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四渡”,如何“四渡”,缘何一战封神,都拍明白了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一样,《四渡》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全景式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壮举,讴歌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军事指挥艺术,弘扬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尤其是“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视听呈现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与这些评论相比,我更想回到电影文本本身,试图站在创作者的立场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四渡》拍摄场景
从“新主流电影”开始,如何将主旋律与类型电影结合起来成为了创作界的重要探索,尤其是在近年来先后出现了以《战狼》《红海行动》《志愿军》为代表的重要标志性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提高极大增强了电影创作的视觉效果,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沉浸式观影成为了可能。
与此同时,在“新主流电影”的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对视觉观赏性的追求大于了对故事表现力的追求,在意识形态表达上过于外化,在国际传播中尤其是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还有待持续深耕。
在我看来,《四渡》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尽可能地把意识形态进行内化,着力于对故事文本的“传奇性”描写。无论是勘景、编剧,还是场面调度、人物塑造,《四渡》都不仅止于历史文字的表述,而是用想象力、艺术性、创造力完成了对于历史事件的再创作。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四渡》是在“新主流电影”的观念下完成的传奇叙事,是中国电影在现阶段能够实现并达到的艺术与工业的极致平衡。
从创作角度看,《四渡》最重要的原则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经典戏剧的“传奇”的化用,在电影中被浓缩表现为孙子兵法中所言的“以奇胜、以正合”。
“以奇胜、以正合”既是一种用兵的谋略和智慧,更是《四渡》将其作为创作方法的实践。它不仅意味“四渡赤水”本身就是军事艺术的传奇,更是艺术创作在方法论上的实践,还标志着中国电影想象力的自觉,标志着中国电影在驾驭重要历史题材事件的成熟。

《四渡》剧照
将传奇作为方法,首先在于主创者以最大诚意,严谨认真地完成了对“四渡赤水”路线的熟悉,以躬身入局的态度勘景构思,用脚步丈量着革命者的壮举。
人工智能时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电影创作,尤其是虚拟拍摄几乎省却了外景空间,但是勘景依然重要,因为勘景就是侦察,勘景如同地图一样帮助导演谋划定夺。
贵州的崎岖山水、曲折的赤水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川南民居风格的建筑,云贵高原的气候变化,这些日常并未重视的空间地理要素给予了创作者最直接的灵感,反映在镜头中“有时走小路、有时走大路”的教导就显得合情合理,红军战士在娄山关攀爬的桥段就显得充满想象力且富有感染力。这本身就是真实的历史,更是奇、险、绝、难的沉浸式观影体验。
将传奇作为方法,更在于主创者对物的重视。勘景与道具是结合在一起的,勘景不仅在叙事上选择了空间,更是在人物塑造上表达了明确的创作意图。
道具在这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陈赓干部团所戴的英式钢盔,还是马克沁机器的冷水套,无论是茅台的村子,还是酒缸的摆件,“物”不仅仅是物性的呈现,还是历史在场的证据。我们曾疑惑的细节,在《四渡》中得到了解答,比如红军搭建浮桥的细节就极具有说服力。

《四渡》预告片片段
我们所看见的“象棋”也超越了棋子的内涵,成为想象力的来源。正是从“棋子”出发,编剧的文案被置换为精巧的结构和情节,于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完成了一场隔空的博弈,“照将—抽车”的经典与“兵临贵阳逼昆明”完美结合,错位的蒙太奇完成了揭秘式的破案,令人赏心悦目。
主创者以平实客观的态度最大程度尊重对手、尊重人物、遵守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对贵州的双枪兵、川军的战斗力了解不多,对地方军阀的战斗力认识不足,对郭勋祺、孙渡等地方将领所知甚少,对“四渡赤水”这一重要性的历史事件仅仅停留在教科书。
《四渡》真正刻画出了红军面临的生死绝境,直面了毛泽东的至暗时刻,书写了毛泽东从隐忍到爆发再到团结的个性特征。

《四渡》预告片片段
更为难得的是,《四渡》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既没有美化个人,也没有藐视原则,这一点是殊为可贵。打鼓新场这场戏的描写就很能说明问题:组织原则是组织原则,个人观点是个人观点,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少数人也需要团结大多数。刘烨的表演尤为值得点赞,他把毛泽东的隐忍与抗争表演得极为生动准确。
可以说,《四渡》通过还原历史从而尊重历史,在表现历史的具体场景中共情历史,在演员个性的爆发中实现了重构历史,从而深化了观众对“四渡赤水”的认识。
《四渡》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中国革命从绝望到希望的“包孕性瞬间”。在这个瞬间中,我们看见了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人,想象出了未来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
在AI无所不能的时候,有必要坚持手工的温度,在AI不能替代的地方坚持创作者的主体性,延续着创作者的艺术认知、审美直觉,凸显着充沛的感性能力。
尽管AI的强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电影生态,甚至成为了电影视觉性的依赖,但是电影之所以作为电影,仍然有着AI不能替代的地方。

《四渡》剧照
四年磨一剑的创作永远彰显着人之为人的根本性力量,因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创作永远都不会被AI束缚。
让艺术的想象力与人的创造力完美结合,让电影创作的具体步骤与AI创意协同共生,让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与意识形态的表达更为贴合,因为这不仅是“新主流电影”在观念共识上持续绽放的光芒,更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最为自觉的努力。
(作者李立,浙江传媒学院求真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