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票到权力：德法意极右翼政党的不同制度路径

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chsen-Anhalt，以下简称萨安州）举行议会选举，被视为极右翼政党的德国选择党（AfD）以43.8%的得票率取得压倒性胜利，创下了该党在德国州级选举中的最好成绩，而执政党基民盟（CDU）则大幅跌至17.2%。[1]更让德国政坛震动的是，在多党竞争的格局下，德国各州通常需要通过联合组阁才能形成政府，但这一次，选择党甚至可以单独组建州政府。

2021年与2026年萨安州议会选举政党支持率对比。图片来源：萨安州选举官网

其实，一场仅限于地方层级的选举本不至于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头条。然而，德国选择党在此次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及其执政可能，无疑触碰了整个西方主流世界对“极右翼回潮”的敏感神经。[2]而且，地方选举往往对未来的全国大选具有信号效应。[3]横向比较来看，英国、法国等国那些被主流媒体与政党视为“极右翼”（far right/extreme right）的反建制政党，也都是在地方选举中率先取得突破。选举结果公布后，《卫报》甚至以“grave moment”（严峻时刻）来形容这场选举所带来的政治冲击。[4]

对于德国而言，这场选举结果无疑最为敏感。自二战结束后，德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防御型民主”[5]（或译作“战斗型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militant democracy）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整个欧洲防范极右翼政治最彻底的国家。德国选择党的接连大胜，无疑暴露了德国防御型民主制度的内在逻辑困境。

然而，如果将德国选择党与其欧洲极右翼“同行”作一番对比的话，会发现德国防御型民主尽管并没有阻止、甚至反向鼓励选票流向选择党，但仍然将选择党从选票到权力之间的距离拉得无比遥远。相比之下，法国国民联盟（RN）、意大利兄弟党（Fdl）只要得到20%—30%的投票率，便足以触及权力核心，而德国选择党只有斩获逾40%的高票方才具有执政的可能。同为欧洲极右翼政党，选票与权力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悬殊的转化落差？无疑，三国选举与政党制度的差异，正是这一落差背后的关键变量。

一、地方选举大胜

按照《选举法》规定，德国的州议会选举实行两票制：选民手中有第一票（Erststimme）和第二票（Zweitstimme）。第一票用于选择所在选区的具体候选人，萨安州共划分为41个选区，获得该选区最多第一票的候选人即可取得一个直接席位。而另外42个席位则主要按照政党第二票的比例，在扣除该党已经赢得的直选席位（第一票）后进行分配。两票彼此独立，选民完全可以把第一票投给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而把第二票投给另一个政党。达到5%第二票门槛的政党，才能参与议会席位分配。[6]最终，德国选择党获得39席，而基民盟（CDU）仅获得15席，社民党（SPD）、绿党（Grüne）和左翼党（Die Linke）各获得8席，刚刚跨过5%门槛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获得5席。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后的议席分布结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从第二票的最终比例来看，德国选择党的广泛民意基础可能仍然遭到了低估。在本次地方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两种投票中都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41个地方选区中，选择党拿下了38个直接席位，而2021年还曾经赢得40个直接选区的基民盟，本次则一个直接席位都没有获得。这说明，选择党绝不仅仅是一个依靠比例代表制获得议席的抗议型政党，而是在绝大多数地方选区都已经成为了选民的第一选择。

当然，德国选择党的大幅胜利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殊性。萨安州只是一个人口约200万的东部小州。作为原民主德国地区的一部分，萨安州自德国统一以来一直面临人口流失、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因此，不少选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与政治疏离感，认为尽管本土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西部，却又得不到主流政党的足够重视，而这无疑为反建制政党的兴起不断积累民意基础。

此外，本次选举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特征。[7]相当一部分选民并非完全认同选择党的政策主张，而是借选票对长期执政的主流政党表达不满，认为默茨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应该得到教训”（Denkzettel）。[8]在2025年大选后，默茨政府在外来移民管控、经济复苏乏力与“债务刹车”等政策议题上乏善可陈，未能兑现承诺，由此引发了选民的广泛不满，其民调已经连续数月低于两成。因此，部分选民转向选择党，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回溯性问责，借以向默茨政府表达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很容易将选择党的支持者理解为低收入、低学历或对生活不满的男性失意者。然而，这种解释已经越来越难以概括今天的选择党。从年龄来看，选择党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约为44%，30至44岁约49%，45至59岁达到约51%。从性别来看，尽管男性对选择党的支持仍明显高于女性，但即便在女性选民中，选择党的支持率也已经接近40%。就职业结构而言，选择党在工人中的支持率达到约61%，成为工人选民中的压倒性第一大党，而且在小企业经营者中同样超过半数。就教育结构而言，在只有德国基础中学文凭（Hauptschulabschluss）的选民中，AfD支持率约为57%，而在大学毕业生中则下降到约23%，但仍接近四分之一。由此，尽管不同社会群体对选择党的支持程度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但选择党已经明显开始形成一个横跨不同年龄、职业和社会阶层的选民联盟。[9]

2026年萨安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执政能力民意调查。调查显示，选民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打击犯罪、难民政策和原民主德国地区利益方面能力最强。在可对比的领域中，所有领域均出现大幅上升，说明其综合信任度在显著扩大。图片来源：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

二、德国防御型民主制度的成败

二战以后，德国政治制度吸取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制度被纳粹利用的教训，形成了防御型民主体系。其基本逻辑是：民主制度不能对自己的敌人保持无限开放，也不能允许反民主力量利用民主赋予的自由和程序，最终摧毁民主本身。因此，民主不仅需要保障政治竞争和多元表达，也必须保留一定的自我防卫能力，以防止那些试图利用民主来终结民主的政治力量。[10]

具体而言，防御型民主是一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政治机制共同构成的防御体系。正式制度以监督与取缔为核心，包括《基本法》第21条规定的政党禁令及政党国库补助排除制度、联邦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联邦及各州宪法保卫局对极端组织的监测，以及第79条第3款确立的“永恒条款”。而非正式机制则以政治排斥为核心，即主流政党之间形成的“防火墙”（Brandmauer）共识，拒绝与极端主义政党进行合作，即便后者尚未被正式取缔。

2025年5月2日，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将选择党整体认定为“已确认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11]然而，选择党不仅没有因此陷入衰退，反而继续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到了2026年萨安州选举，该党更是大幅领先其他政党。显然，德国防御型民主原本旨在遏制极端主义政党的扩张，但选择党不仅没有被有效遏制，反而在持续的政治围堵中不断扩大支持基础，甚至展现出越战越勇的发展态势，完全走向了防御型民主初衷的反面。

选择党的接连大胜，无疑暴露出德国防御型民主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在逻辑困境，即政治排斥的门槛相对较低，但法律禁止的门槛却极高。德国联邦与州宪法保卫机构可以从行政和情报层面对政党及其地方组织进行观察与评估，但即便认定某个政党具有极端主义性质，也并不意味着该政党已经被司法机关宣布违宪。在德国，政党如果遭到取缔，必须证明其通过积极、系统的行动试图破坏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并且存在足以表明这种目标具有实现可能性的具体迹象，即所谓的“潜在实现能力”（Potentialität）。正因如此，德国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真正成功实施的政党禁令只有两次：1952年的极右翼社会主义帝国党（SRP）和1956年的德国共产党（KPD）。这种极高的法律门槛，本质上是为了避免民主制度以维护自身为名，过度限制政治竞争。

然而，问题也恰恰由此产生。对选择党而言，这种被排斥的状态反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反建制叙事资源。主流政党越是公开拒绝与其合作，选择党就越可以宣称“整个政治体制都在联合起来抵制我们”，并进一步将这种政治排斥解释为政治精英的傲慢。在移民、能源、经济衰退、地区发展和文化认同等议题上，如果主流政党又长期无法有效回应这些社会诉求，这种叙事就愈发容易获得选民共鸣，从而一路推高选择党支持率。

而如果从选举后政府组建的角度看，德国防御型民主的效力依然清晰可见。迄今为止，所有主流政党都明确排斥与选择党结盟。然而，这也导致在政治运行中，选择党的支持率越高，传统中间力量就越难以单独组建政府，就越需要不同党派联合执政。而当意识形态差异巨大的主流政党被迫组成联合政府时，不仅使选民的回溯性投票失去效果，而且极大降低了政策协调和决策效率。一旦治理绩效下降，选择党又可以进一步将这种低效归咎于建制派，从而获得更多支持。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种颇为棘手的恶性循环：选择党越强，主流政党越需要联合；联合越复杂，治理越容易陷入低效；治理越缺乏成效，选择党的反建制叙事就越容易获得支持；而选择党越强，原有的政治格局又越难正常运转。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德国政坛恐怕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焦虑与撕裂。民意结构与政治体系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主流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政策空间则不断缩小，政府频繁更迭、政策频繁陷入僵局且难以延续，德国政治仿佛进入了“历史垃圾时间”。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一恶性循环困境持续下去，选择党甚至会在全国范围内复刻萨安州的胜利，那么德国的防御型民主将彻底失灵。然而，也无需对德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过度悲观。即便选择党未来真的执政，也并不意味着德国必然重演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今天的德国既没有魏玛末期那样的制度脆弱性，也不具备20世纪30年代纳粹上台时所特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土壤。[12]但如果这种民意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持续累积，德国政治恐怕仍将经历一段相当漫长而艰难的调整期，未来将不可避免地经历更多的政治动荡、党派冲突与制度摩擦。

德国记者安斯加·格劳（Ansgar Graw）借助AI工具创作的漫画，用一头标着“44%”的蓝色大象扫碎议会座椅，主流政党却在旁边自我安慰的场景，讽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已实质性地冲垮了主流政党的“防火墙”。图片来源：The European 官网截屏

三、法意极右翼政党的不同制度路径

如果说德国选择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却仍然难以突破政治上的防火墙，那么法国和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经验则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比较的情况。同样是欧洲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联盟和意大利兄弟党都没有等到获得40%以上的全国支持率，而是仅仅靠20%多的支持率便已经获得了极为接近国家权力核心甚至上台执政的机会。

由此可见，决定一个极右翼政党政治命运的，并不只是它究竟拥有多少选民，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究竟如何将这些选票转化为政治权力。简言之，法国提供的是一种两轮选举制的路径，意大利提供的则是一种政党结盟的路径。前者通过总统直选和两轮多数制，使一个只有20%多支持率的候选人获得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资格。后者则通过政党联盟，使一个同样只有20%多支持率的政党借助其他右翼政党形成议会多数。两种制度都降低了单一极右翼政党必须达到的支持率门槛。显然，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的防御型民主确实为极右翼政党夺取政权建立了比较高的门槛，然而却反而激励了选择党不断扩大自身选民基础，从而向防御型民主不断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挑战。

（一）法国：两轮总统选举使20%多的支持率足以进入最高权力竞争

法国具有德国所没有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即实行半总统制（semi presidential system），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与议会制国家中依赖议会多数产生的政府首脑相比，法国总统具有独立的民主授权和固定任期，其政治地位并不随着议会多数的变化而自动终止。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而且拥有实质性的行政权力，包括任命总理、主持部长会议、解散国民议会以及在外交和国防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13]法国宪法虽然规定政府“确定并领导国家政策”，并由总理领导政府、对议会负责，但在总统与议会多数属于同一政治阵营的情况下，总统实际上居于行政权力的核心，总理则主要负责组织和执行政府政策。

西方民主政体之下政体形式的一般分类

因此，在法国政治格局中，一个政党即使在议会选举中没有取得多数，只要其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也能够凭借总统所具有的独立政治授权以及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主导国家政治。这意味着，法国的政党并不必须首先取得议会多数才能进入国家权力的核心。而且，事实上，法国经常出现总统所属政党无法获得国民议会多数，甚至议会多数明确与总统对立的情况，即“左右共治”局面。

根据法国宪法，总统选举实行两轮多数制选举：第一轮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时，由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则在两名候选人之间决出最终胜者。这一制度安排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总统选举划分成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轮首先是政治偏好的表达，第二轮才是最终权力的选择。第一轮存在多个候选人，选民可以投给自己最为认同的政治力量，而无需过早考虑候选人是否已经拥有足够的全国支持率。只要能够进入前两名，原本只有20%多支持率的候选人就能够获得一次重新整合其他选民的机会。

显然，两轮选举是每次选举都要必须经历的过程。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第一轮中，马克龙（中间派）获得27.85%的有效票，玛丽娜·勒庞（极右）获得23.15%，梅朗雄（极左）获得21.95%，其余候选人的得票率则明显更低。勒庞并没有获得40%的支持率，甚至没有达到25%，但由于她在第一轮排名第二，因此进入了第二轮选举。第二轮的竞争随即从多党、多候选人的竞争转化为马克龙与勒庞之间的二人竞争，勒庞最终获得41.45%的有效票，马克龙成功连任。

显然，在法国总统的两轮选举制度下，勒庞在第一轮获得的23.15%，并不意味着她的政治影响力只能停留在23%左右。恰恰相反，两轮选举制为她提供了一个从23%向更高支持率扩张的制度性空间。大量第一轮投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因而必须在第二轮重新作出选择。也就是说，法国总统选举并不要求一个极右翼候选人在第一轮就聚集起40%甚至50%的选民。对于一个具有稳定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而言，第一轮真正需要完成的任务只是进入前两名。进入第二轮以后，它面对的已经不是原来的多党竞争，而是一次重新争取全国选民的机会。

而第二轮选举的政治性质，又与第一轮选举存在明显不同。第一轮是多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选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政策偏好、意识形态认同和候选人之间的细微差异进行最优选择。第二轮则被压缩为两个候选人之间的相对选择。打个比方来说，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像是在多重选项中“优中选优”，而第二轮选举则更像是在两个候选人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可能最终表现为对另一名候选人的否定性投票。

这显然意味着，一个在第一轮具有稳定20%—30%支持率的政党，即使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存在较强的反对声音，也并不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总统权力的最终竞争，更不意味着其一定在第二轮选举中落败。近年来的民调可以说明这种制度机制所产生的现实效果。截至2026年9月，多项民调显示，勒庞在已经被测试的第二轮假设中均处于领先位置。2026年7月Ifop的民意调查中，勒庞在分别对阵爱德华·菲利普、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和让-吕克·梅朗雄的三个情形下，支持率分别为54%、55%和70%。[14]此后，这一趋势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Ifop于8月进行的下一轮调查中，勒庞在其测试的六种第二轮对决中仍全部保持领先。而9月的其他民调同样显示，勒庞在已测试的第二轮情形中继续保持领先。因此，在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尽管勒庞在第一轮所获得的支持率仍可能只有20%多，但在两轮选举制度下，她仍可能凭借第二轮选举中的跨阵营支持整合赢得总统选举。

埃拉贝研究所（Elabe）2026年8月29日发布的2027法国总统大选假设二轮对决民调结果

（二）意大利：政党结盟为极右翼政党提供低门槛的组阁路径

如果法国极右翼政党执政门槛较低的关键在于“两轮选举”，那么意大利极右翼政党门槛较低的关键则在于“政党结盟”。意大利与法国不同，它是典型的议会制国家。政府的产生并不是通过一次全民直选直接产生政府首脑，而是建立在议会政治和政党合作基础之上。因此，一个政党没有必要单独获得50%的选票，只要能够与其他政党组成拥有议会多数基础的政治联盟，就可以进入政府，并通常由联盟中的第一大党领袖出任政府首脑。

然而，与德国相比，意大利对极端政治力量的制度性防范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意大利并非完全没有防御型民主机制，其宪法第十二条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重组已经解散的法西斯党。但不同之处在于，这套制度主要针对法西斯主义复辟，而不像德国那样建立起一套更为一般化的、针对可能危害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政党排除机制。换言之，意大利并不存在德国式那种覆盖面更广、能够在政党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之前形成较强制度性防火墙的防御型民主结构。

因此，在意大利，极右翼政党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和其他政党形成合作，甚至在执政联盟的配合下逐渐走向中间化。2022年意大利议会选举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意大利兄弟党由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在此次选举中成为右翼阵营最大的单一政党，但其自身获得的选票远没有达到选择党般的40%。意大利兄弟党真正能够执政的原因，并不是意大利兄弟党单独取得了多数，而是它与联盟党（Lega）、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以及“我们温和派”（Noi Moderati）组成了右翼联盟。最终，右翼联盟获得了足以形成议会多数的席位，并由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领导政府。

更值得注意的是，联盟政治不仅降低了极右翼进入政府的制度门槛，也可能改变极右翼进入政府之后的政治行为。梅洛尼执政后的表现并没有完全沿袭其此前作为激进右翼反对党时的政治姿态，而是在部分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务实化倾向。尤其是在欧盟问题上，梅洛尼政府并没有按照部分早期预测走向与欧盟的全面对抗，而是逐渐采取了更加合作和务实的路线，尤其体现在经济政策、乌克兰问题和移民政策等领域。

梅洛尼执政以来，意大利兄弟党已经证明了其从反建制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能力，并在执政过程中维持了相对稳定的选民支持和执政联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执政之初曾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外界质疑的情况下，梅洛尼政府最终展现出了超强的政治持续性。2026年9月4日，梅洛尼政府连续执政达到1413天，正式超过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1412天纪录，成为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单届政府。路透社报道指出，梅洛尼将政治稳定视为其政府的重要成就，并认为这种稳定改善了意大利在欧盟内部的信誉。[15]

而梅洛尼的政治转型成功，也使她在欧洲乃至国际右翼政治中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她与英国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等右翼政治人物保持公开接触，巴德诺克在2026年访问罗马与梅洛尼会面后，公开称赞梅洛尼处理意大利经济的方式。英国媒体也注意到，包括巴德诺克和法拉奇在内的英国右翼政治人物都在积极争取与梅洛尼建立政治联系，并以此在国内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可见，梅洛尼已经不再只是意大利国内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而逐渐成为欧洲保守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竞相接触的重要政治人物，成为极右翼政党、乃至整个右翼政党执政的典范。

英国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克在社交媒体上主动分享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合照

四、如何看待德国选择党的未来？

无疑，德国选择党已经在萨安州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但是否能够建立多数政府，其中的关键变量在于小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目前，BSW的态度仍较为模糊，倾向于就具体议题与选择党开展合作。显然，这是多党制议会中小党在组阁博弈中的经典操作，其意图正是利用自身的“关键少数”地位来向大党争取政治筹码。若选择党能争取到BSW的5席，便可组成44席的多数联盟。而即便无法正式合作，只要BSW不与其他所有政党一起形成“反选择党阵营”，选择党也仍然可以单独成立相对多数政府，但将面临较大的不稳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非没有合作的先例。2015年希腊大选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未能取得单独执政所需多数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与右翼民族主义、反紧缩的独立希腊人党（ANEL）组成联合政府。BSW本身具有较为鲜明的左翼民粹特征，同时在移民、俄乌战争和对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批评等议题上又与选择党存在一定交集。[16]因此，并不能排除BSW未来与德国选择党形成执政联盟，加入选择党主导下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主流政党阵营只要有一票弃权或跨党投票，便无法阻止选择党单独组建相对多数政府。德国媒体已经将这种可能性视为第三轮投票的关键变量。[17]

当地时间2026年9月6日，德国马格德堡，德国选择党（AfD）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后的选举派对上，主要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与妻子朱莉娅（左）以及该党领导人蒂诺·克吕帕拉、爱丽丝·魏德尔（右）一同竖起大拇指。视觉中国 图

不过，当下既是选择党的高光时刻，也是选择党真正的风险时刻。选择党正在面临一个许多挑战型政党（challenger party）在选举胜利后都会遇到的根本难题：如何从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外、以挑战政治建制为主要身份的反对党，转变为一个真正能够承担治理责任的执政党。本次选择党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选民的抗议性投票之上。抗议政治的优势在于能够准确捕捉社会不满，并将复杂的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政治诉求。然而，治理政治却要求政党去解决一个个复杂的现实问题。政治归根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一个政党一旦真正进入政府，就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政党纲领行事，而是要在多重目标中不断取舍，并为这些取舍承担政治责任。

注释：

[1] https://wahlergebnisse.sachsen-anhalt.de/wahlen/lt26/erg_land.html

[2] https://www.nytimes.com/2026/09/06/world/europe/afd-germany-europe-far-right-saxony-anhalt.html

[3] Colin Rallings, Michael Thrasher, and Ron Johnston, “The Slow Death of a Governing Party: The Erosion of Conservative Local Electoral Support in England 1979–97”, British Politics, Vol.4, No.2, 2002, pp.177–201.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sep/07/afd-thanks-elon-musk-german-state-elections-2026-win

[5] 防御型民主理念起源于德裔政治学者卡尔·罗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或译作卡尔·勒文施泰因）的思想，见Karl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1, No.3, 1937, pp.417-432; Karl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1, No.4, 1937, pp.638-658.

[6] https://wahlen.sachsen-anhalt.de/zu-den-wahlen/allgemeine-informationen-zur-landtagswahl/wahlsystem/

[7] Scott Ashworth,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Work,”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No.1, 2012, pp.183-201.

[8] https://amp.dw.com/de/sachsen-anhalt-wahl-2026-aktuell-endergebnis-afd-ulrich-siegmund-warum-erfolgreich-landtagswahl/a-79107375

[9]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innenpolitik/analyse-landtagswahl-sachsen-anhalt-100.html

[10] Eckhard Jesse, Streitbare Demokratie: Theorie, Praxis und Herausforder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rlin: Colloquium, 1980.

[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may/02/german-spy-agency-afd-confirmed-rightwing-extremist-force

[12]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9-225页。

[13] José Antonio Cheibub,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 https://www.ifopgroup.com/en/article/voting-intentions-for-the-2027-presidential-election-and-french-public-opinion-following-marine-le-pens-announcement-of-her-candidacy

[1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arking-record-tenure-meloni-hails-italys-turn-stability-2026-09-04/

[16]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9/25/not-just-afd-whats-the-bsw-germanys-rising-new-populist-left-party

[17]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innenpolitik/liveblog-nach-sachsen-anhalt-wahl-1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