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谈｜令和与涩泽荣一：新年号、新纸币预示日本迎来新时代

4月30日，日本明仁天皇正式退位，次日，皇太子德仁将即位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早在4月1日，日本政府就公布了新天皇的年号——令和。此后不久，4月9日，日本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日本将于2024年上半年启用新版日元纸币，1万日元、5千日元和1千日元纸币的人物肖像都将发生变更。其中1万日元纸币正面人物肖像是自1984年以来首次发生变化，将由现行纸币上的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变更为“近代日本经济之父”的涩泽荣一。此外，5000日元、1000日元纸币和500日元硬币也将改版。

出于防伪考虑，日本大概每隔20年左右就会发行新版日元纸币，现行日元纸币就是在2004年发行的，再往前1984年和1958年也发行过新版纸币。但与以往纸币改版相比，这次尤其引人关注，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此次纸币变更正值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太子德仁继位改元之际，新年号配上新纸币，给人以气象一新之感；其二，此次变更是1984年以来，1万日元纸币正面肖像的人物首次发生变化。2004年日元改版时1万日元纸币也进行了改版，但正面人物肖像仍沿用了福泽谕吉，只是选取了神态、姿势略不相同的另一张肖像而已。

也就是说，1958年以来，登上过1万日元纸币的人物只有两位，一位是活跃在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日本飞鸟时代思想家、政治家圣德太子，另一位就是明治时代的著名教育家、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作为最大面额的日元纸币，其人物肖像时隔35年终于发生变化，新肖像人物选择的理由和寓意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兴趣。

“佛系”令和与日本期盼的“小时代”

年号的变更和纸币的改版都是大事，需要先听取各方专家学者的意见，然后经内阁会议决定。其中，考虑的主要内容就是年号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人物的知名度与事迹所具有的象征、感召意义是否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一致。因此，年号也好，纸币的肖像人物也罢，都反映着日本知识分子、政治家等精英阶层对日本未来的规划与希望，都具有一定的预示作用。

从明治到平成这四个日本年号都取自中国典籍，如《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等。这些年号无不与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有关，彰显着明治以来各时代日本精英们的抱负，也都很好地反映了各时代的主要特点。

明治时代（1986-1912）的主题是维新，日本为救亡图存学习西方，探索一条“向明而治”的道路。大正时代（1912-1926）的显著特征是大正民主运动，各路民权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试图削弱旧藩阀势力在明治政府中的特权，让政党在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使日本“大亨以正”，即不仅要“大”而且要“正”，也就是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

昭和时代（1926-1989），日本经过明治大正的工业化积累，让官民各务其事，建设“协和万邦”的“大日本”成了新时代精英们的梦想。当然这种“协和万邦”原本应指日本各县（即明治前各藩）的团结，以使从封建国家脱胎而来的日本成为更加稳固的统一国家，可是后来路跑偏了，在帝国主义和所谓国体思想的毒化下，扩大化的“协和万邦”即是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给日本和亚洲人民都带来了巨大苦难。

平成年代（1989-2019），日本经历了经济高度成长、美日贸易摩擦和泡沫经济破灭。收敛一些锋芒，在做好国内的事情的基础上在国际舞台上有所做为，即“内平外成”成了精英们对平成日本的新期望。

与这些响亮的年号相比，将于5月1日启用的新年号“令和”就要“佛系”很多。它取自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32首咏梅歌的序文，即“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令月风和”展现的是一幅初春正月里风和日丽的景象，虽然美丽却并看不出什么大抱负。可以看出日本的文化、政治精英们对未来日本的最大希望并不是要在国际上如何大有作为，而是和谐美满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新日元纸币与此相契合，也表现出日本将以经济和文化为重的姿态。

涩泽荣一“登场”，经济、文化为重

今年5月1日以后生产的日元纸币和硬币都将使用新年号标注生产年份，不过由于刻版以及更新自动取款机、车站自动售票机等设备的程序使它们足以应对新版纸币需要时间，因此新版日元纸币将在5年后，即2024年才投入使用。不过从日本官方公布的新版纸币的样币上，我们已经能看出它与新年号“令和”一样，昭示着日本将进入一个比起政治更加注重经济与文化的时代。

1984年以来，1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一直是福泽谕吉。中国老百姓可能对他的“脱亚入欧”论比较熟悉，然而他最主要的成绩还是在教育方面。他的著作《劝学篇》教导日本人要勤于学习，他还创立了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而此次将登上新版1万日元纸币的是近代日本著名儒商——涩泽荣一（1840-1931）。他27岁时随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弟弟德川昭武游历欧洲各国，参观了巴黎世博会，回国后进入日本大藏省（即财务部）任职，离开政府部门后先后参与创建和培育的企业多达500余家，被誉为“近代日本经济之父”和“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当然，如果涩泽荣一仅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不会如此知名，也绝不可能登上1万日元纸币。他还是一位思想家，著有《论语与算盘》一书，推崇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主张商人不仅要有经商盈利的头脑，归根结底还要有道德。涩泽荣一年轻时是一名下级武士，与江户时代的其他武士一样，他接受过良好的朱子学教育，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后人注释的儒家学说逐渐向虚，因此武士不务实，而商人却太过“务实”了，往往只顾赚钱而不讲道德。因此他提倡将二者结合起来。

如果说福泽谕吉的思想成果主要在教育和政治方面，那么涩泽荣一的思想成果就主要在经营伦理方面。新版纸币选择使用他的肖像正与有几分“佛系”的新年号“令和”相呼应，反映出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等日本精英阶层对日本未来的规划与期望，最主要的并不在于在国际政治上要有多大作为，而在于应对少子高龄化等课题，搞好国内经济和维持国内社会和谐的同时，用日本文化向外发声。这与日本政府推进的“观光立国”、“游客4000万人计划”、“酷日本计划”等都是一脉相承的。

（须军，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