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印象记︱陈毓贤：自称学术“票友”，思考深层问题
2012年到斯坦福读书时，我的老师是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当时听说他太太是菲律宾华侨，我便问他：“您在家说中文还是说英文？”平日里谈话慢条斯理的他不假思索地答：“说英文。她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多了，我在家说中文会被嘲笑的。”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问过同样的问题，而这是艾朗诺教授的“标准答案”。
师母陈毓贤（Susan Chan Egan）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书《洪业传》，早在1987年就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经艾朗诺教授的中文启蒙老师白先勇先生推荐，1993年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1995年经过删减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本；2013年本书的完整版经饶佳荣先生推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多家媒体选为2013年年度十大好书，难怪老师总是称赞师母中英文俱佳呢。
19世纪70年代，艾朗诺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师母得以认识老教授洪业（William Hung）。洪业生于光绪年间，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又上过新式的教会学校，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又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人之一，晚年侨居剑桥，除了治学精深，肚内还有无限掌故趣谈，师母自告奋勇为他作传，这就是她的第一部作品。
据师母讲，她当时为洪业作传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每周到洪业家听他谈话，在一开始，两人定下一个大致采访提纲，讨论之后放在一边，真正开始谈话的时候，完全顺其自然。每一次的谈话内容，师母都做了录音，回家之后进行整理；有些欠缺的细节，第二次采访时补充，有些没说完的故事，要追问结果。在采访时，洪业有时用英文讲，有时用中文，所以经常需要翻译和整理，有时一件小事可以勾起许多回忆，听者就要捋清前因后果和时间线。除了录音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师母还阅读洪业的学术著作、采访洪业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旧、参考其他提到洪业的书籍，并且广泛搜集研究他的书信和资料，最后融合自己的观点和理解写成此书。
我喜欢读《洪业传》，也喜欢师母的文集《写在汉学边上》（在中国大陆出版时名《亲炙记幸》），文字清新活泼、引人入胜，常令人捧腹大笑而又潸然泪下，这和师母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密不可分。师母在菲律宾从小受到中英文的双语教育，本科到台湾师范大学念国文系，英文演讲、论文也都获奖，后来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洪业传》用英文出版时，在美国的汉学界很受欢迎，许多读者竟多年后都不知道Susan Chan Egan竟然是一位华人，其中就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教授。后来周教授邀请师母同写胡适与韦莲司的恋爱故事，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自由精神：胡适与韦莲司半个世纪的情缘》）。
师母的语言天赋，在翻译上也很见功力，她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ael Berry（白睿文）教授合译的王安忆作品《长恨歌》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了《纽约时报》的好评，而她现在正在把白先勇先生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翻译成英文，让更多的英语读者了解这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经典之作。
除了文字上的魅力以外，严谨的考证、清晰的逻辑和深刻的思想性也是陈毓贤作品一贯的风格。无论是她的《洪业传》还是她与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合著的、用英文介绍胡适和韦莲司交往和恋爱的书，都考证出许多从未被前人涉及的有意思的内容，其中英文书里没有用到“而又舍不浪费”的材料，被她收入文集《写在汉学边上》的相关文章里。我总觉得师母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她的职业有关。当年师母和老师结婚后，两个人同到哈佛大学，因夫妻同行的话，很难在同一个城市找到工作，师母就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一个企管硕士，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师。我曾问她，在做研究上是艾朗诺教授对她的帮助大，还是她的工作经历帮助大，她笑称艾朗诺教授不爱看白话文的东西，两个人各做各的。
师母曾在文章里写到，艾朗诺教授在哈佛读书的第一天，她曾经大哭一场，因为两个人中只能有一个做学术，她虽然觉得丈夫更有天赋，但自己终究觉得委屈。我想她对学术的热爱，让她多年来一直保留着对学术敏锐的嗅觉和真挚的热忱，也使她在退休之后，终究回归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不过她也一再提到，正是因为有个汉学家丈夫的缘故，才能够得以认识众多优秀的老先生，而在她的作品写成之后，她总要找相关的学者为她看一看、提意见，这不能不说是做艾朗诺太太的好处，当然也得益于她自己人见人爱的性格。
能够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和令人尊敬的学者，就不得不提到师母的人格魅力。第一次见到师母，是在感恩节去教授家中吃火鸡，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清亮的笑声，绝不像是六十多岁的人，大有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风采。穿过饭厅进到起居室，见到师母坐在最里面的窗前，人长得小巧玲珑，但有一种特别热情开朗的风度，腿上似乎盖着毯子，两边围坐着许多学生。师母笑着说自己腿不好，不好意思不能到门口迎接，和老师一起招呼我们把外套放在二楼卧室床上——因门口的小衣架上已经挂满。说真的，在我后来在美国的六七年中，从没听过谁家会待客这么亲切。美国人一般极重隐私，不会让人随便就看到卧室里面，更没听说过可以把外衣直接放在主人整洁的床上。当时我们都受宠若惊，觉得老师和师母对我们有一种毫无隔阂的亲切。
在我毕业以后，仍然和师母有邮件往来，得知我为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撰文介绍了几位著名汉学家，师母热情推荐我认识了他的邻居、著名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老馆长、图书馆学家吴文津先生和吴太太雷颂平女士。与吴先生和吴太太聊过一次之后，我感到他们史诗一般的传奇人生，很难用一篇小文带过，因此萌生了为他们作传的想法，就像师母当年为洪业先生作传记一样。师母得知以后非常高兴，不仅对这一想法极力支持，还建议我们每周在她家相聚，就这样，我和她有了规律而频繁的接触。有一天，师母带我到后院，指给我看家里的备用钥匙藏在何处，这样一来即使她出门办事，我也可随时用她家的地方采访。我很惊讶她就这样把家里的“最高机密”告诉了一个年轻学生，也万分感念她的信任。
除了房门钥匙，她还打开厨房的抽屉和柜子，详细指点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这样如果她不在，我可以自己煮咖啡泡茶。师母心思细腻，告诉我吴先生喝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吴太太喝half and half（一半鲜奶油一半全脂奶混合），我才知道做主人除了言谈上活跃气氛，还要心明眼亮地留心客人喜欢什么东西。
自从开始每周采访吴先生和吴太太，师母完全把餐厅和自己的时间贡献出来，只要采访方便，有求必应，待我就如家人一样，让一开始拘束地我也越来越自在熟稔了。我常趁着支录影用的三脚架和摆弄桌椅位置的时间，抓紧时间和她聊几句天，深感她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亲切慈祥而有智慧。有趣的是，对亚洲女性来说，美国人的柜子都修得太高，她告诉我茶壶茶杯等都在柜子二层，随即变戏法一样地从冰箱侧面拉出一把维修工用的那种梯子，我忙说让我来，踮起脚把茶壶、茶杯、茶托等一件件拿下来，娇小的师母说：“你挺高啊！”我听了这话心里大乐，一米六的我，没想到还能有今天。
师母在金融证券业工作辛苦，早早退休，却又感到“无聊”，曾有三年追踪某一行业的消息动态，并采访这一行业的关键人物，每个月制作一期newsletter（时事通讯），感兴趣的可以订阅成为客户，每年付费450美元。客户不算很多，包括GAP（美国最大的服装公司之一）、SKECHERS（美国休闲运动品牌），但忠诚度很高。她为人幽默，提起退休后给《台湾纺织》等刊物投稿些“牛仔裤零售趋势”之类的文章，竟以“猴子实验”类比——把猴子分为两批，一批无所事事，一批身上被放了跳蚤，总在搔痒的猴子竟比无所事事的更健康，所以她谦虚地把自己写文章称为“搔痒”。而她和汉学圈若即若离，写了不少有意思的大家，自喜不在圈中就可全凭本心而不受拘束，因此自称“票友”。
自从我的身份从传记的读者切换成作者，更感到这项工作的不易。回忆起初到美国时读《洪业传》，感到传主很有中国旧式读书人的傲骨和早年留学生的贵气，为人处事刚正不阿，交友上比较挑剔，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位老先生为何能对一位学术圈外的年轻华侨女士敞开心扉？而作者和传主之间巨大的年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差异，又是怎样弥合起来的？
师母所写的人物，读来个个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感到她在写人物时除了带着“表面的问题”（有关对方人生经历的），还思考着“深层的问题”（有关人生意义的）。我很喜欢她在《洪业传》再版自序中所说的话，“我成长中受到各种文化潮流的滋润，这些潮流差不多也都滋润过洪先生，不同的是这些潮流对他是一波逐一波来的，而对我则同时冲涌而来，让我有点招架不住，我很想知道他怎样接受挑战。”而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记得我替洪业录音作传时，有一个秋天踏着大树下行人道上破碎的秋日阳光到他家去，他一开门我劈头便冲口傻兮兮地问他：‘洪先生，您说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呢？’八十多岁的他先愣了一下，思索了一回，才慢慢回答我说：‘死亡是自然身体的腐朽，但不管人是否有灵魂，一个人的影响不会随他而消逝的，这就是一种不朽。’”
我发现师母听人讲话时，一双含笑的眼睛特别专注，不时爆发出一阵清脆洪亮的笑声，讲话的人会从她的热情中受到鼓励。但她内心所思考的问题，是沉静而深刻的。理智的冷静和感性的激情似乎总难兼得，师母常说：“我总觉得别人是大人，而我还是小孩子。”她与人相处时的确看来天真烂漫、毫不经意，让人一下就打开心扉，但实则对人对事的观察洞若观火。师母告诉我，为人物作传不是罗列事实，事实网上随地可拾（当然有的消息不准确)，而每一事件涉及的感情、态度、价值观念，牵连到我们应该如何待人处事，而这些感情、态度和价值观念，要靠提炼细节表现出来。就好像是演戏时，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要靠细微的表情和口气表现出来一样。她建议我每次与吴先生对谈之后除了记下事实性的内容，更要写下自己当下真实的体悟感受，因为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十分重要。
当师母知道我想为吴文津先生做传后，她交给我一个卡通U盘，我打开一看，都是她这些年来保存下来的有关吴先生的资料。U盘里有些是报刊文章、有些是和吴先生的往来邮件，还有他们作为邻居互相分享的生活照片等，原来她早就意识到吴先生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一直有意识地搜集材料，而她现在又将这些材料慨然交与我使用，足见一颗无私磊落之心。
我曾对她说，像我这一代在中国大陆长大的留学生，小时候受的是应试教育，出国后在父母的资助下念书，缺乏对人生百味的深切体悟，也似乎缺少老派学者那种单纯的本心。而在师母那里，我却能看到同龄人所欠缺的这些宝贵品质。在她执着认真的治学和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中，能感到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真和周到，在她敏锐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中，能看到美国人的活跃自由，而在她迸发出的响亮笑声里，则能听到南洋的热情奔放，而所有的这一切，让她本人也像她笔下的人物一样，生动活泼，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