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离开丈夫就等于犯罪？
1888年8月31日凌晨，伦敦白教堂区的一条窄街上，一个名叫波莉·尼科尔斯的女子被发现惨遭割喉、剖腹。随着案件不断升级，警方将她归为“开膛手杰克”的第一个被害人，媒体则热衷于给她贴上同一标签：“妓女”。此后一百多年里，这个名字连同她的整个人生，都湮没在那个骇人外号的阴影之下。
但《生而为女》的作者海莉·鲁本霍德通过大量档案发现：波莉根本不是一个以卖淫为生的女人。她是一位印刷工人的女儿，曾嫁给一位印刷工，生育了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不幸夭折。1880年，因为丈夫与另一女子有染，波莉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可饶恕”的决定——离开丈夫、走出家门。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框架里，无论过错在谁，一个女人只要离开丈夫，就沦为“失败者”和“伤风败俗”的活靶子。济贫院的救济官审视她时，首先怀疑她是酒鬼；社会上的人看见独居的她，只会认为她“不正常”。她靠洗衣、缝纫等计件工作勉强糊口，租一个最便宜的房间就要花掉大部分收入。她挣扎了八年，最终在一个深夜，因为无处可去、无钱过夜，醉醺醺地倒在了白教堂的街上，被一把利刃永远定格为“妓女”。
波莉不是唯一的。在这本书中，鲁本霍德依次还原了五位被害女性的一生：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她们有的曾是家仆，有的做过花卉商贩，有的开过一间咖啡馆，有的因为婚姻失败被迫流落街头。她们都不是媒体口中的“堕落女子”，而是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下一连串结构性不公的牺牲品：女性工资永远低于男性，离婚法对女人极尽苛刻，道德评判永远双标——男人出轨可以被原谅，女人离开丈夫就是“自甘堕落”。
《生而为女》不是一本关于连环杀手的猎奇读物，而是一部来自档案深处的女性生命史，是一次为被污名化的亡者正名的努力。正如书中所写：“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认凶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
下文节选的正是书中关于波莉·尼科尔斯的一段原文。读完后你或许会想：那个秋风萧瑟的凌晨，倒在血泊中的，究竟是一个“妓女”，还是一个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普通女人？
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
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就算波莉有办法对威廉提起诉讼，哪怕她成功地收集到他与罗塞塔有染的证据，她仍然没有理由离婚。不过，到了1878年，根据《婚姻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威廉对她有暴力虐待行为，并在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这些罪行，法院会支持她的权利，确保她与男方合法分开。幸运又不幸的是，波莉也不符合这条规定。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希望结束婚姻的工人阶级妇女别无选择，只能在济贫院的协助下，通过声称被配偶遗弃来实现一种非正式的分居。根据《济贫法》，男人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老婆或孩子交给济贫院，指望纳税人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如妇女有义务与家人在一起一样，法律认为抚养妻子是丈夫的责任；夫妻双方是否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不重要。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拒绝支付其妻子的生活费，济贫委员将设法讨回这笔钱。他们会命令他付钱，如果欠款的丈夫拒不履行义务，他们将把他拖到地方法官面前，让他颜面尽失。这条法规的实施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唯一救星。然而，济贫院对拆散家庭这种事持谨慎态度，济贫委员被教导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出现在他们门口声称“遭到遗弃”的妇女。1876年的《济贫会委员手册》称，“持续的争吵”是“这些遗弃案中最常见的”，“其根本原因几乎无一例外是双方酗酒”。给济贫委员的建议是，在对这样的妇女施以同情之前，需对其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
只有在离开威廉之后，波莉才会知道启动非正式分居需要做些什么。那时，她才会冒险进入济贫院，心里的目标是尽可能早地出来。
作为收容流程的一部分，波莉将被要求接受一名救济官的口头“审查”，该官员决定申请人是否值得接受院内或院外救济。这很可能是一场令人胆战、吹毛求疵的审问。波莉将穿戴着暗淡的制服和灰色的棉帽站在这个人面前，被要求说明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场审判和羞辱。首先，救济官会询问她的全名、年龄、之前住在哪里、婚姻状况如何、有几个孩子。然后，他会要求她详细说明是谁在养她、对方是什么职业、工资多少。他会问她是否接受过院外救济，是否曾经进入过济贫院。他会问她是否有存款，是否曾被判刑。他会问她她的孩子是否合法出生。最后，他会问她“是否有任何在法律上有义务抚养她……的亲属，以及这些亲属是否有能力抚养她”。在这里，救济官会深入查问她和丈夫分开的具体原因。处理波莉案件的救济官是一个叫托马斯·塔文纳的人，他潦草地记下了这些细节，打算之后找威廉·尼科尔斯面谈。
坐着私人马车在城里转悠的塔文纳先生，以我行我素的办事风格而闻名。要么威廉·尼科尔斯被传唤到了济贫院，要么救济官自顾自地去拜访了他。不管面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是在同事或邻居面前，还是在济贫院大门内，威廉都会倍感屈辱。面对询问，波莉的丈夫肯定会按照他一直以来声称的那样断言：他的婚姻破裂是由于妻子酗酒；然而，托马斯·塔文纳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假使威廉的说法完全属实，那么塔文纳就不会最终决定让波莉获得院外救济。正如《济贫会委员手册》所建议的那样，“一旦发现被遗弃的妻子酗酒……仅提供济贫院收容，而不应给予院外救济”。相反，塔文纳先生代表济贫委员会决定，应给予波莉·尼科尔斯每周5先令的生活费。她的丈夫将支付这笔钱，由波莉每周亲自到济贫院向托马斯·塔文纳领取。
理想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期——或至少希望——一个从丈夫那里得到赡养费的离家妇女会被她的亲人收留。不幸的是，不管是出于个人选择，还是由于家庭分歧，波莉没有去和她的父亲和哥哥一起生活，而是走上了自力谋生的道路。
对于一个从未独自生活过、一直被男性保护者包围的女人来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无论从实际还是从情感上都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冲击。在城里的破落地区租一个房间每周要花费4先令，算下来波莉将几乎没钱过活，除非她愿意冒险去住肮脏的寄宿屋，那里每天花4便士就可以得到一张床。她必须找到工作。虽说工作是有的，但她能找到的那些大抵收入少得可怜，代价却是每周七八十个小时折磨人、无休止的重复劳动，首都许多大型洗衣店提供的工作正是如此。这些店里，“在洗衣盆前工作”的妇女大概会得到“每天2到3先令”，而在酷热下累死累活熨烫衬衫和衣领的工人，每周一般能挣 8到15先令。较之这些，波莉可能会选择去做“裁缝活儿”，缝制一些便宜衣物：长裤、大衣、裙子和马甲，一天能挣6先令。报酬是按件计算的，她可以从大清早一刻不停地干到深更半夜。妇女可以从事各种类型的居家装配工作，从粘纸盒到做人造花，这些活计都需要动作麻利、双手灵巧。工厂工作不见得比其他选择好，且偏爱年纪轻的女员工，而清扫工作或“打杂”同样报酬微薄，不受尊重，叫人抬不起头。
无论波莉做出哪种选择，她都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容身之处，大众对离开家庭或丈夫的女人投去的目光除了不解，就是深深的怀疑。两性有各自明确的角色，波莉和其他女性一样，被灌输了这样的信念：女人需要一个男人来引导她、管理她，并赋予她生命的一切意义。正如丁尼生在他的《公主》一诗中所阐述的那样：
“
男子田间耕作忙，女子洗手作羹汤；
男子利剑战沙场，女子巧针绣衣裳；
男子聪慧重头脑，女子独怀软心肠；
男子言出如将令，女子俯首好温良；
夫妇万事需如此，莫可逾矩引人惶。
”
像波莉这样年龄的女人与丈夫、家人分开生活，所引来的“惶乱”会使人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她是个不正常的人，是个失败的女人。而且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女人的品性遭到贬损时，伤风败俗等指责也随之而来。无论她是否能靠洗衣工作或打杂养活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并乐在其中这种想法，无疑是大众的眼中钉肉中刺，不管她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没有男人，女人就不受信赖，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其他男人的算计和暴力，生活也没有奔头。没有女人，男人就没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满足他的性需求。因此，无法想象波莉竟会不打算尽快找到新的另一半，就像她的丈夫做的那样。然而，很多事情威廉·尼科尔斯做起来合法合规，对他的妻子来说却并非如此。
【新书推荐】
《生而为女》
作者：[英]海莉·鲁本霍德
译者：小水
出版社：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6.5
“不过是妓女。”一直以来，媒体热衷于告诉人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都是妓女。在这起连环杀人案中，杀手成了被着力讲述的对象，甚至一度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而受害的女性不仅被媒体和大众忽略，更是被污名化。
通过搜罗大量的历史档案、庭审材料、证人证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哈莉·鲁本霍德为读者还原了5位受害女性丰满而悲苦的一生。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绝非都是妓女，她们不过是生于父权社会里的底层女性，因为出身、阶级、性格和性别而历经坎坷、蒙受污名，最终因为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而遇害。从她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一生，也能看到一个父权的社会是如何围猎那些边缘女性，并从暗中剥夺她们生活其他可能的。这种恶意至今还在延伸。她们最大的不幸，可能仅仅是生而为女。
原标题：《一个女人离开丈夫就等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