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认为是因为我，母亲才变老的
本文选自安妮·埃尔诺《一个女人的故事》，记叙了母亲四十岁至四十六岁时的画面。为了让埃尔诺继续求学，母亲随时准备着牺牲一切，而教育却把她们直接之间距离拉得更远，从亲密无间，变成了不同文学阶层的“敌人”。安妮·埃尔诺甚至认为，母亲是因为她才变老的。
“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我对母亲有一个被净化过的印象——没有喊叫，也不粗暴。我既确信她是非常爱我的，又意识到一种不公平：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母亲四十岁至四十六岁时的画面：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她居然闯进我们的教室，要求女老师找回我忘在厕所里的羊毛围巾，那条围巾花了她不少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记得那条围巾的价格。）
有一年夏天，她在沃勒—雷—罗滋（Veules-les-Roses）的海边同她的小姑子一起钓贻贝。她穿着一条淡紫色、黑色条纹的裙子，她把裙子撩起来，在前面打了个结。她们多次去海滩的咖啡屋去喝开胃酒，吃点心，还不时地大声说笑着。
在教堂，她放开嗓子唱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我总会有一天要到天上去见她。”这让我想哭，也让我恨她。
她的裙子都很艳丽，只有一件套裙是黑色的。她读《知心话》（Confidences）和《今日时尚》（La Mode du jour）两份周刊。她把带血的月经带放在阁楼的角落里，直到星期二洗衣服时才洗。
我多看她两眼时，她就会发慌，于是她就会对我说：“你老是盯着我干什么？你是要买我的东西吗？”
在星期天下午，她穿着连体衣和长丝袜睡觉，她让我躺在她的身边。她睡觉特别快，我依偎着她后背看书。
在一次圣餐会上，她喝得烂醉，在我身边吐了。为此，以后无论什么节日聚会，我都监视着她搭在桌上的手臂和拿着杯子的手，满心希望她不要举起来。
母亲发福了，体重八十九公斤。她吃得特别多，口袋里还总是装着糖块。为了减肥，她背着我父亲偷偷地在鲁昂的一家药房买了减肥药。她还戒掉了面包、黄油，但这只让她减了十公斤体重。
她出来进去时总是把门甩得哐哐响，打扫房间时，她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总之，她做任何事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她不是在放东西，像是在摔东西。
从她的面部表情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否生气。在家里，她用很粗鲁的话表达她的想法。她骂我时管我叫“讨厌鬼、邋遢鬼、小贱人”，或者干脆叫我“讨厌的东西”。她动不动就打我，尤其是爱打耳光，有时也捶肩膀，并且还说“要是我不控制自己，我真想把她宰了！”她每次都这样说，可五分钟过后，她又搂着我，我又成了她的“宝贝”。
她一有机会就给我买玩具和书，比如遇到节日的时候，她进城的时候，或是她带我去看牙医、去看支气管病专家的时候，等等。她总是给我买舒适的鞋子，买保暖性强的衣服，以及老师所要求的学习用品等。（她不让我在镇上的小学上学，而是要把我送去寄宿学校读书。）当我跟她说有个同学有一个摔不坏的石板时，她马上便问我是否也想要一个，“我不愿意让人说你不如别人”。她最深层的欲望是给我一切她曾经想要而又要不到的东西。为了这些，她必须多付出辛苦，多赚钱。她总觉得，与过去的教育相比，现在的家长为孩子们的学习和今后生活的幸福非常操心，所以她常这样说：“你让我们花了很多钱”或者“你拥有这么多，还不满足！”
我试图并不简单地把她的暴躁、她对我的溺爱和责骂都归咎于她的性格特点，而是将它们置于她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写作可以让我更接近真实。发现一种更普遍的意义，可以帮助我跳出个人回忆的孤独和迷惘。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内心深处总情不自禁地有一股抵触，总想极力保留我母亲纯粹情感的一面，热情或是眼泪，不赋予它们任何意义。
她是一名做生意的母亲。这个意思是说，她首先属于顾客，因为顾客“养活了我们”。她在接待顾客时绝对禁止别人打扰她。（比如，如果我想要绣花线，或是我想出去玩，我要在店铺与厨房之间的门口等着。）如果她听到我太吵了，她就会突然冲过来，一言不发地给我一巴掌，然后又回去照顾顾客了。我很小就懂得了面对顾客的规矩：要声音洪亮地向顾客们问好，不要在顾客面前吃东西或吵闹，不要议论任何人。另外，还要提防那些顾客，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事情。当店里只有顾客时，要悄悄地监视着他们的行为。她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面对顾客的，另一副是面对我们的。营业时间一到，她便登上舞台，面带微笑，用温柔和蔼的语气和顾客搭讪，谈论健康、孩子、花园等话题。等回到厨房，她的微笑就消失了。她常常沉默不语，她被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扮演的集兴高采烈与苦不堪言于一身的角色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她认为那些顾客一旦发现别处的东西更便宜，就会从此不登她的店门。
她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母亲，某种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在寄宿学校时，老师让我到黑板前做题，他们会说：“假设你的母亲卖出十包咖啡，价格是……”如此等等。（当然，他们从未提及另一种可能性，同样真实，“假设你的母亲卖三份开胃酒，价格是……”）
她总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做饭，没有时间“像样地”照料这个家。我衣服上的纽扣掉了，她总是在我要去上学的前一分钟在我身上缝两针。衬衣也是在需要穿的那一刻才在桌面上熨一下。早晨五点半，她就起床擦地板，卸货物。夏天，在开门营业前，她还要给种着玫瑰的花园除草。她干起活来又快又带劲儿，尤其是那些重活儿，比如洗那些厚重的衣服，用钢丝绒刷地板等等，其间，她也不停地咕哝抱怨。每当她要休息一会儿或是要抽空看书时，她都要为自己找借口，比如：“我想我应该坐下来歇一会儿了。”（即便如此，如果她被顾客打断了，她会赶忙把手里的连载小说藏到一堆要缝补的衣服下面。）她和父亲吵架的主题永远都是他们各自给对方找了多少活儿。母亲总是愤愤不平地说：“什么都得我做。”
我父亲只读当地的报纸。他从不去那些他认为与自己无关的地方，而且有很多东西，他说都不适合他。父亲喜欢园艺，喜欢玩多米诺骨牌和扑克牌，还喜欢干一些修修补补的零活。他对学习“说标准的法语”不感兴趣。他继续说着当地的土语，而我的母亲则不然，她尽量避免在她的话中出现语法错误或土语方言。她在客人面前称呼丈夫不说“我的丈夫”，而说“我的另一半”。有时在与别人交谈时，她偶然用一些人们习惯上根本不用的，而她不知是从哪本书中看到的或是听到那些“有身份的人说过的”词句时，她会有些犹豫，甚至有些脸红，因为她怕用错，怕我父亲嘲笑她。一旦她有把握，她很乐意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如果她觉得有些话是隐喻（“他把心悬吊着！”或者“我们只是匆匆路过的鸟儿……”），她会边说边笑，希望听起来不那么矫情。她喜欢“有品质的东西”，喜欢“穿得出去”的衣服。她喜欢逛春天百货，她认为那里比新世纪百货更“时尚”。自然，她和他一样，对装饰在眼科专家手术室里的地毯和油画印象深刻，但她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厚着脸皮”（来做这个或那个）。当我父亲评论她的新衣服或她出门前的精心妆容时，她会激烈地回答：“毕竟，人应该保持自己的身份！”
她渴望学习礼仪规则（她总是怕自己不懂，不知该如何去做），记一些新潮时髦的东西，比如：那些大作家的名字、刚搬上银幕的电影名字（但她没有时间去看电影）、花园里种的花的名字，等等。她总是非常用心地听别人说那些她不懂的事，这主要是出于好奇，但同时也想显示一下她虚心好学。在她看来，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首先得学习。她常说“人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知识才是最美的。书是她唯一细心对待的物品，每次都是先洗手再去拿书。
通过我，她继续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望。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总让我给她讲我在学校里看到或听到的事，讲我学的内容，讲我的老师。她特别喜欢用我使用过的词说话，如“课间”（récré）、“作文”（compos）或是“体育”（gym）等。她觉得如果她说错了，我给她纠正是很正常的事。她不再问我是否想要“吃零食”而改用“品尝”一词。她带我去鲁昂参观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到维勒奎尔（Villequier）去参观雨果家族的墓地。她对这一切充满敬佩。我读什么书，她也跟着读，那都是书商们推荐的。有时，她也会翻一下某位顾客落在柜台上的《刺猬》（Le Hérisson），然后笑着说：“这杂志很傻，可仍值得一读！”（她同我一起参观博物馆，与其说她在欣赏埃及花瓶时得到了满足，不如说她因领我走近知识和品位而感到自豪，她知道这是文化人的品位。如果说，大教堂里的卧像、狄更斯和都德取代了有朝一日被抛弃的《知心话》杂志，毫无疑问，这是为了我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她的。）
那时，在我印象中她比父亲高人一等，因为和父亲相比，她更像一名老师、一名教授。她身上的一切，她的权威、她的愿望、她的抱负都放在我的学习上。我们一起谈文学作品，我为她朗读诗歌，我们一起品尝鲁昂茶室的糕点，在这种默契里没有父亲的位置。父亲带我去游乐园，去看马戏，去看费南代尔（Fernandel）的电影。他教我骑自行车，辨认花园里的蔬菜。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而和我母亲在一起是在“谈心”。他们两人中，她是权威的化身，她是法律。
在我印象中，她快到五十岁时，总是显得紧张易怒。她依然精力充沛，身体健壮，慷慨大方，把头发染成金黄或是暗红色。在她不必对客人保持微笑的时候，她的脸看上去经常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总是没事找点茬儿，以便发泄她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市中心重新修建的大商场威胁到了小商户的生存。）她还经常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吵架。外祖母过世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穿着丧服，并且养成了一周里清晨去做弥撒的习惯。她身上一些“浪漫”的东西彻底消失殆尽了。
1952年夏天，她已年满四十六岁。我们全家一起乘大客车到埃特勒塔（Étretat）游玩。她怕邻居们笑话她，就穿着丧服出门，但到了目的地，她便躲到岩石后面换上了那件缀满大花的蓝色丝绸连衣裙。她拽着草丛，沿山崖往上爬着，只见她气喘吁吁地跟在我身后，一直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她脸上的汗珠在脂粉上闪闪发光。她已经两个月没来月经了。
在青春期，我和她决裂了，我们之间只有斗嘴吵架。
在她还是年轻姑娘的那个时代，女孩自由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否则就被认为是堕落。“性”这个字眼只有在人们打趣时才可以提到。它成了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好坏的社会道德标准。她从未跟我谈过任何这方面的事，我也从不敢问她，好奇本身就被视为罪恶的开始。因此，在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当我告诉她这件事时，她红着脸递给我一个月经带，连如何使用也不跟我说一句。
她并不喜欢让我长大。我脱衣服时，她看到我的身体很反感。可能她认为我的乳房和臀部的发育都是一种危险，意味着我会去追求男孩子，从而荒废学业。她希望我永远是个小孩子。在我差一周满十四岁时，她还说我只有十三岁，让我穿百褶裙、短袜和平底鞋。直到十八岁时，我们的争吵总是因为她不允许我出门，以及不允许我穿什么样的衣服等引起的。（例如，她一再要求我裙子外面再套一件紧身褡，“你会看起来更得体”。）她会突然发火，似乎是说“你总不能像这样出门吧”（穿这样的衣服，梳这样的发型），但在我看来这些却是很正常的。我们俩都知道对方的想法：她知道我想讨男孩子喜欢，而我知道她害怕我“遭遇不幸”，也就是说我会在外边随便和什么男人睡觉，然后怀孕。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她死了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现在我写着这本书时，我眼前呈现的一会儿是一个“好”母亲的形象，一会儿又是一个“坏”母亲的形象。为了摆脱这种来自早期童年的摇摆印象，我试图把她描述和解释成别人的母亲，那个女孩也不再是我。这样，我便可以尽可能以中性的方式写作，但有些表达（比如“你要倒霉的！”），对我来说，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抽象的表达一样（比如“拒绝身体和性行为”）。当我想起这些表达时，我有和十六岁时一样的挫败感，转瞬间，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对我人生影响最深的女人，却又混同于某些非洲母亲的形象，她们会紧紧地拽住自己女儿的胳膊给她们做割礼。
她不再是我的榜样。我开始关注《时尚回声》（L’Écho de la mode）杂志里介绍的女性形象。她们和我寄宿学校的小资产阶级同学的母亲们相似：腰肢纤细，举止文雅，厨艺精湛，跟她们的女儿说话时称“我亲爱的宝贝”。和她们相比，我觉得我的母亲很浮夸。当她把酒瓶子夹在两腿中间拔瓶塞时，我赶紧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我为她讲话的粗鲁和举止的不文雅感到羞耻，特别是当我觉得我们很相似的时候就更痛苦不堪。我现在和她已经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了，我在努力改变她传给我的那些我想唾弃的东西。我发现在想有修养的愿望与有修养的事实之间存在一条鸿沟。我的母亲需要借助词典才能知道凡·高是谁，对于那些大作家，她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她对我的课程一无所知。我原先太崇拜她了，因此我比我的父亲更加怨恨她，怨恨她不能陪伴我，让我在学业的世界中孤助无援，而其他小伙伴的客厅里都是书。从她那里得到的除了她的焦虑和怀疑之外（比如，你和谁在一起，你的学习完成了吗），别无其他。
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用争吵的语气和对方说话。她还想同我保持原来的默契关系（“什么都能和妈说”），我对她则只报以沉默，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假如我对她说出与我的学习无关的某些愿望（如旅游、运动、家庭舞会等）或是谈论时事政治（当时正处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她开始听得还挺感兴趣的，为我还把她当成知己而高兴，但突然，她会暴跳如雷，对我呵斥道：“别再操心这些了，学习是第一位的！”
于是，我开始鄙视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鄙视金钱。我开始抄写兰波（Rimbaut）和普雷维尔（Prévert）的诗。在作业本的封面上粘贴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照片，听布拉桑（Brassens）的歌曲《坏名声》。我感到百无聊赖。我以一种浪漫的方式度过了我的青春叛逆期，好像我的父母都曾是资产阶级。我把自己看作是不被理解的艺术家。对母亲来说，反抗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摆脱贫穷；反抗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工作，赚钱，成为和别人一样的有钱人。我不理解她对我的严厉责备，就像她也不理解我的行为一样：“如果你十二岁就被送进工厂，你就不会这样了，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她还会经常对我发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学校，可你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
在某些时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母亲同意让我去鲁昂读高中，后来又到伦敦去读书。为了让我有一个比她更幸福的生活，她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甚至最大的牺牲是让我离开她的身边。远离了她的目光，我一头扎进她所禁止的一切事情中。比如，有时候我会吃得很多，像要撑死，然后又连续几个星期不吃饭，一直饿到头晕目眩才知道我是自由的。我忘记了和母亲之间的一切不愉快。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我对母亲有一个被净化过的印象——没有喊叫，也不粗暴。我既确信她是非常爱我的，又意识到一种不公平：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虽然我不想念她，但我总是很高兴再次见到她，尤其是当我因感情问题经受挫折而伤心时。当然，我不能告诉她我的那些事，即便她现在悄悄地告诉我谁和谁约会或是谁流产了。好像大家都认同我已经到了听这种事情的年龄，但她希望这种事永远与我无关。
当我到家时，她站在柜台后忙碌，顾客们回过头，她会有点脸红，然后微笑。当最后一名顾客离开后，我们会在厨房里热烈拥抱。她关心地问我旅途和学业的情况，又说：“把该洗的衣服统统给我拿来。”“你走后，我给你留着所有的报纸。”在我们之间，有了那种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之间的友好，甚至有一些羞涩。在那几年中，我与她的关系只是几次回家。
我的父亲做了一次胃部大手术。手术后他体力下降，再也搬不动货箱了。于是，她就一个人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毫无怨言，而且似乎还带着满足感。自从我不在他们身边，他们争吵的次数也少了。他们之间更加亲密了，而且她经常亲切地叫他“我的老爸”，对父亲的一些习惯，比如抽烟等也原谅了几分，她说：“他怎么也应该有点爱好。”夏季的星期天，他们开车到乡下去兜风，顺路去看望几个表兄。到了冬天，她常去做晚祷，然后去探望老人。她回家时经过市中心，路过商店长廊，便和刚从电影院出来的年轻人挤在一起看电视。
顾客们说她依然风韵犹存。依然是染过色的头发、高跟鞋，但是戴上了老花镜。她下巴上的汗毛很长，她经常偷偷地把它们拔掉。（我父亲窃喜地注意到这些变化，很高兴看到她追赶上了他们之间的岁月。）即使在夏天，她现在也不再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了，只穿灰色或黑色的套裙，并且再也不把衬衣下摆塞进裙子里，即使这样她可以更舒服些。
在二十岁以前，我总认为，是因为我，母亲才变老的。
文字丨选自《一个女人的故事》[法]安妮·埃尔诺，郭玉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0
图片丨Picture@Stephane Sb，Lilia Kunytska，GUILLAUME LAVRUT，Jorge Chagas，Salva López，Bankpyt
编辑丨鳕鱼
原标题：《我总认为是因为我，母亲才变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