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巨灵”——梁启超论托拉斯

1903年，当梁启超踏上美国土地，目睹由钢铁、石油与铁路等构成的垄断资本托拉斯帝国，他痛切地写道：“二十世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在对美国的政治经济进行全面观察后，梁启超认为先前以“门罗主义”为立国之道的美国将变为太平洋上野心勃勃的“民族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美国政治与经济状况的观察，特别是剖析作为资本主义新形态的托拉斯，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冷峻的观点——未来的灭国新法，不在沙场而在市场，不在武力而在资本。

梁启超

2026年5月26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锐教授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举行题为《“二十世纪之巨灵”：重看梁启超论托拉斯》的讲座，该讲座是“近代中外关系史学术前沿与知识应用系列讲座”之一。主讲人从梁启超的美国之行出发，梳理梁启超此前数年的思想主张，从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阐述这位一个世纪前的先驱如何理解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代问题。

在分析梁启超的美国之行前，有必要先了解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剖析。梁启超的第一个观点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形态正从民族主义步入一个被他称之为“民族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这个词并非梁启超原创，而是从日本政治学家高田早苗处借鉴。所谓民族帝国主义，就是以强大的民族国家为根基，将帝国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基本指南。梁启超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那些已基本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国家，开始从民族主义步入民族帝国主义。他由此作出颇为冷峻的预判：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主要由几个步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的国家相互竞争、彼此制衡，整个世界将被这几大强国所瓜分。

梁启超的第二个观点是，民族帝国主义不仅以对外扩张为职志，而且体现着新的政治与经济特征。在经济上，这些国家普遍奉行资本主义，且已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国内垄断完成后，为了继续扩大利润，资本亟需寻求海外投资与倾销之地。在此情形下，大企业更需要国家权力的背书，国家也愿为本国资本保驾护航。政治形态上，扩张不再源于君主个人野心，而是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传下，具有了全民基础。不少民众真心支持对外扩张，相信这能提升本国经济利益，使自己的生活水涨船高。梁启超这番观察，不禁让人想起恩格斯对英国工人的描述：“这里（英国）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殖民地的垄断权。”

梁启超的第三个观点是，列强支配与控制弱国的手段不再限于坚船利炮，而是通过控制该国财政金融、占据当地交通命脉、派遣经济顾问等远比军事征服更为节约成本的手段实现。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中参考日本人柴四郎的埃及近代史著述，强调英法支配埃及靠的是控制后者的金融与财政、借助经济顾问来左右埃及政局。据此，他在后来撰写的《中国国债史》中，提醒国人对于外债应有必要的警惕性，切勿步埃及后尘。总之，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强调：“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他认为二十世纪世界，经济领域强者为强国，弱者则为弱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开始关注美国。美国最初以“例外”姿态建国，强调在对外政策上与欧洲列强截然不同，但到十九世纪末，因本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也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其中有几个关键节点：将西班牙势力赶出中美洲、占领夏威夷、侵占菲律宾。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观察，认为必须重视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在他看来，美国不会仅将扩张步伐停留在菲律宾，而是意在中国。他指出：“美国之胜，可以速中国瓜分之局。”此外，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谈到，从麦金莱开始，美国将由共和主义变为帝国主义，并断言美国迟早成为世界政治的主导者。梁启超对美国关注，更多是认为它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他笔下的美国形象并不乐观。在《灭国新法论》中，他再次以菲律宾为例，指出其借助美国之力赶走西班牙，无异于引虎驱狼。从全球思想史的角度看，梁启超对美国的这些观察，与后来曾对列宁分析帝国主义问题有着重要影响的英国进步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中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革命党接触增多，态度一度倾向革命，甚至开始设想双方的合作。康有为派梁启超去美国，名义上是整理保皇会事务，实际也想让他远离在日本的革命党。1903年，梁启超前往美国游历。在此行中，梁启超见到了总统老罗斯福，并拜访了多位美国政商要人，回国后写成《新大陆游记节录》。他对美国主要有四个观感。其一，美国将走上扩张之路，老罗斯福本人就是大力鼓吹对外扩张的代表。其二，美国将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经济巨头，但问题也将凸显。他说“天下最繁盛者亦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亦莫如纽约”。其三，关于美国政治制度，梁启超认为共和制度与条顿民族特质有关；总统权力会随着对外扩张政策而扩大；联邦制则使美国国民形成独特的“两重爱国心”；美国的市政腐败问题严重，助长政治家的贪婪。其四，梁启超通过观察在美华人的政治素养，产生了颇为悲观的判断，认为中国人“有族民资格，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成为他后来反对革命与共和、主张开明专制的重要理由。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提到了托拉斯，认为美国资本掌握在少数托拉斯巨头手中。他观察到工人受剥削严重，人人为机器之奴隶。他谈到：

观各公司之制造工场，更令人生无穷之感。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以分业之至精至纤，凡工人之在工场者，可以数十年立定于尺许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执之业，或寸许之金，或寸许之木，磨袭焉，控送焉；此寸金寸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闻也。如制针工磨尖者不知穿鼻之事，穿鼻者不知磨尖之事，而针以外之他工无论矣，而工以外之他事业、他理想更无论矣。以是之故，非徒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如彼摩尔根、洛奇佛拉之徒，以区区方寸之脑，指挥数千兆金之事业，支配数十百万之职员，历练日多，才略日出。而彼受指挥受支配之人，其智识乃不出于寸金寸木。呜呼！何其与平等之理想太相远耶！

这些现象，基本属于后来被捧为“科学管理方式”的“泰罗制”之特征。如果觉得梁启超的这些描述不够直观，或许可以看看卓别林的代表作《摩登时代》。

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梁启超具体分析了托拉斯在美国石油产业里兴起，之后拓展至铁路、钢铁、轮船等领域，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在于新式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愈发重要，为维持生产、保持竞争力，工厂所需的原料、资金便越来越多，劳动分工亦日趋细密。其结果，“非有大资本者，不能优胜于竞争”，而“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餬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

主讲人认为梁启超的这些看法颇有些许历史唯物主义色彩。梁启超不否认托拉斯对生产力的正面意义，如提高效率、节省损耗、避免市场危机。但他也指出了诸多负面意义：失业增加、工资降低；竞争消亡；社会财富迅速集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经济垄断是政治垄断的先导。他认为：“不及百年，全世界的政治界将仅余数大国，不仅五十年，全球生意界将仅余数十大公司。”托拉斯兴起后，先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转变为资本过剩——财富过于集中，资本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场所。而为争夺投资场所，国家间竞争将不断加剧。他断言：“美国人之欲推广业场于海外如大旱之望云霓，其急切视欧洲诸国倍蓰焉。由此以谈，则美国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其故可知矣……其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可见，在梁启超的视野里，分析帝国主义问题，不能仅限于批判统治者的野心或一国的文化氛围，而是应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政治表现形式入手。如果联系到日俄战争之后，为了经济利益，特别是投资修建铁路，美国开始觊觎中国东北，就可以看到梁启超极强的政治分析能力。

事实上梁启超的这些看法，在当时并非孤例。周逵以“雨尘子”笔名在1902年发表《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认为未来是帝国主义盛行时代，“其政府，公司之事务所也；其君与大臣，公司之事务员”。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也认为，未来世界会越来越“野蛮”，体现在战争的愈发白热化、常态化，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越来越明显。“今世文明国之对于文明国，盖无一日而不在经济战争之中；今世文明国之对于不文明国，亦无一日而不在经济战争之中。”大体上，当时一些主张中国不能革命、应行君主立宪的人，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都不怎么乐观，认为世界政治动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垄断形态的不断加强。

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梁启超开出的药方值得特别注意。他觉得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本国资本主义，让本国资本主义去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之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他认为将来中国如有可能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而“自立于世界”，乃是因为“有大资本以为之盾也”。这一观点，可以说贯穿梁启超一生。

拉法格在1903年发表《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与梁启超文章时间相近，可以略作比较。拉法格同样认为托拉斯代表资本主义新形态，并将导致美国走向帝国主义。拉法格特别指出，金融资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银行决定企业能否生产。大体上从拉法格开始，欧洲社会主义者开始重视金融资本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写出《金融资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银行支配生产过程。这一观点，对列宁阐述帝国主义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列宁就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从拉法格到列宁，他们对垄断的认识与梁启超有相似之处，但解决方案截然不同，尤其是列宁。梁启超的方案是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抵御外国资本，列宁则提出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爆发革命。从列宁开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高度重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与第二国际的立场很不一样。

通过回顾梁启超的这些思考，可以大体看到，第一，从梁启超开始，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人分析国际政治是把政治与经济问题放在一起考量的。帝国主义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引起巨大反响。不仅中共，第三党、国民党、青年党、自由主义者都有相似的思考，这种思维方式与梁启超开启的分析路径有较为清晰的历史延续性。而所谓的分析国际问题应采取“政经分离说”，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形势变化的产物，并且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也已经很难对关键问题做出合理解释。第二，针对垄断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对近代中国而言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当国际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将会对中国造成哪些冲击？作为一个经济上较为落后的国家，在险恶的国际环境里，中国应怎样发展经济？梁启超本人并没有给出较为完整详细的答案，但这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时不应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