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技术｜当硅谷、白宫与资本合谋：美国加速AI战争竞赛

随着大国博弈迈入“技术军备竞赛”新阶段，大国之间围绕军事技术的体系性竞争态势已经形成，近年来发生的热战展现了当代新兴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今年2月底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人工智能在这一军事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美国人工智能战争工具，五角大楼与帕兰蒂尔公司等企业共同研发的梅文（Maven）智能系统“大显身手”。其可将打击目标的处理量从每日不到100个提升到每日5000个，并使操作者的杀伤决策时间缩短至仅72秒。这一以杀伤效率为导向的军事系统实际上会削弱人类对武器系统的监督。随着美国加快发展智能化战争能力，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其中蕴藏的重大风险。

美国加快提升人工智能战争能力

近年来，美国将技术竞争视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尤其是愈发重视以先进技术赋能军事能力，国防订单持续流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新兴科技企业。随着美国军事部门与硅谷之间的战略纽带不断强化，一个以防务创新生态为核心的“科技－军事－工业复合体”正在持续演进，并在美国国家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军工复合体”概念最早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在其卸任演讲中提出，旨在揭示冷战背景下美国军队、国会与军工企业之间形成的利益勾连网络，对民主制度与民众的公共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传统意义上的军工复合体通常指美国军事安全机构、国会与防务承包商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铁三角”关系。

在美国持续深化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军工复合体正经历深层次的变革。美国国会近年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针对人工智能研发、量子网络、自主武器以及高超音速系统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加强了在创新与现代化方面的战略投资，规模近1500亿美元，用于研发、测试和评估高超音速、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移动微型核反应堆及高能激光技术。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打造智能化战争能力方面的部署步伐进一步加快。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白宫决策层与硅谷之间极为密切的联系。副总统万斯、白宫人工智能事务负责人戴维·萨克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等人，均拥有科技或金融行业的从业履历，他们成为主导美国国家安全与科技政策的核心人物。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必须维护美国在尖端军事及军民两用技术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决定未来军事实力走向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自主系统等领域。2026年1月，五角大楼发布《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旨在推动美军成为“人工智能优先”（AI-first）的作战力量，通过“蜂群锻造”等具体项目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美军“杀伤链”，突出实战导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特意选择在SpaceX公司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基地发表演讲，称美国国防工业系统存在封闭顽疾和规避风险弊端，未来需帮助新兴科技企业更好融入国防供应链，确保美军获取最好的创新资源。

新型防务承包商的崛起

传统上以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等防务巨头为主导的美国军工体系，正在向融合新兴科技力量的国防创新生态系统转变。随着智能化战争的演进，美国防务承包商加速引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着力开发具备自主瞄准、智能侦察、分布式指挥等功能的下一代武器系统。美国国防部整合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国防数字服务局（DDS）等机构，组建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专设以技术创新为主要职责的副部长职位，并设立创新指导小组以及首席技术官等咨询和决策职位，以系统评估关键与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潜力。

美国国防部同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硅谷巨头在软件开发、数据存储和网络运用等方面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国防部推动的人工智能旗舰项目“梅文”，旨在构建基于强大算法的目标识别系统与配套装备体系，该系统数据集成平台由帕兰蒂尔公司开发，亚马逊、马克萨尔科技、微软等公司也参与其中。

实际上，帕兰蒂尔公司与美国军方的合作关系非常紧密，其开发的“哥谭”（Gotham）智能情报分析系统已深度嵌入美国国防决策流程，因其在乌克兰战场中的优异表现而被称为“决策大脑”。自2009年以来，帕兰蒂尔公司获得的政府订单金额逐年攀升。2025年8月，帕兰蒂尔公司与美国陆军签署总额高达100亿美元的长期合同，将在未来十年为陆军作战行动提供数据支持与软件服务。

另一家硅谷的“新贵”——安杜里尔公司则以Lattice人工智能战场感知与指挥平台为核心，整合无人系统与多类监视设备，提供软硬件一体化的防务解决方案。在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的无人机项目竞标中，安杜里尔公司与通用原子航天系统公司击败了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与洛克希德·马丁等大型防务企业。与大型传统军工企业相比，这些初创公司在新兴技术研发和转化方面更具效率优势：它们既能够及时响应军方的动态需求，也有效降低了相关技术军事化应用的门槛，因此快速成长为新一代防务承包商。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国防预算中技术研发和应用投入的持续增长，传统国防承包商开始将研发重点转向新兴技术领域，尝试开发人工智能集成系统等，以赋能武器装备。2024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成立子公司Astris AI，正式宣告进入军用人工智能赛道。同年10月，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也对外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决策技术，其能够支持作战人员在动态环境下实时监控战场态势并辅助制定战术决策。

军事科技的资本赋能者

美国科技企业帮助军方打造智能化战争能力，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加持。自20世纪末以来，硅谷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依赖高度活跃的风险投资体系。美国中央情报局设立的In-Q-Tel公司等具备政府背景的风投机构，不仅直接投资了一大批前沿技术企业，更撬动了大量私营资本跟随入场。

为推动新兴技术企业顺利进入国防体系，美国国防部积极引导资本布局，鼓励风险投资机构关注初创企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度过技术转化和商业化初期的高风险阶段。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小组”（DIU）和“技术转化加速倡议”等项目，是发挥这一作用的关键平台。与主要致力于基础和前沿技术研发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不同，DIU不直接承担长期科研任务，更侧重快速识别、筛选并引入市场上已初步成熟的技术成果，将其整合进入国防体系。DIU的核心职能在于发掘和支持具备颠覆性潜力的私营技术企业，助力其先进技术向军事应用的高效转化。

为此，DIU借鉴In-Q-Tel公司的运作模式，通过公开招标、技术竞赛、快速试点等流程，与美国科技公司紧密对接，为其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DIU特别引入了“其他交易权限”（Other Transaction Authority, OTA）合同机制，使目标企业能够绕开美国国防部繁复的法规体系。这种做法可以加速资金流向初创企业，提升新兴技术转向原型生产和实际部署的效率，帮助这些企业应对“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难题。例如，DIU曾通过OTA与C3.ai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将该企业的技术应用于空军作战飞机项目。帕兰蒂尔、安杜里尔等知名科技公司也曾获得DIU的资助。

红杉资本、安德森·霍洛维茨（a16z）等私营风险投资机构，也深度介入初创防务科技企业的发展，在企业早期战略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多个由其领投的初创企业获得政府合同后，更加积极地响应美国军方的需求。例如，人工智能之盾（Shield AI）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军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的美国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通过其“美国活力”（American Dynamism）投资板块，多次参与该公司的融资。

显然，风险投资机构与初创防务科技企业形成紧密联盟，这成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演进的重要特征之一。麦肯锡咨询公司将这一趋势概括为“技术颠覆”的第三波浪潮，即防务科技企业与风险资本共同构建覆盖研发、融资与应用的技术生态系统。

总之，大国竞争加剧、地缘冲突频发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互叠加，为美国军工科技产业的扩张与重塑提供了“机会窗口”。大批硅谷企业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回避政府订单、与军方保持距离的立场，成长为新的防务巨头。在“民参军”场景不断拓展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和军方吸纳这些商业力量，共同重塑美国的国防创新生态。这是影响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重要变量。

“地缘技术”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昊教授的专栏，旨在探讨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之间的互动，从“技术政治”维度把握全球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