国公民因无工作许可被拘。8月3日，塔利班发言人称部分矿点将暂停至新规出台。

2008年至2010年担任阿富汗财政部副部长的古尔·马苏德·萨比特向澎湃新闻指出，阿富汗现行矿业政策对海外资本的实际吸引力依然不足。其体制性症结在于缺乏稳定透明且具公信力的产业政策，法律监管体系不足。此外，正规跨境资金清算与外汇流转通道近乎封闭，外资不仅难以确保在阿本土资产的安全，更无法保障资本金与合法利润能畅通合规地汇出阿富汗境外。

此前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从事珠宝贸易的商人陈琳，则从更微观的层面感受到阿富汗营商环境的特殊性。

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爆发冲突后，在白沙瓦活跃的阿富汗珠宝贸易商回流本土。意识到阿富汗珠宝市场的潜在商机后，陈琳花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多地考察。

其间，她曾以约两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向阿富汗本地供应商采购了一颗祖母绿宝石，随后发现宝石因“跑油”出现严重褪色且实际克重不符，遂向对方提出退换要求。然而供应商态度蛮横，执意要求按18000元的价格折价回收。

无奈之下，陈琳只能朝这名供应商放话，“会让整个圈子都知道、保证没有中国人再找他买货”，后经由一名在白沙瓦结识且具备人脉的阿富汗商人出面调停，对方才最终全额退还了货款。

“圈子和人脉太重要了。”陈琳说，若没有本地人从中周旋，光是换货和要回本金都异常困难。在她看来，无论喀布尔还是其他城市，做生意都极度依靠人情庇护。若不认识靠谱的本地人，很容易“踩坑”。

准备返回巴基斯坦时，陈琳发现一颗宝石不翼而飞，怀疑被遗落在酒店。同行的一位阿富汗向导反应迅速，表示会联络当地珠宝协会的一名负责人，请他在第二天早上前往酒店协助寻找。

万幸的是，陈琳随后在口袋中找回了宝石。事后她才得知，这名“协会干部”的叔父正是阿塔某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同行的人告诉我，如果酒店找不到，就直接由塔利班出面帮忙找。我能感知到当地民众对塔利班怀有极强的敬畏，这估计也是强压的另一种体现。”

当地时间2026年9月5日，阿富汗喀布尔，记者们出席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在政府媒体和信息中心（GMIC）举行的记者会。视觉中国 图

阿克拉姆对此类现象分析称，阿塔重新确立政权后，大批进入城市的塔利班支持者迅速成为新晋的精英阶层，这种忠诚使他们更容易获取政务服务。多位阿富汗本地商人表示，具有塔利班背景的商人不仅更容易获批营业执照，也鲜少受到税务稽查人员的刁难。“在执法尺度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优待。”一名与当局保持良好关系的商人坦陈，这层政治屏障为他们营造了更为稳固和友善的营商温床。

“在阿富汗做生意，前期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跑通’渠道，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适应这种方式。如果没有人脉，就要做好前期花费大量时间的准备。”陈琳说。

“经营成本比中国高很多”

“在阿富汗维持运营的综合成本甚至远高于国内。”过去四年间，郑瑢租赁的公寓租金由每月200美元攀升至500美元。伴随阿富汗尼反常的单边升值，叠加高额税赋与行政费用，数项开支让郑瑢的经营压力陡增。

2025年以来，由于巴阿边境局势趋紧及中东战事外溢，原聚居在巴基斯坦与伊朗境内的阿富汗难民被迫大规模返乡，城市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喀布尔等核心城市相继推动大规模市政改造与道路工程，大批沿街民居被拆除，进一步挤压了原本供应紧张的租房市场。

房产经纪人纳比乌拉·库赖希向媒体表示，一套标准三居室在去年的平均月租金维持在一万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1032元）左右，如今租客不得不支付高达两万阿富汗尼（约2065元）。喀布尔及赫拉特的多名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房东趁房源紧俏大幅哄抬租金。据他们所说，租金飙升之际，海量涌入的返乡难民与本土家庭正深陷失业破产的极端贫困状态。

自2021年以来，阿塔政府的支出主要靠征税与矿产特许权出让才能维持。在多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断崖式缩减后，强化国内税征收成为维持财政运转的主要渠道。除了常规税，塔利班还扩大征收乌什尔（ushr，伊斯兰教对农产品征收的强制性税，自然灌溉作物税率通常为10%，人工灌溉作物税率为5%）和天课（zakat，伊斯兰教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宗教赋税）这两种伊斯兰税项。

郑瑢深感当地现行税制标准模糊、执行层面随意性大，不同派系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存在差异，导致经营者根本无法进行精准的事前成本测算。

“企业发放工资需要缴纳接近20%的工资税。租赁经营场所需要缴纳租赁税，按房租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总体费用不低。加上执照和其他项目，我们每年需要多缴纳几万元。”郑瑢说。

塔利班很少公布全面的国家预算或详细的公共账目，公众对内部开支的监督受到限制。对于税款的流向，塔利班财政部长穆罕默德·纳赛尔·阿洪德曾表示，这些收入主要用于承担国防部队、安全部队、情报机构、政府日常运作以及发展项目的开支。

在多年与当地政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郑瑢对高昂的行政成本感受颇深。他表示，酒店、贸易、生产等不同业务板块均需分别申办各类行政许可，而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企业被重复要求填表、接受核验并缴纳费用的情况屡见不鲜。

郑瑢以酒店运营牌照的申办过程为例：文化部与下辖的旅游局均主张自身对涉外酒店产业拥有法定管辖权。文化部认为旅游局属于其下级部门，相关手续应由文化部负责，旅游局则要求酒店另外办理手续并缴纳费用。即便郑瑢已经在文化部缴纳了约一万元，旅游局仍要求再缴纳一笔数额相近的费用。

“这里办理营业执照和中国截然不同，不能同时列出很多项目。开酒店的相关手续通常要到国家部委层面办理，成立贸易公司要找商务部门，开办工厂则要找工业部门。贸易和生产需要分别办理，相关执照费用可能达到数千美元，每年还要缴纳多项税费，整体管理比较混乱。”郑瑢说。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8日，阿富汗塔哈尔省塔卢坎地区，一名售卖面包的阿富汗男孩坐在摊位上。视觉中国 图

郑瑢还关注到一个与宏观经济走势背道而驰的奇特现象：阿富汗经济虽然长期停滞，但其法定货币阿富汗尼对主要外币却持续走强。

“综合计算下来，阿富汗尼相对于人民币升值了大约40%。2022年前后一元可以兑换约13阿富汗尼，现在只能兑换约9阿富汗尼。我们在当地消费和报价主要使用阿富汗尼，汇率变化后，经营成本和商品价格都会随之提高。这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情况，仅依靠汇率升值，塔利班也能获得不少收益。”郑瑢告诉澎湃新闻。

法国媒体《回声报》（Les Échos）8月19日报道称，在阿塔重新执政前，一美元约合80阿富汗尼。由于政权更迭初期的金融动荡和银行业混乱，一美元一度升至约合125阿富汗尼，此后几年逐步回落，目前稳定在65阿富汗尼左右。2025年3月至2026年初不到一年间，阿富汗尼对美元升值了10%。

阿富汗央行发言人哈西布拉·努里向当地媒体表示，这是央行实施审慎、平衡和有效货币政策的结果。过去一年，当局发展了数字银行服务，将破损纸币回收退出流通，并向市场投放了新印制的纸币。

据新闻网站Afgreview报道，阿富汗脆弱的外汇储备主要得益于“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提供的大量人道主义现金援助，特别是美元援助。居住在邻国和西方国家的阿富汗难民汇款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该网站认为，在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率接近8%的情况下，阿富汗货币的稳定性是“暂时的、脆弱的以及不稳定的”。

萨比特介绍，前政府时期，阿富汗央行通过外汇储备和定期美元拍卖干预汇市，稳定阿富汗尼汇率。塔利班执政后基本延续原有银行体系和汇率调节机制，大量专业人员留任。2021年后央行海外资产被冻结，美元流动性和国际结算受阻；国际援助流入后，美元经本土银行进入央行，兑换阿富汗尼并缓解外汇短缺。与此同时，塔利班限制外币交易，推动阿富汗尼结算。

“口头欢迎”与安全成本

新华社报道称，尽管阿塔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IS-K）等恐怖组织展开高强度打击，恐怖袭击的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袭击并未绝迹。2024年底，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总部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时任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内的4人死亡、4人重伤。2025年2月13日，阿富汗城市发展与住房部大楼又发生自杀式袭击。

郑瑢表示，在阿富汗经商需要付出更多的安全成本。酒店除了雇佣60余名维系日常运营的本土员工外，还必须按照政府要求，配备经过背景筛查的专职安保人员。4名安保人员提供24小时轮值护卫，人均月薪为400至5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82元至3353元）。算上食宿，郑瑢每个月需要额外支出数千美元的安保费用，相当于酒店的一半房租。

“客人踏入酒店，必须先过外围大院铁门，再穿过内部安检通道，其间要经过多道严格安检。阿富汗本地访客还必须逐一接受搜身，防止暗藏枪弹和爆炸物。”郑瑢表示，在阿富汗经营面向涉外客群的酒店或实体场所，应避免选择缺乏防爆缓冲区的临街店面，而需建造具有坚固院墙、多重门禁缓冲区与专业安检设施的封闭型院落。

临街店铺的安全脆弱性，在喀布尔兰州牛肉面餐馆遇袭事件中暴露无遗。《参考消息》此前报道称，1月19日，位于喀布尔市商业中心花街的一家中餐馆外发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13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遇难、五名中国公民受伤。路透社报道称，爆炸发生后，“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称对袭击负责，袭击由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实施。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一家受爆炸影响的中餐馆内部景象。此前一天，该餐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至少七人死亡。视觉中国 图

2022年，由中国人经营的桂园酒店（Longan Hotel）遭到“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袭击。央视新闻报道称，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主要动机是，让与阿富汗合作的国家及国际机构感到紧张并从阿富汗撤离。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爱德华·S·梅森项目研究员尼尚克·莫特瓦尼当时对《南华早报》分析称，武装分子的袭击目的是破坏塔利班的合法性，并在外国投资者、外交官和政府中散布恐慌。

“ISIS-K可能会对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软目标发动更多袭击，因为这会扩大他们的宣传，羞辱塔利班，并破坏帮助他们发展的安全环境。”匹兹堡大学治理与市场中心负责人詹妮弗·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表示。

刘宗义尤为关注安全赤字对中阿经贸合作的实质性冲击。他指出，阿塔当局多次作出外交表态：“决不允许阿富汗领土沦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坚决不让极端势力向周边溢出”，但口头承诺转化为现实治理能力仍存在巨大落差。

在刘宗义看来，极端势力在当地盘根错节的遗留问题，决定了阿富汗的安全基本盘依然充满变数。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塔利班、俾路支武装分子等活跃力量也在阿富汗边境及腹地隐蔽活动，使得阿富汗难以彻底割裂与区域动荡局势的关联。

《参考消息》今年1月底梳理报道，“最近三个月，在阿富汗境内及边境地区已发生三起以中国人为目标的袭击。这些安全事件表明，尽管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在全境维持了较强的基层控制力，但在安全情报搜集、反恐体系建设以及类似餐厅商场等‘低防护空间’的安全措施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叠加阿富汗本身存在的地区、民族矛盾，中国商人在这里的营商活动并不安全。”

郑瑢注意到，华商撤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局收紧或紧急叫停了部分矿业开采作业。此外，数起涉华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些中型或大型中资矿企及国企选择战略性撤离，派驻人员集中缩减。还有不少中小型砂金项目因运营亏损或遭遇河流汛期停工，相关人员只能暂时撤离回国。

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研究员莎拉·戈德克在《外交政策》网站撰文称，受国际金价创纪录上涨推动，大批中国人近年来涌入阿富汗北部淘金。部分采矿活动属于合法经营，得到了阿塔执政当局的支持。不过，也有许多项目是“临时拼凑”的合作，仅获得了地方塔利班领导人的非正式许可。大量缺乏经验的投资者涌入，令当地出现某种无序状态。当地阿富汗人与塔利班及中国矿工之间频繁发生冲突，而矛盾大多围绕采矿权展开。

“针对中国人的爆炸袭击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对在阿华商的投资信心造成了沉重打击。”郑瑢坦言，大型企业一旦决定撤出，带走的就是数百人规模的团队。

在郑瑢看来，政府只有通过产业政策培育出具备“造血”能力的现代工业体系，才能形成中资公司与技术人才的集聚效应。如果缺乏本土产业纵深作为支撑，仅依靠零碎的边贸和初级宝石的倒买倒卖，很难维持稳定的华商群体。

“虽然阿塔对中国投资表现得极为热情，但口头欢迎是一回事，生意人敢不敢真金白银砸进去，则是另一回事。”郑瑢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瑢、陈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