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的文娱生活：关于山川机械厂的个人回忆
山沟里的文娱生活：
关于山川机械厂的个人回忆
李爱丽
引言
2005年，由王小帅导演、描写上世纪80年代初三线工厂生活的影片《青红》上映，作为一个生长在三线工厂的电影爱好者，我第一时间去看电影，看看电影如何展现三线工厂的生活。影片沉重的氛围夹杂着时代因素，与我自己三线生活的感受相距甚远。2012年，看完王小帅导演的又一部电影《我十一》，我的感受相同。两部影片让更多人知道了三线工厂和三线建设的事情。
2010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以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研究为代表的三线建设研究迅速崛起，成为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个亮点。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电视剧和纪录片也纷纷出现，如电视连续剧《火红年华》，多集纪录片《档案中的三线建设》和《三线往事》。纪录片侧重写实，梳理三线建设政策的由来，三线工厂的建立与生产，有丰富的人物访谈。电视剧侧重情感，突显三线职工为国家建设无私奉献的情怀。电视剧支线情节中涉及三线建设的更多，如2022年的热播剧《人世间》，2021年票房大卖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拍摄地点在湖北的一个三线工厂。
说实话，我没有完整观看这些电视剧和纪录片，因为太熟悉这段历史。我父母大学毕业后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四川的一个三线兵工厂——山川机械厂，我在三线工厂长大，三线工厂的生产与生活就是我成长的经历。十多年前，我经常要费力地向周围的人解释，为什么我父母是东北人，而我生长在四川，现在，只要说一句，我是三线工厂的，大家就明白了。
电影《青红》和《我十一》都有一个线索，就是争取早日离开山沟里的工厂，回到上海，暗指工厂生活的闭塞与艰苦。我们山川厂里，也有抱这种观念的家庭。但我从小在工厂长大，未经历城市生活，觉得厂里的生活非常自然，快乐也不少。我的成长经历中，整个80年代都是天天向上的时代，山川厂的军品生产任务饱满（计划经济，不管销售，完成定额就是好事），开发的民用商品（简称民品）是自行车，市场销售不错，工厂效益好，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一种经济上行期的美。90年代逐渐转型后，每况愈下。
之所以从电影《青红》讲起，因为本文要回忆的，是从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末的十多年间，三线工厂经济上行时期，我从小学到大学，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山川厂的文娱生活，大致分为电影、电视、广播三个方面。每个三线人，都有自己的三线回忆，本文作为个人回忆，显然不能代表山川人的共同体验，一来没有文字史料的支撑，二来一定有记忆缺失和模糊之处。如果能引起三线人的一些共鸣，或者城乡同龄人的参照对比，也算达到了目的。
一、物质生活是文娱生活的基础
在回顾文娱生活之前，不妨简要介绍当时山川厂的物质生活情况，它是文娱生活的基础，而且，两者都是全厂职工辛勤工作的回报，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和放松。那时，职工家庭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车间工人都以工资收入为主，什么级别，工资多少，大体是透明的，区别就是谁家职工多一点（父母子女都在厂里上班），谁家未成年的子女多一点。日常消费都在工厂周边解决，有机会去大城市出差的干部或技术人员，或者在大城市有亲戚的，可能有一些时髦衣服之类的新潮消费，我们学生则渴望新式文具。各家添置电器，基本保持同步，人有我有，谈不上互相攀比，太落后了也没面子。我父母大学毕业即分配到初建阶段的山川厂，只有姐姐和我两个孩子，1980年，父亲从车间主任升任总工程师，几年后成为厂长，母亲一直是工厂技术科（科技处）产品组的工程师，我家的生活水平在厂里应属中上。
1985年，兵器工业部部长邹家华视察工厂，母亲（背影）向部长介绍工厂军品。
山川机械厂始建于1965年（父母这一年毕业到厂），位于四川省内江市之下的隆昌县（2017年改为县级市）边缘的界牌镇旁边，距县城9公里，距泸州市（有天然气）边缘的嘉明镇只有3公里，行政上是隆泸交界处，地形上是典型的四川盆地中央的丘陵地带，小山小河相间，平坝上有稻田、麦地和油菜地（菜籽油），几个村子都很小，人口稀疏。够隐蔽，又有生活供应，距隆泸公路和成渝铁路很近，是理想的三线工厂选址。工厂的建筑规划显然考虑到尽量少占田地以及生产工序的连续性，车间、办公楼和学校集中在一小片平地上，职工住宅和生活设施都在半山坡上，上班下台阶，下班上台阶。百货商店、副食店、银行、邮局和一家小餐馆由地方配套，自来水厂、招待所、医院、子弟学校、幼儿园是工厂自办，生活配套有食堂、澡堂和缝纫组，还能自己制作挂面和冰棍。文化生活主要出自职工俱乐部和图书馆。
1984年初春，全家与成都无线电一厂的姑父和表姐合影，我家第一次照彩色照片，地点是我家附近的农村，竹林、油菜花、小麦、蚕豆是最具代表性植物和农作物。
1988年暑假，全家在工厂新办公楼楼顶合影。右侧是车间厂房，后面山坡上是家属区住宅（照片中红色方框是图16山川自行车照片的拍摄地点）。
近期山川厂俯拍图。前左建筑物为新办公楼，与之平行的是车间厂房（图源：视频号“内江甜甜儿”）。
我出生于1970年11月，据母亲回忆，我出生三天后，家里通了天然气。我有记忆时（小学之前），我家住的是干打垒的平房，自来水和砖砌的洗涤台在室外，水电气随便用（从工资中扣除一个定额），家里有美多牌台式收音机（应是爷爷留下的）和蝴蝶牌缝纫机。78或79年夏天，我家有了重庆生产的新生牌台式摇头风扇，1980年5月，我家随大流买了12英寸索尼牌黑白电视机。1981年12月我五年级时，我家搬入5层楼的新建职工住宅，三房（客餐厅一房，卧室两间），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逐渐安装了水表、电表和气表。83或84年，家里安装了燃气热水器，不用去公共澡堂了。1984年，我家有了双卡收录机，可以放磁带听歌曲。1985年，我家买了松下牌双缸洗衣机，1986年，工厂团购，我家买了18英寸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成都生产），不用争电视了，同年还购买了附近军工厂开发民品生产的长庆牌双门电冰箱。
新生牌电风扇，松下牌双缸洗衣机，长庆牌双门冰箱（我家同款，网络图片）。
食物方面，粮食（米七面三）和菜籽油定量供应，拿粮本和油票去粮站购买。不用油票，价格稍高的议价油也可以在粮站买到，还有自炼猪油补充，我记忆中没有缺油的情况。包产到户后，四川省的农业发展很快，工厂附近的农民也乐于向职工销售农副产品，有固定的菜市场。我不记得猪肉凭票购买（0.7元一斤）在哪一年结束，只记得1979年冬天，母亲学着当地人灌香肠，数量还不少，说明菜市场的猪肉供应充足。星期天就是全家打牙祭改善生活的日子，“吃点好的”。猪肉、兔肉、淡水鱼、黄鳝、泥鳅、包子、饺子轮流登场，冬天还有羊肉，禽类以当地特有的小麻鸭为主，比较金贵的是鸡、鸡蛋和牛肉，90年代初国家引进肉鸡生产线后，鸡肉和鸡蛋成为廉价且大量的产品。春节前，工厂给职工的福利就是免费发放香肠、腊肉、白酒（宜宾的尖庄牌，或泸州老窖的二曲酒、大曲酒）、香烟、花生和瓜子，比较特别的是袋装的赖汤圆心子和糯米粉，我爱汤圆，所以10岁左右就会和糯米粉，自己包汤圆（今非昔比，现在对这种软糯糖油混合物避之不及）。
80年代的热火朝天是工厂在计划经济下的辉煌，80年代有多红火，90年代工厂没落后的生活落差就有多大，触底那几年堪比东北下岗潮时期。21世纪初，随着工厂改制和市场经济的普及，工厂与周边县城的生活逐渐融合和同步。1988年我去重庆上大学，92年大学毕业后在成都附近教书，1996年到广州读研究生，每次寒暑假回家，都能感受到工厂与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电影是文娱生活的重头戏
1、露天电影场时期
我看电影的记忆是从露天电影开始的。与球场上一块幕布两面看的露天电影不同，山川厂的露天电影场是永久性的。一片小山坡，坡底用砖头砌一面墙，前面抹平涂白就是银幕，坡上一座两间屋的平房是放映室，放映室的墙上开了两个方形的洞口，大概有两台放映机。
放映室旁边上十来级台阶就是住宅区的水泥公路，吉普车载来的盒装电影胶片送到放映室十分方便。台阶平坦，竹板凳可以平稳安放，但距离银幕较远，所以不是最抢手的位置，稍靠前又居中的位置最抢手。孩子们是占位置的主力，中午工厂广播通知晚上有电影，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拐着几个竹凳去占位置，大人们还在上班。我7、8岁，总是跟着姐姐一起去。坡地上，竹凳的前面两条腿要用石块垫高才能放平稳，为了一个好位置或一块合适的垫脚石，小孩子之间的争吵是有的，但踢开别人摆好的竹凳再放上自家竹凳的情况很少（厂里的人都相互认识），所以，摆好凳子就可以回家写作业，父母下班匆匆做饭吃饭，全家一起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再借着昏黄的路灯回家。我家离电影场较远，走路单程约15分钟，为了一场电影，走两个来回也毫无怨言。
有时，中午广播未通知放电影，但下午突然出现“晚上有电影”的“谣言”（可能车间里口头通知了，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去不去占位呢？没有电影却跑去占位，会被人嘲笑“白跑路的小英雄”；有电影没去占位，就坐不到好位置，我和姐姐幼小的心里颇感焦虑。我们邻居家的长子就是电影放映员，最后确认消息时，已经比平时去占位的时间晚，怎么办，拿半个冷馒头，姐姐先带两个竹凳去占座，我和父母吃完饭带着竹凳和手绢包着的食物后去。来不及吃饭，边看电影边啃馒头的人不少，抹了豆腐乳或辣椒油的馒头就更好一些，细心的家庭还会用绿色的军用水壶带水。电影开始前，前前后后、边边角角的地方陆续都坐满人，帮工厂建厂房一队解放军也排队进入专门留出的区域，人手一个马扎。下雨也要举伞看电影，寻找前排雨伞之间的夹缝，夏天蚊虫叮咬就涂清凉油忍一忍。没有其他娱乐，看电影的积极性可见一斑。
电影放映中会突然插播通知：“某某某，请立即回车间，有事情处理”（部分车间三班倒，24小时有人上班）。有一次，通知里叫了父亲的名字，“请立即回家”。全家一起匆匆回去的路上，父母在复盘，出门前天然气关好了没，是否忘了锁门。到家一看，入室盗窃，明锁被撬开了。邻居是老病号，身体弱，据他复述，屋外的声音引起了他的警觉，出门看到行窃，只能呼喊着吓走了小偷。邻居显然不会走到电影场的放映室，中间的信息传达，我不太清楚。家里没有被翻乱，衣柜门开着，少了一件羊毛衫和一些用来织毛衣的羊毛毛线。工厂保卫处表示很难抓到窃贼，只是建议把明锁换成插孔式的暗锁。这件事从侧面说明，放电影时，家属区人很少，全家出动的住户，成为小偷下手的对象。
1977年，我和姐姐在平房的家门口合影，姐姐手中的连环画是《闪闪的红星》。
露天电影场在1978年11月让位给室内电影院，我的观影记忆主要是75-78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只记得一些电影的名字，部分电影的片段和歌曲因为后来反复出现，印象较深。我上网查阅了这些电影的拍摄和上映时间，以粉碎“四人帮”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有京剧电影《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时家里有《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的明信片，我和姐姐不时拿出来看），故事片有《创业》《青松岭》《金光大道》《决裂》《海霞》《春苗》《闪闪的红星》《沸腾的群山》等。情节大多不记得了，小孩子喜欢看的是《闪闪的红星》，喜欢潘冬子，爱模仿片中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决裂》中葛存壮扮演的教师，上课讲“马尾巴的功能”，被下面的学生要求“少讲马，多讲猪和牛”。“马尾巴的功能”这句台词经常被我们戏谑地模仿，印象深刻。
后一个时期，一些1965年之前拍摄的黑白老片重新上映。父亲比较喜欢战争片，会和我们聊《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红日》《董存瑞》《铁道游击队》等电影，小孩子最喜欢《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中的双枪队长李向阳也深入人心。我在广州读书并留校工作后，大概是2004年，我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快餐店吃饭，隔壁桌是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老师和妻子（学校与珠影相距不远），我索要了签名。母亲做家务时会哼唱一些电影插曲，如《柳堡的故事》、《上甘岭》和《刘三姐》中的歌曲。大家都喜欢喜剧片和反特片，喜剧片有《今天我休息》、《乔老爷上轿》，反特电影《黑三角》引人入胜，凌元饰演的卖冰棒的老太太是特务，印象很深，这部电影的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也非常好听。最近电影院上映新片《抓特务》，网上有一些议论，我印象中，7、80年代，反特电影是一个常见的类型，有《羊城暗哨》《秘密图纸》《斗鲨》《东港谍影》《猎字99号》等。有印象的外国电影有：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印度电影《流浪者》，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有一部罗马尼亚影片《沸腾的生活》，情节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片中人物的白色喇叭裤非常时髦，引发热议，该片的主题音乐当时很受欢迎，80年代的电台音乐节目中经常播放，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旋律。与家人和小伙伴反复讨论和模仿电影片段，翻看用电影剧照改编成的电影连环画，“复习”电影，是我童年快乐的源泉。
有一部电影可以单独一提，1977年的纪录片《火红的节日》。当时的纪录片一般是正片前的加映，通常是《新闻简报》，如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来访，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携夫人伊梅尔达来访。《火红的节日》是作为正片放映的（网上查到它的片长是51分钟，视频质量很差），展现了1977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华国锋主席与北京人民群众亲切见面的场景，演员与人民群众一起，在北京各重要景点前载歌载舞，欢庆节日。李谷一在影片中演唱了《赠缅甸友人》，这部电影在厂里很受欢迎，大家都受到电影氛围的影响，喜气洋洋。
2、室内电影院时期
1978年11月12日，星期日，山川厂室内电影院第一次放电影，工厂招待全厂职工、家属和子弟校学生免费观看。11日周六下午，小学二年级的我在学校参加运动会时，从老师手中领到了人生中第一张电影票，10排39号，电影是外国的，《牛虻》。在邻居大孩子的指导下，我明白了要凭票进入影院后侧的大厅，然后根据单双号决定走左门还是右门入场。影院一共46排，每排40个座位，1600多个座位的电影院今天难以想象。我的座位在靠前的单号最边上，墙边有窄窄的过道。走进电影院找到座位，有靠背，座椅翻上翻下，全程新奇兴奋，电影则是完完全全看不懂。
露天电影的放映时间好像是随机的，不一定在周末，电影院放电影的时间固定下来，周六18:30和20:30，周日16:30和18:30，两天的电影不同，一个月大约能看8部电影。大致以1985年为界，客观上是电视逐渐取代电影成为主要娱乐方式，主观上是这年9月我开始去县城住校读高中，周末回家的时间比较紧张，看电影的机会大大减少，所以，我在工厂的观影记忆集中于读高中之前。
一张电影票8分钱，对号入座，位置有好有坏，票价相同。电影票由各车间或科室的工会人员统一登记、购买和分发，电影院旁边的购票窗口只在电影上映前开放，供临时购票和退票。多年之后，有初中同学向我“吐槽”：那时看电影，你家总是坐好位置，中间排数，中间位置。是啊，父亲每周给厂办0.64元订电影票，送来的总是好票。但是，夏天的时候，我更期待稍微靠边的某些位置，因为那些座位上方有吊扇。现在回想，四川的夏天，一千多人的电影院里只有十来个吊扇，木制的硬靠背椅，完全不妨碍大家看电影的积极性，可见电影在文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电影院的外墙上挂着两块8平方米左右的预告板，月底更新，预告下个月将要放映的电影和放映日期。我家距电影院很近，放学后在电影院附近玩耍，如果赶上工会的美工人员取下预告板绘制下月预告，就非常开心地在旁边看，看他们撕下旧预告，用大张的厚白纸铺满木板打底，用绘图铅笔大致排版，然后贴海报，画装饰花边，没有海报的，就画一个装饰框，里面用美术字写片名。他们一边画一边讨论即将上映的电影，我都一一记在心里。1981年12月，我家从平房搬入楼房后，看画预告的经历就结束了。作为一个小学生，当时完全没有考虑过，现在觉得是个问题：电影胶片来自哪里？为什么能准确预告一个月的电影，记忆中没有临时更改电影的事情。有人曾说，广义上讲，三线工厂是“文化孤岛”，语言、生活方式和氛围迥异于周围的县城和农村。但是，在电影问题上，厂工会应该与隆昌县的某个部门对接，这个部门统筹安排电影在县城、山川厂和其他工厂之间轮流上映。一部电影的胶片，给山川厂电影院一天（可以放两场），第二天就要送到其他地方。
已经废弃的山川电影院。红框处是悬挂电影预告板的地方（网络图片）。
1984年用黑板写的本周电影预告，《铁面人》和《不朽的情侣》。照片为来访的军队领导与工厂主要领导合影。
我初中同学保留的电影票，背面细心地记录了片名。
花花绿绿的预告板承载着我一个月的期待，但这个期待并不盲目，而是有一定目标。1981年1月开始，母亲订阅了《大众电影》月刊，对我来说如获至宝，是每月的又一个期待。据网上的介绍，该刊1980–1982年的月发行量高达950万–960万册，是全球电影杂志单期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我家的订阅与全国读者保持了同步。山川厂地处偏僻，新片上映较晚，《大众电影》虽是月刊，也能成为我们的观影指南。当预告板上出现日本电影《望乡》的预告时，大人们就开始神秘兮兮地议论，还说不能让小孩子看，我当然属于不能看的。当时，《大众电影》是我“预习”和“复习”电影的唯一资料，它图文并茂，还有彩页，我几乎倒背如流，母亲多次感叹，“你看课本像看《大众电影》这么认真就好了”，“明年不续订了”。现在回想，《大众电影》无疑是我的“欣赏电影艺术”和“了解娱乐八卦”的双重启蒙读物，让小学生的我认识了英格丽·褒曼和费雯丽，认识了张瑜和刘晓庆。
我家订阅《大众电影》的开始，1981年第1期封面和目录页（网络图片）。
如果用今天的AI软件整理1985年之前每年公映的电影，估计大部分我都看过，即使没看过，也通过《大众电影》的介绍了解一些内容。有些电影家喻户晓，讨论度极高，如日本电影《追捕》和印度电影《大篷车》，我们小孩子跟风模仿台词和哼唱插曲，谈不上看懂。有些电影是我印象深刻，比较喜欢的，属于私人片单。两者的交集，无疑是香港武打片《少林寺》。
那是198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上午，电影院前的小广场已经人山人海，售票窗口根本无法排队，人挤人，看谁的力气大，谁的运气好。这些人显然不是工厂的人，来自周边或县城，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面容和衣着都很陌生，讲四川话，与厂里人气质不同（才上初一的我已经能感受到区别），另一个原因是工厂职工都是事先在车间或科室的工会订票，不用在窗口临时买票，除非是看了一遍不过瘾，还想二刷三刷。我自己是看了三遍《少林寺》。
1982年暑假，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回东北探亲，姥姥家在大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正赶上放映《少林寺》，也是全城热议。毕竟是城市，排片多，周期长，我看了两遍。厂里放映时，我又看了一遍。影片让人耳目一新，极具吸引力，第一次看武打片，居然有这样的电影！单是片头和片尾的男声小合唱《少林，少林》，对我来说就有震撼效果，节奏铿锵明快，与当时常见的慢板抒情歌曲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从前哪听过这样的歌，用一个词形容：时髦！山川厂的电影放映史上，《少林寺》应该是场次最多、最轰动的，据说放映了5场。
1979-1985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拍摄的一个黄金时期，题材多样，类型丰富，还有老片复映，再加上引进的香港电影和外国电影。我从懵懂的小学生到能基本看懂电影的初中毕业生，伴随着《大众电影》的“课外辅导”，使电影成为我的终身热爱。这里不嫌冗长，列一个私人片单，供读者对比参考。当时农村题材的电影不少，《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野山》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高加林和巧珍的《人生》（先读过路遥的小说，很喜欢）。工业题材影片《血总是热的》说教味明显，反映城市青年职工生活的《小字辈》和《他俩和她俩》则轻松愉快。伤痕电影有《泪痕》《牧马人》和《天云山传奇》，《生活的颤音》和《小街》也可以归入此类。反映解放前地下党活动的影片，老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和新片《保密局的枪声》都非常精彩。刑侦片《405谋杀案》的吸引力不亚于稍早的反特片《黑三角》。伴随着中国女排的佳绩，电影《沙鸥》颇受关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反映四川农村的生活，生活场景和人物妆造与山川厂周边农村非常契合，看起来非常亲切，而且北影厂和八一厂分别拍摄，两部同名电影，动用了好多优秀的年青女演员。工厂里一位文艺积极分子被八一厂选中做群演，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电影放映时大家都在电影里找她。当然还有《庐山恋》，大家都在讨论女主角换了多少套时髦的衣服，我家订阅的《大众电影》的第一期，封面就是张瑜在《庐山恋》中的剧照。
用剧照编辑的电影连环画《生活的颤音》（网络图片）。
在山川厂，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无疑是刘晓庆。我从《小花》和《瞧这一家子》两部电影认识了刘晓庆，《小花》里她是坚韧顽强的女革命者，抬着担架用膝盖上台阶的场景令人难忘，电影插曲《绒花》和《妹妹找哥泪花流》也不胫而走。《瞧这一家子》中，刘晓庆演活了直爽但爱慕虚荣的售货员张岚。随后，我们又陆续看到了她主演的电影《神秘的大佛》《原野》《婚礼》，以及引起轰动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中的慈禧，红极一时，她也顺理成章成为1983年春晚的主持人。80年代中后期，刘晓庆主演的《芙蓉镇》和《春桃》我也没有错过。在我看来，刘晓庆扮演的角色多少都带有她本人的影子，但慈禧和胡玉音可以视为刘晓庆的人生角色。当然，刘晓庆私人生活中的一些八卦绯闻，也在厂里议论和流传。
那时最受欢迎的香港电影可能是《三笑》，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还有《审妻》《屈原》《画皮》等古装片，喜剧片《巴士奇遇结良缘》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香港的双层巴士。那时的外国电影全部经过配音，异国故事和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总是更吸引观众，记忆中有《叶塞尼亚》《水晶鞋与玫瑰花》《佐罗》《疯狂的贵族》《虎口脱险》《红菱艳》《苦海余生》《简爱》《铁面人》《卡桑德拉大桥》等。卓别林的电影基本都看过，《摩登时代》《淘金记》《城市之光》《大独裁者》《舞台生涯》《凡尔杜先生》，非常有喜剧效果，但爆笑下隐藏的心酸、疲惫、扭曲和反讽，初中生的我也能体会到。日本电影在外国电影中占比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追捕》和《望乡》，印象较深的有《生死恋》《蒲田进行曲》《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绢》《寅次郎的故事》《华丽家族》《人证》和山口百惠的《雾之旗》《古都》等，山口百惠在中国大受欢迎，更多是因为电视剧《血疑》。
1985年9月去县城读高中后，只在寒暑假有机会看电影，但已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观看。这个时期的私人片单值得一提的有两部电影。《红高粱》，它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名声大噪，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个究竟。电影果然在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颠轿、酿酒，好多名场面，但影片好在何处，高中生的我并没有主见，只能通过《大众电影》的评价和电视中的介绍，自己学习和体会。另一部是美国电影《霹雳舞》，影片没有一线好莱坞明星，只能算B级片，但片中角色“马达”和“旋风”跳的霹雳舞，在厂里的年青人中极受欢迎，纷纷模仿，是继迪斯科舞之后的第二波舞蹈狂热。上大学后，看电影仍是我的主要文娱活动，寒暑假回到厂里，电影院的电影我已在学校看过，于是守住电视机，电视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后来居上的电视
早期看电视的印象是片段式的。最早的印象是跟着邻居在工厂俱乐部看的（图9建筑物的三楼），大约是1975或76年。一小群人聚在关了灯的房间里，只有黑白电视机的白光。好像是相声节目，信号很差，画面不时扭曲、拉伸，有时信号完全中断，屏幕上一片雪花，还有“嗞~嗞~”的噪音，只能耐着性子等待。有人上去调整天线的方向，有信号了就继续观看，如此反复。谈不上有什么吸引力，只是新奇。
第二个看电视的记忆，可能是1978年春节期间。那时，每晚电视节目结束前会预告第二天的播出内容，第二天白天，邻居（厂领导的妻子）邀请母亲晚上去看电视，应该是有好节目，所以正式邀约和赴约。母亲带着我去了。香港古装电影《湖山盟》。内容已经忘记了，印象是电影很好看，而且信号很好，全程没有中断，或许是已经有了室外天线。关灯看电视是当时的习惯，可能是看电影的方式的延续，黑暗中，母亲从果盘里拿了糖果和瓜子悄悄塞给我，稳住我可以安静地陪她一起看完电影。
第三个看电视的片段记忆，是在同学家里。那时厂里有电视的家庭是少数，但正在缓慢增加，我们小学生在学校里会心怀羡慕地交流，谁家有电视了。这位同学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大学同学，家里也是两个孩子，所以家境相当，我家的消费观念偏保守。那天，大人们在我家聚会，人人上阵贡献拿手菜，然后喝酒吃饭聊天打扑克，我们小孩子吃饱了就去同学家玩耍，看电视，《大西洋底来的人》。只看了一会儿，看不懂，只觉得迷惑，男主角身上没有任何辅助设备，只着一条泳裤，轻轻摆动双手和双脚，就可以长时间潜游在海底。网上资料显示，这部美国科幻电视连续剧1980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那时中国电视机普及率不及1%。
我们家购买电视机是在1980年5月10日，那段时间，厂里的主要话题就是买电视，我家也有饭桌上的反复讨论和央求，母亲的同事们也在劝说，这一批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过后不一定有了。终于决定购买，父亲去隆昌县城完成这个重要任务。父亲抱着包装完整的电视机回家的路上，我和姐姐雀跃着跑去迎接，这一幕被办公楼里上班的母亲和同事们远远看见，母亲后来经常提起这个场景，可见是家里第一次大额消费。12英寸索尼牌黑白电视机，520元，今天表达感情时微信红包动动手指就轻松发出的金额，当时应该占了我家积蓄的很大比例。最初几天的电视节目，有印象的是三个：一是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去世的葬礼和悼念活动；二是在南京举行的国际女排邀请赛，中日美三国女排的竞争由此进入我的视野；三是女排比赛间隙插播的苹果牌（TexwoodApple）牛仔裤的广告，一排穿着紧身牛仔裤的大长腿随着音乐走来走去，镜头给到紧绷的臀部，上面有醒目的牛仔裤商标。
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电视的吸引力并不大。首先是节目单调，只有两个台，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下午有一些科教类节目，周二下午停播，什么节目都没有。中央台晚7点的《新闻联播》之后是四川台的新闻节目，后面也没有什么吸引小孩子的节目，晚上10点就结束播出。其次是家长管束，上学期间，晚上都要学习，不能看电视，星期六晚上才能看，或者看一点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第三是电视信号差，虽然有室外天线，但刮风下雨造成天线位置偏移，就要等父亲去调整。雷雨天气时不敢开电视，怕天线引雷入室打坏电视机（或许这个担心并无科学道理）。
12英寸索尼牌黑白电视机（我家同款，网络图片）。图15：1980年新星音乐会上苏小明演唱《军港之夜》（B站截图）。
1980年下半年，我印象深刻的电视节目是一场名为“新星音乐会”的体育馆演唱会，目前B站上可以观看彩色版本，我脑海中它是黑白的。这次音乐会让母亲和我牢牢记住了海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苏小明，还有装扮成黑人演唱的东方歌舞团的朱明瑛。在B站上回看，当晚苏小明一人演唱了7首歌曲，多次返场，可见当时她已经小有名气，有备而来。音乐会在电视上播出后，苏小明当晚演唱的《军港之夜》《乡间小路》和《红河谷》等歌曲风靡一时，她的火爆程度与电影界的刘晓庆相当，今天的娱乐圈用语“有国民度的顶流”完全不足以表现她们的知名度，合适的词汇是家喻户晓。
80年代，我喜欢电视里的音乐节目，198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歌会《九州方圆》，外景MTV和摄影棚内舞台表演相结合，推出了一批受欢迎的歌手和歌曲，如程琳、吕念祖和周峰等。1987年播出了《九州方圆》特别节目《天府之梦》，所有歌曲都与四川相关，尤其是多位歌手一起演唱的《蜀江水碧蜀山青》，每一句歌词都从与四川相关的诗词中摘出，每个歌手唱一两句，不知算不算“古诗新曲”的开山之作，当时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大学时的班级联欢会，几位同学还一起演唱了这首歌。1984年开始，中央台开始举办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是我们爱看的音乐节目。
1981年11月，第三届女排世界杯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以全胜成绩闯进决赛并战胜东道主日本队取得冠军。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顾老师工作非常认真，每天下午两节课后都会留住全班一节课，督促大家写作业，决赛那天，顾老师专门告诉全班，两节课后立刻回家看比赛，取消第三节课。从初赛一路看下来，在解说员宋世雄清亮嗓音的陪伴下，我对女排运动员和主教练袁伟民已非常熟悉，也学到很多排球术语。“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日本东京代代木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三届世界杯女排比赛……”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体育比赛如果不是宋世雄解说，竟然会不习惯。
夺冠的中国女排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英雄，连我这样的小学生，都熟知每位运动员的名字、外貌、号数、场上位置和特长，队长、二传手孙晋芳，主攻手、“铁榔头”郎平，“网上长城”、拦网能手周晓兰，怪球手张蓉芳……如数家珍。1982年春天，父亲从北京出差回来后告诉我们，新大北照相馆给中国女排拍照，每人一张大幅照片放在橱窗里，还有合影，非常漂亮。当年暑假，母亲带我和姐姐回东北探亲，停留北京游玩期间，三人专门去新大北照相馆“打卡”追星，明亮的橱窗里，照片上的女排姑娘身着写着中国二字的红色运动拉链外套，容光焕发，金牌闪亮，非常鼓舞人心（AI软件认为1982年照相馆没有女排照片，我记忆中有）。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当时电视里正好播放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推助了女排热，电视剧本身也大受欢迎。剧中日本姑娘打排球的方式是夸张的超现实打法，原地起跳前空翻扣球，叫“晴空霹雳”，“幻影游动”则是两个球员突然跑动换位，迷惑对手。当时不明白为何有如此夸张的打法，中日女排的实际比赛，完全不是这样，现在上网一查，果然是漫画改编。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女排先后获得第九届世界锦标赛冠军（1982）、洛杉矶奥运会冠军（1984）、第四届世界杯冠军（1985）和第十届世锦赛冠军（1986），实现“五连冠”，顽强拼搏、团结奋斗的女排精神，成为80年代时代精神的象征。
除了中国女排，电视普及带来的体育热，还有1982年中国足球队参加的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足球比赛时间长，进球少，我不爱看，父亲爱看，我听着解说也记住了容志行、古广明、赵达裕等名字。体育热的高峰，应该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许海峰奥运射击首金“零的突破”开始，到周继红跳水冠军收尾，中国队一共获得15块金牌，除了中国女排的“三连冠”，这次奥运会上最亮眼的是体操王子李宁，获得3金2银1铜的优秀成绩，跟着李宁和中国体操队，我也了解了一些体操知识，但程度不及排球知识。2028年夏季奥运会将再次在洛杉矶举办，不禁让人感慨40多年间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80年代初，国产电视连续剧刚刚兴起，网上说内地制作的第一批电视连续剧是《敌营十八年》和《虾球传》，我都看过，但印象不深，主题曲今天仍会哼唱。那时，引进的电视连续剧很受欢迎。1984年，四川电视台播出的香港古装武打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厂里引发观看热潮，电视剧播放时，家属区路上人影全无，只有家家窗户里传出的武打声和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这部剧有贴片广告，当时称为赞助播出，片头以字幕的方式写出赞助单位，并配音朗读。当一长串赞助单位的名单中出现“山川自行车厂”时，屏幕前一片欢呼，工厂的名字上电视了！当时工厂生产的民品——“山川牌”自行车上市不久，市场销路也不错，赞助热门电视剧，当然是为了打出名气，扩大市场，一方面出于军工厂的保密，一方面也是便于观众记忆，赞助单位没有用山川机械厂的厂名，而是用了山川自行车厂的名称。电视上还播放了工厂自己制作的15秒广告，拍摄地点工厂办公楼前面的空地上，为了表现自行车的载重能力，车身上站了好几个小伙子，都是工厂职工，那个构图让人想起今天网上看到的印度士兵操练，当时则是兴奋地指认广告中的人是谁。《霍元甲》广受欢迎，孩子们都在模仿剧中的武打动作，学唱粤语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霍元甲》的后继之作《陈真》，也很受欢迎。
青年职工在家属区陡坡公路上骑着山川牌自行车（公路位置在图3的红框处）。
我家保留的印有山川自行车厂的旧信封。
那几年，有多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播出，主题曲也广为传唱，有《万水千山总是情》《京华春梦》《再向虎山行》等。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看过《上海滩》，只是从电视报和其他电视节目中知道这部剧很热门。接下来就是1985年热播的《射雕英雄传》了。这里要插说一件事，当时工厂自建了差转台，家属区全部有线接入，当时称为“闭路电视”，城市里称为有线电视，每家不再需要室外天线，雷雨天也可以看电视了。只要搞到录像带，工厂可以自主播放一些香港电影和电视剧，后来还有台湾的电视剧，如《昨夜星辰》和《一剪梅》。
《射雕英雄传》就是工厂自己播放的。它分为《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和《华山论剑》三部，一共将近60集。我身边的同学都非常喜欢，热烈讨论剧的情节，学唱插曲，剧中演员也成为追星的偶像，如翁美玲、黄日华和汤镇业。追剧的同时，《射雕英雄传》的书籍也广为流传，姐姐曾经借回来几本，因为多次传阅，封面已经没有了，书页卷边严重，甚至有缺角。《射雕英雄传》之后的《神雕侠侣》延续了武侠剧和金庸小说的热潮，这股潮流持续到我高中时期乃至大学时期。金庸的武侠小说都很长，一部就有三、四册，我上大学时，这些武侠小说仍然在宿舍间流传，仍然是翻阅得绉巴巴的样子，有的同学甚至可以不按顺序阅读，拿到哪册看哪册。但是，我对武侠小说和电视剧兴趣不高，《射雕英雄传》看到第三部《华山论剑》时就放弃了，《神雕侠侣》没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几次尝试阅读，就是读不下去，只好放弃。多年以后，同龄人聊起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除了《射雕英雄传》，我一无所知。顺便说一句，一半高中同学在读武侠小说时，另一半在读琼瑶的言情小说，包括我。大学同学读武侠小说时，我大致读完了畅销作家阿瑟·黑利的几部行业小说，《航空港》《汽车城》《大饭店》《钱商》和《最后诊断》。
当时的外国电视剧有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播出前非常期待，看过几集后略感失望，大概是女孩子对刀刀枪枪不感兴趣，但是男生们喜欢甚至模仿。这部剧应该是社会反映不好，未播完就停播了。工厂很小，没听说因为模仿剧中人物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当时还有巴西电视剧《女奴》和墨西哥电视剧《卞卡》，集数颇多，但吸引力不够，勉强看看。反响最热烈的外国电视剧，而且是工厂与社会同步的，是两部日本电视剧：《阿信》和《血疑》。
现在知道，《阿信》在日本属于晨间剧，早上8点半左右播出，家庭主妇早上照顾丈夫上班和孩子上学后，自己吃早饭时看的剧，单集时间短，15到20分钟，总集数多达一二百集，多以女性的成长和励志为主题，《阿信》表现了穷苦出身的女孩子阿信成长为大型连锁超市董事长的故事，有少年、中年、老年三位演员扮演不同时期的阿信，中年阿信的扮演者田中裕子因此在中国打开了知名度，2009年还应邀来中国在电视剧《苍穹之昴》中扮演慈禧太后。《阿信》在国内红到什么程度，1986年春晚的相声节目《学播音》，相声演员笑林模仿了一段《阿信》中的旁白。
1984年播出的电视剧《血疑》广受欢迎，称得上是现象级电视剧，一方面是因为剧情新颖，国内少见，现在看来它是典型的爱情偶像剧套路，女主角意外遭辐射患上致命白血病，男朋友衷心陪伴到最后，还加入了今天年轻观众熟悉的所谓“骨科”剧情，输血抢救时，相爱的男女主角是骨肉相连的同父异母兄妹的秘密被迫暴露。另一方面是女主角扮演者山口百惠的个人经历。我们惊奇地从各种杂志和报纸中知道，这部剧拍摄于9年前的1975年，但剧中人物的服装和发型非常时髦，山口百惠不但演电视剧，还是影视歌三栖的当红巨星，剧中主题曲就是她本人唱的，更令人吃惊的是，早在1980年，山口百惠毅然宣布结婚，彻底退出演艺圈，专心做家庭主妇，丈夫正是剧中男友的扮演者三浦友和。爱情偶像剧的情节，剧中情侣发展为现实情侣并结婚而且激流勇退，戏里戏外的因素造就了《血疑》的热播。后来，与《血疑》同系列的另外两部电视剧也在国内播放，影响力远不如《血疑》。
如果讨论我的追星历程，第一个追的就是山口百惠。那时，隆昌县配套在山川厂的书店很小，有连环画，但是母亲管得很严，不准买。家里的课外书都是父母出差时买的“小孩子应该读”的科普书籍。1984年我初二，母亲买了一套翻译引进的科普书《我们怎样发现了》系列，有《我们怎样发现了黑洞》《我们怎样发现了维生素》《我们怎样发现了细菌》等等，我遵命慢慢读着。1985年春天，隆昌县新华书店来厂里做展销，带来了小书店没有的一些新书，我只买了一本书，山口百惠的自传《苍茫的时刻》。
电视剧《血疑》海报。图19：山口百惠自传《苍茫的时刻》书影（网络图片）。
科普书《我们怎样发现了——维生素》封面（网络图片）。
国产电视连续剧在慢慢成长。有全家人都喜欢的电视剧《蹉跎岁月》，郭旭新和肖雄主演；还有祝延平主演的8集电视剧《武松》。有一部电视剧要列入私人片单，印象极为深刻，陈宝国主演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同名小说改编），男主角刘思佳是工人，人前是吊儿郎当的刺儿头形象，敢在工厂门口摆摊卖煎饼，内里好学上进，在家里刻苦钻研，学英语，搞技术创新。发生火灾时奋勇当先，将危险的油罐车驶离火场，然后又带着墨镜耍酷地返回火场，实际是看火场是否已经安全。角色的强烈反差带来了吸引力，表面玩世不恭，实则勤奋上进，正直勇敢。刘思佳这个角色可以算第一代偶像吧。这个剧很快有了电影版，可惜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先入为主，深入人心。在网上查了一下，陈宝国凭此片获得首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果然是众望所归。我还有一个私人猜测，当时的书籍介绍光谱时，一般的说法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小说和电视剧的巨大影响力，让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说法取而代之。
我第一次看彩色电视，是1984年春节。当时全家人到成都的远房姑姑家过年，姑父是成都无线电一厂的厂长，该厂正在着手引进日本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厂里有几台原装进口的彩色电视机。除夕夜两家人围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看春晚，表哥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去厂里搬一台彩电呢，说干就干，于是，彩色电视机里张明敏连唱四首歌的画面深深印在我脑海里。随着彩色电视机逐渐走进家庭，1986年，父亲和姑父，两位厂长，一拍即合，团购彩电。山川厂两次从成都无线电一厂团购18英寸的三洋牌彩电（合资生产，用日本品牌），每次约100台，每台约1500元。当时彩电是贵价电器，大家对合资生产的彩电的质量有些担心，厂长参加团购，一方面可以视为质量背书，若有问题，有退换途径；另一方面，也可推测为质量不好，帮亲戚卖货，说不定还拿了好处。实际上，我家是实打实付钱买彩电，没有任何好处。无一厂的彩电质量不错，属紧俏商品。两次团购，纯是两位厂长的公益合作。
18英寸三洋牌彩色电视机。图21:双卡收录机（我家同款，网络图片）。
家里有两台电视机了，彩电当然要给看电视剧《红楼梦》的人，看球赛的人只能看黑白电视。80年代后期，随着《西游记》和《红楼梦》等优秀电视连续剧的播出，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记忆。同样是共同记忆的，就是春节联欢晚会。
春晚狂热，从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末，除了1984年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1987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很多歌曲，很多相声，很多小品，已成为经典，一些台词融入生活，丰富了日常语言的表达。80年代，工厂能看到的日常电视节目中，文艺节目相对较少，品质也一般。工厂自己的文艺表演，除了合唱比赛，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熟悉的文艺积极分子。外面请来的文艺演出，次数有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演出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由新近留校的年轻老师组成，有后来成为著名歌唱家的范竞马，当我们在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看到参赛的范竞马时，都非常兴奋。
这种情况下，精心准备的春晚，就显得格外优秀，成为全厂上下都期待的年度节目。就好像平时粗茶淡饭，过年才大鱼大肉。春晚过后，一些节目会在电视的音乐类或曲艺类专题节目中反复播放，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当时对春晚的热爱程度，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1984年，我家有了双卡收录机，可以录音。在某一次重播春晚时，我们把收录机放到电视机前，录下了张明敏演唱的歌曲，录下了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夸家乡》，主题是农村生活改善，日渐富裕。无数次的反复播放，一段相声几乎可以背下来。
1987年春晚，《冬天里的一把火》一夜红遍全国，这时已经不用对着电视机录音了。我在县城读高中，新华书店的音像柜台很快就有了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的费翔的专辑盒带《跨越四海的歌声》，我用零花钱买了新专辑。上网查了一下，《跨越四海的歌声》发行于1986年底，所以，费翔在1987年春晚一夜爆火之前，城市里已经有一些人先听为快了，我们身处三线工厂，和全国人民一起在春晚上认识费翔。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1987年春晚导演为何会邀请费翔呢？投问AI，原来是东方歌曲团团长王昆把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推荐给春晚导演邓在军。借着春晚的影响力，太平洋影音公司迅速推出了费翔的第二张专辑《四海一心》，我也第一时间购买。那时的广州，已经走在时代的前沿，在我眼中，太平洋影音公司就是品质的保证。除了费翔的专辑，我还购买了它发行的其他盒带。
《费翔：跨越四海的歌声》。图23：《费翔专辑②四海一心》（专辑②的照片明显借用了费翔在春晚演出中的舞姿。网络图片）。
高中生的零花钱有限，费翔的专辑是我购买的少数正版专辑。从高中到大学，听歌曲是这个年龄段年青人的主要娱乐方式。在盒式磁带加录音机的听歌模式普及之前，我听歌曲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收音机，一是工厂自己的广播。当然，收音机里还有另一个重要节目。
三、细水长流的广播
1、电台广播
听收音机，离不开电波信号，在山川厂这样的偏僻三线工厂，最缺的就是电波信号。从记事开始，家里就有一台老式的美多牌台式收音机，交流电的，要插着电源才能使用。虽然有中波和短波的切换按钮，但基本没有用，调台的旋钮从头旋到尾，只有中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音清晰，其他电台都伴有杂音，无法收听。印象中作为吃饭背景音的，是小说连播，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时间久远，内容完全不记得。下午放学偶尔听一会少儿节目《小喇叭》，三年级左右就不听了，毕竟是面向学龄前儿童的节目。有时候放学后去同学家玩，5点左右，她和妹妹兴奋地打开收音机听广播剧，应该是固定收听。我没有听广播剧的记忆。
70年代后期，家里买了砖头大小的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红灯牌，喇叭比老旧的美多好多了，声音清晰嘹亮，交流直流两用，有可伸缩的天线，还配了可拆卸的皮质保护套。可是能收到信号的电台还是太少，中波还是中央台，印象中没有听过四川台或重庆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突然可以听到自贡市广播电台，每天的播出时间不长，但是有两个节目，给我的青少年时期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至今难以忘怀。
一个是评书连播，主要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和《杨家将》。我和同学们听《岳飞传》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下午5点半首播，30分钟，总在精彩之处结束，留下悬念“明天接着说”。第二天上午，小学生们在课间热烈讨论评书的内容，谁的枪法好，谁的流星锤厉害，声讨秦桧的陷害，憎恨岳飞的对手金兀术，满脑子都是“八大锤大闹朱仙镇”的场面。如果记忆不一致产生分歧，中午回家就要听重播，下午上学继续聊。
那时候，有一套15本的《岳飞传》连环画，我家肯定是不允许买的，家里有连环画的同学，也只能偷偷带一两本到学校，课间交给借书的同学，马上放入书包，如果忍不住上课偷偷看，一定会被没收。那个时候，男女生在学校里是不说话的，但是，回到家属区，同学身份转为邻居身份，我就可以向男同学借连环画了，有借有还，终于一套15本全部看完。还不过瘾，1980年暑假，我在厂图书馆借了上下两册的《说岳全传》（清朝钱彩著），小学生哪里能看懂本文半白的章回体小说，乱看一气就归还了。
连环画《岳飞传》部分封面。图25：《大破金龙阵》内页（网络图片）。
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仿佛有魔力，《岳飞传》播完以后，我有明显的戒断反应，新播出的《敌后武工队》，根本听不进去，同学之间的讨论也没有了。后来还有袁阔成播讲的《三国演义》，不是全本，好像是《火烧赤壁》之类的节选，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听它，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沉浸地听下去。终于又等到刘兰芳播讲的《杨家将》，还是熟悉的味道。故事以六郎杨延昭为核心人物，杨家兄弟忠君爱国，好几个战死沙场，还有“流落藩营”的杨四郎。杨家的主要对手是辽国的萧太后和朝中奸臣潘仁美，朝中的支持者是宰相寇准和八王千岁。现在回想，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刘兰芳评书的一大特点，杨六郎武艺出众且有大将风度，孟良和焦赞则是鲁莽又忠诚的哼哈二将。百度百科的刘兰芳词条中介绍，1979年《岳飞传》在全国近百家电台播出。我们一群远在四川三线工厂里的小学生，通过地级市自贡的电台，热爱一位东北口音的评书艺人的节目，也算一种奇妙的共振。
自贡台的第二个节目是“听众点播的音乐节目”。每周播出一次，一次90分钟，听歌大满足。印象中是周日播出，周一重播一次。我大约是81-82年开始收听，每周必听，首播和重播都听。主持人会读点播信，那时的点播信不会说送给某人或生日祝福之类，单纯是点播歌曲。新老影视剧插曲、春晚和其他电视音乐节目中的歌曲、港台流行歌曲、内地流行歌曲一网打尽。港台歌曲以《外婆的澎湖湾》、《兰花草》等台湾校园歌曲为主，粤语歌仅限于播放过的电视剧中的插曲，上大学后，我才知道重庆本地的同学在听陈慧娴、林忆莲等人的粤语专辑。早期的点播节目，刘文正的歌曲《三月里的小雨》点播频率极高，苏芮的《酒干倘卖无》，侯德健的《龙的传人》也经常听到。84-85年起，歌曲种类逐渐丰富，罗大佑的《童年》，邓丽君的歌曲，英文迪斯科舞曲《巴比伦河》和《路灯下的小姑娘》（中文翻唱）。国内歌手的歌曲，原创歌曲、翻唱港台歌曲和翻唱外国歌曲都有，印象较深的歌手和歌曲有：程琳的《小螺号》《风雨兼程》《妈妈的吻》，朱晓琳的《月儿弯弯照九州》《那一年我十七岁》，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张行的《迟到》，成方圆的英文歌《昔日重来》，王洁实谢莉斯的男女声二重唱，郑绪岚、蒋大为、郁钧剑、毛阿敏、韦唯、张蔷等人的歌曲也经常听到。
1983-87年，是收听这档点播节目最集中的时期，起初家里还没有收录机，在电视上看到喜欢的歌曲节目后，没有重复听歌的渠道，只能期待这个节目里别人的点播，似乎也没有自己写信点歌的念头，在山川厂的小小初中生心中，自贡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它只存在于收音机那头，不会与现实生活相连。1986年春节全家乘坐工厂包车去看灯会是我唯一一次去自贡（下午去，晚上回）。可以对比的是，北京虽然远，但不陌生。一是1982年回东北探亲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二是父母每年都会去北京出差一两次，买回超出我们预期的双肩背书包、有磁铁的文具盒和各种零食。后来家里有收录机了，工厂的小书店里也没有什么磁带，就算有，也是杂牌音像公司出的拼盘磁带，正版专辑盒带很少，而且，中学生哪敢开口向家里要钱买与学习无关的东西。
多说一点磁带听歌的回忆。那时的磁带，很多都是姐姐从外面借来的，如果好听，就用家里的空白磁带转录（幸好家里买的是双卡收录机），厂里的商店可以买到空白磁带，通常是索尼和TDK这两个牌子，空白磁带比正版专辑和拼盘合辑都便宜，而且时间长，专辑盒带AB两面的时间是60分钟，空白磁带是90分钟。录好歌曲，就在磁带附带的卡片上写好歌曲名。磁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抹去重录，借来的新专辑，如果想录下来听，又不想破费打开一盒未开封的新磁带，就在已经录了歌曲的磁带中选一盒已经听熟的，重新录制，新歌自动覆盖原来的歌曲，非常方便。
未拆封的TDK磁带。
卡片上写了英文迪斯科舞曲名的索尼磁带（网络图片）。
1986年，我在县城读高中，手里有一些零花钱，现在回想，当时我的消费观念很“理性”。那一年，歌手张蔷的歌曲突然在隆昌和厂里非常流行，铺天盖地，到处可以听到。自贡台的点播节目，每周都有她的歌，我们也借回磁带在家里听。我也觉得好听，时髦，但是，我不会去新华书店买张蔷的专辑，费翔的专辑我会买。我还用拉长时间间隔，摊薄开支的办法购买“严肃”的专辑，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发行的《世界名曲》系列，陆续买了5、6盒，周末在家听。这种“理性”有虚荣的成分，熟悉这些世界名曲的旋律，在其他场合听到时可以说出它们的名字，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素质教育”吧。其实，这些世界名曲都是非常浅显、最脍炙人口的一些曲子，《拉德斯基进行曲》《溜冰圆舞曲》《卡门序曲》《凯旋进行曲》和《土耳其进行曲》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些高中时学着听的曲子，后来也经常听到，最近一次集中出现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熟悉的旋律伴着各国代表团入场。
我买过的专辑《百听不厌：世界名曲联奏》（网络图片）。
2、工厂广播
用收音机和收录机听歌，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做别的事情，不用像看电视那样专注，但毕竟还在家里，在外面听歌就不容易了。80年代，随身听、mp3、手机听歌，尚属遥不可及、无法想象，尤其是80年代初，身穿喇叭裤，戴着墨镜，手提大大小小的收录机，外放着音乐招摇过市，是不良青年的典型形象。意想不到的是，喇叭架在电线杆上的工厂有线广播，成为我听歌的一个特殊途径，每天上学路上都有流行歌曲陪伴，是独特的记忆。
山川厂的广播，主要作用是报时，提醒上班、下班和晚休，每周六天，一天五次，雷打不动，除非停电。每次广播的时间约30分钟（早上90分钟），有固定的开始曲和结束曲，实际就是陪伴职工在家和车间之间往返的走路时间（公路坡度大，骑车的人很少），尤其是上班广播的结束曲，前奏一响，约等于开始倒计时，路上的职工和学生无不加快脚步，避免迟到。
第一次播音，早上上班。6:30，解放军《起床号》，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转播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7:20，播放广播体操音乐两遍。7:30，音乐。8:00，结束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天还没亮，《起床号》的嘹亮小号声就打破宁静，唤醒全厂，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学习，90分钟的广播，是匆忙的早上生活的背景音和提示音。两段新闻时间是紧张的洗漱和早餐时间，在我家，除了周日买菜，周中至少有一天，父母中有一人要去买菜（菜市场上午就结束，家有老人的可以上午去买，双职工家庭只能早上去买）。不知道厂里有多少人能跟着音乐做广播操，我印象中，如果第二遍广播操音乐时还没有吃完早餐，就会被催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戏称为“迟到歌”，很久以后，我同学说，听到这首歌就有要迟到的紧张感，可见记忆之深。上学路上正好是音乐时间，上文提到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反复听到，顺带提一下，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出了15首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有《祝酒歌》《再见吧，妈妈》《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等，那时家里没有收录机，只有一份印着15首歌曲的简谱和歌词的折页印刷品，我和姐姐完全是跟着工厂广播的反复播放学会这15歌曲的。我对这份折页歌单的印象很深，但在网上没有搜到相关照片。
第二次播音，中午下班。12:00，开始歌曲《东方红》，后来改为民乐合奏《喜洋洋》。工厂新闻和通讯。12:15，音乐。12:30，结束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中午的时间也非常紧张，做饭、吃饭、洗碗，全部完成，最快也在一点钟。父亲工作忙，一定要睡午觉，母亲和我们则不固定。
第三次播音，下午上班。13:30，解放军《紧急集合号》，工厂新闻和通讯。13:45，音乐。14:00，结束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学路上，我又可以听歌了。
第四次播音，下午下班。18：00，《喜洋洋》，工厂新闻和通讯。18:15分，音乐。18:30，结束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终于下班了，《喜洋洋》轻松愉快的旋律与下班的心情非常适配。
第五次播音，20: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20:30，结束歌曲《国际歌》。电视机普及后，第五次播音取消。
工厂的广播站位于回字形有天井的老办公楼里，与几位厂领导的办公室临近，隔着天井与母亲的办公室相对。它在我心中颇有神秘感，小学生时曾跟着大人进去过一次，里面有话筒等播放设备、还有唱片机、收录机和成箱的唱片和磁带，房间需要静音无尘，铺了厚厚的橡胶地垫，进去要脱鞋。
经年累月的固定广播，以声音的方式统一了全厂职工和学生的生活节奏，纪律性较强，它清楚标识了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周48小时。它也是工厂凝聚力象征，小山环抱的车间厂房和家属区是一个整体，与周边农村区隔开来。工厂广播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时间节奏记忆。
尾声
回看80年代我在山川厂的成长经历，双职工家庭，父母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6天，学生每天上课6个小时，作业时间另算。白天的时间占得很满，家务和娱乐的时间只能在晚上和周日。父母都是理工科出身，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务之余，无暇追求更多的文娱生活，我家没有乐器，没有电唱机，没有文学书籍，文娱活动基本是被动的，看电影，厂里放什么就看什么；看电视，就那几个台；听广播，也只有几个台。直到有了双卡收录机，才开始有一些自主的选择。正是因为文娱活动的选择较少，只能把有限的选择最大化，电影一场不落，电视节目不错过，才会有保存至今的深刻记忆，也对我后来选择文娱方式产生影响，更愿意作为一个观看者、观赏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和实践者。
透过电影、电视和广播，文娱活动实现了三线工厂与外面世界的连接与共振。从地理位置上看，三线工厂是偏远的、封闭的，但是，心灵和视野不能封闭。成长过程中，电影和电视是我认识外界和世界窗口，开阔了我的视野。今天，各种文娱活动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获取渠道也多种多样，自媒体平台更是给每个人提供了展现的舞台，默默地做一个观众，或是唱歌跳舞体验其中，或是成为文娱活动的创作者和提供者，似乎都可以信手拈来，只是不能往了一件事：不论身在何处，都要望眼世界。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