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弈评《苏我氏的兴亡》︱一个历史从业者的追问与反思
近日赋闲在家，得《苏我氏的兴亡》一书，简单翻阅一遍，想从翻译者、历史研究者以及历史文化普及者的三个不同角度，来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草草而就，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万请海涵。
翻译者所见
从翻译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译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以至于有一些翻译上的遗憾。
首先是一些字词错误，行文中的人名与史料我未作原典校勘，仅列举显而易见的错误，例如“内竖”误作“内坚”（39页），“弘仁五年”误作“引仁五年”（44页），“藤原镰足”误作“藤原谦足”（131页），等等；同样作为译者，我能够理解行文中出现笔误，数十万字著作中出现几处笔误，或许确实难以避免，然而这总归是暴露出译者对相关知识不够熟悉（当然也可能是五笔输入法的错……），略显遗憾。
接下来则是一些疑似是翻译者相关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译，例如中译本提及山田寺佛头时，有“丈六佛像的佛头现在成为了兴福寺本尊（相传为兴福寺僧侣带回了山田寺的佛像）”之语（174页），这里提到的佛头指的就是著名的山田寺佛头，现在收藏于兴福寺珍宝馆，是白凤美术的代表作，前两年奈良国立博物馆举办建馆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展“白凤”时，兴福寺曾将这一佛头短暂借出约一周左右；至于说山田寺佛头为何会入兴福寺，则是由于镰仓初年兴福寺被平重衡烧毁后重修时，兴福寺的僧侣们强取山田寺的佛像为东金堂本尊（需要注意的是，东金堂本尊也非兴福寺本尊），此后又经历过一次烧毁，最终只剩下佛头。此处我未见日文原文，不敢多加揣测，但是，佛头显然是不能单独作为佛像供奉的，而且现在山田寺佛头也并非兴福寺本尊，至少可以说，这一描述是不准确的。
另一处则有“在唐的影响下，律令统治的构想在天智朝成为可能（根据《近江令》中的观点，此时已经实现了令制支配）”之语（182页），此处我也不知原文如何，但是想来应当是“根据《近江令》存在的观点则此时已经实现了令制支配”之意。因为《近江令》虽然在名义上是日本最初的令条集，但是实际上除了名义上存在之外，目前完全没有其他《近江令》实际存在的证据，也无法想象其状态。由此来说，我们既然无法得知《近江令》中的只言片语，那自然无从提及“根据《近江令》中的观点”云云，而这作为日本史的基础常识，很难想象原作者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想来应该是译者翻译时的笔误。
此外，中译本提到，“苏我马子这个称呼中的‘子’字与孔子、孙子同为尊称，因此苏我马子的真正名称为‘马’，同时厩户皇子（圣德太子）的名字中有‘厩’字，厩户之女又名为‘马屋古女王’，他们名字中相通的‘马’字值得关注”（115页）。同样笔者由于未见原文，不能确定这里的翻译是否准确，但是在当时‘子’字确实出现在男性名中，例如众所周知的小野妹子等，“某某子”在当时并不是非常罕见的男性名，因此强调苏我马子的真名为“马”而子字是对他的尊称，总有些奇怪；此外关于“马子”之名，一说认为是以出生的干支年为名，由于苏我马子的具体生年没有其他任何记载，因此这暂时只能作为一说备考；但是考虑到有不少以干支入姓名之例，可以说这一观点仍然颇有吸引力。
历史研究者之所见
作为历史研究者，笔者想要反思的则是这本书里的一些观点。
首先，本书想要描绘的其实是从旧有的负名氏族往官僚氏族的转变过程，换言之，本书中存在着非常明确的从“传统氏族”（物部氏、大伴氏等）到“新兴氏族”（苏我氏）到“官僚氏族”（藤原氏）的历史进化论叙述，因此虽然本书以苏我氏为题，却在共计五章的结构之中，先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在写什么是日本的氏族，再用一整章的篇幅在写藤原氏。然而本书对藤原氏的描述颇有一些问题，根本上来说，这里的问题是从后世视角来描述所谓的“官僚氏族藤原氏”的形成，因此颇有些出于全知视角的点评，例如所谓“藤原氏通过参与整理律令官僚制度，制定了最有利于氏族发展的荫位制度，将子孙后代延续贵族身份的目的成功编入律令机制使其制度化”云云，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结果论。
基于这一观点，作者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叙述，其论据引用了野村忠夫关于官人出身法的研究。野村指出，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在叙位时，没有以藤原不比等之子的身份叙位，而是以藤原镰足之孙的身份使用荫孙条例，因为当时根据藤原不比等（时任大纳言，官阶为正三位）之子的身份计算，其嫡子荫位为从六位上；假如根据藤原镰足（死后获赠大织冠位，换算为官阶则为正一位）之孙的身份计算，其嫡孙荫位则是正六位上，庶孙荫位也是正六位下。换言之，对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而言，以藤原不比等之子的身份能够获得的荫位，不如以藤原镰足之孙的身份能够获得的荫位高，因此藤原四子均选择了以藤原镰足之孙身份获取荫位。
作者认为，藤原氏对荫位的运用非常“狡猾”，精打细算，利用官僚制度为自身谋求利益，并将其上升到苏我氏与藤原氏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使用了不同的战略来维持氏族权势，将最终苏我氏退出历史舞台而藤原氏留存了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苏我氏未能形成关于律令制的统治构想。作者的这一解读，至少在笔者看来，是不符合历史学研究规范的。
探求一个制度的运作机制以及计算从中能够获得的最优解，可以说是制度研究的乐趣所在，而尤其需要注意回避的则是价值判断，作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可以讨论其合理性而不应轻易讨论其善恶，更不应该将其引申为故意、恶性地利用制度：追根究底，藤原四子在当时他们所处的条件下利用祖辈余荫获得更高的出身位阶，这一操作合情合理合法，毫无可指责之处，假如他们不这么做才显得奇怪。而历史上虽然不见时人对此的评价（藤氏家传中对此略有涉及，但这是藤原家自己编纂的家史，多少会有些美化），但是可以想见的是，这一行为不仅不会引来时人的指责，反而应当是值得赞誉的。作者将此解读为藤原氏利用律令官僚制度的规定维系自身氏族权益的行为，这并没有错误，但是此后的评价则多少有失历史学者的立场：笔者本科入学之后第一堂专业课上受到的教诲，就是历史研究者之所以区别于单纯的爱好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研究者应当优先做事实判断而尽量回避价值判断，而典型的价值判断包括善恶、是非、功过、成败、对错等等，而作者的这一评价正是典型的价值判断，并且还是基于后世结果对时人做出的价值判断。
这可以说只是本书的一个小问题，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则是本书试图描绘出一个从“传统氏族”（物部氏、大伴氏等）到“新兴氏族”（苏我氏）再到“官僚氏族”（藤原氏）的演进过程，进而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寻找日本古代国家发展过程的缩影。对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描述的尝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同样的，“官僚氏族藤原氏”这一定义本身是后发定义的，它作为一个描述性表述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就像此前关于藤原氏与荫位的例子一样，假如认为藤原氏利用官僚政治规则实现了氏族的存续，就是典型的逆转因果了；而在本书中，苏我氏其实更多时候是以藤原氏的对立面，或者说是“官僚贵族藤原氏”的前一发展形态出现的，因此文中多处在强调苏我氏与藤原氏的区别，以至于有些地方给人以用力过猛的感觉：藤原氏是适应了律令官僚体制的新氏族，因此苏我氏就是抱残守缺、与旧规则同归于尽的旧氏族；藤原氏以藤原镰足—藤原不比等的直系血缘维系，这是新型的氏族形态，那么苏我氏就是继承了大伴、物部等负名氏族的旧氏族形态，这一氏族形态不以血缘关系维系，而是以职业为氏族名，等等。
这里提到的负名氏与部民制，是律令制以前的日本的重要制度，在律令制下也保留了很多残余影响，对于理解日本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作者为了强调苏我氏与藤原氏之间的区别，有过度强调部民制造成的非血缘氏族之嫌。诚然，苏我氏除了在中央执掌政权的那一支家系之外，在日本各地都分布有冠苏我或是苏我部之名的氏族存在，一见之下似乎确实“苏我”之名确实并非以血缘关系维持，这与藤原氏统一奉藤原镰足与藤原不比等这一系为直系先祖似有不同；然而实际执掌政权的苏我氏同样是毫无疑问的血缘氏族，他们与地方苏我氏之间或许确实没有血缘相连，可能更接近于本宗与徒附的关系，但是由此而否认苏我氏、进而否认发源于负名氏族的大伴、物部等氏族的血缘传承，就未免有过度解读之嫌了。
同样的，由于本书试图描绘的是“传统氏族苏我氏”的衰落与“官僚氏族藤原氏”兴起的过程，因此对苏我氏在奈良时代之后的发展近乎没有着墨，给读者一种苏我氏（或者是由苏我氏改姓的石川氏）在七世纪末就彻底被抹消的错觉。
然而，苏我氏虽然先在乙巳之变中被消灭了本家，此后在天智、天武朝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又先后有人受到打击，因此迅速从最大的几家贵族中滑落，不再有影响政局的实力；但其实苏我氏远没有完全消失，此后以中下层官僚、地方豪族等身份传承数百年之久，关于这部分内容，仓本一宏所著《苏我氏》（与这本《苏我氏的兴亡》大约同期出版）的描写较为详细，这本书暂时没有中译本，对此有兴趣且有日语阅读能力的读者不妨一读。
历史文化普及者所见
从历史文化普及者的角度，笔者想要反思的则是本书是否实现了使用一般读者也能够简单理解的表述方式，以及本书想要传达的主题是否成功传递了出来。例如作者在前言与后记中反复提及过日本史中的姓与氏的区别，为何“藤原道长”是“ふじわらのみちなが”而“德川家康”则是“とくがわいえやす”，这个问题其实只要解释清楚日本史上的姓、氏与苗字之间的区别即可，然而行文中的解读我并不确定是否简单易懂到方便一般读者理解。
归根结底，这是一部由历史研究者所撰写的、面向一般爱好者的普及向著作，因此需要追求的除了历史事实与解读的准确性之外，还包括行文是否足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读者理解，这首先要求的是材料的取舍，更重要的则是行文主旨与叙述方式的选择。
正如前文反复提及的，本书虽然名为《苏我氏的兴亡》，但是想要描述的内容其实远不仅限于苏我这一氏族本身，而是以苏我为媒介试图描绘日本古代氏族、家族的变迁，进而追溯日本古代国家的演进历程，这一尝试本身值得高度评价，至于作者这一企图是否能够完美传递给一般读者，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笔者限于日本古代史研究者的这一身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或许反而更不客观，有待诸位读者自行阅读与体会。
总而言之，虽然全篇都在写这本书中存在的问题，这并不是在试图否定这本书的价值，只能算是笔者身为从业人员的反思；这本书作为最近几年新出版的普及性读物，基本实现了几十年来学界成果的汇总，例如小山田古坟的考古发掘等内容则更是撰述时最新（日文版出版于2015年末）的研究成果，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