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杭州三沐茶苑遇友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每年去杭州，我的朋友、学生带我游遍杭州，吃遍大街小巷。杭州就是个大花园，大花园里套着数不尽的小花园，即便是犄角旮旯的小角落也别有洞天，令人流连忘返，更遑论西湖、白堤、西溪、夜航运河。2019年3月，我被聘请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每月在杭州一周左右时间，更领略了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神韵。

然而，杭州最让我舒坦的地方，是浙传媒附近的下沙消防主题公园内的三沐茶苑。

消防主题公园在杭州的东北角，靠近钱塘江，离市中心很远。那段时间，学校给我在校对面的雷蒙德公寓租了套房做临时住所，公寓离消防公园仅十分钟步行路。上午，我开会、处理些杂务，下午二点左右就步行去公园，从东南门入院，沿着一条竹林小径就到了三沐茶苑，要一壶清茶，坐在门外的露台上。那时，我正在着手修改《新闻学概论》第七版，我带了些文献资料做参考。

三沐茶苑不大，正室有四张小方桌，偏房是小会议室，露台从正室延伸出去，搁在湖边，湖面并不大，但一泓清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露台撑着一把遮阳伞，伞边长着一棵薛荔树，枝条细密，椭圆形叶片小而密，遮阳但不挡风。正值春末夏初，不冷不热，微风吹来，浑身凉爽。有时会下毛毛雨，雨珠全被遮阳伞挡住，反而更加惬意。公园游人稀少，很安静，茶室女主人姓毛，我叫她小毛，只雇一名员工，但服务极周到，时不时给添上开水，每次还给我三小碟零食，问我喜不喜欢，不喜欢可以换品种。每天下午，我就坐在露台藤椅上静静读书。读久了，我会沿着湖边散步。春末的余温浸漫过湖岸，初夏悄然在水波之上。芦苇一片新绿，已长得很茂密，微风飘过，芦叶迎风摇曳，发出细声细气的耳语。我从小喜欢芦苇，小时候在宁波小山村读小学，家门口就是宁波卢江的小支河，河两边全是芦苇。每当芦苇抽芽长叶，我就知道春天到了。背上书包去上学，沿河岸一路抚摸着青青的芦苇，满心喜悦。《诗经》中有一篇《卫风，硕人》写到的葭，就是指初夏的芦苇：“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用高高丛生的芦苇作比兴，来描写当年大美女庄姜陪嫁的姑娘高挑华贵，随行的武士英俊帅气。芦苇是古人今人都喜爱的欢庆之物。

有一次，当我散步回来，突然来了位访客——一只甲壳虫飞到我书面上。这只甲壳虫，红背黑点，很常见。它沿着书的四边巡视一番，然后爬到书缝里，使劲想钻进去，但又钻不进，就趴在那里。我读的是一本新买的书，不知是书香吸引了它，还是寂寞了想和我玩？我怕伤到它，不敢翻书，静静地看着它。它舒舒服服地躺平，我俩就这么互相欣赏着。过了好一会儿，它才懒洋洋向前爬，爬到书沿，张开翅膀，凌空起飞，钻进树丛。我希望这只甲壳虫能飞回来，但它再不来了。

过了几天，来了位新访客——小蜻蜓，又叫豆娘。它无视我的存在，凌空直下，扑在我的那碟瓜子上，开始用细细的小腿扒拉，同时，彩色的长尾巴上下翻卷，扭过头，斜眼瞧着我，一对长须360度旋转试探我。豆娘只吃小虫子，怎么会对我瓜子感兴趣？我伸头一看，天哪，豆娘正啃着一只小蚜虫。原来小蚜虫偷吃瓜子，豆娘专门来保护我的食物呀。我喃喃地说“谢谢”，它却弹跳而起，飞向湖中，让我惆怅了好一会。

再过几天，第三位不速之客来了——一只小蜘蛛。它从薛荔树上吊着一根几乎看不见的细丝空降到我的书上。这只小蜘蛛只有米粒大，通体粉黄，半透明。我好喜欢这只晶莹剔透的小家伙，看着它在书上爬，大气都不敢出，怕吹走了它。可它爬了十分钟，连几行字的距离都没爬过，就躺下不动。它没有翅膀，飞不走，又爬不动了，我只好小心翼翼用纸片把它送回树上，说声“再见”，依依惜别。

从此以后，再没有小生物来陪我了，却来了两位真人。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斜阳已映红了湖面，我听到湖对面传来二胡和短笛的合奏声。举目望去，依稀是一老一少，二胡拉得极圆润悠扬，短笛显然吹得有点生涩。越剧的曲目，配合并不协调。我沿湖岸走到凉亭，果然是一老一少，老的看上去已过七十，小的十二、三岁。我在凉亭长椅上坐下，老人连忙上前问候：“老阿哥，怎么称呼？”我报出姓和年龄，他一听，乐了：“我比你小二岁，叫你一声老阿哥叫对了！”然后再问：“听你口音像是宁波人？”

“宁波镇海人。”我回答。

“我是宁波慈溪人。”他用纯纯的宁波话说：“同乡人啊！”

李良荣在杭州

我们两位老宁波立马热络起来，他自我介绍姓谢，指着眼前少年说：“这是我外孙。”还忙不迭让他外孙叫我“阿爷”。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长住宁波，近些日子来杭州女儿家小住。

他打量我一会问道：“看你样子，像是读书人？”

我笑着答：“教书匠，在大学教书。”

“哇，大学教授！”他提高声调“不简单，我是手艺人，拉二胡，吹笛子，整整五十年，混口饭吃，不能和你比。”

我说：“宁波这地方，人多田少，靠种田会饿死人。宁波人只有三条活路：经商、读书、学手艺，都一样。你的二胡拉得出神入化，是老把式。一招鲜，吃遍天啊！”

他摇摇头：“身体不行了，高血压，儿子女儿绝对禁止我再上台。现在就教教孙子外孙。”接着又问：“李老师对江南丝竹很有兴趣？”

我告诉他，六十多年前学过二胡、笛子，学不成，早废了，但还爱听。

“爱听什么曲子？”他问。

“小时候学过‘放风筝’，特喜欢。”

他起身，从长长的布袋里挑出一支短笛，那短笛是紫红色，油光发亮，很有年份了。谢师傅试了试音调，突然就蹦出高音“放风筝”。那音调忽高忽低，忽急忽缓，节奏明快，把秋风中儿童们放风筝时兴奋、紧张、愉悦的场景逐次展开。我痴痴地听，仿佛回到少儿时代。他一口气吹完，气也不喘。我只能用炉火纯青来形容他的笛艺。

从那以后，我还坐在薛荔树下读书，他带着外孙准时出现在对面凉亭。我偶然会过去，聊聊天，怕打扰他们，就隔着湖，挥挥手打招呼。有天下午，我正埋头读书，一抬头，发现谢师傅竟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我连忙让服务员泡上一壶新茶，以茶代酒，我俩又聊起各种话题：老家的故事，宁波的变迁，各种家乡美食。

聊着聊着，他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我看到你们读书人真眼红。我打小就喜欢读书，最大梦想是进慈溪中学。但家里太穷，父亲靠种点菜在镇上摆摊，四个兄弟姐妹经常饿肚子。我是家里老大，读完初小才十岁，托了位亲戚，进了一家越剧团当学徒，名义上是学二胡，实际上是小杂工，学了几年都不太会拉。大了几岁，懂事了，知道自己活下来必须学会一门手艺，才下功夫学。无论天冷天热，每天晚上一个人练到十二点钟。十六岁那年，第一次登台伴奏，拉错了一个音，让演员很难堪，观众喝倒彩，被师傅暴揍一顿。我咬咬牙，继续苦练。到十八岁才算学徒满师。1965年6月5日，我第一次正式领了工资33.5元。我只留下3.5元，其余三十元整数全交给母亲。老母亲眼泪连线往下流，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们的剧团原先是民营的，后来公私合营，但上面一分钱都不下拨，全靠剧团跑码头，自负盈亏。那时农村也穷，请不起戏班子，只有过年过节才有演出，饱一顿、饿一顿，勉勉强强撑下去。到了1980年代，农村搞包产到户，农民有活钱了，我们戏班子突然火起来，尤其中秋前后十天，春节前后三十天，戏排得满满当当，一天连演两场还忙不过来。所有戏迷熟悉的戏曲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碧玉簪》、《白蛇传》、《王老虎抢亲》统统开放。越剧唱的无非就是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可老百姓就好这一口。一到演出时段，全乡都轰动，场子里人山人海，坐在前排清一色的老头老太。我当时已是头把琴师，戏幕一拉开，我的二胡一响，人声鼎沸的场子立马鸦雀无声，全都仰头看戏。随着剧情展开，有时笑声一片，有时哭泣一片，演员谢幕，喝彩声掌声五分钟停不下来，那些老戏迷追着我们，我们演十天，他们追十天，还钻到后台送鸡蛋、花生米、瓜子、栗子，一把一把往我们手里塞。”

我静静地听他讲，讲到动情处，他脸上泛红光，双手挥动。

“我最难忘一件事，八十年代末，有次剧团想改革，用小提琴来做伴奏。但小提琴一拉响，下面一批老观众不干了，立马起哄，齐声高喊：‘谢师傅！谢师傅！’戏没法开演，团长满头大汗，赶紧请我坐上位置拉二胡。我二胡一拉起，观众大声喝彩：‘好！好！好！’，我一边拉二胡，一边掉眼泪。”

看他眼睛潮湿了，我马上给他倒上茶水，他慢慢喝着，缓缓说了一句：“这情景，终身难忘。演出回来，躺在床上，只想出一句话：踏踏实实做事做人，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这一生就活得值了！”

他慢慢起身，居然向我鞠了一躬说：“难得有人听我唠唠叨叨讲完我的人生。我明天回宁波，今天特地来向李老师告别。”随手从袖口中掏出一支短笛，对着湖面，突然吹起传统名曲《喜相逢》。他吹得非常投入，那笛声喜悦中带点伤感，我听得入迷。当笛声收起，他向我一抱拳：“李老师，老阿哥，今朝别过，有缘人终会再见。”

然后，他飘然而去，微风吹拂他的夹克衫 ，真有闲云野鹤之态。

谢师傅走了，却留下让我品味许久的话：无论是人，还是植物、动物，能给人们带来愉悦的，才是活得有价值的。

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陆陆续续再去三沐茶苑喝茶、读书、查资料，到2020年8月修改完成《新闻学概论》教材第七版。过了几个月，此书正式出版，我又去了次三沐茶苑，没见到谢师傅，只是把新书赠送给茶室老板娘小毛，扉页上写着：“三沐茶苑，沐风沐雨沐情”。

  李良荣写于2026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