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 | 何勤华：半生治史，为法治“燃灯”

【编者按】

法治站上新的历史坐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前后被提及23次，明确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步入“十五五”时期，这一关键阶段承载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2026年3月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的目标，并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专篇作出部署。

中国法治历经转折，既实现了从“旧法统”向“新法制”的革新，也实现了从“法制”向“法治”的演进。在探寻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法学学者挺身而出，立足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治国方略，呼吁人权保障、司法公正、权力制约等法治理念，致力于回答“何以法治”“法学何为”等时代之问，进而诠释法的时代精神。

2026年，“论法的精神——中国资深法学家访谈录”专题继续敬邀法学大家分享法治经历、学术思想，记录他们的法学思考和作为，期冀为一个法学时代留下注解。本期专访嘉宾为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

退休后的何勤华教授仍活跃于法学研究前沿，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即将全部完成。澎湃新闻记者 林平 图

1977年，何勤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成为新中国法学教育复苏后的首届法科学生。燕园课堂上，法学大家亲授学问，同窗间围绕国家法治等问题多有辩论，这段经历让他逐渐坚定了“中国必须走法治道路”的信念。

四年后，他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成为该校复校后的首届研究生。当时华政办学条件艰苦，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切身体会到后来被总结为“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华政精神。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他也养成了“做学问要做到极致”的习惯。此后数十年，他从求学到任教，直至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亲历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的复苏与发展。

在法学研究领域，何勤华始终扎根法律史这一相对“冷僻”的领域，为法治“燃灯”。他牵头耗时近20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尝试让历史研究回应数字法治、基层治理等现实问题，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作为法学教育者，何勤华主张法律应饱含人文关怀，避免学生成为“麻木的法律工匠”。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冲击，他倡导培养“懂法律、明科技、知伦理”的复合型人才。

半个多世纪以来，何勤华的学术人生与中国法治建设同频共振。他的经历与思考，或许能给“法学何为”这一时代之问提供一个值得倾听的答案。

1979年，何勤华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与民法学家李志敏老师交流。

法治信念：北大求学打下最深刻的法律人底色

澎湃新闻：您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正值中国法学教育的 “复苏年代”。当时有哪些具体的人与事，为您打下了“法律人底色”？

何勤华：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招生中断12年，我们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生，当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彼时全国仅北大、吉大、湖北财经学院三所院校招收法科大学生，北大法律系招录83人，是招生人数最多的班级。

进入北大后，学校为我们配备了顶尖师资：法理学的张宏生、沈宗灵、孙国华，宪法的龚祥瑞、魏定仁，法制史的肖永清、张国华、饶鑫贤，刑法的甘雨沛、杨敦先，民法的李志敏、朱启超，国际法的梁西、魏敏等名师亲授课程，陈守一、王铁崖先生也专门开过讲座。

在北大法律系的这些人和事，给我打下了最深刻的法律人底色。

何勤华（中）与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武树臣（右）、姜明安（左）合影。三人毕业后均投身法学教育与研究，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治学态度：做学问要在权限范围内做到极致

澎湃新闻：1982年，您进入华东政法学院读研。在华政，有哪些事让您记忆犹新？

何勤华：我们是华东政法学院的首届研究生。华政1979年复校，我们1982年春入学，这份特殊经历让我们对学校感情深厚。

在华政，两位老师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导师徐轶民老师治学一丝不苟，长期参与辞书编写，对遣词造句、标点符号都反复斟酌，在他的指导下，我的文字功底大幅提升。国际法专业的余先予老师经常带我参与课题，我们合作的首部《东京审判》专著，1986年出版后影响颇大，至今已出第三版，写作能力与书稿构思能力均得到显著提高。

印象最深的是合作《大众法学常识》，全书17章。第一章交稿时，余老师的红笔修改远超我的原文，我潜心钻研修改逻辑，后续章节修改痕迹渐少，最后两章老师一字未改。耗时一年的写作，彻底打下了我的写作功底。

谈及论文写作，还要感谢北大读本科时的李志敏老师。他让我和两位师兄参与课题，大二时四人合署完成的论文投稿《法学研究》并成功发表——这在当下几乎不可能，既得益于李老师的悉心指导，也离不开当时宽松的学术与投稿环境。

1984年，何勤华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启在华政数十年的教学与学术生涯。

精神传承：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

澎湃新闻：从求学到留校任教，再到担任校长，您见证了华政数十年的发展。“华政精神”的内核是什么？

何勤华：1979年华政复校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在大草坪上搭帐篷办公，由此形成“帐篷精神”——艰苦朴素、不畏艰难，为法治人才培养而坚守。后来，华政精神被概括为：“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

因为有了这个华政精神，我自己归纳下来，主要有几个关键词：一是坚持，无论身处何种困难，都不放弃对学术和事业的追求；二是极致，无论师生还是干部，都要勤奋刻苦，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最好；三是包容，对人对事都要包容，创造和谐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我一直觉得，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单位，工作学习的环境得温馨友好。后来当校长，我也按这个理念处事，能包容就包容，能宽松就宽松，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把事情往好的方向做到极致。

何勤华（右）与北京大学法学院由嵘教授合影。由嵘教授的外国法制史课程，是何勤华学术转向的重要启蒙。

学术坚守：深耕法律史，让小众学科“活”起来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早期，是否有过对主流研究路径的困惑或反思？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将研究重心转向法律史这一相对“冷僻”的领域？

何勤华：我从事法律史专业是多种偶然因素促成的。本科时，我对民法、婚姻法更感兴趣。但对法律史产生兴趣，源于几位老师的课：张国华老师讲中国法律思想史出神入化；龚祥瑞老师讲外国宪法生动极了；由嵘老师教外国法制史，第一堂课就扛了好几卷世界地图，给我埋下了对法制史感兴趣的种子。

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当时决定考研想回上海，而上海能招法学研究生的只有华东政法学院。我看招生名额，法制史招7人，国际法招3人，觉得国际法对英语要求太高——我是进大学后才开始学ABC，就选了外国法制史。后来考研外语考了72分，在录取的14名研究生中总分第一。读研后，我就想把这个专业搞好。上世纪90年代出现“下海潮”，很多外法史老师改行做律师、经商，但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至于从法制史转向法律文明史，是随着研究深化而走的道路。最早研究外国法制史，后又研究法律思想史。当时觉得这些领域创新空间不大，便开始研究法学史——先研究日本法学史，后到日本留学，又研究西方法学史、中国法学史。通过研究法学史，我发现制度、学说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始重视法律文化史研究。研究法律文化后，我发现文化与文明紧密相连，必须深入到文明史的研究中。

后来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我设计了“法律文明史”重大项目，设16个子课题对应16卷专著。2008年启动，项目推进近20年已结项，16卷专著因部分分卷实际成25册，目前13卷已出版，3卷交稿待审，即将全部完成。

学科价值：古今结合，让历史照进现实法治

澎湃新闻：“法律文明”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在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为其划定学术边界？

何勤华：我们通过16个子课题阐述，研究范围涵盖世界法律文明上下五千年——从公元前3000年古代苏美尔地区最早的法律文明，延续至今。我们将这五千年法律文明划分为四个阶梯：古代法的足迹、中世纪法的遗产、近代法的成长、当代法的变革。通过这四个阶梯呈现五千年法律文明演变历程。

具体来说，古代部分包含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希腊罗马等；中世纪部分涉及欧洲世俗法、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及宗教法律；近代部分涵盖英、美、法、德、日、中、俄等；现代部分分为公法、私法及新兴社会法变革。最后总结未来法律文明发展存在趋同化与本土化两股潮流：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融合，各国法律日益趋同；二是尽管存在趋同趋势，各国仍会保留自身特色，尤其在逆全球化现象凸显时，本土化趋势更为鲜明。我们就是通过这16个子课题，明确了各文明的学术边界与特性。

澎湃新闻：法律史研究如何能为前沿问题提供历史纵深，而不仅仅是“回头看”？

何勤华：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新型问题不断涌现，尤其是进入网络、大数据时代，数字伦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日益凸显，数字法学也成为热门。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立法往往跟不上社会变化，需通过学理解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及法院判例推动法律完善。

法律史、法律文明史研究能为前沿问题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并非简单的“回头看”，而是“以史为鉴”。比如《法国民法典》确立的民事权利主体平等、契约神圣等原则；《德国民法典》在其基础上创设了法人制度，推动了公司制度发展。信托法源于英国的受益制度，形成了两权分离的模式，推动了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极具借鉴意义，唐太宗引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管子提出“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些思想能为当下解决新型社会问题提供借鉴。法律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将历史上的经验转化为当下的宝贵资产，为建设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提供支撑。

澎湃新闻：对于有志于从事法律文明史研究的青年学者，研究瓶颈和学术增长点在哪里？有何具体的学术路径建议？

何勤华：瓶颈在于，法律文明史、法制史属于小众学科，关注和研究的人较少。学术增长点在于“结合”——将法律文明研究与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结合，不能只埋头研究古代、外国的内容，要关注人工智能、数字法学、基层治理、生态法治等现实问题，从古代法律文明中挖掘精华，从外国法律文明中汲取经验，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支撑，让小众学科“活”起来。

我自身就是如此，虽长期研究法制史，但始终结合社会热点，将外国经验、中国古代智慧与当下问题结合，因此拥有充足的写作、交流空间。因此，我给青年学者的建议是：求学阶段打牢专业基础，再根据职业规划补充技能；职业初期先解决职称问题，再依兴趣深耕细分领域，坚持“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长期发展要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同时注重跨学科学习，丰富研究视角。

日前，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专访何勤华教授。他近年来持续深耕中华法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法系思考：取精去粕，让中华法系为现代法治服务

澎湃新闻：您曾系统梳理中华法系的近代转型，这一过程中的“得”与“失”是什么？

何勤华：中华法系的解体是必然的。它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依托于古代专制集权政治体制。到了近代，其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都已变革。中华法系像一座已倒塌的大厦，但其中的柱子、砖块、瓦片，即其精华，仍能为今天建设法治大厦服务。

中国法制近代化有何得失呢？我认为，“得”的方面：近代我们引进了西方法律制度，当时英美法德等已创造出一整套先进制度，我们直接移植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其适应中国国情，无需从零开始，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失”的方面：中华法系本身封闭，缺乏外部交流；近代引进西方法律时存在借鉴过度，部分不符合国情的制度也被移植，这需要反思纠正。

我认为，避免简单制度移植的关键，在于不能只照搬条文，要深入了解西方法律背后的文明根基、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华法系的独特之处是什么？有哪些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精神元素？

何勤华：中华法系的独特之处主要有：一是法典化道路；二是诸法合体；三是礼法结合，这是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四是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与西方不同，中国中央集权能直接延伸到县一级。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除了需辩证看待“礼法结合”“家族本位”之外，还有很多精神元素和制度智慧值得今天借鉴：“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契合当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念；“以和为贵”“注重调解”，对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天人合一”理念能为今天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思路；“民为邦本”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还有尊老爱幼的孝道文化，古代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等基层组织传统，都很有借鉴价值。

法学内核：法律应该有人文关怀，是温暖的

澎湃新闻：从法系研究回归法学本身。在技术理性盛行的今天，法学研究如何保持独立的批判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何勤华：我一直认为，法律应该有人文关怀，是温暖的。其功能不只是惩戒、制裁，更重要的是引领社会、保护公民，为公民的合法诉求提供救济。如果法律只剩下强制性，就会失去人文温度。

在技术理性盛行的今天，法学研究要坚守人文关怀，保持独立批判性，警惕法律沦为单纯的社会治理工具。要牢记法律的本质是尊重人、保护人，法律必须充满温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我们的法学研究，应站在这一立场上，扬善惩恶，倡导良法善治，摒弃人治，引领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向着公平、正义、自由的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这是我们每位法律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教育思考：守正创新，培养有温度的法律人

澎湃新闻：法学的核心本质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法学教育经常面临“职业培训”与“博雅教育”的张力。在当下的法学院课程设置中，应如何融入法律文明史与法治信念的教育？

何勤华：我认为，大学本科的法学教育已不是职业教育，而是面向全社会的通识教育。以华政为例，每届毕业生中真正进入司法机关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最低时比例很低，大部分会进入政府、企业、街道社区等各行各业。因此本科法学教育应注重通识培养，增加人文关怀，融入法律文明史、法制史等课程。

具体来说，首先要将法理、法史纳入法科大学的教育理念、方法、内容和实践中，避免学生只懂条文。其次，教学中要注重理念灌输：法律人首先要遵纪守法，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也要用法律保护他人、保护身边的人；我们可以用法律意识影响身边人，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文明水平。

澎湃新闻：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冲击，法学教育应如何调整？

何勤华：我完全支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融入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当前世界已进入数字化轨道，如果法科毕业生对新兴技术感到生疏，不能熟练运用，进入社会后将难以立足。

具体调整方向：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知识融入教学内容；在法制史等传统课程中探索与AI的结合，利用人工智能节省文献搜集时间，提高研究效率；在学术交流中加强相关探讨。总之，法学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让学生既掌握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又具备运用新兴技术的能力。

职业初心：法律人的信念就是坚守法治、推动法治

澎湃新闻：法学教育培养的是法律人的职业底色，而这份底色最终要落到职业信念上。您对“法律人信念”的内涵有着深切体悟与坚守？

何勤华：我是1977级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对法治的信念非常坚定。

举个律师制度的例子。中国律师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仅存续数年便被撤销，彼时全国律师不过几百人；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如今队伍规模已接近百万。更重要的是，法律人共同体正在形成，法学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发挥作用。这些社会变化让我深刻体会到，法律人的信念就是坚守法治、推动法治，让法律成为社会运行的根本遵循，让公平正义惠及每一个人。

澎湃新闻：理想的法治信念往往会遭遇现实的考验，这是很多年轻法律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您如何看待法律职业中可能出现的“理想磨损”现象？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法律人，您有何建议？

何勤华：“理想磨损”每个法科毕业生都可能遇到。课堂上我们学到的是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成果，处于知识顶端；但社会现实由普通人组成，法治意识往往没那么强。正因为社会存在不足，法治建设仍需推进，法律人才更要坚守底线，用行动影响周边。

给年轻法律人的具体建议：第一，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用法律保护自己，坚守遵纪守法底线，凭真本事立足。社会需要有担当、有能力的人，投机无法长久。第二，一定要学点真才实学，练就一技之长。扎实的专业能力，是应对“理想磨损”、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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