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豪｜从阿根廷出发：切·格瓦拉与未竟的历史
《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美]乔恩·李·安德森著，范文豪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汗青堂，2026年3月出版，768页，158.00元
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革命如“高山滚石”，一旦启动，便越滚越急，越滚越猛，非达于平地不止。——王奇生
1967年10月9日下午一时许，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协助与授意下，前日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虏的切·格瓦拉（1928-1967）在拉伊盖拉村（La Higuera）一间废弃校舍里遭秘密处决。目击者称临刑前他的眼睛“像烛火一样在燃烧”。他的双手被截下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做指纹鉴定，遗体被直升机运往附近小城巴耶格兰德（Vallegrande）秘密掩埋，埋葬地点三十年内不为人知。玻利维亚记者阿尔伯塔拍下了他的遗容，恰如曼泰尼亚画笔下《死去的基督》。
此后数十年，切·格瓦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无处不在。从开罗街头到加州大学宿舍，从墨西哥城地铁站到巴黎左岸咖啡馆，他的脸印在T恤、帽子上，贴在车尾、酒吧，甚至纹在皮肤里。格瓦拉的生前身后事构成了一段值得探究的帝国、革命与政治记忆史。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基于大量古巴官方档案和访谈，历时数年、耗费巨大精力完成这一传记，试图穿透革命图腾的光晕，用文字和珍稀照片还原一个真实的切·格瓦拉。
“你的榜样照亮了新黎明的道路”，拉伊盖拉村切格瓦拉纪念碑。
革命的一生
切·格瓦拉全名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生于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中心地带的罗萨里奥，和梅西是同乡。格瓦拉家族属于典型的没落贵族。父亲林奇的家族是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混血后裔。曾祖父帕特里西奥·林奇拥有大量土地同时经营跨国生意，曾是南美巨富。母亲塞莉亚的家族是阿根廷最古老、最富有的拥地贵族之一，先辈中包括西班牙帝国秘鲁总督区末代总督何塞·德·拉·塞尔纳（José de la Serna）。
到父辈这一代，家族虽已没落，但绝难称贫困。不过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林奇是个沉迷冒险的人，家业在他手里几经起伏，始终没有真正稳定下来。母亲塞莉亚是家中真正的精神支柱——她阅读广泛，思想左倾，给孩子们的书架上放了马克思和聂鲁达。
小埃内斯托两岁时患哮喘，此后终生受其所累。为了寻找对肺部更友好的气候，格瓦拉一家辗转迁居，最终落脚于科尔多瓦省的上格拉西亚。在那里，格瓦拉度过了少年时代。哮喘的折磨没有使他萎靡，反而激发出近乎偏执的体能意志——他踢足球（马拉多纳、贝隆等阿根廷球星身上都纹着格瓦拉头像），打橄榄球，爬山，游泳，仿佛要用意志力克服身体局限。这种强大反脆弱力培育的性格底色日后在古巴、刚果和玻利维亚的群山密林中一再显现：对肉体苦难的蔑视，对意志力量的过度信任，以及某种向着极限冲锋的劲头。
1948年，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1951年底，格瓦拉中断学业，与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骑摩托车穿越南美洲，历时数月，行程逾万公里，途经智利铜矿、秘鲁丛林、哥伦比亚贫民窟，最终抵达委内瑞拉。这次旅行是他政治意识的真正诞生地——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矿山工人的肺尘病、印第安人的土地剥夺、贫民窟的赤脚儿童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拉丁美洲是“一个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苦难”连接在一起的整体。
1954年，正在危地马拉的格瓦拉目睹了CIA策动政变颠覆阿本斯政府的全过程。这是他政治激进化的决定性时刻。他亲眼见证了民主、法律、选票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面前薄如片纸。他辗转来到墨西哥城，遇见了流亡中的卡斯特罗兄弟。双方彻夜长谈，格瓦拉决定加入古巴革命。1956年12月，他们随“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图克斯潘港（Tuxpan）启航，在古巴东南海岸秘密登陆。八十二人的队伍几乎在登陆后即遭独裁者巴蒂斯塔军队的伏击，最终退入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不足二十人。
在此后两年的游击战中，格瓦拉从队医逐步成长为颇具战略眼光的战地指挥官。他治军严苛，对逃兵与叛徒毫不留情，但对农民却有一种超出理性战术考量的关怀——为农民看病，教战士识字，坚信革命军队的道德形象本身就是政治武器。1958年12月，他率部在圣克拉拉以寡破众，以奇袭战术闪电夺城，拿下这座中部战略重镇，独裁者巴蒂斯塔随即出走，古巴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古巴革命使这个加勒比岛国获得了与其国力并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将一个原本处于世界政治边缘的小国推上了全球革命与冷战竞争的中心舞台。
革命胜利后，等待格瓦拉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工作。卡斯特罗任命他主持革命法庭，数月间主持审判并处决了大批被判定为战争罪犯与反革命分子的前政权成员。这段历史至今仍是争议焦点：支持者认为这是对巴蒂斯塔暴政的必要清算，批评者则视之为暴力的泛滥。
此后，格瓦拉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继而出任工业部长，试图以计划经济模式重建古巴的产业结构，并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外交场合多次以雄辩的姿态为古巴革命辩护。但他在官僚体制中常觉格格不入。1965年，他秘密离开古巴前往刚果，试图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乱局中延续革命使命——彼时卢蒙巴已死，刚果游击运动内部涣散，格瓦拉度过了沮丧的数月后悄然撤离。
刚果的失败没有浇灭他的信念，只是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战场。
1966年秋，格瓦拉乔装改扮，化名阿道夫·冈萨雷斯，以一个秃顶的乌拉圭商人的身份悄然入境玻利维亚。他的战略构想是在南美大陆的腹地点燃一场连锁的武装革命，玻利维亚地处阿根廷、巴西、秘鲁、智利、巴拉圭五国之间，在他看来是理想的革命辐射中心。
然而一切都与预想背道而驰。玻利维亚的农民与古巴的农民全然不同——他们大多是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使用者，对这批操着古巴腔西班牙语、从天而降的外来革命者充满戒惧，既不提供情报，也不愿补充兵员。玻共领导人莫赫起初承诺全力配合，最终却因派系矛盾拒绝协同，甚至暗中拆台。支援迟迟未至，而CIA的反游击战专家已经到位，协助训练玻利维亚陆军特种部队，并向其提供情报支持。游击队伍不断减员，后期已不足二十人，且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他的哮喘在潮湿的丛林中愈发凶猛，有时喘到无法行走，只能由战友用担架抬着转移。9月，他在日记里写下了那句令人窒息的判断：游击运动陷入了“极端的孤立”。
形格势禁之下，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率领残部在乔罗峡谷被玻利维亚军队合围。交火中他的步枪被子弹击毁，本人受伤被俘，关押于附近的拉伊盖拉村小学。第二天清晨处决命令抵达。执行者是下士马里奥·特兰，据他事后回忆，他走进那间土屋时，格瓦拉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直视着他说：“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开枪吧，懦夫！你不过是在杀死一个人。”特兰扣动扳机，连射数枪。
一个人被消灭了，一个符号却刚刚诞生。如丹·埃德尔斯坦所言，尽管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事败身死，但在第三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反殖反霸如火如荼的全球六十年代（Global Sixties），菲德尔·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对许多左派人士而言，依然是灵感与希望的源泉。
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著《即将到来的革命：从修昔底德到列宁的一种观念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2025年出版。
切·格瓦拉问题的实质：革命作为解药
理解切·格瓦拉，必须首先理解他所试图诊断的那个病症。
1946年阿根廷大选临近时，“美国佬”（los gringos）的干涉变得越来越严重。时任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布雷登公开反对主张“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三原则的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彼时作为中学生的切·格瓦拉，自然生发出的最强烈政治情绪是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在他看来，“拉丁美洲的一对孪生恶魔是本土寡头和美帝国”（51页）。
1954年，切·格瓦拉旅行至危地马拉，目睹了民选的阿本斯政府被中情局策动的政变推翻。此次政变的背景是阿本斯推行土地改革，试图征收长期闲置的大庄园土地，将其分配给无地农民，还允许危地马拉劳动党（PGT，即前危共）合法活动，此外还从属于苏联集团的捷克斯洛伐克采购武器。美资企业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受改革冲击巨大。UFC并非普通企业，而是一个深嵌中美洲政治经济结构的跨国垄断集团，其影响力甚至延伸至美国外交与地区政治，堪称美国“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重要代理人，通过控制土地、铁路、港口和出口贸易，它对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施加影响。美国政府判定阿本斯是共产主义威胁。于是中情局发动“PBSUCCESS行动”，最终推翻了阿本斯政权。现有解密的美国档案和苏联档案研究，并未证明阿本斯受莫斯科直接控制。相反，更多证据显示，他是借助本国左翼政党推进民族改革，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对二十六岁的格瓦拉而言，这场政变让他意识到，拉丁美洲的贫困与不平等，根本而言是帝国主义结构性剥削的产物，任何试图在现有框架内进行渐进改良的努力，都可能被美国以地缘政治威胁为由借用“莫须有”的罪名所扼杀。任由这种局面继续发展，拉美人民的生存境况恶化真不知将伊于胡底。于是，“切·格瓦拉选择了危地马拉的左翼革命，作为他第一个公开认同的政治事业”（125页）。
揆诸历史，这一判断的依据数不胜数。战争掠地、飞地控制、军事占领与托管、冷战时期的隐蔽行动……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干预由来已久且手段多元。切·格瓦拉的激进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对一个真实历史结构的回应。
西方现代性的标准叙事，惯于将宪政、法治、自由贸易列为“文明”的核心遗产，却对这套制度在海外的运作方式保持系统性的沉默。对殖民地的掠夺剥削和对原住民的驱逐屠杀，以及强制市场开放，与本土的议会辩论、人权宣言、自由主义同时发生，服务于同一套政治经济秩序。所谓“先进”与“落后”，从来不是两段历史，而是具有共时性的同一段历史的两面。
1955年6月24日，劳尔·卡斯特罗在墨西哥驻古巴大使馆寻求庇护一周后飞往墨西哥城，第一次见到了切·格瓦拉。两人顿觉彼此意气相投。7月7日，劳尔之兄菲德尔·卡斯特罗亦飞抵墨城与切·格瓦拉相见。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最近认识了一个叫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家，他年轻、聪明且自信，我觉得我俩惺惺相惜。”（168、170页）三年游击战夺取政权后，切·格瓦拉表明了自己想在整个美洲大陆开展革命的愿景。1959年2月，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向国务院、中情局和陆海空三军发出一封密电，认为古巴已成为其他拉美国家政府进行革命策划的基地（381页）。
其实切·格瓦拉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美洲。1965年2月，在亚非团结组织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切·格瓦拉呼吁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全力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帮助它们向社会主义迈进（591页）。1965年4月，他赴刚果开展游击战。切认为那里的斗争极其重要，如果取得胜利，“将在整个非洲大陆产生示范性影响”（590页）。1966年1月，他在参加奔赴玻利维亚前的秘密训练，未能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但他在来信中呼吁“创造第二个、第三个越南”，催动全球革命的新形势。
安德森的叙述中最令人唏嘘的段落之一，是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战最后阶段的日记。这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策略进行的战争。切·格瓦拉临死前在日记中承认，运动陷入了“极端的孤立”。这种孤立，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
革命，在十八世纪几乎等同于恐怖主义，到二十世纪似乎已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闯过生死关的革命者缅怀过去时总是充满陶醉和豪情，后世也倾向于将革命浪漫化并消解其残酷性。然而革命本身并非只是暴力的代名词，它同样是人类拒绝认命的最高形式。
如王奇生所言，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革命如“高山滚石”，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非达于平地不止。作为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尤其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切·格瓦拉本人也曾言“革命者并非凡人”（Los revolucionarios no son gente normal）。窦唯的《高级动物》用四十八个形容词来对复杂人性进行解剖，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可谓一活例：他以“博爱”出发，以“专断”落脚，以“善良”点火，抵达过“辉煌”，又以“黯淡”收场。
韦伯提出过一对著名的概念：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其核心区别在于如何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抱持信念伦理者行动的准则，是行为本身是否符合某种绝对价值，而不计行为的实际后果；而信奉责任伦理者则相反，他必须对行动的可预见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无法以“动机高尚”为自己开脱。
格瓦拉是信念伦理的极端形态。他相信武装革命是打破依附结构的唯一出路，相信革命者必须以肉身承担历史。从离开古巴权力核心到亲赴刚果、玻利维亚丛林，他的决定遵循的是内在信念，而非理性战略计算。在古巴政治格局日趋复杂之际选择离开权力核心、远赴刚果、亲入玻利维亚丛林……每一个重大决定都遵循这个内在逻辑。
这种对信念伦理的极端贯彻是否构成道德豁免？他对动机纯洁性的笃定，是否使他回避了对后果的追责——包括古巴的处决审判、丛林中葬送的战友生命、游击战理论在拉美各国的政治代价？在我们将这一追问推向定论之前，历史要求我们替这位“被告”说几句话。
格瓦拉面对的是“中心—外围”高度不平等的现实：外国干预与本国反动势力联手推翻民选政府，渐进改良者同样被系统性地消灭。在此条件下，坚持在现有框架内斗争几无可能。其次，要考虑代价的对称性。格瓦拉路线的代价是真实的，但渐进改良路线的代价同样真实。在一个所有出路都可能有惨烈代价的结构中，单独将某一路线的代价拎出来定罪难称公平。最后，在躬身实践层面，格瓦拉放弃了权力与安全，以肉身奔赴战场，从未要求别人承担自己不愿承担的代价。这种知行一致性正是他至今仍能激起全世界范围内道德共鸣的根本原因。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认为历史是连续的灾难，在“进步”的表象下，实则是堆积如山的、连续的“灾难”废墟。主流的线性进步史观是“胜利者”的历史，掩盖了文明背后被压迫者的血泪。保罗·克利笔下那位被历史的强风吹拂、眼睁睁看着废墟越堆越高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才是历史真实面目的见证者。革命行动是在特定时刻介入，打断灾难的进程，实现历史性的救赎。真正的革命不是推动历史连续前进，而是像“按下急停按钮”，炸开线性时间的连续体，在那个瞬间创造出充满救赎潜能的“当下时刻”（jetztzeit）。
由此，我们在分析切·格瓦拉的行动逻辑时可以这样认为：他并非不懂得后果计算，而是深信“革命正当时”。他看到的，是一座正在不断堆高的废墟，而他所寻找的，是那个可以按下急停按钮、改变世界的时刻。在我们将“莽撞人”的帽子扣在切·格瓦拉头上，对其进行后见之明式的历史裁决时，那座废墟仍在继续堆高。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传记作为方法的局限
在写作过程中，安德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档案权限：接触切·格瓦拉遗孀阿莱达·马奇（Aleida March）之后，获准进入其私人档案，以及阅读古巴国家安全档案的部分解密文件。口述史的大规模调查构成另一重要史料层，安德森在古巴生活了整整三年从事田野调查，先后访谈了几乎所有曾与切·格瓦拉有过直接接触的在世者，最后以此鸿篇巨著重构了一个阿根廷殷实家庭的哮喘男孩如何成为世界革命的化身，又如何在玻利维亚事败身死的全部轨迹。
然而安德森的贡献不止于史料的丰富。方法论上，这部传记具有一种宏观视野：个人的生命轨迹被嵌入结构性的历史力量之中，而非漂浮于其上。切·格瓦拉不是从真空中降临的英雄，他是二十世纪拉丁美洲社会矛盾的产物，是美国霸权在拉美野蛮伸张这段历史的产物。安德森笔下的格瓦拉，始终处于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坐标系中。他的激进化，与其说是个人气质的必然，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逻辑回应。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长期以来，基于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全球革命论，以及他在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期间推行以道德激励取代物质激励、构建“新人”（Hombre Nuevo）的诸多实践，格瓦拉的形象在两种简化叙事之间撕裂：要么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殉道者，要么是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乌托邦狂热分子之一。前者将他神话化，后者则将他病理化，二者都拒绝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
标签化能让人最快了解一个人，同时也会让人最快误解一个人。安德森要做的是以冷静的眼光和深厚的职业素养，将格瓦拉放回他所属的时代，既不为他辩护，也不急于裁决，将诸多矛盾性还给他，还给一个不能被任何单一叙事简化的人。
1997年，古巴宣布在玻利维亚的巴耶格兰德发现格瓦拉遗骨，随后将其运回古巴，以国葬规格安葬于圣克拉拉，与其生前最重要的军事胜利之地合为一体。卡斯特罗发表纪念演讲，称“他怎么可能仅属于我们钟爱的古巴小岛？只有他梦想、生活、并为之战斗的全世界，才够宽广地容纳他！” 切·格瓦拉在下葬三十年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地址；而这个仪式，也成为卡斯特罗政府在冷战终结后重新激活革命合法性的政治时刻。
玻利维亚巴耶格兰德，切格瓦拉遗骸挖掘处。
安德森这部传记首版出版于1997年，距切·格瓦拉之死恰好三十年。2010年的修订版补充了遗骸政治、格瓦拉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影响、全球偶像地位的变化，以及冷战后关于他的历史争议。安德森本人参与了遗骸搜寻，并促成了切·格瓦拉埋葬区域的确定，最终由古巴医生与国际法医团队完成了遗骸确认。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传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有其结构性局限。传记所依赖的史料如日记、书信、回忆录、采访，本身都是经过筛选和建构的产物。传记作者的主观介入也无法消除。作者的文化背景、政治立场、写作时代，都在塑造他对传主的理解和呈现方式。安德森作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记者，这一身份结构性地决定了他所能理解的革命激情的边界。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传记这种文体天然存在一种意识形态风险：它将历史化约为伟大个体的行动与抉择，遮蔽了结构性矛盾、阶级力量与历史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切·格瓦拉的传奇之所以在后冷战时代如此盛行，部分原因恰在于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填补了结构分析阙如留下的空缺。
英雄之死与生命的长尾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在其新著《西马吹鼓手的金主》（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Monthly Review Press，2025）开篇讲述了CIA和其他机构猎杀切·格瓦拉肉体和思想的故事，以此引出意识形态战争的讨论。罗克希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当局一方面扶植他们认为大体无害，甚至可被收编的“兼容性左翼”（compatible left），另一方面对切·格瓦拉这样真正的革命左翼进行歪曲、诽谤和打压。
编写《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全集及其他缴获文件》（The Complete Bolivian Diaries of Che Guevara and Other Captured Documents, ed. Daniel James, Stein and Day, 1968）一书的丹尼尔·詹姆斯有中情局背景。他在中情局资助的《新领袖》（New Leader）杂志担任记者期间与该机构建立联系，而该杂志隶属于美国文化传播基金会（ACCF）的宣传网络。1969年詹姆斯又写了一部《切·格瓦拉传》（Che Guevara: A Biography, Stein & Day），称格瓦拉“更像是暴力的使徒，而非革命缔造者”。
为了阻止《玻利维亚日记》的出版，古巴反动流亡者炸毁了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办公室。格罗夫出版社随即提起诉讼，控告中情局不仅策划爆炸事件，还通过暗中资助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 Inc.）、福多出版社（Fodor, Inc）等竞争对手实施破坏。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思想战争。负责刺杀切·格瓦拉的机构不仅满足于杀害他本人，更企图扼杀他所代表的革命遗产与思想。卡斯特罗方面则竭力加速出版工作，并与左翼杂志《堡垒》（Ramparts）签署协议，将约六万字的日记、辅助资料和地图集于一刊，全文刊载于1968年的第七卷第一期。
《堡垒》杂志，1968年7月号。
意义的再生产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历史真相并不总是同轨并行。切·格瓦拉死后作为革命殉道者的“圣徒”叙事和化身反权威流行符号的身份漂移，是一个颇为典型的拟史案例。所谓“拟史”，是指在史料断裂处或官方叙事外，民间记忆与大众以自身的逻辑进行合理想象和重构，生产出一种平行于学术史学的意识形态，反映历史的“众声喧哗”。切·格瓦拉之死，恰恰制造了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空缺：遗体被秘密掩埋三十年，档案长期封存，官方与反官方的叙事都不完整。在这个空缺中生长出来的，是无数版本的格瓦拉——殉道者、浪漫英雄、冷血刽子手、反资本主义图腾、第三世界解放的化身。这并非完全是扭曲历史，而是被压抑的历史诉求借助一个符号寻找表达出口的过程，具有真实的政治能量与情感结构。安德森的传记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诸多矛盾性还给他，还给一个拒绝被任何单一叙事简化的人。
切·格瓦拉埋尸地巴耶格兰德市公共电话局的外墙上有一句标语：“切——他们千方百计想让你死，你却依然活着。”（726页）布基纳法索革命家托马斯·桑卡拉曾言，“那颗处决的子弹瞄准的更多是切的精神”。如今看来。这种精神非但没有熄灭，反而成了历史的暗火，每当某处的世界运转失当，不公积聚到引爆点时，它都会瞬间复燃。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承认的现象，即便他对格瓦拉的革命方法抱有清醒的批判。
当这部传记的中文新版付梓之际，拉丁美洲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棋盘，结合美国抓捕马杜罗以来近几个月的国际冲突，两者之间的互文，让人不胜唏嘘。窗外的世界正在以几十年未见的速度重组它的权力版图。动荡的世界似乎在证明着某种帝国秩序的松动，也在证明着这种松动所释放出的并不必然会是更公正的安排，甚至往往是更混乱的暴力。
霍布斯鲍姆在暮年曾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其核心悖论在于它既见证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物质进步，也见证了最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既孕育了最宏大的解放承诺，也最系统地将这些承诺变成了新的压迫。切·格瓦拉是这个极端年代最典型的产物之一——他被它塑造，也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塑造它，最终以肉身的失败和符号的永生，同时被写入了这个世纪的遗产清单。
安德森力图给我们一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切·格瓦拉，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此后再未停止被争夺的切·格瓦拉。在这两者之间，是所有严肃的历史写作都无法回避的那道裂缝：真相与意义，并不总是同一回事。切·格瓦拉死后，那双曾经签署无数死刑令，曾经写下激越的革命文字，曾经在玻利维亚丛林中握着武器的手被截下。那双手属于历史，而那双“像烛火一样在燃烧”的眼睛，或许仍在凝视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