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字百年,教我如何不想他!

文 | 未来编辑部 · 新潮学生
张译之 陈蕊 谢舒洋
指导老师 | 白净
编辑 | 吴依纯
责编 | 黄玺澄
传播策划 | 刘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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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年前的5月29日,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诞生于江苏江阴。他用自己的半生奋斗经历告诉我们:敢为人先,破旧立新,追求进步,是亘古不变的时代答案。
他本名刘寿彭,早年以“半侬”为笔名发表小说,1917年投入新文化运动后正式将笔名改为“半农”,并沿用终生。他说,“祖辈种田我笔耕”,这一名字意为不忘出身,自耕为半耕半读之人。
1920年,在伦敦求学的刘半农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日夜思念着祖国、家乡和母亲,提笔写下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后来,这首歌被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
《教我如何不想她》为何广为流传?它不仅是中国早期白话新诗的代表作之一,这个“她”,更是在文学史上有着首创性意义。

刘半农记忆馆中“教我如何不想她”部分段落

“她”字的提出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这般密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1920年,远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刘半农正承受着留学生活的艰辛与窘迫,某个宁静的夜晚,半农先生伴着洒满月光的英吉利海峡,情不自禁地写下原名为《情歌》的诗句,成为了至今依旧脍炙人口的作品。诗中出现10次的“她”字,指代令半农魂牵梦绕的“祖国”。
或许在当今看来,在诗歌中多次使用“她”字,用“她”来指代祖国是再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可在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国,为女性单独创造一个代词,无疑是一件极需勇气的尝试,半农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首倡使用“她”字指代女性的学者。
其实,“她”字字型古已有之,但古时的“她”字,读音和释义都与现在极为不同,仅是作为“姐”的异体字而存在。
现代概念意义上,“她”字的诞生与刘半农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民国初年,西风东渐,中外文化交流愈发频繁。“武昌起义,学校停闭,余与天华均废学。”半农先生在悼念胞弟《书亡弟天花遗影后》一文中回想起21岁时因时局动荡不得不中止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学习,但常州府中这所新式学堂,让刘半农耳濡目染进步思想,中英文并重的教学为他打下深厚扎实的中英文基础。
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的西方书籍被译介至中国,但在旧语言体系仅有的一个“他”字无法将外文语法中区分男女的第三人称代词准确翻译。如何将“she”一词翻译成对应的汉语成为各路学者待商榷的问题。
1917年,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开始就此讨论各自想法。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倡导另创“她”字指代第三人称女性,同时还提出应该再造一个“它”字来指代生物。然而,这一想法起初只是朋友间的闲谈,当时还并不成熟;鲁迅、郭赞生等学者则极力推崇使用“伊”字,认为在古诗词中“伊”字出现时大多指女性,依照古人的使用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周作人因在日本留学深受日本文化影响,提出模仿日本文字用“他女”来指称女性,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当时也是这个字最忠实的践行者;而胡适先生则提出“那个女人”来指代女性。

刘半农记忆馆中对于“她”字萌生的讨论的介绍
不久,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及了刘半农另创“她”字的想法,而这个问题竟引发了社会大众的争论。
1920年初,一位笔名为寒冰的学者撰写了《这是刘半农的错》刊登在上海《新人》杂志上,文章批驳刘半农另创“她”字的想法,认为第一、第二人称都无阴阳之分,第三人称也无需要区分阴阳性,并且该字仅在阅读时可以区分男女,在读音上并不能进行区分,因此该字毫无意义。社会上亦有支持刘半农想法的人士,孙祖基旋即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她字的研究》,紧接着,寒冰又在该杂志上发表针对孙祖基文章的《驳她字研究》。寒冰与孙祖基在报刊上的激烈辩论,使得“她”字问题迅速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对这场辩论,远在英国的刘半农并不知情,一直到几个月后,作为引发这场辩论的核心人物的刘半农才知晓,1920年6月6日他发表辩论文《她字问题》,从文字学与语音学的角度解释自己为何选择“她”字:“她”字有历史先例,与“他”同音易读,且在书面上更好识别,使用更为便捷。

刘半农记忆馆中对于“她”字争论的介绍
1920年9月4日,半农先生在经历了身体病痛、妻子早产、经济拮据的焦虑后在异国他乡写下《情歌》(后改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直至1923年9月16日,才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1926年经由赵元任先生谱成曲后,以《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名传唱祖国大江南北。尽管历史争议如此激烈又漫长,但中国社会最终选择了刘半农的“她”。从此,中国女性有了自己独立的称呼。

文学革命的斗士
“她”字的创造,是近代中国求进步、求科学的生动注脚,更是半农先生个人进步品格的鲜明体现。诚如鲁迅先生在刘半农因病去世后写的《忆刘半农》中所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和‘牠(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
一生开拓进取的半农先生,其先进性除了体现在“她”字,还体现在文学革命之上。
有才气的人自是相互欣赏的,在翻译上有所建树的刘半农自然得到同时期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的青睐。陈独秀曾委托刘半农校对《新青年》上发表的外文小说,还为刘半农在1916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开设“灵霞馆笔记”翻译专栏,刘半农也于1917年正式加入《新青年》。在此之前,刘半农曾为了生计,出产过很多鸳鸯蝴蝶派作品,从小说创作的角度上说,白话创作在鸳鸯蝴蝶派上已基本成型。
虽然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与鸳鸯蝴蝶派提倡的传统白话不完全相同,但曾经的写作经历也让刘半农更加感受到白话在实用要义上的重要性。1917年,继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后,刘半农于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盛赞该文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行,废一不可”。与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不同的是,刘半农并不止步于提倡新文学的主张,他还从文学革命的形式到内容都提出了具体的改良措施,使文学改良运动有了行动指导。


刘半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
也正是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刘半农的命运。1917年秋天,只有中学肄业文凭的刘半农收到了北京大学国文预科教授的聘书。此前大量诗文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经历,使他深谙文学文字与应用文字的区别,因此在教学中他开展应用文教学实践,并把教学经验总结为《应用文之教授》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文章讲述了刘半农在教学实践中构建的应用文学科体系以及教学范式,这篇文章也成为中国现代应用文教育发展的奠基石。
在北大的教学实践让刘半农深感改革旧文学的必要性,1918年3月,他与钱玄同在《新青年》共同上演了著名的“双簧戏”。钱玄同假以“王敬轩”为名,发表在社会上收集到的关于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而刘半农则作《复王敬轩书》批驳其言论。这场由刘半农提议的“双簧戏”,使得新旧文学的“破”与“立”如此尖锐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中国新旧文学的决裂正在悄然发生。

钱玄同与刘半农(右)

寻找新诗和歌谣之真
刘半农先生这个一生求“真”的人,认为文学之真在于真挚的情感。这种对于真挚情感的追寻,使得刘半农慢慢走向对于歌谣的研究和新诗的创作。他始终相信“歌谣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
1918年1月,胡适、刘半农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组白话新诗,无韵、长短字数不拘,打破文言“有韵诗”的形式要求。同年2月,刘半农成立“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征集范围包括歌谣、神话、传说、谚语等民间内容。刘半农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展,更将长期被边缘化的民间艺术加入到新诗创作中,使得中国的民间文化得以在新文化改良时进入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
半农先生在新诗创作上有着极高的天赋,周作人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那时作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是半农。”刘半农对于白话诗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思考,他提倡“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并将这种理念践行到自己的新诗创作中,创作了白话诗集《扬鞭集》。半农先生一生都在研究新诗的发展,他的诗扎根生活、通俗易懂,兼具文学美感与社会价值,也更印证了其“开路先锋”的进步形象。
半生执笔,半生求索,但却始终“眼有芒角,生气勃勃”。半农先生自始自终都是反封建、求进步的赤诚青年,每一次革新,他都脚踏实地,每一次抗争,他都坚定不移。半农先生是新文学的开拓者,更是时代的先锋者。1934年,在为收集西北方言歌谣而奔赴绥远的途中,刘半农不幸染病,英年早逝。他的生命,中止于他最爱的事业。然而,如今,只要我们看到“她”,读起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章,半农先生的名字依旧被我们记起。
我们于常州焦溪古镇的刘半农记忆馆,系统展陈先生创“她”字、推白话、研新诗的革新历程,成为传承先生精神的文化阵地。这里是1917年刘半农任教焦溪西校时,萌生创造“她”字想法的起点。百年后的今天,“她”字早已从纸间诗行,化作流淌在古镇街巷里的精神回响,在这片孕育它的土地上代代相传。

常州焦溪古镇“教我如何不想她”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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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风云人物| 钱玄同、刘半农——新文化运动的“双簧”战将(中)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
[14]File:新青年 第3卷第3號.pdf -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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