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洛访碑与黄易的金石研究

2026年5月2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十二场“汲古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以“嵩洛访碑与黄易的金石研究”为主题，邀请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秦明主讲，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熊长云、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陆易、摩崖石刻研究者奚珣强、摄影艺术家塔可与谈。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研究员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喻静作为召集人致开幕辞。

秦明首先介绍了黄易的基本情况，黄易（1744-1802），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盦，斋号秋景盦、小蓬莱阁等，官至济宁运河同知，癖金石、精篆吏、工丹青、善诗文，有“浙西三妙”“西泠八家”“金石五家”之誉，生平以金石书画、金石碑版为缘，结交甚广，尤以汉魏碑刻鉴藏而为世人所重，为乾嘉名士。经考证，叶衍兰、叶恭绰等编的《清代学者像传》里的黄易像，更接近他本人的形象。

黄易画像

黄易收藏的碑刻拓本以汉魏时期为主。这些石刻分布广泛：以中原地区的嵩山三阙为中心，北至河北元氏县的祀三公山碑，南至湖南耒阳的古朗碑，东至江苏溧水的孝光碑，西北方向到了巴里坤裴岑纪功碑。其中，碑刻最集中的地区是山东济宁，号称“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也是黄易长期为官的地方，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嘉庆元年（1796）九月，黄易自开封至嵩洛，十月经怀庆、卫辉东还，往返四十日，共计得嵩洛拓碑四百余种，旧拓本四十余种。“嵩”指嵩山、少室山地区，“洛”指洛阳龙门镇地区，此外还有偃师、荥阳一些地区的碑刻。《嵩洛访碑图》一共24图，以《等慈寺》《大觉寺》《嵩阳书院》始，以《晋碑》《小石山房》结束。其中涉及的汉魏石刻有九个，分别是汉《闻憙长韩仁铭》《嵩山太室石阙铭》《颍川太守等题名》《石人冠顶刻字》《少室石阙铭》《少室东石阙题名》《开母庙石阙铭》《堂谿典嵩高山请雨铭》，魏《东武侯王基断碑》。

少室阙拓片，故宫博物院藏

上图为故宫收藏黄易当年拓的少室阙。黄易言：“拓阙文整幅以归，张诸四壁，不异游嵩扪石也。”也就是说，将这些拓片挂在屋子里，跟嵩洛扪碑的感觉一样。

黄易嵩洛访碑图册之少林寺，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画是少林寺。“少林寺在少室五乳峰下，寺前列峰如屏”。少林寺的古碑很多，但早期的较少。黄易当时住在寺庙里，晚上秉烛拓碑。1928年，石友三火烧少林寺，大量碑刻被火焚毁。

黄易嵩洛访碑图册之嵩阳书院，故宫博物院藏

在嵩阳书院，黄易拓了徐浩碑，又叫嵩阳书院碑。访碑图中，比碑更明显的是两棵柏树，称“二将军柏”。分析黄易画柏树的原因，一是柏树的位置准确地反映了碑刻的位置；二是作为汉柏，柏树体现了寺院和碑刻的古老，古柏在这处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标识作用。

黄易嵩洛访碑图册之中岳庙，故宫博物院藏

中岳庙的核心是太室阙，阙在神道当中的位置，有“中间”之意。黄易在拓太室阙时，还看到了中岳庙前的石人，从风格上分析，亦是汉代造像。黄易在石人上找到一个“马”字，并将其拓下来。黄易不远千里来拓“马”字，时人调侃这是“千里马”。

黄易嵩洛访碑图册之开母石阙，故宫博物院藏

黄易最关注的是《开母阙》，也叫启母阙，它体量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黄易发现，启母阙碑文“开母庙兴”之前有“川郡阳”一行，后经过细拓，又有“二月”一行，说明碑文原本是有时间的。由于乾嘉学派对“川郡”和“二月”考据上的执念，反复拓印此处，导致这一块磨损脱落严重。故有“重走黄易路，又至嵩少山，只因昔年三字（按：川郡阳）念，今日非焉”之说，为了几个字不断地拓，以至于现在完全看不到了。

值得注意的是，黄易在嘉庆元年嵩洛访碑之前两年，已经找拓工先行拓印过一些资料，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因此，现存很多拓片都是乾隆五十九年所拓。

黄易嵩洛访碑图册之小石山房，故宫博物院藏

《嵩洛访碑图》的点睛之笔是《小石山房》，是其中唯一一幅文人画，这幅画交代出该图背后的重要人物——武亿（1745-1799）。武亿，字虚谷，一字小石，因得“晋征东将军刘韬碣，因构小石山房贮之”。武亿性格怪诞，为人刚直，又有着高深的学术造诣。作为一名当地的士人，武亿为黄易访碑提供了线索，多次陪他走访，还送给黄易许多拓片。黄易访碑所取得的丰厚成果，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武亿的无私相助和鼎力支持。作为回报，黄易也给武亿绘制了一幅画像。二人惺惺相惜，相互包容，成就了一段金石交谊佳话。

黄易绘《武亿像》，故宫博物院藏

嵩洛访碑之行看似逍遥惬意，其实黄易正承受着鲜为人知的压力。一是53岁的黄易已非昔日壮年，长途奔波、攀涉历险，对于年过半百之人而言，在身体上是极大的考验；二是此前一年，黄易母亲去世，他正值丁忧期间；三是现实的经济压力，由于常年的迎来送往，以及为母亲办理丧事等，黄易在乾隆六十年自言欠了八千两银子，还不上，“今累李亲家代担，易无颜以对至戚，并无颜以对小女。久郁成病，彻夜呻吟”。家丧、欠债、困累、郁病交加，是黄易访碑前的真实状态。

或是为了映衬嘉庆改元初始的新气象，或许为了摆脱内心的抑郁阴霾，或是为了更大的金石学术担当，也可能三者兼而有之，在秋高气爽的时节，黄易踏上了被永载史册的嵩洛访碑之旅，这也成为他从人生低谷走向事业巅峰的转折点。访碑之旅结束后，黄易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嵩洛访碑廿四图》。这一过程畅快淋漓，也可见黄易收获颇丰。次年年初，他又迫不及待地前往山东，做了岱麓访碑，目的是为配合嵩洛访碑，两者前后呼应，成为一个整体。

黄易一共有四套访碑图：《得碑十二图》《访古纪游图册》《嵩洛访碑图》《岱麓访碑图》。第一套最早，是黄易在山东期间访碑的“编年体”大事记。其后的《访古纪游图册》《嵩洛访碑图》《岱麓访碑图》，更像是“纪传体”。尤其是嵩洛、岱麓访碑图，是黄易晚年一次有规划的学术总结。在绘图的同时，黄易还编纂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著书立说”和“图写表达”同期进行。

黄易访碑图也留有遗憾。一是已知但未果，如图中记载：“宋令马仲甫治道碑，寻之未见。”宋代知县马仲甫因修道有功绩，人们刻了一块碑赞颂他，黄易明知有这块碑，却找不到；二是不知而疏漏，山东灵岩寺有一块李邕的碑，他当时并不知道，直到咸丰年间才被发现；三是明知却不可，发现、保护武梁祠遗址并得到《唐拓武梁祠堂画像》，是黄易金石学成就的巅峰，但在他的访碑、得碑图中却没有任何描绘。有人推测是因为涉及吕留良长子吕葆中。吕葆中是康熙四十五年榜眼，也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后受父亲文字狱的牵连，被开棺戮尸。黄易在书中避讳了所有关于吕葆中的内容，或是担心受到牵连。黄易在访碑图中对武梁祠画像只字不提，殊为可惜。

访碑图将山水画作为本体艺术形式，四套图中，金石学成分越高的，山水画的艺术性就越低；山水画艺术成就越高的，所承载的金石学内容就越少。黄易的《得碑十二图》，由于承载了太多金石学信息而束缚了山水画的表现。而《岱麓访碑图》和《访古纪游图册》以山水画为主，金石学信息则相对较少。

访碑需要实地考察，黄易能够走出书斋，将拓本与原石、原物相结合，以文字、钩摹、绘图等形式加以记载分析，不仅在形式上可谓近代考古田野调查的雏形，在方法上也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相呼应。他开风气之先，为乾嘉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也对后世金石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易访碑图为后世所推崇，其价值在黄易身后才逐渐显现。同时期的学者中，只有阮元评价其“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其他人如翁方纲、王昶、孙星衍等都在观望，他们也不确定访碑图将来会成为一代经典，还是狗尾续貂的败笔。在五十年、一百年后，访碑图被推成清中期山水画的典型，这是时人始料未及的。学术界从2005年开始出现“黄易热”，有科研课题立项的内在原动力，有展览和研讨会作为外在推动力，有研究队伍持续壮大作为强劲续动力，也有体系化研究构建作为持久脉动力。

在过去，金石学给人感觉遥不可及，现在已不再冷门，“访碑”甚至成为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对黄易的研究是“点-线-面-体”层层递进的过程，虽然探索的过程难免出错，但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会离真正的答案越来越近。

与谈环节，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熊长云指出，以往的金石学家是用拓本做研究，黄易则是通过实地考察做拓本。如同现在的考古人员要去现场做记录，黄易在发现武梁祠后，并未据为己有，而是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并作详细的记录。作为金石学家，黄易有着超越时代的先锋性。至于嵩洛地区，嵩山代表“中”，“昆仑”代表西方，代表东方的很可能是位于连云港的“秦东门”，秦东门、咸阳、昆仑刻石，几乎是在同一纬度上。通过历史留下的物质遗存，我们可以探寻其中蕴含的思想，还原古人的观念。

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陆易谈到，黄易可以串联起许多人，有古人也有今人。黄易通过绘画记录了访碑的整个过程，奚珣强老师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访遍西湖周边的摩崖石刻，补全了阮元《两浙金石志》没有著录的部分。今年出版的《武林访碑录校注》，则是将黄易的著作进行整理和实地校对，进一步完善了清代金石学人的成果。如同嵩洛访碑图以绘画的形式记录，陆易认为，拍摄纪录片是用影像的形式记录，塔可老师则是用照片的形式记录，用当时的技术进行记录，或许是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做的事。

摩崖石刻研究者奚珣强谈及点校《武林访碑录》的初衷，由于该书原稿已佚，后人在不断重抄中出现了很多错误，点校可以梳理还原真实的内容。点校工作前后耗时五年，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并逐一探访了《武林访碑录》涉及的一千多处碑刻。书里重点展示了二百余处较为稀见的摩崖石刻，大多位于偏僻的野山中。与清人依照年代排序的金石作品不同，《武林访碑录》是依据景观进行著录。黄易搭建的框架，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探寻西湖周边湮没多年的题刻。

摄影艺术家塔可认为，黄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家，其著述不是通过文字，而是经由图像来完成，某种程度上与当代艺术有着相似之处。拓片是给石碑做的“时间切片”，摄影也是一个“时间切片”。塔可在拍摄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与黄易产生共鸣，有种“两个人在不同时空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感觉。在摄影集《碑录-黄易计划》中，每幅照片下有两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是黄易去的时间，第二个是拍摄照片的时间。对应黄易的画，看到的不只是几幅图，更是记忆的叠加。

本次论坛讨论围绕黄易及其嵩洛访碑，上溯至汉魏碑刻、历史，中至乾嘉考据时代，下至当代艺术，通过不同的文本、图像，延伸出丰富内涵和更多可能。本次讨论也将成为黄易研究中的一个“切片”，追忆往事，以鉴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