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译后感：关于两次全球化退潮的思考

19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全球化浪潮，两次陷入了全球化退潮的困境。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9世纪中叶，以工业革命为动力、殖民扩张为载体、金本位制为支撑，推动了商品、资本、人员的跨地域流动，构建起首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但这一进程在20世纪初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等事件打断，全面逆转。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支撑、多边贸易体系为框架、跨国公司为主体，实现了全球分工的深度融合与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浪潮逐渐褪色，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两次全球化退潮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其背后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密切相关。20世纪初，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身处全球化逆转与德国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历史节点，撰写了三卷本《现代资本主义》，系统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起源、精神内核及发展规律。

桑巴特跳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历史、社会、文化与经济相结合，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与张力，其理论不仅深刻解读了当时的全球化危机与德国现代化的困境，也为我们今天分析新一轮全球化退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当前，全球化退潮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地缘政治冲突、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解读两次全球化退潮的成因，如何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如何破解当下的全球化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为视角，对比两次全球化退潮的异同，剖析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对全球化发展的制约，挖掘桑巴特理论的现实借鉴价值，以期为全球化的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维尔纳·桑巴特

一、两次全球化退潮的历史图景与成因对比

第一次全球化退潮（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战争、危机与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爆发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的突破（如蒸汽机车、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以及金本位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形成了“商品流、资本流、人员流”的全球循环体系。

这一时期，英国作为“世界工厂”主导全球贸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将亚非拉地区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了资本的全球积累与市场的全球拓展。据统计，1870-1913年，全球贸易增长了3.2倍，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4倍，全球化达到了当时的顶峰水平。

然而，这一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初逐渐陷入停滞并走向逆转，其核心成因可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失衡与地缘冲突。随着美国、德国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其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对英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提出挑战，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市场份额与世界霸权，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打断了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正常秩序。

二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至全球，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纷纷放弃金本位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1930年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890种商品关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提高进口税率，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彻底瓦解。

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贫富分化加剧，1910年西欧国家收入前1%的群体占有全国55%的私人财富，美国则为43%，底层民众的利益被严重忽视，社会矛盾激化，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化的社会基础。

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内在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集中爆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间利益分配失衡引发的冲突，最终导致全球化体系的崩溃。这一历史背景，也正是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问世的时代语境——德国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逆转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现代化进程中断，桑巴特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系统研究，解读当时的社会危机与发展困境。

第二次全球化退潮（21世纪以来）：失衡、割裂与资本主义逻辑的当代困境

第二次全球化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1990年代成型，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驱动力，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构建起多边贸易体系与全球分工网络。

这一时期，全球化呈现出“金融化、信息化、碎片化”的特征，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核心载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资本的全球流动速度与规模大幅提升，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

1980-2008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激增，全球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全球化达到了新的高度。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第二次全球化退潮的转折点，此后，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兴起，全球化进程呈现出减速、分化、割裂的态势。其核心成因与第一次全球化退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鲜明的当代特征：

一是全球利益分配失衡加剧。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财富向少数国家、少数群体集中，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突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富集中程度几乎回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底层民众因就业机会流失、生活水平下降，对全球化产生强烈不满，成为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

二是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加剧。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力量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主导地位，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政策，加剧了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进一步割裂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阻碍了全球化的推进。

三是资本主义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逐渐向金融化转型，资本的投机性大幅增强，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暴露了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风险，也削弱了各国对全球化的信心。

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滞后与失灵。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滞后形成鲜明对比，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多边主义遭遇挫折，国际协作能力下降，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困境。

两次全球化退潮的异同分析

通过对比两次全球化退潮的历史图景与成因，可以发现二者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

二者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核心驱动力都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论是第一次全球化退潮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矛盾，还是第二次全球化退潮中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矛盾，本质上都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具体体现，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全球利益分配失衡，最终引发全球化的逆转。

第二，都伴随着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动荡。两次全球化退潮中，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都纷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导致全球贸易总额下降、贸易摩擦加剧，全球贸易体系陷入动荡。

第三，都与地缘政治冲突密切相关。第一次全球化退潮源于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世界霸权的冲突，第二次全球化退潮则源于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地缘政治因素成为阻碍全球化推进的重要力量。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时代背景不同。第一次全球化退潮处于工业文明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阶段，核心驱动力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全球化的载体是殖民扩张与商品贸易；第二次全球化退潮处于信息文明向金融化资本主义转型的阶段，核心驱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的载体是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

第二，矛盾的具体表现不同。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核心矛盾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霸权争夺与垄断资本的剥削，矛盾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第二次全球化退潮的核心矛盾是全球利益分配失衡与大国战略竞争，矛盾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

第三，影响范围与深度不同。第一次全球化退潮主要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地区，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有限；第二次全球化退潮影响全球所有国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使得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退潮带来的冲击更为广泛、更为深刻。

第四，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不同。第一次全球化退潮时期，全球治理主要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几乎没有参与权；第二次全球化退潮时期，新兴经济体崛起，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两次全球化退潮的异同，揭示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则是全球化退潮的根本原因。而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正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解读，为我们分析两次全球化退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钥匙。

二、桑巴特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

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突破了传统经济学“重理论、轻历史”的局限，将历史、社会、文化与经济相结合，构建了“经济体制—经济精神—经济组织—技术”的分析框架，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起源与精神内核进行了全面阐释，其理论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资本主义的本质：以营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

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流通经济的组织，在此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群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无产的纯粹工人，前者同时掌管着主导权，系为经济主体，后者则为经济客体，二者通过市场相互结合，共同劳动，此种组织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理性主义支配”。

这一定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营利为核心目标、以市场为媒介、以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体制，其核心特征是资本的逐利性与经济理性主义。

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以“满足需求”为核心目标，生产的目的是满足自身或社会的基本需求；而资本主义经济以“无限营利”为核心目标，生产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的逐利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种逐利性推动着资本不断扩张，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从实体经济走向金融领域，最终推动了全球化的兴起。但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也带来了内在的矛盾：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不断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会不断扩张市场，引发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会不断投机套利，引发经济危机，这些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也会引发全球化的逆转。

桑巴特还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体系，经历了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其中前资本主义阶段又分为自足经济、过渡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三个时代，而资本主义阶段则经历了早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其经济组织、技术水平、经济精神都存在差异，但“营利原则”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本质，这一本质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也决定了全球化的发展轨迹。

资本主义的起源：多元因素的协同作用

与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韦伯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影响不同，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多元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其中经济精神、经济组织与技术的发展是核心驱动力。

在经济精神方面，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动力，这种精神包括“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两部分。其中，“企业的精神”表现为“对金块的贪婪”“对货币的热心”，以及“征服的精神”，是一种追求利润、勇于冒险、积极扩张的精神；“市民的精神”则表现为理性计算、节俭、守时、守信等品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道德基础。

桑巴特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并非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其中犹太教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都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来源”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在经济组织方面，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离不开经济组织的变革。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组织以庄园经济、手工业行会为主，具有封闭性、保守性的特征，无法适应资本扩张的需求。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以企业为核心，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的“细胞”，通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分工、理性管理，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桑巴特将企业分为“家庭企业”“工场手工业企业”“机器工业企业”等多种类型，认为企业组织的不断升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重要载体。

在技术方面，桑巴特认为，技术的进步是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支撑。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机、纺织机等技术发明，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打破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模式，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如铁路、轮船、电报、海底电缆等，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推动了商品、资本、人员的跨地域流动，为全球化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桑巴特强调，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组织的变革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此外，桑巴特还认为，政治因素、社会结构的变革也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民族国家的形成、封建制度的瓦解、劳动力的解放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与社会基础。这种多元起源论，打破了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局限，为我们解读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

资本主义的精神：逐利与理性的双重张力

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是其理论的核心亮点之一，也是区别于韦伯、马克思的重要特征。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逐利”与“理性”的双重张力，这种张力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重要体现。

桑巴特所说的“逐利”，并非单纯的“金钱欲”，而是一种“无限追求利润”的冲动，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的核心体现。这种逐利并非天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熏陶下逐渐形成的，是资本逐利性的人格化体现。桑巴特认为，这种逐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推动着资本不断扩张、技术不断进步、市场不断拓展，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扩张。

但同时，这种逐利也具有破坏性，当逐利失去理性的约束时，就会导致资本的投机性加剧，引发经济危机；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引发社会矛盾；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动荡，最终导致全球化的逆转。

桑巴特所说的“理性”，是指资本主义市民精神中的理性计算、节俭、守时、守信等品质，是约束贪婪的重要力量。这种理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正是这种理性，使得资本的扩张能够有序进行，使得企业能够实现高效管理，使得市场能够正常运转。

桑巴特认为，理性与贪欲的平衡，是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关键：当理性能够有效约束贪欲时，资本主义就会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全球化也会顺利推进；当理性失去对贪欲的约束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全球化就会陷入困境。

此外，桑巴特还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演变。

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理性能够有效约束贪欲，资本主义精神呈现出“节俭、勤奋、理性”的特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贪欲逐渐超越理性，资本的垄断性、投机性加剧，资本主义精神呈现出“逐利、投机、掠夺”的特征，导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集中爆发，引发了第一次全球化退潮；在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阶段，贪欲进一步膨胀，理性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弱化，资本的投机性、虚拟性大幅增强，导致全球利益分配失衡、金融风险加剧，引发了第二次全球化退潮。

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为我们分析两次全球化退潮的成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两次全球化退潮的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精神中“逐利”与“理性”的失衡，当贪欲超越理性，资本的逐利性失去约束时，全球化就会陷入困境。

《现代资本主义：全欧经济生活自始至今历史系统的论述（第一卷）》，李季、宴小宝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三、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对全球化退潮的解读与借鉴

桑巴特对资本主义本质、起源与精神的解读，不仅深刻剖析了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成因，也为我们解读第二次全球化退潮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借助桑巴特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两次全球化退潮的内在逻辑，汲取历史教训，为破解当下的全球化困境提供思路。

对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解读：垄断资本的贪欲与理性的缺失

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核心成因，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贪欲超越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集中爆发，这与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高度契合。桑巴特身处第一次全球化退潮与德国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历史节点，目睹了垄断资本的贪欲与掠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其《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论总结。

根据桑巴特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精神中“理性”与“逐利”平衡的结果：理性推动着资本有序扩张，贪欲推动着资本追求利润，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了商品、资本、人员的全球流动，构建起全球分工体系。

但进入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的贪欲逐渐超越理性，资本的逐利性失去了有效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垄断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削弱了全球化的社会基础；二是垄断资本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与世界霸权，推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与军备竞赛，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打断了全球化的进程；三是垄断资本的投机性加剧，导致经济泡沫膨胀，最终引发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瓦解。

基于桑巴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是资本主义精神中“逐利”与“理性”失衡的必然结果。垄断资本的贪欲不仅破坏了国内的社会秩序，也破坏了全球的利益平衡，最终导致全球化的逆转。

这一解读，揭示了第一次全球化退潮的核心逻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全球化退潮的根本原因，而资本贪欲与理性的失衡，则是矛盾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从借鉴意义来看，第一次全球化退潮告诉我们，全球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资本逐利性的约束，离不开资本主义精神中“理性”的支撑。只有当理性能够有效约束贪欲，资本的扩张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能够兼顾各国的利益，全球化才能顺利推进。否则，当贪欲超越理性，资本的逐利性失去约束，就会引发利益冲突、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全球化的退潮。

对第二次全球化退潮的解读：金融资本的贪欲与全球治理的失灵

第二次全球化退潮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其核心逻辑与第一次全球化退潮具有一致性，都是资本主义精神中“逐利”与“理性”的失衡，只不过这一失衡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贪欲与全球治理的失灵，这一点可以通过桑巴特的理论得到清晰的解读。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精神中“理性”与“逐利”暂时平衡的结果：理性推动着全球分工的深化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逐利推动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但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资本的贪欲逐渐超越理性，资本的逐利性失去了有效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大幅增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削弱了各国对全球化的信心；二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财富向少数国家、少数群体集中，全球利益分配失衡加剧，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突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引发了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兴起；三是金融资本的贪欲推动着发达国家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政策，加剧了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冲突，割裂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阻碍了全球化的推进。

桑巴特强调制度与经济组织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此次全球化退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滞后与失灵，无法有效约束金融资本的贪欲。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全球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未及时改革，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多边主义遭遇挫折，国际协作能力下降，无法有效应对金融风险、贫富分化、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困境。这与桑巴特“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制度约束”的观点高度契合——当制度无法有效约束资本的贪欲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全球化就会陷入困境。

从历史经验来看，此次全球化的退潮告诉我们，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约束资本的逐利性，实现“逐利”与“理性”的平衡，还需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国际协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全球化的再次退潮，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

桑巴特理论的核心借鉴价值：平衡资本逻辑与全球化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一战后，桑巴特本人因德国国内外的双重困境发生立场偏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极端悲观，认为资本主义业已无法挽救，并以 “晚期资本主义” 定性其终结，主张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此为决定他的身后命运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今天重提桑巴特，当然应该汲取他的历史教训，在客观看待资本主义非线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当今全球化的重构汲取更具建设性的实践指引与理论资源。借助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我们通过解读两次全球化的退潮，从中提炼出三个核心借鉴价值，平衡资本逻辑与全球化发展，实现“逐利”与“理性”的良性互动。

第一，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内在矛盾，把握全球化的发展规律。桑巴特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以营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资本的逐利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全球化兴起的核心驱动力，但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也带来了内在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全球化退潮的根本原因。这一借鉴价值告诉我们，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既要看到资本逐利性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也要警惕资本逐利性带来的风险，认清全球化退潮的内在逻辑，避免对全球化的发展产生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态度。

第二，注重平衡“逐利”与“理性”，约束资本的逐利性。桑巴特的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精神中“逐利”与“理性”的平衡，是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关键，当然也是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关键。这一借鉴价值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既要发挥资本逐利性的积极作用，推动全球分工的深化与经济的发展，也要通过制度约束、道德引导等方式，约束资本的逐利性，避免贪欲超越理性，防止贫富分化加剧、金融风险爆发、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实现资本逻辑与全球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三，完善制度约束与全球治理，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化秩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效的制度约束，而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借鉴价值告诉我们，破解当下的全球化困境，需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打破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权与话语权，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利益分配机制；需要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应对金融风险、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需要完善各国的国内制度，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兼顾效率与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强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四、关于破解当下全球化困境的路径思考

此次全球化退潮的影响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动荡、地缘政治冲突、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破解全球化困境，实现全球化的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基于桑巴特资本主义理论的借鉴价值，结合两次全球化退潮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提出破解路径。

约束资本逐利性，实现“逐利”与“理性”的平衡

资本逐利性的失控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因此，破解全球化困境，首先要约束资本的逐利性，实现“逐利”与“理性”的平衡。

一方面，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尤其是对金融资本的监管，遏制资本的投机性与垄断性，防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各国应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打击跨境资本投机行为，规范资本的全球流动，让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服务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引导，弘扬理性、公平、责任的价值观，引导资本所有者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兼顾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避免资本的贪欲膨胀，实现资本的良性扩张。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效的制度约束，而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破解当下的全球化困境，需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

一是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多极化发展，打破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权与话语权，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多的表达权与决策权。二是要完善多边贸易体系，维护多边国际组织的核心地位，推动多边贸易谈判，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三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利益分配机制，缩小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兼顾各国的利益，让全球化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各国人民，增强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四是要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安全等，构建多元化的国际格局。

兼顾效率与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加剧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重要体现，这当然也是全球化退潮的根本原因。破解当下的全球化困境，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强全球化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对底层民众的扶持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缩小国内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实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同时，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全球化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底层民众，减少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

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培育全球化新动力

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化兴起的重要支撑。破解当下的全球化困境，需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培育全球化新动力。

一方面，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打破技术垄断，推动技术的全球共享，为全球化的复苏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避免“脱钩断链”，推动全球分工的深度融合。同时，要推动绿色全球化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全球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五、结论

两次全球化退潮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是资本主义精神中“逐利”与“理性”失衡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的逐利性是全球化兴起的核心驱动力，但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也带来了内在的矛盾，当贪欲超越理性，资本的逐利性失去约束时，全球化就会陷入困境。

因此，破解当下的全球化困境，需要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内在矛盾，平衡资本逻辑与全球化发展，实现“逐利”与“理性”的良性互动；需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强全球化的社会基础；需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培育全球化新动力。

参考文献：

[1] 维尔纳·桑巴特. 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 李季、晏小宝译，晏小宝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

[2] 哈罗德·詹姆斯. 七次崩溃：下一次大规模全球化何时到来. 李丹丹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4.

[3] 丹尼·罗德瑞克. 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 熊贤良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

[4] 马颖. 论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兼论其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经济评论, 1998(5): 50-58.

[5] 王一鸣. 全球化并未终结，对其未来有信心. 中国新闻评论, 2024(7): 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