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龚橙正传
龚橙（龚孝拱）曾随英法联军北上京津，虽无引导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情节，为人行事确有可议之处。细绎《龚孝拱遗札》，结合赵烈文日记等史料，笔者认为龚橙是晚清重要学者，只是任诞放纵、好讥评当朝大臣、曾作英国公使威妥玛幕客、学术上“离经叛道”而饱受卫道士攻讦。作为晚清今文经学重要学者，龚橙是魏源、康有为之间的过渡，佐证清代思想的“内在理路”说；他主张借用“泰西人”矫正“中国浮伪偷惰之习”，又暗合费正清的解释路径。入华西人效仿中国幕府制度，可视作中外文明互鉴的一个侧面。
陈乃乾、王开玺、眭达明、叶斌、夏剑钦、许宏泉等学者对龚橙事迹迭有论述，尤以叶斌《龚孝拱事迹考》一文较为全面。笔者在学界先进已有成绩基础上，细读《龚孝拱遗札》，结合赵烈文日记、王韬日记、谭献日记等史料，揭示他与宝顺洋行副总买办曾寄圃的交往、与英使威妥玛的关系，尝试作一龚橙正传。《龚孝拱遗札》25通是龚橙历年致赵烈文书信，民国时期曾被“颂斋”（疑为容庚）收藏，瞿兑之将释文发表在《中和月刊》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为省篇幅，对于过分离奇的野史传说，本文不予评论。
龚橙印章两枚，来自许宏泉
家世、字号与生卒年
龚橙（1817-1879？），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名诗人龚自珍长子。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称龚橙字昌匏，更名公襄，字孝拱；弟龚陶，又名家英，更名宝琦，字念匏。王韬《淞滨琐话》称：“其名字屡改而益奇僻，曰刷剌，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年自称龚橙。龚自珍叫他“昌匏”，表字则以“孝拱”为多见。有多种笔记称龚橙晚号“半伦”。蔡东藩曰：“半伦云者，因其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而尚爱一妾，故曰半伦。人以此号孝拱，孝拱亦即以之自号。”（蔡东藩《客中消遣录·龚半伦》）
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定盦），“清代思想启蒙运动之一领袖，清末维新派如康、梁之徒及民国以来革命诸鉅子，受其影响者甚多。……其文章之魔力，直诉吾人之知觉，如感电焉。其文章之技术，纵横百家，出入三乘，立意命辞自出机杼，如行云流水，来去无踪，惊才绝艳，旷代一人，远非桐城派诸人所及……”（1939年朱杰勤《龚定庵研究》自序）在1949年以后的“宏大叙事”中，定庵被定位为“启蒙思想家”，诗文继续受到追捧，龚自珍研究俨然“显学”。然而，龚橙“引导英军焚烧圆明园”的流言，让学界感到不安。“爱国诗人”的儿子做了“汉奸”，如何是好？
《龚自珍全集》1959年版封面
有关龚橙的可信史料，被铺天盖地的野史所淹没。曾国藩核心幕僚赵烈文与龚橙定交20馀年，其日记中留下了有关龚橙的大量记载，有助存真。咸丰五年（1855）七月九日龚橙、赵烈文在常州订金兰交，所换庚帖为重要的家族史料：
龚橙，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未时生。曾祖敬身，号匏伯。乾隆己丑科进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奏申迤南兵备道。诰授朝议大夫、赠中宪大夫，江南苏松兵备道，以侄守正官累赠荣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级。祖父龚丽正，字赐谷，号暗斋。嘉庆丙辰恩科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诰授中宪大夫。祖母段，四川巫山县知县金坛名玉裁若膺先生女，诰封恭人。父巩祚，原名自珍，字尔玉，号定庵。道光己丑科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主事，敕授承往郎，例授奉政大夫。母段，金坛名𩤠雨千先生女，敕赠安人，例封宜人。母何，贵州下江通判山阴名裕里德田先生女孙，名镛奏廷先生女，敕封安人，例封宜人。妻陈，道光壬午科进士詹事府詹事同府名宪曾钱桥先生女。子啻，字去疾；宠，字汝斯。弟家英，字念匏，仁和学法附生。妹适刘，次许孔。（《赵烈文日记》第一册第第181页）
龚橙曾祖父、祖父先后任上海道，家资丰厚可以想见。祖母段驯，为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嫡母段氏是段玉裁孙女，可谓“亲上加亲”。嫡母早逝，龚橙生母为山阴何氏。龚橙居长，胞弟家英，字念匏。龚橙妻陈氏，进士陈宪曾之女；育有二子，长子龚啻字去疾，次子龚宠字汝斯，号慎甫。
龚橙于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17年11月6日）出生于上海道署，卒于光绪四年十二月，按现代规范书写有窒碍处。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十八日《赵烈文日记》称：“遂赁舆往访龚念匏，探孝拱病信，云已于去腊作古。”“去腊”意谓光绪四年十二月。这个月公历起止日期是1878年12月24至1879年1月21日，故难以确定公历年份，不得已在1879后面加个问号。
龚自珍以诗名世，经史学术均有可观，与魏源交甚挚，两人均为清代今文经学健将。龚橙外曾祖父段玉裁，清代文字学巨擘，所撰《说文解字注》允称汉字研究“圣经”。童年时祖母段驯（段玉裁之女）即授以文字之学，可谓“赢在起跑线上”。魏源晚年嘱咐龚橙为之整理遗稿，可见他对龚橙学术水准评价极高。
任诞放纵的奢华生活
龚自珍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对儿子唯重学问，不加拘束，养成他任诞放纵的生活作风。龚橙生活奢华，尤好饮酒冶游。青年时居京师，尽情玩乐。有一次王韬来访，龚橙“坐定缕谈少年时事，谓在京日，驰马读书，其乐无比”。（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下册第425页）他在京师时的好友为富商杨墨林。
王韬《遁窟谰言》记称：“山西灵石县杨氏，巨族也，以豪富名，在魏开设当铺七十余所，皇中人呼之为‘当杨’。墨林太守尤以侠著，慷慨慕义，挥手千金无少吝，甚喜接纳寒士，有广厦大庇之意。稍具一长者，吹嘘倍至，弗靳齿颊，以是所至，皆有名士与之游。”杨尚文，字仲华，号墨林，山西灵石人，敬士爱书，曾出资刊行《连筠簃丛书》一百一十卷、《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元好问全集》四十卷、《说文义证》五十卷。咸丰六年（1856）杨墨林游历上海，与王韬一见如故，结金兰之好，不幸染病，死于回途的船上。1871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了杨墨林京宅，内中男子为其第四子杨昉及仆人，女性人物应为杨家眷属。
杨墨林京宅，汤姆逊摄
咸同间居常州、苏州、杭州、上海时，龚橙与王韬、周腾虎等才子交游甚密，而与赵烈文“交最昵”。1860年2月20日，王韬首次拜访龚橙，“极道企慕之怀，坐甫定，即纵谈经史”。这一年，龚橙44岁，王韬32岁。龚橙将王韬当作学友、酒友、嫖友，往还甚密。三天后，“清晨，龚孝拱、管子骏来访，闲话良久，约于晚间试佳酿。薄暮，览孝拱，即出家酿为饷。孝拱最嗜酒，谓申浦绝无佳品，故从杭州运至，试上口味极淳厚。顷之，子骏亦来合并娓娓深谈，至二鼓始回”。龚橙嫌上海酒肆所沽不醇，特从杭州运来。王韬同样喜杯中物，边饮边谈，畅快无比。
龚橙喜欢猎艳，常出入秦楼楚馆。3月11日向晚，龚橙遣仆人持书招王韬往“褚家小榭”作长夜之饮。王韬坐轿冒雨前往，发现龚橙与二妓金玲、彩玲同在，王韬注目彩玲，觉其“神情旖旎，娇媚可人”。孝拱笑道：“我与足下两人，今夕消受此一对姊妹花，何如？”旧时才子不讳“风流”，言词轻佻。
与宝顺洋行的关系
龚橙因宝顺洋行副总买办曾寄圃的关系，得以结识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王韬言：“（龚橙）旅寄沪上，与粤人曾寄圃相识。时英使威珱玛膺参赞之任，司翻译事宜，方延访文墨之士，以供佐理。寄圃特以孝拱荐，试与语，大悦。庚申之役，英师船闯入天津，孝拱实同往焉，坐是为人所诟病。”（《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龚橙因与威妥玛同往天津，致有其引导英军火烧圆明园的流言。
宝顺洋行（Dent & Company）原名“颠地行”，1824年创设于广州，1843年在上海分设行号。创始人为臭名昭著的大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曾为林则徐所通缉。上海宝顺洋行副总买办曾寄圃（曾学时），广东香山人，虽投身商界，仍保有读书人的爱好，所结交多“名儒硕学”，乐于助人。他是龚橙与威妥玛的牵线人，也是容闳感念的友人。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
予之译事，所以能奏此成效而博此名誉者，皆予友曾继甫（译音）（编者按：当为曾寄圃）之力也。曾君文学极佳，人咸敬而重之。因其在公司日久，故信用尤著。其所往来皆国中名儒硕学。又以身居商界，故凡中国大资本家及殷实之商家，无论在申或居他埠，亦无不与之相识。予前此所译之诔文及募捐启，皆彼所绍介者。曾君后又介予于中国之著名大算学家李君壬叔，予因李君又得识曾公国藩。曾公盖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予之教育计画，后亦卒赖曾公力为提倡，乃得实行。予尝谓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不能预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毕生之结。即如予之因曾（继甫）（当为寄圃）而识李，因李而识曾（文正），因曾而予之教育计划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画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充类至义之尽，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不可谓非由此滥觞。则又如蛛网之到处牵连，不知以何处为止境也。予因曾继甫，旋识宝顺公司（Dent＆co）之西经理。经理遇予颇厚……(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41页)
曾寄圃“文学极佳”，与“名儒硕学”相往来，承诺出资为龚橙刻印《五经》，着力扶持容闳，足以打破社会对买办的“刻板印象”。容闳自述因曾寄圃得以结识数学家李善兰，因李善兰得识曾国藩，情况大体属实，但仍嫌过简。当容闳采购机器回国时，龚橙请赵烈文在曾国藩幕府为之照顾。《龚孝拱遗札》第十七函（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称：“容闳四兄采办机器回来销差，官常诸多未谙，尚望指教一切。渠须往曾营，能得足下相识同行之便更妙。专此奉托。”瞿兑之整理时，不慎将容闳认作“容竝”。
咸丰十一年（1862年）七月三十日曾寄圃逝世，徐润继任宝顺洋行副总买办，他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写道：大班“韦伯氏云，账房薪水照旧出支四百，另贴八十两，各伴照给，并嘱留谢介鹤、金子香两先生筹办汪乾记未了讼事。至龚孝拱、容纯甫两先生留之与否，君自决之。”“汪乾记”官司及谢、金两人或将另文详述。徐润将龚孝拱、容闳并称“先生”，与买办“各伴”相区别，显然龚橙、容闳属于幕客，不是买办。洋行效仿中国幕府制度，聘用“师爷”，一方面是出于与官场打交道的需要；另一后面，曾寄圃支付高额修金给龚橙，实有赞助学术、出版事业的动机。咸丰十年正月，王韬记龚橙“近为曾寄圃校注五经，间参己意，以为案断。拟付剞劂，作塾中佳本”。（《王韬日记新编》下册第420页）同治六年（1867）宝顺洋行陷入困境，次年徐润离职。这也是龚橙后来经济拮据的原因之一。《赵烈文日记》说龚橙后来曾在“瑞珍洋行”办公，可能是德商“瑞记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之误。曾寄圃谢世，对龚橙是重大打击。
在威妥玛“洋幕”中
宝顺洋行为英资大洋行，曾寄圃因职务关系，与英国驻华外交官十分熟悉，将龚橙介绍给威妥玛，龚橙由此入幕跟随北上，因英、法联军攻陷京津、协助英方议约而饱受攻击。以常理而论，中英《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曾由龚橙作文字把关。1862年，龚橙向赵烈文出示恭亲王奕䜣照片，推测是与恭亲王同英方和议时留作纪念。
恭亲王奕䜣，汤姆逊摄
晚清词人郑叔问（郑文焯，大鹤山人）跋王壬秋《圆明园》词称：“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狙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石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社会上或早有传闻，郑文焯只是记录所闻。王开玺有论文《龚孝拱引导英军焚烧圆明园考论》等为之辩诬，眭达明也利用多方史料力证必无其事。人们喜欢传播这种无根之谈，龚橙的学者形象由此遭到掩盖。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至今还有国人记得，恐怕跟“威妥玛式拼音”有一定关系。威妥玛，英国人，1818年出生，1842年奉派来华服役，后改充翻译，历任驻上海副领事、江海关首任外籍税务司，后升英国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参赞、公使。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英国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谈判。1859年初创威妥玛拼音，后经翟理思修订推广。当前学界存在“威妥玛拼音”概念滥用，或将另文论述。威妥玛的重要性，在于确定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推翻以南京官话为准的悠久传统。
威妥玛
恭亲王慑于英军威势，曾赠照片予龚橙，事后或深悔之。孝拱不知收敛，回上海后大肆夸耀，又发恭王隐私，言“恭邸颇黩货”，其召谤不为无因。1868年，莫友芝日记称，官版《廿二史》等初印十六部“皆来自海淀者，英夷庚申秋所得，今在龚孝恭家”。（《莫友芝日记》第190页）莫友芝是曾国藩核心幕僚。这种传言很容易推演出龚橙参与了英法联军抢劫行动，或收买“贼赃”。
赵烈文追随曾国藩后，曾想拉龚橙入幕，未能如愿。赵氏在日记中写下他自己猜测的原因：“外之幕肥而中之幕瘠。”换言之，赵烈文认为他跟随威妥玛仍是“作幕”，报酬较丰。龚橙习于奢华，不耐劳苦，不愿意入曾国藩幕，修金不多，十分拘束，也是实情。更重要的是，曾国藩高唱卫道，而龚橙思想过于活跃。
龚橙曾跟随威妥玛北上，可从王韬日记寻得确证。1861年6月28日，王韬往访龚橙，“时孝拱有事未了，入闺久不出，坐待啜茗，殊有宾主相忘意。孝拱既出，曰：‘英署有公事殊急，不得不了。’余曰：‘足下析津之行果乎？’拱曰：‘意甚不欲去，而弗能果辞也。’”（《王韬日记新编》下册第473页）当时所谓“公事”即指文件，龚橙为英国审阅汉文文件，还是急件。英军北上威胁清廷修约，威妥玛、巴夏礼计划了天津之行，要龚橙同往，龚橙对王韬说本人不愿意，但难以推辞，表明他受到合同约束。一步走错，满盘落索，从此龚橙蒙受一世恶名，无法湔洗。
1861-1862年间李秀成太平军逼近上海时，龚橙利用他与威妥玛的特殊关系，在地方官与列强之间穿针引线，促成“中外会防”上海。1862年1月会防局成立，宝顺洋行大班韦伯、幕客龚橙都担任要职。孝拱自承“乞师之举，鄙人所发”，（《龚孝拱遗札》第六函）不无得意。
龚橙的“政治立场”
对《龚孝拱遗札》文本作深入分析，笔者认为龚橙以中国文化传人自任，但政治立场不鲜明，既不效忠清王朝，对僧格林沁、恭亲王、曾国藩颇为不敬，与太平天国、英国也极疏离。
《龚孝拱遗札》第六函中，龚橙斥赵烈文入曾国藩幕“为虎作伥”，表示不认可曾国藩的战略。在他眼里，苏常、杭州一带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为重要。曾国藩放任苏常、杭州落入太平军之手，是食人之虎；赵烈文是常州人，竟赞襄曾幕，属于“为虎作伥”。同治二年，曾国荃示意赵烈文招龚橙入幕，龚橙作书辞谢：“沅浦中丞忽辱书见招，是皆吾弟为延誉，中丞过听。其实橙之迂拙径直嬾率不合时宜，无足当用，皆足下所审知，尚当为从容陈辞，俾遂其猿鸟之性，皆出厚赐矣。”表面上以疏懒辞，实际是不欣赏曾氏兄弟行事。同治七年（1868），龚橙经济上陷于困顿，赵烈文为之介绍入曾国藩幕，据眭达明考证，因丁日昌进谗而受阻。赵烈文日记叙述此事甚详：
先是，师至沪，余为孝拱通谒请见，师已可之矣，而忌者言孝拱实以师覆奏预修和约稿示英人以尼之，师颇怫然。余在沪已为申辨，顷复详言其故。师此稿下游见者甚多，英人耳目甚广，实不借资孝拱。丁雨生、应敏斋皆向孝拱言，师以元年之书督责之甚深，见面必有奇祸。孝拱问余，余力言无之，并劝修谒。而丁、应二公知之，立即进此谗。丁复向余言，欲用孝拱，其言语之反覆，一至如此。昨过苏时，丁又言应敏斋与孝拱甚下不去，前语皆应所说。顷询之师，则实丁说而非应说，其诬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吁，可危矣哉。（《赵烈文日记》第三册第1605-1606页）
列强提出修约，曾国藩在覆奏中提出应对意见，江苏巡抚丁日昌告发龚橙向英国人泄密，曾氏因而对龚橙有成见。赵烈文为之申辩，谓奏稿传播甚广，英国人不需要借助龚橙即可获得。丁日昌仍继续耍手段阻挠龚橙入幕，令赵烈文颇为愤怒。胞弟龚念匏为江苏候补知县，考列一等，谒见丁日昌以求差使，丁日昌厉声问曰“上海有一姓龚的是汝何人？”（《龚孝拱遗札》第二十二函）龚橙终于不为曾国藩所用。
在给赵烈文书信中，龚橙直书“僧格林沁”而非“僧王”。直呼他人名讳，属无礼之至，何况是皇亲贵族、获封“科尔沁亲王”的僧格林沁？写“僧王”两字便捷，写“僧格林沁”四字麻烦，龚橙刻意避易就难，寓鄙视之意。在与王韬闲谈时，龚橙口不遮拦，宣言“恭王颇渎货”。好讥弹当朝权贵大臣，应是龚橙不得重用、遭到中伤的重要原因。
龚橙并不效忠英国。致赵烈文第五函中，他将英、法、美三国称为“三夷”，又写“英夷亦与日本有交兵事”。此前英方已严厉照会清廷，官文书中不得出现“夷”字。龚橙此举，意味着他对英国官方要求不以为意，他只是为英国外交官“打工”，并不认同英国。同为士大夫阶层一员，他也对太平天国采敌对态度，积极为“中外会防”穿针引线，阻止李秀成进兵上海。
晚年落拓
龚橙本寄望曾寄圃资助其著作的出版，1862年曾寄圃谢世，希望成为泡影。当时刻书十分费钱。著名学者俞樾不少尺牍是请有力者赞助刻书费用。1860、1861年太平军两克杭州，龚家财产荡然无存。曾寄圃去世后不久，龚橙显示手头拮据迹象，停止冶游招饮，“近年伏几时多，闲投时少”。有一次赵烈文寄赠“满酒器”，他回信称“近持杀戒，坐上无客，唯独自一盏向故纸对中堆中，辜负此器矣”。
1865年，赵烈文亲戚过访，龚橙给与路费10元，事后竟向赵烈文讨还，若非十分窘迫，谅不至此。1866年，他写道：“今年上海生意绝无，大势汲汲，疏拙若橙，理必饿死。”他写信给赵烈文慨叹“谋生之艰”，开始斥卖所藏彝器、碑拓、书籍，这对一个金石、古文字学者来说是致命的。（《龚孝拱遗札》第十六函、《赵烈文日记》第三册第1313页）1877年，他与赵烈文就出售碑帖书籍议价不谐，由此绝交。10月6日，“孝拱来谭终日，至二鼓去。以前售碑拓偿价不能满意，意甚怫然。四月间来信，已有绝交之言，至是遂支辞牵蔓，文致余罪”。（《赵烈文日记》第五册第2354页）龚橙不能善处朋友、夫妻、兄弟、父子关系，应该是性格所致；若归咎于龚自珍教子无方，亦无不可。
才学与著述
龚自珍、魏源均师从武进刘逢禄，拥抱今文经学。面对国势衰颓，龚自珍、魏源有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出路的意向，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龚橙精古文字，协助魏源著书，身后为之整理遗著，俨然为魏源传人，学术抱负十分远大。王韬曾言：“孝拱经术文章，皆臻绝顶，以我目中所见，殆无与之匹者。而又虚 怀爱友如此，真近今所罕见矣。”虽不免阿私，以王韬的自负，能出此言颇为难得。1860年，他在上海与王韬与首次见面时：
坐甫定，即纵谈经史。渠近为曾寄圃校注五经，间参己意，以为案断。拟付剞劂，作塾中佳本。予谓此非深知注疏，未能识其妙。塾中子弟何能领略。孝拱又言，近拟修宋，辽、金、元四朝之史，惟元疆域殊广，印度以西皆隶版图，而《大元疆域志》世无传本，遍搜冥辑，竟不得见。惟邱处机《西游记》略足见元太祖兵力之所至。予谓窃闻西人言其国典籍，略载元事，当太祖威力极盛时，法国已遣使通好，并赂以重器，即此一条，已足补《元史》之阙，惜吾辈未识西文，而西人亦不肯尽言耳，孝拱亦以为然。（《王韬日记新编》下册第420页）
第二次见面后，王韬写道：
孝拱为闇斋方伯之孙，定庵先生之子，世族婵嫣，家门鼎盛，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本，孝拱少时得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抄录，别为一本。以故孝拱于学无不窥，胸中渊博无际，后五毁于火，遂无寸帙，惜哉！岂宝物之积聚亦遭造物忌耶？（同上第421页，“闇斋方伯”指龚橙祖父、上海道龚丽正）
龚橙精通满文、蒙古文，英文也有相当造诣。1862年11月23日，在友朋饮宴场合，龚橙当场“歌西人诗”：“慢得哩，慢言友相失。愿弃怨重好，如不能，则愿入仍为相识之无好无恶。”（中华书局版《赵烈文日记》第二册第918页）此举证明龚橙具有一定英文水平。细译其意，似是慨叹友谊不终。笔者不熟悉英诗，或有“当代钱锺书”能指教原文。
龚橙唯一已刊著作为《诗本谊》，谭献为之列入《半厂丛书》初编出版。“谊”者义也，龚橙怀疑“正统”的毛诗，依三家诗遗说，正其世次，考其本义，显示出不凡的学术雄心。谭献对此书评价甚高，曰“其言实有金汤之固”。（《谭献日记》第155页）
龚橙著有《书序辨伪》一书，赵烈文曾细读过稿本，手稿或许尚留存世间。钱玄同称：“在康氏以前断定《书序》为伪，龚孝拱一人而已。”寻绎钱氏语意，他似乎也读过稿本或抄本。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游览苏州、上海、杭州颇久，有机会读过此书。十七年七月，《新学伪经考》成书，其第十三章名为“书序辨伪”，是否巧合，启人疑窦。康有为就算没有看过龚孝拱手稿，也会得悉《书序辨伪》的论证思路。晚清浙粤学人交流之密切超乎想象，於梅舫有专书《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可谓敏锐之至。
《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封面
龚橙一生著述甚夥，除《诗本谊》曾刊行外，多为手稿。1937年6月，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学报》第三卷第二期著录高野侯藏著录龚橙遗著十七种：
写定《尚书》二十八篇，写定《逸书》四十二篇；
《诗本谊》一卷；
《六典》不分卷，三册；
《理董许书》不分卷；
《象书》七篇（复堂日记作《象铭》）；
《六经传记、逸诗、周书音韵表》；
《易韵表》；
《论语、诸子、屈原韵表》；
《器铭文录》不分卷（复堂日记作《古器文录》）；
《石刻文字》四卷（复堂日记作《石刻文录》二卷）；
《金石文字识馀》四卷；
《秦汉金石刻录文》一卷（复堂日记无“刻”字）
《秦汉砖石篆隶记误》一卷；
《金石文录补遗》一卷；
《魏晋、北魏、宋、梁、东魏、北齐、周隋石刻录文》一卷；
《唐金石刻录文》一卷。
《书序辨伪》应看作是《尚书》写定本的组成部分。高野侯所藏除《尚书》写定本外，多文字、音韵、金石学著作。1936年《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三期还著录北平图书馆藏《龚孝拱校金石萃编》等。
据《郭嵩焘日记》《龚孝拱遗札》《赵烈文日记》《郭嵩焘日记》《谭献日记》，龚橙有《明堂图说》、《乐容》一卷、《乐器》四卷、《元史》、《兵言》等，另有《宋史》未完稿。郭嵩焘对《明堂图说》评价甚高。《理董许书》估计是重新整理、解说许慎《说文解字》的文字学著作，显示他对外曾祖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尚不满意。据王韬记述，龚橙还著有《汉雁足灯考》，《元志》五十卷或即前述《元史》。此外，魏源《诗古微》《元史》，部分篇章实是龚橙创稿。龚橙还有一些学术见解以题跋、批注形式出现，钱玄同曾做过初步搜辑过录，还望今日有人“接棒”。他自己最重视者为“六典、六经、二史、三官”，（《龚孝拱遗札》第五函）“二史”应指《宋史》《元史》。《周礼》也叫《周官》，“三官”或是指称礼学方面的著作。学术、思想上“平地起高楼”的独创极少，“先因后创”更为普遍。龚橙遗著若能全面公诸于世，可能会发现更多康有为“借鉴”痕迹。
龚橙隶书七言联，来自许宏泉
内在变化与外来冲击
费正清依据对晚清中西交涉、条约口岸的观察，提出近代中国变局的“冲击-反应”模式。这个模式由于过分简单而不断遭到批评。批评者强调，要重视近世中国自身的内在变化。在我看来，内在变化与外来冲击互相交织，或许才接近实情。从学术上阐明这个互相交织、往复互动的过程，可能更为重要。
不无巧合的是，近世中国的内在变化与外来冲击，集于龚橙一身。龚自珍、魏源从今文经学中寻找重振中国之道，康有为用今文经学制造维新改革的理论依据，而龚橙正处在魏源、康有为之间的过渡。为应对新的形势、别开生面，从经籍中寻找变革的合法依据，唯有今文经学一途。康氏之所为，酷似马丁·路德，叛出旧教，创立新教。若作简单类比，龚橙只是大胆的异端，康有为则从异端发展为新“教主”，其效仿马丁·路德的“雄心”昭然若揭。
古文经学对汉以来传世经籍照单全收，今文经学则怀疑内中掺杂不少伪书、伪篇，由此开启“辨伪”工作，少数思想者则从中发挥“微言大义”，不免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尚书《书序》百篇，曾被认为是孔子所作。龚橙承前人思路作《书序辨伪》，论证《书序》百篇为伪。同治元年，赵烈文在日记中说：“读《书序辨伪》一卷，孝拱作。百篇《书序》朱子言其伪，以为周秦间氐手人作。孝拱又言其在《史记》后，以其序书皆依托《史记》，《史记》所无者，往往不成辞。历举疏证之殊，精严可喜。”（第二册第919页）光绪十三年，谭献言：“亡友龚孝拱手定《尚书》二十八篇，《逸书》四十二篇，断《书序》为伪，视段、庄所见尤瑰卓矣。”（范旭仑等整理《谭献日记》第152页）
《尚书》辨伪为清代今文经学、民初“古史辨”共同的“问题意识”。钱玄同很早觑破从魏源、龚橙到康有为的传播路线：“自有魏默深两书及龚孝拱两书而揭破《毛诗》及古文《尚书》为伪古文。……及康长素作，集诸家之大成，更明《费氏易》、孔壁古文《尚书》、古文《论语》、古文《孝经》、《尔雅》之皆为伪书，且皆为刘歆所伪造，作《新学伪经考》以发其覆。”（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载《古史辨》第五册）朱维铮指出“康有为早年深受龚自珍影响，乃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然而他本人却讳言这一事实”。（朱维铮《《新学伪经考》导言注13）康有为不仅讳言龚自珍影响，还掩盖“因袭”龚橙成果的痕迹。窃以为，康圣人所“借鉴”者不止廖平一人。
曾国藩可能嗅到龚橙“离经叛道”的倾向。即使没有丁日昌阻挠，龚橙入曾氏幕府也不自在。曾国藩、丁日昌遵从魏源教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利用西方武器镇压“叛乱”，引进西方机器以图“自强”，最终目的是维护清政权，与龚橙利用西人矫正固有恶习有较大歧异。作为自觉的卫道士，丁日昌对龚橙进行打压，乃题中应有之义。从学术思想潮流而言，龚橙的诗经研究、尚书辨伪工作，实为“古史辨”运动的先导。
文明互鉴：幕府制度的延伸
西方传教士、外交官、海关洋员借鉴中国幕府制度，聘请中国文人担任教读、笺启师爷，或进一步担任事务顾问，为中外文明互鉴的例证之一。龚橙、辜鸿铭之于威妥玛，戈鲲化之于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傅泾波之于司徒雷登，都可理解成中国人担任西人幕客。幕府制度进一步延伸到美国汉学领域，房兆楹、杜联喆对于恒慕义，邓嗣禹对于费正清，冯家昇对于魏特夫，都可作如是观。
威妥玛长期掌管英国驻华公使馆汉文事务，编写《语言字迩集》《文件自迩集》用作使馆翻译培训教材，创制“威妥玛拼音”，以其骄人成绩跻身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笔者认为，威妥玛利用了华人学者的才能，吸收了华人的学术成果。在威妥玛成名背后，北京话教师应龙田、文字“师爷”龚橙是幕后功臣。中国学习西方，西方也学习中国，这本是文明互鉴的应有进程，只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事例较为显著，西方学习中国者则隐而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