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能时代的全球权力重构与“中国底盘”

本文作者：杨利华（涌铧投资管理合伙人）

站在2026年的开端，美伊战火彻底暴露了全球化石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当中东这一传统的“能源心脏”面临实质性的断供风险时，全球市场被迫重新审视一个残酷的现实：能源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普通商品，而是直接决定一国工业体系生死、关乎国家安全底线的战略武器。

2015年前后，国内的投资机构陆续下场布局绿氢。历经过去数年的产业混沌期，“十五五”开局之初的2026年，我们已然能看到前方的大陆逐步浮出海平面，内蒙古、新疆的规模化离网制氢项目逐步投运，隆基绿能、国富氢能等中资电解槽设备商在欧洲与中东市场占据半壁江山。

在全球氢能项目受制于通胀和高达60%～70%的电力成本而进展缓慢的今天，这场“第三次能源革命”正经历从实验室原型到工业化、商业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中国不仅是在参与这场以氢能为媒介的“能源范式转移”，更是在利用其日益完善且强大的工业系统级能力，接管这场严苛的成本压测，用极致的工程底盘重新定义全球绿氢的供应格局。这一历程，既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能力输出者”进化的缩影，也是全球能源格局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密集”的真实见证。

从碳基到氢基

从碳基到氢基，是人类对脱碳路线的极致追求。

从柴薪到煤炭，从煤炭到石油与天然气，本质上是碳氢比的持续提升。而氢能则走到了深度的脱碳与新能源电力深度融合的交汇处。氢能并非单一能源品种，而是连接可再生能源、工业、交通、储能的核心枢纽，其战略价值远超传统能源，是中国实现能源安全、“双碳”目标、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

与既往石油、天然气的“资源属性”不同，氢能更具“技术属性”。石油的获取高度受限于地质禀赋与自然分布，而氢能则是电解水、催化剂与质子交换膜的工程学结晶。正如生命科学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能源工业也正在进入其“分子合成时代”。氢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是一种能源，而在于它是一种“跨时空、跨领域的能量媒介”。它解决了可再生能源最核心的痛点：不稳定性。通过电—氢—电（或热、料）的转化，氢能将不稳定的风光电转化为稳定的工业原料和能量载体。

根据国家相关机构统计的数据，当前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40%，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供应风险。氢能可通过可再生能源自主制取，摆脱对化石能源进口的依赖，构建“风光储氢”自主能源体系。同时，氢能可大幅缓解交通、工业领域对于石油的依存度，发挥我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综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氢能产业也在重新定义工业体系中“什么昂贵、什么便宜”。在传统模式下，清洁能源的稳定供应是昂贵的，人人跨区域能量传输是高损耗的。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全球第一，2025年突破22亿千瓦，但风光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导致了消纳难题。而在下一个氢能时代，随着电解槽规模化和绿电成本的下行，大规模合成绿氢的能力正迅速逼近普惠，集中与分布并举，区域性能源供给和需求的再平衡，在高压电网之外有了第二条高速高带宽的能源传输网络——物质电网。

全球氢能产业的演进，完美契合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历经三轮周期迭代，逐步走向理性深耕（图1）。

图1: 全球氢能产业演进

萌芽期（2000—2015年）：氢能仅作为前沿能源技术储备，日、欧、美率先启动基础研发，核心聚焦燃料电池汽车与小型制氢装置，产业链薄弱、成本高企、应用场景单一，产业处于实验室探索阶段。

扩张期（2016—2021年）：碳中和目标成为全球共识，在资本与政策双重加持下，氢能从技术储备上升为国家能源战略。全球氢能项目数量爆发式增长，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等示范项目快速落地，但同质化布局、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逐步显现。

理性深耕期（2022年至今）：全球资本市场降温，产业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聚焦价值落地，绿氢成为核心发展方向，储运技术瓶颈突破、工业脱碳应用拓展成为行业主线，优胜劣汰加速，具备全链条技术与成本优势的企业开始主导市场。

正如中国企业逐步在AI、小分子制药等领域走向世界舞台，2026年开始，我们或将见证中国氢能的商业化在国内外市场均有突破。这源于三个底层优势的共振。

第一，完整的工业闭环支撑。

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氢能产业链。上游制氢设备实现突破，大功率碱性电解槽的制造成本仅为欧美企业的1/3至1/2。这种优势不仅源于较低的人力成本，更得益于供应链的“集群效应”。

第二，丰富的应用场景与“分布式探索”。

中国庞大的重工业体系（钢铁、化工等）为氢能替代提供了独特优势。同时，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从极寒的东北到干旱的西北，为氢能系统的可靠性提供了全球最丰富的测试场。

第三，战略性的政策与资本协同。

不同于欧美的“点状补贴”，中国的氢能战略是系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五大示范城市群”到“氢能高速公路”，“十四五”期间的布点，加上政策的延续性，正在将氢能从“孤岛”串成“网络”。

全球能源版图的地理性重构

在地缘政治危机的催化下，从欧美面临的产业落地困境，到中东产油国在危机下的加速转型，全球传统的能源生产国与技术强国都在重新寻找出路。在这一场全球能源产业链的实质性重组中，传统的能源中心正在发生位移，而中国制造在其中的支撑作用越发明显。

2022年起，全球资本市场降温，国内产业政策趋严，氢能产业进入大浪淘沙的调整期，企业从追求示范项目数量转向商业化落地与成本控制。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明确氢能三大战略定位：未来国家能源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终端绿色转型重要载体、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方向。2025年，氢能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从“危化品”升级为“国家能源”，管理、审批、补贴全面松绑，产业迎来价值回归拐点。

这一阶段，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核心装备国产化，无论是制氢电解槽还是燃料电池电堆，无论是核心膜电极还是整体系统方案，都基本实现了国产化。二是绿氢成本下行。在后补贴时代，利用弃电制成的绿氢价格有望低于20元/千克，逐步具备商业化条件。三是应用场景规模化。燃料电池重卡在北方市场被用来替代纯电重卡，加氢站数量达560座，5年翻5倍，而更多的风光储氢结合绿色氨醇的项目不胜枚举。

如今的氢能出海，已不再是简单的卖几台电解槽或几辆氢能卡车，氢能企业正在从“把产品卖出去”转向“把能力种下去”。例如中资企业开始在沙特建设绿氨工厂的本地化生产线，在东南亚构建分布式的“制—储—加”体系。这不再是简单的产能贸易，而是基于“分布式产能、本土化决策”的全球化2.0。

这意味着，未来的全球能源巨头，可能不再是掌握油田的公司，而是那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度分布式绿氢产能的企业。

氢能产业的核心环节

人类在气候科学上已达成高度共识，合作框架也基本完善，但是还需要面对历史责任不公、发展权不对等、利益冲突未调和等问题。从这个角度，碳中和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科学工程和社会工程之一。如何将能源利用与减少碳排放相结合，决定了各国发展权的大小，而这背后的关键在于看清氢能产业已形成的四大核心技术平台，正是这些平台决定了谁能掌握未来的话语权。

氢能产业链全景图

电解制氢：绿色的“生命源泉”

作为绿氢产业的核心装备，电解槽直接决定了电氢转化的效率、全生命周期成本及系统的可靠性。当前，碱性电解槽（ALK）凭借成熟的技术积淀与造价优势，正依托中国制造业的庞大底盘，加速实现规模化产能溢出。相比之下，质子交换膜（PEM）和阴离子交换膜（AEM）因具备更快的动态响应速度，能更好地匹配风电、光伏的波动性，代表了下一代技术的演进方向。随着AI for Science在催化剂筛选与隔膜材料研发上的深入应用，制氢装备的迭代周期正大幅缩短。在底层材料学突破与自动化制造的共同驱动下，绿氢系统的综合成本仍有明确的下探空间，在经济性上全面平替灰氢已具备坚实的工程基础。

储运体系：跨越时空的“魔法盒”

目前，行业正在通过高压气态、低温液态、有机液体（LOHC），以及将其转化为氨或甲醇等多种载体来打破氢气运输的“高成本诅咒”。组合不同的运输路径来降低运输成本，是氢能真正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的前提。这不仅是一项亟待突破的工程技术瓶颈，更是对整个能源物流体系的重构。

燃料电池：终端动力的实质重构

燃料电池跳过了传统的物理燃烧过程，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在交通与工业设备全面电动化的趋势下，它不仅保留了电驱动的高效清洁，还提供了媲美传统燃油车的长续航与快速补能优势。近两年，燃料电池在重卡、船舶、分布式发电等高功率场景下的加速落地，已充分证明了其在重载和长周期高强度作业中的能力。

绿氢化工：重塑工业的物质底座

氢能最大的规模化潜力并非局限于交通领域。它不仅是清洁的能源载体，更是基础的化学原料。在钢铁（氢冶金）和传统化工（绿氨、绿醇）等高碳排行业，绿氢的引入实质上改变了传统的碳氢分子转化路径。这并非简单的燃料替换，而是对重工业生产流程的深度物理与化学改造。这一进程表面上是为了实现深度脱碳，但在技术本质上，则是通过绿氢的介入从根本上提升了工业系统对碳原料的综合利用效率。

高光中的挑战与边界

尽管氢能产业正处于加速爆发的高光时刻，但其大规模商业化仍面临现实挑战。

首先是基础设施的“鸡与蛋”困境。终端应用缺乏加氢网络支撑，而加氢站又受制于早期需求不足难以盈利。这需要顶层设计将其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前瞻性的跨期投资。

其次是运行数据与标准的缺失。氢能系统涉及流体、化学与材料等多个学科，相较于成熟的电子工业，目前仍严重缺乏高质量的实际运行验证数据和统一的技术标准。

最后面临的挑战是地缘博弈的加剧。在当前全球能源面临断供风险的背景下，氢能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资产，随之而来的将是更为激烈的技术封锁与全球贸易壁垒。

产业早期的产能过热与洗牌在所难免。但当泡沫退去，落后产能出局时，沉淀下来的将是完善的基础设施与被验证的工程路线。对从业者而言，应在泡沫的喧嚣中抓住产业中确定的工程学价值与制造红利。

到2030年，当我们回望这个时刻，也许会发现2026年是真正的分水岭。因素有三。

第一，成本平价的达成。在中国规模化效应与全球技术迭代的双重作用下，绿氢成本将与化石燃料制氢成本持平。

第二，绿色分子贸易网的建立。就像今天的原油贸易一样，全球将形成以氨、甲醇为主要形态的绿色分子贸易网络。能源的流向将不再单纯由地理位置决定，而由“绿电成本+制氢效率”决定。

第三，平台型能源企业的崛起。氢能竞争最终不是单点设备的竞争，而是平台能力、供应链闭环和场景理解力的竞争。

当前的全球能源动荡，堪比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必将催生一次全球工业体系的大重组。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依托新能源的重组中，中国企业凭借完备的制造底盘，已不再是旁观者或代工厂，而是核心的建设者。

面对国内产业的整合与海外能源重构的巨大缺口，走向全球市场已不仅是商业扩张，更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氢能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构想，转变为支撑下一代全球工业的底层基础设施。在这场世界能源的星辰大海中，新的坐标已经构建。中国氢能产业正穿越周期，从“黎明前的混沌”步入“全球引领的新航道”。

近期氢能赛道典型融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