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姻亲之累：略谈新见稿本《恕庐年记》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上，汪精卫遇刺。这一消息很快成为新闻界的热议话题，影片甚至搬演到上海等地电影院，最终浓缩到雷鸣撰写的《汪精卫先生年谱》中，却只是一九三五年中的一条：“于十一月一日六中全会席上，任大会主席团主席时被刺，身受枪伤三。”次年二月，汪精卫出国就医，直到西安事变后方才回国。
作为令人瞩目的政治人物，汪精卫1935年底的遇刺影响时局走势。一时议论蜂起，有聚焦行刺者孙凤鸣者，有讨论刺杀背后的动机及其影响的，各方意见纷纭，赋予这次刺杀事件以浓重的政治意味和舆论色彩。众声喧哗，冷眼旁观，却多是隔岸之声。若将汪精卫公众人物的外衣剥去，将目光转向他的家人，不难发现这一事件在汪氏亲族内部震动匪浅。
汪精卫遇刺消息传出后，汪氏亲族在震惊之余，极表关切。远在上海的汪氏亲人知晓后，旋即前往探视问候。一份佚名的稿本文献《恕庐年记》如是记载：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六日，即新十一月一日，南京开六中全会，汪季新被刺，颧臂胁受枪弹三伤，殊堪诧念。初七日，内子赴京问候。初八日，昼晦无雨，冯仲明送内子赴京先回，谓季新伤势无碍。……十日，偕仲明往京省视内子及季弟。
《恕庐年记》载汪精卫遇刺事
由“季新”“季弟”等称呼，不难想见作者与汪精卫关系之密切。此外，《恕庐年记》多处提及“季新内弟”，则作者竟是汪精卫的姐夫。由此可见，当舆论关切汪精卫的政治生命时，汪的一位姐姐次日乘车奔赴南京探视，几天以后他的姐夫也前往南京问候。这是汪精卫遇刺事件引发政治和舆论漩涡之外，一段亲情演绎的小插曲，揭露了一根与汪精卫有关的姻亲线。这条寻常的联姻关系，为理解传统家庭结构中的汪精卫提供了可资追寻的孔道，也打开了汪精卫这位姐姐和姐夫的生活世界。
汪精卫的姐姐们
汪精卫姊妹众多，仅凭如上线索很难断定探视者究竟是谁。好在《汪精卫集》第四卷收有《重九日谒五姊墓》，记录了他和五姐汪兆琦的往事。诗题小序云：“姊讳兆琦，字绮昭，温淑多才，与余友爱至笃。余狱中述怀诗所云：‘尚忆牵衣时，谬把归期约。’即为姊作也。今距姊没十余年矣。”诗的首联原作：“生小类吾姊，多才愧不如。”清楚说明汪精卫各方面都肖似乃姊，只不过自谦才华不及。汪精卫的诗不以曲尽精微著称，却别有风貌。据其《小休集》自序云：“吾诗非能曲尽万物之情，如禹鼎之无所不象，温犀之无所不照也，特如农夫樵子偶然释耒弛担，相与坐道旁树阴下，微吟短啸以忘劳苦于须臾耳。”可见这一时期的汪诗，以平淡出深情，不无沉甸甸的纪实分量。
这首诗后来收入《双照楼诗词集》，诗题仍作《重九日谒五姊墓》，小序被删，内容也有较大幅度修改。诗云：“仓猝别吾姊，从兹生死殊。风尘久憔悴，魂梦屡惊呼。荷锸忧仍大，闻砧泪易枯。斜阳趣归去，回首断坟孤。”除一两句未动外，几乎相当于重写。如“生小类吾姊，多才愧不如”一联被改为“仓猝别吾姊，从兹生死殊”，平实的滋味消失了，剩下是锻字炼句，装腔作势。原诗作于1918年，汪精卫政客气尚少，至1941年诗作删改刊出之年，汪已是宦海久沉浮，连诗歌都不免深沉起来了。诗中那些少年时温暖的姐弟情话，为张牙舞爪的离别场景所取代，就技巧而言，无疑是加强了，可惜真我隐退，生活的“微吟短啸”也不复见了。由于汪精卫诗歌层层堆叠起许多迷雾，“以诗证史”来说汪精卫的家事，难免要多留些心眼。
诗歌可以删改，情感可以修饰，但汪精卫并不能抹去亲人之间确切的血缘关系。据《汪精卫先生年谱》记载，汪精卫的父亲汪琡（1824-1897）先娶卢氏，生一男三女，续娶吴氏，生三男三女，汪精卫年最幼。
雷鸣编《汪精卫先生年谱》
汪氏兄弟四人分别是汪兆镛（字伯序，1861-1939）、汪兆鋐（字仲器，1878-1903）、汪兆钧（字叔和，1879-1901）、汪兆铭（字季新，1883-1944），姓字按伯仲叔季顺序排列，一目了然。与男子显亲扬名相比，汪琡女儿们的信息实属寥寥。汪兆镛所编《山阴汪氏谱》记载十分简略，只钩沉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方可略得仿佛，兹择录相关信息如下：
（汪兆镛）大妹，同治二年八月生，光绪五年十月适李鸿钧（字桂生）。
二妹，同治五年五月生，光绪十六年十月适华世熊（字护于），光绪十七年正月病殁。
三妹，同治八年六月生，光绪十七年十一月适沈氏藻清（字孝芬）。
四妹，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生，光绪十四年十一月，适王氏。又年谱民国十年载：“正月，王氏四妹自江西永修归宁，相见话旧，涕下如雨。”
五妹，同治十三年九月生，光绪十九年十二月适袁可群（字尹白）。
六妹，光绪二年五月生，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四日派女仆送六妹返广州，二月适张氏国珍（字芾亭）。
汪兆镛编《山阴汪氏谱》，整理本已收入《汪兆镛文集》
可惜汪兆镛的这些妹妹的姓名，《山阴汪氏谱》和《微尚老人自订年谱》都不曾道及。只有仰赖男性只言片语的记载，她们完整的名字才有可能显露。前述汪精卫诗集提及其五姐是汪兆琦（1874-1918年前），即嫁与袁可群者。而汪精卫的另外一位姐姐汪兆娥（1872-1946年后），1940年3月间由江西永修抵达南京，住进汪公馆，成为一时新闻，也侥幸留下名字。（参见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汪兆娥乃是汪精卫的四姐，而汪精卫的二姐早逝，故《恕庐年记》作者之妻只可能是汪精卫大姐、三姐、六姐中的一人。
汪精卫之子汪文婴与汪兆娥合影，载卢海鸣、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图集》，第405页
可惜，从姻亲关系角度考据这部年谱无从更进一步。只有回到《恕庐年记》，细绎文字方能发现一些线索。《恕庐年记》乙亥（1935）年底决算页中，作者写道：“余自幼年考书院及教读起，至新会县交卸戊午年底……”由此可知作者曾长广东新会县事，戊午年（1918）卸任。复据民国《广东公报》第2043号载，“四会县缺以调署廉江县知事梁仿咨调署递遗，廉江县缺以现署新会知事张国珍署理。特示，四月二十八日”。此1919年告示明确记载新会县1918年前后知事为张国珍。张国珍撰有《恕庐存稿约编》，书后附《国珍自述》一文载：“张国珍，原名树棠，号芾亭，字永吉，颜其室曰恕庐……国变后，……并任阳春、新会、番禺、从化、花县等县长……著有《恕庐漫存诗文》十二卷……日记、年记各若干卷。配室汪氏……”将其与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载六妹嫁张国珍事加以比勘，合若符契。由此可知，《恕庐年记》作者正是汪精卫的六姐夫张国珍。
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载其六妹嫁张国珍
山阴汪氏世系姻亲关系略览
张国珍和山阴汪氏家族
张国珍（1876-1965）原籍江苏吴县，清嘉庆年间曾祖游幕广东，遂为番禺人。青年时期习幕，27岁在乳源县办刑钱、书启两年，后在广东全省水陆巡防营务处兼缉捕总局办文案八年，兼办藩司所属财政局文案五年，终递保知县，民国后在广东多地任县长。1928年离开广东往上海谋事，1931年任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秘书，1936年去职。张氏生平其他经历异常丰富，且十分好学，曾花了四年时间通读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家中藏书达三万卷，著述甚富，编有《恕庐漫存诗文》十二卷、《恕庐传家录》三十二册、《张氏家谱家集简编合册》三卷、《读书录》《读诗录》《类典录》《蒙养录》《验方录》、日记、年记等，此外尚有《师友渊源录》等十数种。友人刘乃勋（1872-1968）乃晚清广东名幕，称张国珍“平生撰述，一手抄录之书二十四种，凡一百六十五册。积案盈几，装池精整”。是所谓“有百六本著作皆手抄，以七二岁春秋仍力学”（刘乃勋《一庐楹联》），惜皆散失，今可见者只《恕庐存稿约编》、《恕庐年记》等少数几种。张氏卒年，向不可考，今据刘乃勋《一庐楹联》挽冼玉清（1895-1965）后即载《挽张芾庭大令》，且联云“心折九龄大老”，推测张国珍卒于1965年。
张国珍以撰写联语有名当时，尤其因预挽联之怪异行为受人关注。刘乃勋特别标举友人张国珍及其从兄姊张国华、张芷馨“彼此互相生挽，并刊诸所著诗文集中”（胡文辉《提前哀悼与文学的“预制菜”》）。今观《恕庐存稿约编》，收有《预挽芷馨从姊》《预挽菊圃从兄》《预挽菊圃仲兄继配周夫人》《预挽刘少弼先生》等。刘少弼即刘乃勋，是张国珍好友，知其事甚详。张国珍之所以喜欢制作挽联“预制菜”，原因在他平生最是向慕曾国藩，故记日记、预作挽联等行事均加以仿效。
《恕庐存稿约编》中载收有《挽内子汪佩昭（己卯二月初八日悼亡）》云：“老境奚堪，缠绵床笫三年疾；悲怀莫遣，贫贱夫妻百事哀。”可知汪精卫六姐为汪佩昭（1876-1939），晚岁遘疾，卧床三年，直至溘然长逝。若从此联论，似夫妻二人情深似海。惜乎《恕庐年记》所载全不类此。
《恕庐年记》是张国珍约编日记的年谱类著作，与一般年谱差异较大，故以“年记”命名，实则既可当年谱看，也无妨作日记观。笔者所见的《恕庐年记》载张国珍1932年十二月至1936年五月间事。由这部分日记所载，可知张国珍和妻子汪佩昭关系不睦。如1932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载：“与内子言语冲突。渠与余性情相反，数十年来，话不投机，有如水火，谈不数语，必致互詈。此盖前生冤业，夫复何言！”夫妻关系形同水火。张国珍置有妾氏，在钟意的阳氏妾卒后，1932至1933年间，张国珍时时物色妾室人选，最终又纳一盛氏妾。观年谱所载，似妻妾并不处同一屋檐下。不过肩负传统家庭责任的张国珍，即便时常与妻子口角，还时不时要与妻子见面，支付其开销。日记所载夫妻口角等事数不胜数，兹择几例，以窥全豹。1933年四月廿五日日记载：“与内子言语冲突，颇为动气，嗣强忍而止。”1934年二月廿七日日记载：“夕与家人清谈两小时，未与内人冲突。此为一年中不可多得之平和也。”两人年近六旬，而关系至于不吵架已是万幸，可见平日关系之不堪。
《恕庐年记》载与妻子关系不和
不惟因性情、琐事关系不和，汪佩昭之花钱大手大脚也引发张国珍不满。其率子女浪游西湖等，均受张国珍批评。故1936年五月廿八日又记：“内子嘱往公益银公司告贷四百元为伊还债之用。到处欠债，丝毫不知理财，真不得了。”只是牢骚归牢骚，张国珍对妻子虽然百般不满，却是毫无办法。如其1934年九月十六日日记云：“是日因闲事与内人冲突，乾纲不振，妇德堕落，徒唤奈何。”
张、汪两人夫妻关系虽然糟糕，却不影响张国珍和汪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情谊。张国珍看重与汪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如在南京时，张国珍不忘将雨花石寄给远在澳门的汪兆镛。在汪氏家族，同样看重亲戚关系。张国珍1934年十月二十日载：“王四姨太由赣到南京治目疾，缘彼双目失明。内子于廿五夕赴京视姊。”当张国珍迁居南京时，汪兆娥时时来其家清谈。此外，日记时常记载与汪兆镛之子汪宗洙（字道原，1883-？）、汪君直、汪宗藻（字希文，1890-1960）、汪彦文等人的宴饮活动，以及与诸内侄之间酬唱、代笔等文事往来。如1934年十二月十七日载：“代汪希文拟中大十周年纪念祝词。”而汪氏家族婚事、病况等诸多事务也成为张国珍关切者，在其日记中多有记录。如1933年三月廿二日载：“汪季新内弟患背癰来沪割治，身兼重任，不能静养调摄，内子颇为担心。”1934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载：“汪希文请假返粤，与江孔殷女议婚，久假不归，财部遂令销差，可谓不幸已极。”汪宗藻是晚近命理学大家，续娶著名美食家江孔殷（1864-1951）之女。关于此事，汪宗藻在《我与江霞公太史父女：汪希文回忆录》记其妻江畹徵云：“其才华远在笔者之上。记得她允许笔者求婚时，口占一诗为答云：‘无限柔情无尽才，逸人风韵久名开。汪郎纵获盈车果，不是知音也不来。’”佳人风趣如此，宜乎汪宗藻要“久假不归”了。
《恕庐年记》载汪宗藻娶江孔殷女事
张国珍日记所载汪家事务未必全系亲情关切，有些则与职业前途关联密切，官场裙带关系的魔力于此可见一斑。据日记可知，汪精卫侄子汪宗洙（字道原）任苏浙皖区统税局局长，而汪宗洙的妹夫钟祐庆即在麾下任科长。又张国珍1936年六月初十日日记载：“往贺汪道原寿，并吃桃酌。……前数日道原奉部电乘飞机由川来沪，原拟遣其回粤任财政厅长，讵抵沪时，已为宋子良捷足先得。”其时汪宗洙在四川任统税局局长，本拟任广东财政厅厅长，不意为宋子良（1899-1987）中途截胡，汪宗洙一时虽无从安置，但他胸有成竹，并不着急，几天以后，汪宗洙果然调任广东烟酒印花税局局长。此期张国珍被京沪沪杭甬铁道管理局裁员，汪宗洙即拟聘张国珍任广东烟酒印花税局督查，月薪一百八十元，只不过张国珍因上海家中事情繁多，加以拒绝。
不过倘因此便断定张国珍“蒹葭依玉树”，得汪精卫的照顾，在张国珍及其友人心中似不以为然。至交刘乃勋有一联赠张国珍，上联云：“于汪精卫中委为卢李亲，夫惟淡泊寡营，葭倚罕叨援，株连仍受累。”据联意，似张国珍淡泊于请托一道，未得汪精卫之力，抗战胜利后反而受因汪精卫牵连受累。然而其中内情究竟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究。
妻子的病与汪精卫的拒绝
时间回到1936年，张国珍被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辞退，生计困难，甚至不得已于九月间将部分藏书作价140元卖给二酉书店。彼时，张国珍沪上的妾室盛氏生一男婴，而妻子迁居南京，依其子张恩麟（1904-？）生活。两地奔走，张国珍苦不堪言。待到1936年十月底，妻子发病，张国珍再度赴南京探视。本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载：“赴南京挹江里，看内子病。渠患咯血及肋膜炎，两旬未起床矣。是日迁入鼓楼医院留医。每月费用非五六百元不可，文儿月入不足百六十，而余原领路局储金又将告罄，绵力实不能胜。虽由季新内弟担任医费，于心实有未安。医生又谓此病非数月不能愈，愈后亦易复发。殊为焦灼。”汪佩昭治病所需的巨额医药费，全由汪精卫承担。
当汪佩昭病情加重时，汪精卫等人甚至为其预备后事。张国珍1936年十一月廿三日日记载：“搭车往南京视内子疾。初甚危殆，汪家已为之预备寿衣，幸近日渐有起色。外间颇有讥余只顾沪眷而不理妻病者。抑知医药费月需五六百元，余得铁路局储金，赋闲数月，已罄九九，焉有余力兼顾，实属哑子吃黄莲。不得已，遍托亲友，将余苏州房屋出沽，原价四千元，减至折半二千元，亦以岁暮银荒，无人过问。”汪家承担医药费，固因汪精卫家境优渥所致，也由于张国珍与妻子不睦，生活重心在上海妾室一方。尽管张国珍努力经营，甚至不惜变卖房产，恐怕还是无力支持妻子的医药费。此期张国珍内侄汪宗洙催其赴广东就任，而张国珍进退维谷，处境拂逆。
为了平息外间的议论，有段时间张国珍“每日往医院视妻病一二次”。俗语云“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经常争吵的夫妻，但汪佩昭的这场大病倒引起张国珍更多的关心。《恕庐年记》表明这一时期张国珍对妻子病情十分在意，十一月间日记云：“内子月余未起床矣，殊为可虑。将来旋沪或返粤调理，须听医生命令而行。”此后十几天，张国珍突发麻疹，故汪精卫回国道经上海，汪宗洙由广东来上海，均未往访。嗣后，听闻妻子病情反复，张国珍于十二月初八日再度前往南京探视妻子，十二月十四日返回上海。年谱于此记载云：“闻内子病体翻覆，余虽小愈，遂力疾于十二月初八日往南京……”似此行全为探视妻子病症。然稍后的记载颇值玩味：“十四日……仍搭车返沪，缘季新处不允为余荐事，故不得不旋沪，预备南返。”看起来，张国珍此行尚有请汪精卫举荐之托，但汪精卫不予理睬。
汪精卫何以不举荐姐夫？张氏日记自曝缘故云：“平时内子好责备丈夫而衒己长，故南京亲友啧有烦言，谤声四起，诸多侮辱，名誉一落千丈，真匪夷所思耳。”汪佩昭与丈夫两地分居，本来关系不佳，待到南京以后不免把夫妻间的怨言在亲友间传播，而张国珍的名誉也随之扫地。有鉴于此，汪精卫拒绝为张国珍谋事也在情理之中。明乎此，此后张国珍似有意经营夫妇关系。1937年四月廿一日日记甚至记载代妻子为鼓楼医院某护士题词云：“君之于人也，保若赤子；人之于君也，恃若慈母。君之存心济世也，为医国手；余之得君调护，而复臻健康也，感且不朽。”如此悉心，是从前不及见的。
尽管汪精卫拒绝举荐张国珍，但汪精卫的密友、曾任内政部部长的李文范（字君佩，1884-1953）却对张国珍颇有好感，十分关心张国珍的职业问题。此后不久，李文范就找到时任南京市市长的马俊超（1886-1977），很快为张国珍谋得南京地政局第二科科员兼审核股主任一职，月薪一百八十元。虽然这份薪水只够维持张国珍上海家室半月伙食费，张国珍还是欣然接受。
李文范举荐张国珍除了两人天然亲近的关系之外，并不能排除李文范顾及汪精卫的情面之故。而为了报答李文范的举荐之恩，张国珍此后频繁为李文范代笔。如1937年四月十三日“代李君佩拟贺于右任寿联三对”。十四日“又作一对”。李文范不仅求联数量多，还对代笔联文要求极高，以致于张国珍这样的作文老手不免感叹：“君佩论文颇苛，殊难应付。”诚如茨威格《断头王后》书中所言：“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在公务员制度并不透明的时代，通过姻亲、乡谊、同年等关系得来的职位，最终也将承担与那些好处匹配的代价。
张国珍的落水
张国珍曾经向汪精卫请托，不过由于口碑败坏，汪精卫置之不理。那么，张国珍在战后受到株连，是否冤枉呢？那一条根深蒂固的姻亲关系，难道仅仅为张国珍带来不公的命运吗？
张国珍1937年在南京地政局工作，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去职。1939年，张国珍妻子汪佩昭去世，此时汪精卫已经投靠日本，故张国珍再度前往南京。《国艺》1941年第三卷第三期载有张国珍撰写的《定海蓝逢孙先生家传》，文中提及：“己卯夏复游金陵，僦居城内东八府塘蓝氏家。……嗟呼！余累代司刑钱事。先曾祖自吴县游幕粤东，迄今百有余载，所见所闻地方官吏与刑钱幕友若而人，奚止斗量车载。”宦海久沉浮的张国珍寄居南京，时有诗文作品问世，这得益于他获得相对轻松的伪行政院秘书一职。
张国珍撰《定海蓝逢孙先生家传》
张国珍担任“行政院秘书”直至1943年去职，旋又任广东省政府参事，直至1945年。其职业轨迹跨度之大，初看令人咋舌，不过考虑到1943年汪精卫内弟陈耀祖（1892-1944）任伪广东省省长，背后的一切就理所当然地易于理解了。夷考张国珍的履历，与陈耀祖有相当密切关系。陈耀祖1932年1月任铁道部次长，不久张国珍就在京沪沪杭甬铁路局任秘书，1936年4月陈耀祖去职，6月张国珍即被裁撤。1943年1月陈耀祖任伪省长，张国珍2月份就与汪兆铨（1859-1928）之女汪彦斌一道任伪广东省政府参事。尽管《恕庐年记》并未记载陈耀祖对张国珍的关照，但这种职业轨迹上的高度重叠，熟悉中国传统社会运行规则的人不难明白姻亲关系在其间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回过头看张国珍获得行政院秘书一职，汪精卫的作用无从考证，但也无法回避。想必是在1939年张国珍前往南京，再度向汪精卫谋事，而汪精卫对张国珍的种种不满随着姐姐汪佩昭的去世逐渐消散，遂为张国珍谋得行政院秘书一职。
张国珍在伪行政院秘书一职上的行事难以确考，倒是此期他和许多文人的交往多有诗文存世。如《民国日报》1942年8月2日第八版载有张国珍所作《叶楼欢迎冒鹤亭先生次韵赋呈》，此诗后收入《恕庐存稿约编》，且附有冒广生原诗《赋赠张芾亭》，张氏一诗首联云：“同声早岁各相思，垂老从公未恨迟。”说的是两人早年成长于广东，彼此闻名却未曾见面。考冒广生（字鹤亭，1873-1959）1942年抵达南京，是否接受伪职待考，却意外地与张国珍结下暮年的缘分。1944年，冒广生夫人黄曾葵（1875-1944）去世，张国珍撰挽联云：“不以富贵贫贱动心，士君子之所难能，是诚女中豪杰；兼享夫婿儿孙至福，贤寿母何修得此，胜于天上神仙。”可知南京一晤，张国珍已与冒广生颇为相得。此外，《国艺》1943年第三卷第一期载有张国珍《壬午重九清凉山登高得巢字》一诗，收入《恕庐存稿约编》后题改作《壬午重九清凉山登高得巢字赋呈初印楼主人陈寥士》，诗中惋惜王西神（1884-1942）逝世，冒广生隐居，“不然词坛更兴豪”。王西神原任伪行政院秘书，是张国珍同僚，而陈寥士（1898-1970）也担任过汪伪政权扶持的《中国诗刊》社长，观此可见张国珍在南京生活之一斑。
在与南京汪伪政权及其周边的旧派文人的交往中，张国珍时时流露悲观论调，诗中每有忧愁情绪。如1940年所作《感赋》诗云：“曹瞒篡汉未即真，同槽马已惊心神。螳螂窥蝉雀在后，还以其道治其身。”饶是如此，张国珍在汪伪时期的“落水”是毫无疑问的，至交刘乃勋的辩护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姻亲有累也有泪
人们可以主动选择许多关系，斩断许多关系，但在近年所谓“断亲”潮流之前，围绕血缘关系展开的家族姻亲关系是传统社会里中国人绕不开的人际网络。张国珍尽管和妻子关系不和睦，但最终无可避免卷入了姻亲汪精卫家族的社会关系中。不仅他最终在1939年底落水，就连他的儿子也陷入其中。那位随侍母亲汪佩昭的长子张恩麟最终也深度加入汪伪政权。
张国珍以长子张恩麟为傲，在张恩麟留学美国期间，《恕庐年记》每年开篇均载其留学情况，如1935年开篇云：“共和二十四年，余年六十，任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秘书，赁居上海亚尔培路步高里四十九号。文儿留学美国麻省工科大学，是冬回国。伟儿任广州市教忠及中大附中各教员。”然而这位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应事能力却并不能让父亲满意。张国珍1935年十一月初五日载：“是夕，文儿由南京回沪，华北事件政府毫无办法，惟有坐待变化而已。文儿质美未谙事理，殊切隐忧。”1937年三月初九日晚间，张国珍“与文儿谈家事。渠议论多而无决断，将来如何能当大任，即糊口亦大吃亏，殊以为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喝过洋墨水但能力堪忧的儿子，在抗战爆发后，受到乃舅汪精卫的照顾，同样平步青云。
1943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年鉴（上海之部）》载：“张恩麟先生，广东番禺人也，现年四十岁，曾膺国立中山大学理学士位，及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工硕士学位。回国后，历充行政院参事，全国经济委员会简任技正，上海特别市政府参事等职。现任上海特别市工务局局长兼第八区公署工务处处长之职。”张恩麟与汪伪政府的牵涉原不止此，1941年8月上海复兴银行成立，张恩麟任董事。1942年，张恩麟任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间任上海特别市市民防空本部工作部副部长。此后，张恩麟踪迹不详，想来抗战后也受到株连。只不过，张恩麟并未受到过多追究。据张国珍《恕庐年记续编》可知，张恩麟旅居香港，1952年前在香港清华中学任教，1953年转到新成立的香港圣马可中学任教。
当家族姻亲成员足以显亲扬名时，人们习惯于标榜姻亲关系，当那些关系成为负累时，避而不谈或隐去那些关系成为许多人的选择。当汪精卫还是晚清革命志士时，他对家庭关系的处理如今看来颇令人感慨。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光绪三十二年载汪精卫“来函自绝于家庭”，该信函云：“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惟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瞑目。”这封为了不连累家族而断亲的信件，使人了然亲情在汪精卫心中的分量。如汪精卫《先嫂章女士行状》一文所云：“兆铭亡命于海外，未能顾也。至民国元年以后，始得迎养。”从对亲情的态度来看，汪精卫无疑是相当传统的中国人。
当汪精卫做了汉奸，令家族蒙羞以后，对家人和姻亲一族来说，处理和汪精卫的关系变得异常困难。其兄汪兆镛纂修的《山阴汪氏谱》述及其父汪琡时，丝毫不提汪精卫，甚至连汪精卫另外两个胞弟也摒之谱外了。
汪兆镛撰《山阴汪氏谱》不提汪精卫
传统文人自有他们的春秋笔法，汪兆镛于家谱中绝口不提汪精卫，但自编年谱中始终给汪精卫留下位置。至于张国珍，向至交刘乃勋诉说了受到汪精卫牵连的冤屈，但在刘乃勋协助编订的自家文集《恕庐存稿约编》中却并不曾表露这样的心态。《恕庐存稿约编》成于20世纪50年代，收有1934年所作的《和汪季新内弟〈秋庭晨课图〉题咏》，诗云：
随幕客韶阳，龆龄事堪忆。孔李本通家（先外舅本与先大父订金兰盟），往来略形迹。登堂谒二老，垂青荷扶植。与君诸昆仲，嬉戏共晨夕。韶华过隙居，风光尚历历……
《恕庐存稿约编》所收《和汪季新内弟〈秋庭晨课图〉题咏》一诗
《秋庭晨课图》是汪精卫怀念母亲请人绘制的著名图卷，1922年由画家温幼菊（1863-1941）绘制，后图遗失，汪精卫于1934年请方君璧（1898-1986）补绘，廖仲恺、蔡元培、龙榆生、叶圣陶、夏敬观、黄节、冒广生、曹纕衡等人均有题咏。廖仲恺题词在1922年的第一图上，余人题词在1934年补绘图上，此时距廖仲恺遇害已近十年。汪精卫《扫叶集》中有一首《先太夫人〈秋庭晨课图〉，亡友廖仲恺曾为题词，秋夜展诵，泫然赋此》云：“一卷残编在短檠，思亲怀友泪同倾。百年鼎鼎行将半，孤影萧萧只有惊。人事蹉跎成后死，梦魂劳苦若平生。风涛终夜喧豗甚，镇把心光对月明。”如从思亲怀友断语一生，汪兆铭自是深情人，只可惜他终于做成汉奸，所有的一切只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了。
在张国珍而言，尽管受了牵连，晚年“落水”，鼎革后依然在文集中给内弟汪精卫留下一块位置。“与君诸昆仲，嬉戏共晨夕。韶华过隙居，风光尚历历。”收入《恕庐存稿约编》中的《和汪季新内弟〈秋庭晨课图〉题咏》，在张国珍而言，想必无关政治，绝少恩怨，没有牢骚，只剩无限感慨和童年嬉戏的温馨记忆，是所谓“披图览斯文，感慨动颜色”的存人之作。然而，张国珍文集留给汪精卫的位置也只如此。卢李之亲，株连之累自是无从辩护，“蒹葭依玉树”的攀援却也未见得多么有力。人生在世，姻亲的魔力大约如此而已。
（本文承黄汉、曹天晓、马志立、白顺美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