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和翻译腔围城,青年作家的困境和超越
今天青年写作面临的处境比纸媒时代更复杂:出头不易,读者注意力分散,形式实验常与出版规范冲突,学院经验与广阔现实存在脱节,翻译腔消解母语原创力,人工智能又带来新的冲击,困难重重,路在哪里?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第五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主题论坛上,获得“青年作家支持计划”的五位青年作家——索耳、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汗青、程皎旸与评论家们进行了对话。

活动现场
格子间、玻璃幕墙与京九线
程皎旸1993年生于武汉,18岁移居香港,已出版小说集《打风》《飞往无重岛》《危险动物》《乌鸦在港岛线起飞》,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等。
她的墙很具体:办公室格子间。她在香港工作十年,大学毕业后做市场营销,跟各行各业客户打交道。
她早期写魔幻现实和科幻,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写职场、商战,办公室的墙通过想象变成了创作的路。香港空间窄,建筑垂直发展,商务区到处是玻璃幕墙。午休时她喜欢下楼散步,观察阳光在玻璃幕墙上的折射、云朵的倒影,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叫《影》。墙因此变成具有流动性的东西,生活中的墙也成为思想之路。
她与路的缘分则来自铁路。她笑称自己是住在京九线上的一个人:武汉出生,10岁搬到北京,18岁去香港,一条京九线串起三大核心城市。迁徙不断启发她思考人与城市的关系。这两年她开始回忆武汉和北京两个故乡,《节果决明》最后一篇《非他命》写的是千禧年到2025年之间的北京故事,角色也有湖北背景。
写不下去时,喝牛奶补钙
1997年出生的赵汗青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诗集《红楼里的波西米亚》,从事戏剧创作,代表作话剧《桃花扇1912》。
她直面写不下去怎么办。她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张晓琴教授曾拉了一个打卡群,要求每天更新50字或100字。起初群里认真打卡,主要因为有老师盯着;后来张晓琴老师自己壮士断腕退群,失去监管的学生瞬间丧失自觉性,群最后连水群都不是。
2022年,一位95年出生的同龄诗人在户外探险中意外去世。他生前在《北京文学》的投稿发表时,名字已经带了框。赵汗青当天晚上去图书馆读完他两本诗集,感到物伤其类。
在朋友去世后,她写了一首悼亡诗,大意是:即使有一天不会写了,依然会大口喝牛奶补钙,吃猪肝补血,用湿凝的舌头舔遍这丰美的世界,幸福地苟活,把骨头养得枝繁叶茂卡卡响,一千年后盗墓者看了也会感叹,真是一具好尸骸。她说,写作的核心必要是表达自己,而不是被人看到、被人赞美。即使写不下去,阅读和生活本身也能带来快乐。写不出来就去读,读不出来就是生活。
写作者和读者在共同的梦境里同频共振
1993年出生的陈小手已出版小说集《离开动物园》《夜神的礼物》。其中《夜神的礼物》收录九篇彼此关联的故事,以灵异想象包裹人间烟火。
他把青年写作的墙拆成三重:让读者把作品读完,读完之后让读者想到自己的生活,想到生活之后还能有启发,他认为,写作者和读者在共同梦境里同频共振,就是越过墙、找到路的时刻。
索耳1992年生于广东,出版有长篇小说《伶仃世》《伐木之夜》,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伶仃世》历时六年,横跨闽粤桂琼及南洋多地,以番石榴飞艇起落,中间四章串联起上世纪二十至九十年代南洋商人、南沿海船民、越南归侨与深圳打工者的故事。
索耳的墙来自形式实验与出版规范之间的缠斗。他在2008年前后开始写作,早期小说不分段,一翻开全是“整齐的砖”,他想打破汉语短句习惯,把逻辑不断串联成连绵效果。后来他意识到,这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认知问题,“以前写作比较自我,专注于个人情绪,后来跟艺术家、人类学者交流、行走,才发现文学边界很宽。”他提到水上人家疍民看世界的方式不同,“他们计算距离是摇多少橹,而不是多少公里,他们上岸会晕路,就像陆地人在水里晕船。”
评论家李壮接过索耳的话题说,中国作协一直在讲大文学观。一方面是文学形态的边界拓展,比如转化成影视剧、通过网络直播做对谈;另一方面是文学经验的边界拓展,要用田野调查等方式,把原本没有被充分纳入文学书写的经验带进来。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1992年生于新疆精河,哈萨克族,非虚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收录2019年至2025年间百余则日记,真实呈现北漂单身母亲生活,引发社会关注。
她从非虚构写作中探路。她说,中国有3000万单身母亲,每个人当然都有故事,但她的特殊在于出身传统社会,又来到北京北漂,种种经验碰在一起,构成今天社会剧烈变化中的个体经验。
写作时间很少,她一开始拿本子和笔装在包里,有一点时间就写,后来买平板和折叠键盘,用印象笔记多端同步,有时直接用手机写。去年她写了30万字,今年8月交稿时只剩7万多字,其中大量文字只是训练和素材记录;要变成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挤压水分,进行审美重构,让结构、气息一致。她把这个过程称为从日常走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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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青年写作
论坛中,评论家王小王从更宏观的角度谈时代变化。她说,今天写作的时空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可以概括为迁徙、融合和AI。频繁迁徙不再是个例;今天的文体和类型边界也在消融,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类型文学之间、媒体与文学之间都在融合;而人工智能则构成更深刻的现实。面对一个学习能力和智能可能远超人类的新物种,写作者如何对待它、如何在作品中反映时代变化,既是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空间。
《十月》主编季亚娅也直言青年写作的不足,首先是这批青年作家阅读量、成熟度、技巧细腻程度远胜前几代,但学院体系培养下,具体生活经验不够,校园那堵墙带来的个人性和个体性被无限放大,对接历史、现实生活不够。其次,语言上存在浓厚的翻译腔,过多依赖西方当代小说。她认为,写作者要老老实实回去补中文系本科的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课。
李晓晨在总结时说,窗外是地坛公园,室内是我在地坛书店,这边的红色代表传统,那边的绿色代表现代,青年写作的墙与路,正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现实映照。青年写作需要不同声音汇聚,才会有更蓬勃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