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心跳、急救、AED：我们与生的距离
2025年3月的广州，空气有些闷热，陈文豪从图书馆中走出，为了缓解考编题海带来的疲乏，他拐去了操场，找龙狮队的学弟们叙旧。
七点已过，天空迅速暗下来。
“有人晕倒了！”突如其来的一声惊呼打断了热聊。
攒动的人头在暮色中不甚明晰，唯一能确定的是有人需要帮助。他强迫自己冷静，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在脑海里搜寻那道亮橙色的标识——“快！去把风雨走廊那台AED拿过来！”
AED，即自动体外除颤器。当心脏发生室颤时，它能通过精准电击让心跳重回正轨。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文明确要求：公共场所的AED须使用统一的橙黄色标识，以便在关键时刻被人一眼认出。
六月初开启的“中国心肺复苏周”，也是提醒人们关注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的时刻。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而心肺复苏（CPR）与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则是救援心脏骤停的黄金搭档：CPR依靠徒手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操作维持患者基础血液循环，AED作为专用急救设备，通过电击纠正心脏异常节律，二者缺一不可。
文字 | 崔以华
采访 | 崔以华
排版 | 崔以华
责编 | 季洁
审稿 | 新窗报编辑部
指导老师 | 黎藜 陆欣
暮色下的险情
（广州大学文逸楼中的AED）
“假如让我清楚地说出它们都在哪里，说实话可能没法一下子找到，但刚好那台在训练场附近，天天都能看到，我们一直都有印象，所以当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尽管事发已过去一年多，陈文豪对当天的细节依旧记忆犹新。
陈文豪于2019年9月入学，就读于广州大学体育学院，大一时入伍，两年兵役结束后继续学业，直到去年夏天才正式毕业，大学期间他也担任过龙狮队的负责人，在后辈们心中一直非常可靠，因此事发时候学弟们先来找到他。
“角落比较黑，没灯，那些跑步的同学可能不敢上去，但是我们这里人挺多的，所以就找到我们。”当天带龙狮队训练的另一名负责人回忆道。体院平日设有健康护理课，而且因为专业性质，学生接触急救技能的机会更多，很多人会自发地考取救生员证或急救证，这也为他们现场施救提供了能力支撑。
为了记录现场、留存影像，陈文豪最初便指派龙狮队的学生负责拍摄。现场其余行动全凭大家默契：一部分人疏导人群、劝阻围观；一名学生操作AED，另一名同学配合按压。
现场昏暗，得有人打手电筒补光。“AED的声音很大，周围人都听得很清楚，它会提示其他人不要靠近，防止放电时发生触电意外。”两名施救者均参与过校红十字会的急救培训，在机器的提示下很快冷静下来，专注于手中的动作。由于心肺复苏耗力费神，期间两人轮换施救、互相提醒保持按压频次。
直到医生赶到，所有人因心跳加快而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放松下来。
认不出的“救命匣子”
事发时距离操场最近的一台AED大约100米，拿取的过程花费1分钟左右。
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安装的AED已超过30台，据门诊部的周红介绍，自她入职以来，校内AED的配置数量逐步增加，以采购为主、受捐赠为辅。学校对设备的采购和受赠均有一套完整的招标流程，由门诊部和物业负责每天的设备巡检。“而且我们AED是联网的，线上可以看到它的电量还剩多少，一查到有电量低于20%的设备，我们就要换掉。”
去年，广州大学同步开展急救师资队伍搭建工作与省级急救培训试点基地申报。申报成功后，培训采用逐级培养的模式：先由省红十字会派讲师为校门诊部医护人员授课，待门诊部人员取得急救教学资质后，再由他们面向全校师生、教职工开展急救员培训。
试点基地的准入与考核标准严苛，申报单位不仅要配齐设备与师资，获评后每年还要接受复核，若年度培训人次、场次未达要求，基地资格将被取消。
（受访者展示的救护员证）
周红毕业后在医院进行一线临床工作，几年后才报考了高校的门诊部岗位，“在医院值夜班时抢救特别多，我又有点神经衰弱，整个人状态越来越差，所以来应聘校医室。校园内急救率低一些，我就有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像健康教育、急救培训。”
周红向我们讲述了她来到学校工作后首次直面心脏骤停的一起案例。
2024年9月，学校一名研究生在午睡，同宿舍的室友发现其情况异常，立即在宿舍群求助并下楼寻找宿管。
这栋研究生宿舍为男女混住，恰好群内两名掌握相关技能的女生看到消息，两分钟内便赶到现场。其中一人立即对倒地同学实施心肺复苏，另一人随后赶到，两人轮流进行按压。“空间非常紧凑，标准学生床宽度是90厘米，容纳两个人蹲在床上做心肺复苏难度很大。”
与此同时，宿管联系到周红与门诊部的另一名值班同事，二人携带AED抵达现场，但她们在除颤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空间太狭窄了。床铺宽只有90厘米，再加上蚊帐，更加限制了活动。“真的是稍微壮实一点都上不去，我在床尾，我同事当时蹲在患者的旁边，整个人都要掉下床了。”
现场交替进行了两轮除颤与CPR循环，抢救10分钟后，120的急救人员就赶过来了：“你在这个床上抢救，真的不行，太局促了，我们得把患者移到地上来。”患者是一名陷入危急状况的成年男性，在场的几位女性扛动他有些吃力，最后在120人员的协助下，众人拆走蚊帐，将患者连同被褥一同转移至地面，随后开放静脉通道、持续胸外按压及气管插管。
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一开始并不具备转运条件。抢救持续了约25分钟后，原本呈直线的心电图发生改变，画面中显现出无效心率，画面中显现出无效心率，现场医护人员看到了一丝转机。即便出现希望，宿舍依旧无法开展系统化救治，120的医生认为这里的条件不佳，建议转运到医院进一步抢救。众人又把患者转移到车床上，医生直接跪在车床上给他做CPR。
车床从宿舍一路推到电梯间，一直等到电梯降到一楼，再转运到救护车上。门诊部老师也跟着同行，在车上继续按压的过程中，患者终于恢复了正常心率。
（事后复盘的PPT）
周红认为，这类案例中救援环环相扣，各方缺一不可。其中舍友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尤为关键，但现实中很多人察觉身边人状态异常后，往往不以为意。“大家最欠缺的是早期有效的识别和呼救。例如碰到人突然倒在地上，大家会以为他在休息或者哪里不舒服，但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可能心脏骤停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早期识别，你得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才能开展后面的行动。”
谈及呼救环节，周红补充了一处细节。宿管当时打来电话，只反复说“有同学不行了”，却说不清具体情况。周红解释道：“这其实就是无效呼救。什么都不说，我这边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突发紧急状况下，多数人容易因慌乱无法清晰描述现场信息，而规范的应急求助话术，是急救培训中的重要内容。
这样的不规范在校园里不少见。校内急救培训、发证书皆为免费，每年学校门诊部、校红十字会合计举办40余场讲座与实操课程，报名场面十分火爆，时常出现名额争抢的情况。可即便参与热度居高不下，真正接受过系统急救培训的师生，依旧不足全校半数。
即便参与过急救培训，可真到实操时，能顺利找到AED吗？AED厂商业内人士兼急救科普博主的肖恒曾在家楼下测试，从家出发开始跑步到装有AED的最近一家彩票店，即便是他这样了解机器运行模式、熟知点位的业内人士，受导航错误、设备分布等原因影响，估算完成首次除颤时间至少需要5到6分钟。
虽说建设AED地图的初衷是好的，但在肖恒看来，这是一个“伪命题”：通常用手机导航找一栋楼，目标够大，就算有偏差，差个三五十米一抬头也能看见。但AED很小，大多在室内，导航的室内路径又不准。找个AED，差个三五米可能就怎么都找不着了，反而可能为了找这台 AED耽误很多时间。
“以前我们都是用纸质地图，开车出差的时候，副驾上就得铺一张。有时候一边开还得一边瞅瞅地图。到了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买当地地图，弄清楚了再走。现在科技进步了，大家都习惯了什么东西都有人提供服务。但有些东西还是很传统，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科技手段解决。”
（广州大学菊苑食堂旁边的AED标识）
比找不到AED更可怕的，是对它的视而不见。在肖恒看来，当前急救体系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硬件设备的短缺，而是公众薄弱的急救意识。现实中，不少人与AED擦肩而过，却根本认不认识这个设备。
肖恒举了一个案例：某个城市利用MPDS远程系统，调度员能通过视频判断病情，若300米内有AED，便会指引路人去取。但取回来的比例，还不到1/4。“我当时专门问了，为什么？是位置不对？机器坏了？还是不会用？后来调度中心告诉我，原因基本上都很统一：和电话那头提AED，对方不知道是什么，根本就不接这个话。调度员后来连续提3次‘哪有AED快去取’，如果提了3次对方都没接这个话，或者都听不懂，就不再提了。”
肖恒提出过“记忆锚点”的概念，将AED固定在公厕、电梯口或茶水间旁，只需在熟悉的标识边上加一道闪电。哪怕是地面、墙面的简易指引，这些都是成本低廉却行之有效的手段。推广成效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公众乃至管理者对急救的重视程度不够。
肖恒没有刻意和家里人提到过自己急救科普博主的身份，他对家里人的培训是日常的，也简单地给父母妻儿讲过相关知识。“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人聚会的时候，我就想给他们看一下美国心脏协会的培训课件，我那年吃饭还抱着假人去的。”忆及此处，肖恒忍不住大笑起来。“后来我发现家长们并没有兴趣，我家的情况跟社会面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我家里人除了医生就是大学老师，都是‘高知’，即使是这样，大家可能都不太感兴趣。”
“不能犯法律浪漫主义的错误”
全民急救意识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时法律规范就成了重要助力。
徐丽，这位广州大学法学院教师的电脑上，永远开着待开的会议窗口。各类项目、会议与学生教学工作，填满了她的日常。她大半的时间都泡在各种工作里，也曾受邀参与AED相关法规的修订。徐丽告诉我们，立法项目分好几种：立法后评估、新规制定、修订，还有备案审查，她参与的《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便属于立法修订类项目。
一条法规的成形，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一部地方性法规，哪怕一路“绿灯”，走完所有流程也至少要一年半。常规周期是1.5到2年，最快的纪录也得半年到1年，那属于极少见的情况。从纳入五年规划、部门起草，到司法局审查、市人大一审二审，再到市委把关、省人大合法性审查，程序多到数不清。
就拿征求公众意见来说，常规流程是：起草部门要在网上征求一次（通常15到30天），到了司法局，按程序还得再征求一次。有时候部门征求意见就花了四五个月，留给司法局的时间只剩两三个月，再加上提交市政府会议的排期又要将近一个月。
《条例》从2021年12月启动到2023年5月1日实施，在这个案例里，由于司法局提前介入且稿件改动不大，起草部门和司法局选择了同步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把原本要花一个月的流程省了下来。约17个月，已经是“加速版”了。
“大众看到的法规文本字数不多，但有可能改了许多遍，甚至最后的版本又绕回了原点。”徐丽说，修订法律就像打磨一件艺术品，一点点把它雕琢得更好，不可能最完美，但确实在一步步变得更优秀。
她印象最深的环节是一审阶段，教科文卫工委专门增加了一章“社会公众急救”；到了二审，法工委又把“院前医疗急救”和“社会急救”的概念彻底理清，还加入了后来备受关注的绿色通道条款。“程序看上去繁琐，但每开一次会，离‘完善’就更近了一步。”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网站
《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页面）
她解释，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即大众常说的 “好人法”）免除的是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免除刑事责任；不承担民事责任，不等于没有任何责任，它免除的只是一般过失情形下的民事责任。如果有证据证明施救者存在故意或明显不当行为，比如本不该止血却强行止血，本无需搬动却随意搬动——此时仍予免责，就有滥用“好人法”之嫌。
她主张责任认定应“分层”：社会力量与医务人员区别对待，医护人员再按在岗与否细分。规则“不必过死”，细节可作为司法酌定情节。普通公民施救适用“好人法”；医护在岗急救适用《医师法》第二十七条，非在岗施救虽同样适用“好人法”，但司法对其专业能力的评判标准远高于普通人。在认定是否存在“故意”行为时，这种差异尤为明显，须结合具体个案从严认定。
（广州大学宿舍楼下的应急服务电话）
至于校园里的宿管、保安等工作人员，若未妥善履职，是否构成职业失职并承担责任？徐丽认为：“我自己秉持的一个理念是，他们不属于医生、护士，也不属于急救人员，不能过高要求。一般情况下不要特别扩大责任主体，否则无论有没有经过培训，大家都不敢去救人了。”
《条例》规定，未按规定配备AED且逾期不整改的，处以1万至3万元罚款，徐丽对这一区间记得十分清楚。制定标准时综合考量了国产、进口AED的购置成本，单台设备价格多在两万余元，若仅罚款几千元，违法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约束；但如果罚款额度设置过高，结合当下部分城市尚未强制配备AED的现状，过高处罚又会造成区域执法不公。综合权衡后，最终折中划定1万至3万元的罚款区间。
美国1995年便立法推广公共AED，2000年确立施救免责；日本2004年放开使用限制，2006年完善豁免法律。而国内直到2010年《海南省红十字会条例》才首提AED。我国AED普及起步较晚，立法若设置得过于严苛，她觉得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
“举个例子，生活垃圾分类在德国做得比较好，但他们已经发展超过五十年。那我们的AED也是该给一些空间和时间，让社会力量去成长。”
这种“留白”首先体现在宣传上。AED抢救效果受施救时长、患者身体状况等多重变量影响，救治结果无法一概而论。普及初期，不少媒体会简化宣传表述，将AED称作 “救命神器”。且目前关于施救责任的负面案例不少，但尚未大量进入诉讼程序，因此徐丽认为不宜过早提高立法要求。但随着时间推移，五年、十年后，AED普及程度与使用率提高了，相关施救事件、法律纠纷增多，宣传工作就不会只停留在正面宣传层面。
在培训与后续维护尚未跟上的阶段，法条也不能规定得过于死板。徐丽以各地财政与发展条件的地域差异举例，比如国内在AED领域有代表性的几座城市，各地情况各不相同：广州是三级财政，要帮扶粤东西北；深圳是二级财政，专项经费更为充足；杭州则依托城市治理优势，在急救科普宣传推广上走在前列。各地的发展条件不同，立法特色和执行路径自然也不同。
在徐丽看来，校园急救体系的必要性当然是有的，但可行性不足，容易滋生形式主义。 “法条如果要求‘全员’培训，我给全员看一遍PPT，符合；给全员看一遍视频，也符合；法条如果要求培训十次，那我循环十次宣传片，当然也符合！”徐丽补充，“我上立法课的时候就跟同学说过，没有立法，万万不能，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犯法律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错误。”
被拒之门外的设备
身处AED行业多年，肖恒亲历了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变迁。他参加高考时，全国还在统一实行“3+2”试卷模式。千禧年前后的时代浪潮催生了两大热门专业：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迎来机遇，国际经济与贸易热度暴涨；同年中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接基因测序工作，生物相关领域前景被普遍看好，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也大火。
“当时大家也不知道生物医学工程是学什么的，很多人盲目地去报了这个专业，分也特别高。等我们进了学校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跟生物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学医疗器械，它在改名叫生物医学工程之前，基本都叫医疗器械维修。”
（图源《2022中国AED大众认知白皮书》）
早年除颤仪被归为第三类医疗器械，审批门槛极高。2017年，国家药监局修订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将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单独列管、优化监管规范，审批难度大幅降低，整个行业自此迎来快速发展。作为国内较早涉足AED领域的技术人员，他于2006 年入职某医疗器械企业，负责技术法规相关事务，首个项目便是医院医用大型除颤监护仪的产品注册。
自2014年起，肖恒便意识到，面向大众的院外AED设备，需要同步做好产品推广与急救科普。2016年，公司成立了专项部门。他个人也在 2017年开设公众号开展科普，2023年起专注深耕AED领域。如今业内从业者不断增加，但普通大众对这款设备依旧知之甚少或存在误解。
在他看来，不少媒体从业者并不具备专业判断能力，无法分辨现场是否需要使用AED、实施心肺复苏，往往只知道“有人施救、当事人苏醒”，便单纯以正能量视角进行报道，多以流量为考量。“我很难评价好或坏，我觉得从社会宣传角度来说，一定程度上是好事。但也会带来这种负面影响，比如景区里一个人倒下了，来了一个‘最美护士’给他做心肺复苏，然后这个人醒了，一堆人给这视频点赞，夸‘教科书式急救’。但那个人其实只是晕厥，不是心脏骤停，护士不给他按，他也会醒。”
作为知名科普博主，肖恒时常前往各地开展讲座，他发现校园环境相对封闭，AED推行难度远大于普通职场。职场往往上传下达、执行高效，而学校因面向未成年人，管理更为谨慎。校外人员想要入校开展讲座，需要经过多层审批，尤其大学，不少校长会将外来从业者视作非正规人员，直接拒绝。同时学校对舆论风险高度警惕，因此对外来人员与校外活动管控十分严格。
校园管理者接触急救相关信息较少，多数人一生都不会遭遇心脏骤停等突发状况，这也导致他们对急救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普遍偏低。有些人认为校内体育活动强度温和，无需配备AED，或是轻信不实传言，觉得设备不仅无用，还可能造成伤害，也不认可校外科普组织。
（教育部于2023年公布的第二批
1000所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名单）
谈及校园急救的困境，肖恒讲述了这样一起悲剧：一名10岁学生突发心脏骤停，因校方处置不及时，最终不幸离世。孩子离世后，其母亲发文维权，先后写下两封公开信，其中一封封面便是孩子的骨灰盒，“一说到这件事我就很难受，我觉得这个视觉冲击力特别大”，这些内容在当地各大家长群中广泛传播，引发家长群体焦虑。许多家长纷纷呼吁学校配备AED、开展急救培训，甚至愿意自掏腰包捐赠设备。即便民意呼声强烈，多数学校依旧拒绝接收捐赠。
类似案例还有不少：一位家长为学校捐赠AED，校方收下，肖恒为学校装机，并主动提出免费为校医务室开展培训，校领导和校医却回答：“先暂时不搞吧，现在暂时没什么必要。”
教职工普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既担心设备后续维护繁琐，更惧怕意外发生后需承担相应责任。事实上，多数学校都是被动推进急救建设，依靠自觉几乎行不通。只有在发生事故被起诉追责，或是名人猝死等事件掀起舆论热潮时，2019年高以翔离世、近期围绕张雪峰的相关讨论，都是典型案例。这类现象也并非校园独有，其他单位同样存在。
2018年，北京地铁就曾因此引发诉讼：家属认为伤者因救治延误，将矛头直指地铁未配备AED；而地铁方表示，工作人员事发后第一时间拨120，并为伤者处理伤口，认为自身并无过错。
彼时当地卫健委出台的公共场所AED配备指引并非强制性法规，也未全面下发至各个单位。肖恒直言，仅以“未配备AED”作为诉讼切入点存在偏差，他认为律师应结合当地轨道交通、院前急救相关条例，从保障乘客安全的角度展开辩论。
最终法院判决地铁无需承担责任。虽然家属败诉，但这起案件依然推动了北京地铁乃至全城的AED设施布设与相关立法进程。
（广州市于21年发布的地铁网络AED配置图）
我们与生命的距离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美国知名结核病专家特鲁多的经典医学格言，被镌刻在他的墓志铭上，在医学界广为流传。这也是肖恒非常认同的一段话：“这段墓志铭不是单纯提及医学技术和医学关怀，我认为它道出了医学的一个真谛。”
时至今日，人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依旧有限，充满未知。同样的病症、一模一样的治疗方案，有人能顺利痊愈，有人却无力回天，医疗技术并非万能，这便是“有时治愈”的现实。相比于有限的治愈能力，陪伴、帮助和心灵安慰，才是有温度的生命关怀中更核心的内容。
在心脏骤停这类突发急症面前，医学的局限与现实困境更是被无限放大。
医学上所说的黄金四分钟是指：发生心脏骤停后，常温下人脑缺氧耐受极限约为4分钟，超过4至6分钟会造成不可逆脑损伤，超时越久，生还概率越低。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经EMS接诊的院外心脏骤停人数达75万，而患者存活出院率仅为1.2%。
尽管技术日新月异，医学终究无法战胜部分致命病症，而我们与“生”，仍隔着时间和空间，这距离虽在被一点点弥合，其推进过程却总以伤者难以承受的迟缓速度前行。
当被问及是否会坚持写科普到AED普及那一天时，肖恒毫不犹豫：“我活不到那一天，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停顿一下，“大概坚持写到烦吧，我也不知道自己烦是什么时候。但我觉得，你说的公众认知和AED普及到理想情况的‘日后’，我大概是活不到那天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红、肖恒、徐丽均为化名）
原标题：《深度 | 心跳、急救、AED：我们与生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