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越南：沿着百年滇越铁路｜镜相
摄影/丁海笑; 海报设计/祝碧晨
作者 | 丁海笑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2026年－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启动，云南、广西同步落地跨境自驾、边境互游线路，暑期边境旅游迎来旺季。
十五年前，旅行作家丁海笑计划乘火车去越南，但那时国际铁路车次和时间无从查起，也无人说清是否仍在通车。最终，他只得先坐绿皮火车到昆明，再换两辆大巴往河内。带着高烧穿越河口口岸，沿途村落凋敝，伴随着大巴里上世纪九十年代熟悉的旋律，他抵达了河内。十五年后，海笑再度出发，沿滇越铁路而行——这是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西南联大师生曾辗转此路入滇。如今滇段已被昆玉河铁路取代，他坐上昆明开往红河的城际列车，在滇越山间穿行，我们也在海笑笔下，得见一个真实的越南。
本文是“重走越南”的上篇，记录了一场从昆明到河内的边境穿越。当全球化叙事在关税与贸易战的阴影下摇摇欲坠，这条古老的铁路线依然承载着流动的人群、货物与记忆。河内未眠，而抵达它从来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澎湃新闻·镜相工作室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距离我第一次的越南之旅已经过去十余年了。每当回想，脑中总会浮现那个法式别墅百叶窗内的房间，潮湿，闷热，如刀切般的炽烈光束；墙外即灰扑扑的街巷，横冲直撞的行人与摩托，街道的色彩直接而猛烈，缺乏季节的过渡。
空气中弥漫着青柠檬的香气、汗味以及食物被过度烹饪的焦味；周围的一切都在发霉，无论是柜子、床单，还是淡黄色的墙体；光影交错间，吊扇忽闪忽闪，恰如毛姆笔下的那般。
越南，虽然不再是中国游客浅尝异域风情的首选目的地——有更多容易前往的国度，它们更富张力，也更有谈资；同时，在另一套新闻话语下，越南则意味着转口贸易、产业转移和新兴市场。
但越南仍深深吸引着我，它是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笔下那个炎热而单调的狭长地带，是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一眼就爱上的国度，也是足以让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忘记故乡的地方。
沿着滇越铁路的两段旅行
2011年伊始，我就曾打算乘火车去越南，彼时的国际铁路仍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既查不到车次和时间，也没有人说得清是否仍在通车。最终，我只得一路绿皮火车抵达昆明，再辗转两辆大巴去往河内（越南首都）。
从北纬36度的西北小城，到北纬11度的胡志明市，我的旅程几乎跨越了一整个纬度带，三种不同的季节。出发时硬座车厢的过道里还堆着积雪，我只买到了站票，在末节车厢，刺骨的寒风钻进来，蜷着身子捱过一夜。列车行驶在陇海线上，窗外是无尽的雪国，乘务员竟推着小车兜售冰棍。越行越南，北方干冷的空气逐渐被南方湿热的水汽代替。
滇越铁路老街站
一月的云南，气温骤降，我为了减轻负重，去时只带了春衣。长途客车离开昆明朝南驶去，翻越层层山岭，窗外雾气迷蒙，我蜷缩在冷风嗖嗖的车厢后排。随着海拔的急剧变化，身体也迎来了高温效应，依靠药物勉强维系着头脑的清醒。
车顺着326国道南行，终点是河口口岸，刚驶出开远不久，老国道便排起了长龙，一堵就是两个多钟头。下车解手之际，迎面撞见我的大学同学，他恰好在中越边境的金水河口岸工作，也被堵在了另一辆大巴上。他帮我联络上了河口口岸的同学，并托付其一路护送我过境。临别时，河口同学有些腼腆地说那边我就不过去了，我们握了握手，在友谊桥头告别。
入越南关口时，我遇到了一点麻烦，对面的边境官员沉着脸，像那些日复一日被重复工作所消磨的人——僵化、冷漠、易怒，仿佛任何一件小事就能点燃他们的火气。正巧同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便借口说有越南朋友在外面等我，搪塞了过去。
河口同学在电话里说，有一位越南朋友刚好也要回河内，路上能够有个照应。在入境大厅外，我见到了他的朋友阿蓉，来自离河内不远的永安（Vinh Yen）。
此时，对岸的河口已冷冷清清，而老街却依然灯火通明。我稀里糊涂地被装上一辆摩托车，跟着阿蓉来到老街火车站，这里挤满了去沙巴徒步的外国背包客、春节返乡的越南旅客和来往其间的中国商人。随后，我被塞进一辆开往河内的跨夜巴士。
夜车像是一座流浪的马戏团，车内的五彩灯条明明灭灭，车载电视上循环播放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音乐录影带，连字幕都是中文，画面一般为椰影婆娑下的泳装女郎，配上慢速的迪斯科舞曲，唱的却是吐字柔软的越南语，这样的音乐一路伴随我到河内。
山路盘旋，车在迷雾笼罩的山间穿行，时走时停，这些越南人大都缺乏山区经验，许多人一边吃着晕车药，一边呕吐。夜色中，我瞥见沿途凋敝的村落与城镇，与云南的乡下无异，唯一不同的是招牌上的拼音文字。
阿蓉在中国上过学，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从她口中，我了解到了一个鲜活而真实的越南。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才看清楚阿蓉的脸——清秀、美丽，个性里带着南方女孩的那种干练。不知为何，我脑中竟然跳出“越南新娘”四个字——那是过去新闻上经常出现的有些刻板的词汇，但她却是一个活生生的越南人，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越南普通人。
越南社会其实比我想象的保守，一名越南女子领着外国男人，难免引来旁人的异样目光。阿蓉告诉我，车上已经有人问我是不是她的男朋友了。随后她聊起在中国读书时的经历，有不少中国人曾向她求婚，但都被她拒绝了，她还是想嫁给越南人。
阿蓉在永安下车，消失在夜幕中。这座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城，如今已是越南北部重要的工业中心，电子、汽车制造与精密机械产业都在此落地生根。
我在清晨五点抵达河内，这是一座破旧而新兴的都会，刚刚庆祝完它的千岁生日。除了零星的小吃摊，街上异常安静，而这也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河内最静谧的时刻。河内站、还剑湖、三十六行街……一个个熟悉的地名跳将出来，它们原是我脑中建构出的符号，如今成为我眼中的越南。
十五年后重走越南，这一次我选择了火车之旅，沿着昔日的滇越铁路，从昆明一路前往河内。
昆玉河铁路已全线通车，取代了旧时的滇越铁路滇段（1958年改名昆河铁路，2003年停止客运）。我坐上昆明开往红河的城际列车，在滇越山间穿行，信号时有时无，感觉是在下乡，黄色和红色的土地渐起，人们的面孔也如中南半岛的拼图。
我在铁路沿线的建水逗留了几日，这座小城曾是滇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被称为“滇南邹鲁”。这里的“米轨铁路”（轨距1米的窄轨铁路）上仍跑着观光用途的小火车，但这一段米轨并非滇越铁路，而是个碧石铁路的遗存。1915年，为打破法国人对滇南路权与资源的垄断，个碧石铁路由本地乡绅出资修建，采用比米轨更窄的寸轨（600毫米），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改建为米轨。
滇越铁路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工，由法国人主持修筑，是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连接云南昆明与越南海防。在未通行铁路之前，从河内前往昆明，要先乘蒸汽船，再翻越崇山峻岭，耗时约四十日。由于红河时有涨落，水路仅每年旱季（十月至次年三月）方可通行。1902年，法国旅行摄影师古尔德孟（Jules Gervais-Courtellemont）正是乘坐一叶扁舟，从老街溯河而上，留下了那本日记体式的《云南游记》（Voyage au Yunnan）。
滇越铁路的修通，使得深居内陆的云南获得了通往南洋的出口，理论上可由昆明乘火车直达新加坡。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师生，正是沿着这条铁路辗转入滇，抵达昆明。
西式建筑、西点与咖啡文化亦沿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昆明一度成为中国西南最为“洋气”的城市。民国时期，咖啡厅已遍布昆明，有南屏咖啡室、华达咖啡室、新越西餐厅等，其中，新越西餐厅由越南人经营，胡志明（现代越南的开国领袖）就曾是里面的一位面包师。
滇越铁路出昆明后，沿南盘江河谷往南进入今天的红河州（地处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红河州因红河而得名，红河源出巍山，最终注入越南北部湾，滇越铁路越段几乎就沿着红河河谷修筑。
河口，南溪河与红河的交汇处，1895年，这里取代气候不良的蛮耗，开埠通商，后来的滇越铁路也由此出境。国境两侧的铁路早已中断，我不得不从河口北站转到陆路口岸，徒步穿过中越大桥，再走两公里到老街站换乘SP8次列车，继续沿滇越铁路前往河内。未来，新建中的中越西线铁路将与昆玉河铁路并轨，取代这条法国殖民时期修筑的米轨铁路。
河口是一座没有网约车的县城，出站后，我拼了一辆出租车到市区，找了家标间六十几元的宾馆。下车的时候，女出租车司机诧异地冒了一句：“怎么住这种地方？”
旅馆位于一排县城常见的自建房中，名字很老派，有千禧年前后的气息，门口还写着“某某货运物流部”。我抬头四顾，街道两侧灯红酒绿的，全是发廊和按摩店，夜已深，没敢多做游荡。
排队登记的住客不少，多半是常客，前台将一摞房卡依次分发。旅馆客房明显由住宅改建，楼梯七拐八绕的，通往一个个单元格，我心怀忐忑地往上爬，心想，也算是提前体验越南了。
我彻夜难眠，房间里空落落的，铝合金窗户也关不严实，总感觉有阵阵凉风渗进来。一街之隔是另一家旅馆，对面的房间仿佛伸手可及。我将椅子抵在门后，脑中瞬息闪过无数诡谲的画面。第二天天刚蒙亮，我便打了个车到口岸，快步过境。
摩托王国、老街市场与越南国铁
一月的老街有些微冷，我围上围巾，收紧袜口，将身体蜷缩起来。街上的越南人普遍棉服配拖鞋，上下半身的温差，如同越南的南北之别。老街比印象中繁华了不少，恍惚以为仍在云南。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大街，时刻警惕擦身而过的摩托车，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坐在老街市场对面的咖啡铺，等中午去河内的火车，店主在门前支一小桌，招呼我入座，折叠椅过于袖珍，坐得我脊背生疼。
我要了一杯意式浓缩，罗布斯塔和阿拉比卡的混合咖啡粉，加冰，微甜，搭配一杯中式绿茶，热茶，柠檬茶的茶底，若在越南南方，附的则多是冰水。这家店也卖柠檬冰茶（Tràđá），越南的国民茶饮，招牌上写着“送货上门”，不时有路过的摩托或汽车顺道取货。
摩托穿梭于街巷，运货，运菜，也运人。时而飘过一阵急促的汽车鸣笛声，像印度卡车上的喇叭。
河内老城小巷里运送桃花的摩托车
对面老街市场的招牌上印着移动支付商“viettel money”的广告标志，市场的一半是传统菜市，有土豆、番茄、地瓜、胡萝卜、柠檬、玉米、蘑菇、白菜、丝瓜、豌豆苗等，和云南的集市很像，许多蔬果都从中国进口，只偶尔夹着一些不认识的菜苗，调味品也有一半来自中国，而老街则向中国出口香蕉、西瓜、榴莲、火龙果、花生、龙眼等农产品。
老街市场的另一半是中国小商品批发区，入口上方有一组描绘春节市场景象的彩塑，底下的横幅写着中文：“中国百货商品展示区——强发合作社与通南顺合作项目”，街上的摩的司机冲我喊着：“中国老乡……”
菜市场门口的鲜花摊紧挨着一间塑料盆栽店，里面摆满了金色、绿色、粉色的发财树，这些幸运树以不同的颜色与材质代表中国的五行。越南民间随处悬挂的五色旗，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五色旗又叫五行旗，由五个同心方形组成，颜色对应五方色。
越南人也同岭南人一样，有春节插花的传统。桃、梅、菊、金桔各有寓意。北部的越南人会在客厅、祭台或更庄严的地方插上桃花，桃花是春天的象征，一树桃花满庭春，寓意吉祥与喜气，这些桃枝往往折得硕大，恨不得把整棵树全砍下来。春节的菊花多，人们常在大厅或门前摆放一些菊花，代表延年益寿。那些凋谢的花束最终会被插进路边的垃圾桶，宛如街道上一个个的巨型盆栽。
咖啡铺的隔壁是一家纸扎店，门口摆了一堆纸马祭品——白、紫、绿、红、黄，延续着清代审美。春节快到了，今日是腊月十五，街上到处都在烧纸，纪念祖先亡灵。待到立春，家家户户的门头上又会贴满中文的“立春大吉万事如意亨通”，四周则是一些梵文符号。
我靠着翻译软件，在车站附近买了一盒糯米饭，又用手机在越南铁路官网上订好了火车票。越南的移动支付也已经普及，这在十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便利，那时也临近春节，火车票早早售空，我被迫挤在南北穿行的过夜大巴上，结果被偷得分文不剩……
河内老城着越南老式军服的街头小贩
老街开往河内的SP8观光列车显得有些过于怀旧，每间包厢都有着统一的木纹墙纸、仿瓷地板、镂空台灯，车厢连接处则配有饮水机、洗手台、烘手机、抽水马桶和一个无法连接的无线路由器，它们全都不是火车专用，像是从某家倒闭的廉价快捷酒店里直接拆过来的。
冬春之交是老街与沙巴旅游的淡季，节日人流已经散去，春节还有一阵子，寒潮劝退了大部分情迷热带的观光客。这趟由越南铁路运输股份公司（Traravico）运营的观光列车上乘客不多，几乎人人都可以独占一个包厢。列车员也像效法印度，着统一制服，对外国游客提供搬运行李等服务。时不时钻进来一个小贩，兜售咖啡、方便食品或水煮鸡蛋。窗外是香蕉树、棕榈树、水田、墓地、矮小简陋的水泥房子，以及灰蒙蒙的天空。
越南铁路始于法属印度支那时期，国内线路大多沿用早期修建的米轨，技术滞后，铁路系统也长期南北分治。越南铁路运输股份公司成立于2025年，由原河内铁路运输公司和西贡铁路运输公司合并而成，作为越南铁路（VNR）股份制改革的一部分。
越南国铁在所有可见之处，都反复提到它曾“荣登《孤独星球》全球最为震撼和值得体验的火车之旅——北南铁路线”。这段话不仅出现在国铁官网和旅游宣传手册，还被印在了每一张电子车票上。整个国家因此变得像是一家由背包客口碑背书的网红民宿。
狭长的地形让越南理论上只需拥有一条铁路线即可，这条南北纵贯线也成为旅行者穿行越南的经典线路，你可以从胡志明市出发，由南往北感受纬度、人文和气候的层层变化；也可以从中国云南或广西陆路入境，一路南下体验地缘、文化和历史的时空变迁。
临近河内时天色已暗，火车在嘉林站（Ga Gia Lâm）突然停下，半天不见启动，对面的轨道上泊着一辆开往中国南宁的绿皮火车。同包厢的是一位南美的背包客，我问他河内到了吗，他说去问问乘务员，回来后他转述道：前方的龙编大桥（Cầu Long Biên）发生了事故，我们必须在此下车。所有乘客提着行李跨过铁轨，一头雾水。
横跨红河的龙编大桥建于法属时期，是一座钢铁悬臂桥，连接红河两岸的还剑郡与龙边郡。大桥由法国建筑公司戴德与皮耶（Daydé et Pillé）建造，该公司后来并入埃菲尔系公司，因而龙编大桥也常被称作“横倒着的埃菲尔铁塔”，但其实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参与设计的说法并无直接证据。龙编大桥于1903年投入使用，已逾百年高龄，在河内市交通远景规划中，这座桥被列入淘汰计划，未来或将改作步行桥。
停运事件自始至终，我们都没得到一个来自铁路部门的官方通知。南美人等不及了，用Grab（东南亚网约车和送餐平台）约了一辆摩的，自行离开了，其他乘客也陆续打车走了。
我和一个法国老头面面相觑后结成同盟，一同走进候车厅，借着翻译软件，跟里面的工作人员交涉，他们同样不清楚情况，打了一通电话，给出的处理方案是分别退给我们一万盾（约合人民币2.65元），因为到市区的公交车正好是一万盾，叫我们自己去坐车。
嘉林站位于红河东岸的河内市龙边郡，初来乍到的我，对河内的方位尚无概念。我们向工作人员反复解释，这点钱不够到市区，但她执意让我们收下这一万越南盾，说我们已经到了嘉林，按规定只能退还这么多。从嘉林站到河内站的火车票价是五千盾，她等于给了我们双倍赔偿。
我们按着在中国或欧洲乘坐火车的经验，以为车站至少会派辆车将我们送达目的地，我在德国就碰到过类似情况。可这是越南，任何安排都只能顺应接受，不容讨价还价。
法国人把那一万盾递了回去，我也跟着递了回去，几番推让之后，我最终还是妥协了。大晚上的，我也不想在这里干耗着。那法国人见同盟瓦解后也退缩了，说：“那么这样你得给我两万，因为我老婆还在外面呢”。
我下载了Grab，叫了辆摩的去河内老城，竟然只要两万七千盾，只是跨过章阳大桥时，风差点把我吹倒。
越南被称为摩托车的王国。在河内，几乎人人拥有一辆摩托车，街上是两轮的海洋，留给行人的空间少得可怜，人行横道形同虚设，过马路最安全的策略是倚仗旁边的行人或车辆向前冲，它们彼此便是最好的挡箭牌。
摩托车是越南旅行最好的方式，也是最糟的方式。有次我打了一辆摩的，欲赶往黄花探路的一家咖啡馆。路上要穿过若干堵塞不堪的大道和毛细血管般的小巷，司机师傅骑得我脊背发凉，我将身体蜷得不能再蜷，好几次感觉自己几乎是擦着身边的车辆通过，好似在坐云霄飞车。在经历无数次逆行、抢道和别车之后，我们钻入一条只容两人通行的小巷，两边是蔬果铺、卖活禽的摊子与裁缝铺，仿佛周围的鸡鸭鹅都在向我飞扑而来。
第一次越南之行时，我曾在河内目睹过不止一次交通事故——“……每一次过街道都让人有种侥幸逃生之感，甚至在走进偏僻的小巷时，也不敢放松警惕，因为摩托车随时可能从身后飞驰而过。在河内，人们对摩托车追尾以及摩托车和行人的摩擦已经习以为常，大家似乎没有时间停下来争执，而是选择各自赶路……”
这一点越南和意大利有些相似，旅行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曾形容意大利是一个满街都是摩托车碎片和缠着绷带的交通事故伤者的国度。
当年，我在遍游越南后写下游记：“去过越南的旅行者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越南。言语中带有一种无奈的口吻。在越南，你永远不会知道班车到达的确切时间，或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你所能选择的，不过是留在脑海里的好坏印象罢了。”
漂移的全球化，河内街头生活的变迁与重塑
河内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日甚至还有些湿冷，但这里的异域风情却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西方游客的异邦想象。它既平价，又相对安全，是东南亚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而在十五年前，当地的物价还是令我有些捉襟见肘的。随着越南制造的崛起，越南盾的贬值趋势也在加剧。还剑湖附近的老城（Old Quarter）已完全变成了“洋人街”，到处挤满了从通胀日益严重的泰国、巴厘岛外溢的西方游客，继续着他们全球化叙事下的消费大迁徙。
街上都是工业香薰、山寨商品、伪民俗制品与米其林标志，充斥着丝绸、斗笠、剪纸、折扇等东方想象的纪念品商店遍地开花——这样一套旅游城镇的全球模版，在布鲁克林那样，在布拉格也那样，我不时有种身在何处的疑惑——这还是河内的气味吗？才刚到达，却已想要逃离了。
抵达河内的次日清晨，我在旅舍相邻的府尹街（P. PhủDoãn）找到一家喝椰子水的小店，店内弥漫着财神香，三三两两的茶客进进出出。老板娘始终板着脸，没有老街人那样的热情，这里是游客区，对当地人来说，我只是个顾客，我能做的也不过只是消费而已。喝椰子水的地方有时也卖油条肉粥（Cháo），它和越南糖水（Chè）一样，都会让我想起那个千里之遥的广州。
河内街头往日随处可见的咖啡滴滴壶消失了，但茶摊多了很多，更便捷，也能茶歇。咖啡是舶来品，19世纪由法国殖民者引入越南，最初栽种的品种是阿拉比卡，由于水土不服，改种更耐热、廉价的罗布斯塔，如今越南已是全球最大的咖啡豆生产国之一。
2011年初我第一次造访河内时，塑料凳咖啡摊遍及大街小巷，连锁咖啡馆极少，两年后星巴克才登陆越南，截至2026年初，它已在越南开设了150家门店，但仍远逊于本土的高原咖啡（Highlands Coffee），后者和中原咖啡（Trung Nguyên）一样，以速溶咖啡起家，也出产滴滴壶，我最早从越南带回的滴滴壶就是这个牌子的。
塑料凳上的小吃摊
我常喜欢在路边择椅而坐，以观赏色彩璀璨的狂乱街道。路边喝咖啡这桩事我在中东很熟，但这里你得承受更多的轰鸣，以及汽车尾气。
馆使街68号的共咖啡（Cộng Cà Phê）是一家主打怀旧情调的咖啡店，装修复刻了好莱坞电影里的越战场景。和路边的咖啡摊一样，它家的座椅也极小，我得不断调整坐姿，以追忆往日的河内街头。
河内街头五颜六色的塑料座椅，被当地的艺术家们印上T-shirt、明信片和海报，成为代表越南的文化符号。这些塑料椅不少都产自一家叫做“越日”（Viet Nhat）的塑料企业，成立于2001年，宣称采用“日式标准与品质”，但其实是一家越南本土企业，与日本并无太多关联。
在塑料凳普及之前，越南人习惯于席地而坐，或是坐在竹席、地毯上吃喝娱乐，虽然这些传统在河内街头仍未完全消逝，但人们逐渐用更轻便的塑料凳子取代竹凳和竹席，廉价，却又收放自如。
在旷日持久的占用人行道斗争后，街上挑着扁担售卖的流动鸡肉河粉摊也不见了，室内餐馆日益占据主流。旅舍楼下有一间名为“阿月”（Nguyệt）的鸡肉河粉店，自2023年入选《米其林指南》以来，这里的食客便络绎不绝，每日营业至午夜。
河粉是越南的国民美食，其诞生不过百余年，牛肉河粉的出现早于鸡肉河粉，美食作家安东尼·波登曾对牛肉河粉垂涎不已——“一碗好河粉总能让我开心。”
河粉是米粉的一种，米粉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中国的“五胡乱华”时期，可能与南迁的北方移民有关。河粉在上世纪初由华人带入越南，经过本土化后，又传播至世界各地，成为越南菜的代表。关于越南语“Phở”（河粉）一词的来历，有一派意见认为它源自粤语，另一派则认为“Phở”是法语借用词，但后种说法略显牵强。
城墙街（P.Đường Thành）敬履门对面的巷子里，有一间家庭经营的牛肉河粉店，男店主是越南华人，会说简单的中文，曾在台湾待过几年，五年前回到河内开了这家店，女店主则完全不通汉语。
我环视一圈，客厅里有种浓浓的中国味，桌椅也高一些了，墙上一边挂着胡志明的肖像，一边供着关公。中式的梳妆台上雕刻着蝙蝠，寓意有福，旁边摆着一尊插满鲜花的青花瓷瓶。一屋子坐着啜茶的阿公也像华人的样子，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是越南话还是潮汕话，也分不清碗里吃的是河粉还是粿条。
我将牛肉河粉的照片传给一位潮汕朋友，他说看上去很像潮汕粿条，唯一不同的是里面放有辣椒。他的奶奶碰巧也是越南人，越战时期一家人因避乱到了中国，与本地人通婚。
米粉是游子的乡愁，记得在首尔旅居的时候，每当想嗦一碗南方的米粉，我都会去安岩洞附近的一家越南粉店。受韩流文化影响，源源不断的越南人选择赴韩逐梦，越南餐厅也在韩国遍地开花。
当年我的韩语班上就有四位越南同学，他们生性腼腆，几乎独来独往，不与其他族群的同学打成一片。其中一个男生报到没几天就消失了。另一个男生也只上了一学期，每当老师问起大家的志向，他就说自己想当厨师。上学的第一天，他便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骑车来上课，仿佛要在此长住下去。但第二学期他就不辞而别了，后来我无意中刷到他的脸书，果然去做了厨师。
在韩越南人逐年增多，韩国自2004年起实施外籍员工雇佣许可制（EPS），越南是首批获准的六个国家之一。外籍劳动者在韩多从事“3D工作”——肮脏、危险和辛苦，相比中亚人和蒙古人，越南人的身体条件不占优势，因此更多流向餐饮、制造与服务业，也有部分越南籍软件人才进入韩国科技企业工作。
河内老城的人力三轮车
放眼全世界，远走他乡的越侨故事比比皆是，在欧洲的布拉格，那里的迷你超市几乎被越南人垄断，据统计，捷克全国有三千家越南人开的商店。
越南餐馆也是越南人海外生存的一种职业路径，除了那位著名的越南国父外，最成功的越南厨师莫过于现时越南首富范日旺，上世纪90年代，他曾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开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面馆，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没想到在多年以后，河内也有几分“小首尔”的味道了。而今，近二十万韩国人在越南定居，河内的美亭郡（MỹĐình）甚至生出了一座韩国城，满街都是GS25便利店、韩式咖啡馆、韩资酒店与韩国料理。
越南成为韩国产业链海外转移的关键一站，两国在半导体、精密制造、纺织、造船、能源等领域深度合作，韩国在越投资项目已超过一万个，在所有国家与地区中位居首位。截至2025年，越南已连续四年成为韩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韩国流行文化如今已在越南生根，韩式审美正悄然地影响着越南人的日常生活。在那些由老宅改造的网红咖啡馆里，回响着K-pop风格的越南歌曲，手持胶片相机或复古CCD的年轻女孩占满角落，脸上是清一色的韩系妆容。鼓吹整容改命的报道层出不穷，街上的整形面孔越来越多，越南以高性价比的整形手术，正日益成为国际医美旅游的新兴目的地。
好了，这就是越南，我必须欣然接受它的改变，不然便和那些活在《现代启示录》想象里的美国人没什么区别，致命的越南情结，将西贡作为他们追忆似水年华的记忆方舟；又或者像那些成群结队携伴而来的法国人，想要在旧殖民地的氤氲旧梦里陶醉其中。
在河内老城，我仍能随时穿过那条凋敝的暗巷，躲进一扇隐秘之门，去往那间叫做小计划的咖啡室。这里又老又破，吊扇疯狂转着，落地窗的“笼屋”外即是凶险的街道，瞬间让人回到那个要带一大堆转换插头跨国旅行的年代，和一群离家索居已久的国际流浪汉，窝在阴冷潮湿的角落里一蹶不振。总会有老地方，也总还有怀旧的人。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