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守护人｜城市漫游者格里董：什么是上海最珍贵的遗产

对于上海而言，文化遗产不仅是外滩、武康大楼等城市地标，也是藏在街巷肌理、历史街区中的生活记忆，甚至是一块窨井盖、一处老店招之中。二十多年来，自称“城市漫游者”的格里董行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在记录城市变化的同时，也不断思考：什么才是这座城市真正值得珍视的遗产？

格里董带队“城市漫步”，从城市细节中解读文化遗产。

1998年，18岁的格里董开始独自漫步上海。

那时，“城市漫游”还不是一个流行词。没有社交媒体，也没有遍地开花的“City Walk”。对于这个出生在衡山路、高安路一带的年轻人来说，吸引他的只是身边那些与众不同的老房子。

高大的梧桐树下，隐藏着深宅大院；花园洋房的围墙背后，偶尔能看见游泳池、网球场和精美的旋转楼梯。因为家庭和成长环境的缘故，他比同龄人更容易进入这些外人眼中的“神秘空间”。

“当时根本没有想过什么保护，就是觉得好奇、好玩。”

二十多年后，当人们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新讨论城市文化遗产时，格里董发现，自己最初被吸引的那些建筑，早已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但与此同时，他对文化遗产的理解，也从一栋栋建筑逐渐扩展到街巷、社区、居民乃至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上海市郊民居的山墙，摄于浦东曹路

从衡复风貌区到老城厢：重新认识上海

格里董认为，自己是从“两个上海”开始认识这座城市的。

童年时期，他生活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衡山路、高安路、康平路一带。这里是典型的衡复风貌区，花园洋房林立，院落宽敞，许多如今被视为珍贵历史建筑的房子，当时仍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状态。

高空俯拍的衡复风貌区一角

直到1992年，12岁的他跟随邻居骑车去了文庙附近的老城厢。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另一种上海。低矮的房屋、狭窄的街巷、生煤炉的气味、家家户户倒马桶的生活场景，与衡山路一带形成鲜明对比。多年后回忆，他意识到，那次经历实际上让自己第一次触碰到了上海更深层的历史。

2014年的老城厢大境路菜场

如果说衡复风貌区代表的是开埠以来形成的近代城市景观，那么老城厢则是上海作为县城、作为江南市镇数百年发展的历史见证。

在他看来，老城厢和衡复地区看似差异巨大，却共同构成了上海不可分割的文化拼图。

一个代表近代化的上海，一个承载着更悠久的本土传统。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法完整理解这座城市。

市区漫游的记录

这种认识，是在后来赴日留学期间进一步形成的。世纪之交，原本他和许多人一样，觉得东京、纽约、香港那样高楼林立的城市代表先进和现代。但看到了日本许多中小城市生活的人对于地方文化和历史空间的珍视，让他开始对大都市的“祛魅”，同时也重新审视上海。

这种重新发现家乡的过程，也成为他后来从事“城市漫游带路人”的重要起点。

上海市郊川沙农村的漫步记录

建筑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与记忆

文化遗产不只单纯的建筑，真正动人的，往往是建筑背后的人。

2021年，格里董在奉贤乡下拍摄老字迹时，遇见一位91岁的老太太。得知他来自徐家汇后，老人立刻问了一句：“武康大楼还在吗？”

格里董与“武康大楼阿婆”相遇的奉贤农村的老房子

这个问题让他愣了一下。聊天后得知，老人的娘家住在武康大楼对面（今兴国路星巴克位置），后来嫁给一位来自奉贤农村的小伙。事实上，老太太是上海武康路本地农村人，曾在武康路菜场工作，其丈夫在城隍庙附近做裁缝。上世纪五十年代离开市区后，就难得再回到武康路。但武康大楼始终留在她的记忆里。

2024年初，格里董专程再次去寻找老人，却得知她已经去世。老人七十多岁的儿子告诉他，小时候母亲经常会带着他们回武康路娘家，从奉贤一路换车、摆渡，往往要花去大半天时间。

直到1978年，娘家的本地房子拆除建了公房，这种往返才停止。

“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她来说，武康大楼根本不是一个网红建筑。那是她家的坐标。”格里董说。这恰恰说明，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价值并不一定来自建筑本身，而是来自人与空间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

武康大楼

同样的理解，也体现在他长期进行的口述历史工作中。相比宏大的历史叙事，他更喜欢那些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有人告诉他，20世纪上半叶看外国电影时可以租一种叫“译意风”的设备，由专人提供同步翻译服务；有人回忆自己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流行的“茶舞”，学生们下午买一杯茶便能在舞厅里跳舞消遣；还有人讲述为何曾经自己在国泰电影院的常包座是第十八排中间。

20世纪上半叶，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的译意风票。 格里董收藏

这些故事或许不会写进历史教材，却真实构成了一代人的城市生活。在格里董看来，它们同样属于文化遗产。

新闸路、成都北路路口处1925年的自来水用井盖，这是格里董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个井盖（2023年消失）

保护什么，又该如何保护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推进，关于建筑和街区保护的讨论越来越多。

格里董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他曾经认为拆掉老建筑就是拆掉记忆。但二十多年漫游下来，他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作为游客、研究者，很容易说要保留。但如果真的住在那里呢？”在老城厢，他见过夏天闷热漏雨的老房子，也见过没有独立卫浴、冬天阴冷潮湿的居住环境。

对于许多居民而言，改善生活条件同样重要。因此，他并不赞成简单地将保护与开发对立起来。真正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建筑应当保留，但也必须尊重居民对于现代生活的需求。

2014年，正在拆除的董家渡地区和正在建造的上海中心

相比单体建筑，他更关注那些悄悄消失的城市肌理。

例如老城厢历经数百年形成的街巷系统。那些只有三四米宽的小路，看似普通，却记录着上海从江南水乡逐渐成长为城市的过程。然而面对消防、交通等现实需求，这些空间往往最难保留。与街巷一起消失的，还有“猪作弄”“筷竹弄”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老地名。在格里董看来，这些路名不单是有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城市掌故历史，从侧面说明了城市的“演变和由来”。

小南门外的猪作弄曾是清末上海鲜猪行业的聚集地

民国地图上的猪作弄

同样让他感到复杂的，还有张园等历史街区的更新。改造前的张园有居民、有烟火气，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区；改造后则成为现代商业空间。从文化遗产角度看，某些东西消失了；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又获得了新的生命。

“这可能没有标准答案。”或许正因为如此，文化遗产保护从来不是简单地保存过去。它更像是在不断变化的城市中寻找一种平衡。

步青鞋帽商店（周家牌路255号），店招为1990年代流行的铜字招牌。2014年拍摄

步青鞋帽商店，城市更新后露出1980年代流行的手写美术字招牌。 2020年拍摄

建筑之外，早在十几年前，格里董便开始关注城市中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窨井盖、店招、门牌号。但在他看来，它们记录着不同年代的字体、审美和生活方式，是城市留下的一块块时间切片，同时也承载着他自己作为“80后”的成长记忆和怀旧情感。

当一座城市不断生长、更新时，总有一些东西消隐。而文化遗产的意义，或许正是在消失之前，理解它们为何存在；在变化之中，记住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

注：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