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直男作家”的自省：承认自己的局限，我反而更理解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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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6-02 15:03

广东

今年三月下旬，作者魏思孝携新书《叙旧》来到厦门鼓浪屿，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信风带计划·华文作家交流驻地」。

“信风带计划”由鸟岸书店与鹭潮·鼓浪屿美院联合发起，魏思孝是该计划的第九位驻地作家。信风带吹起的一阵风，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一个人被床单吹到天上。与此同时，信风带便不再只是气候的名字，而是一代人内心飘荡的写照。

对于扎根在山东的作家魏思孝而言，南方的植被、建筑与湿润的空气，让他突然读懂了南方文学中里的华丽与潮湿。写作对他来说是养殖，文学的目光是平等的。他写农村，写那些被生活中不体面的人，写不尽的是那些对生活本身的挖掘。

“这世界上没有丑的小孩，也没有难看的树”

ChiaHwa：

你是长期生活在山东吗？

魏思孝：

对，从小到大这四十年，除了中间外出求学，基本上都在老家。外出求学那几年也是在山东。

ChiaHwa：

那你有长时间离开过山东省吗？比如超过一个月。

魏思孝：

超过一个月的情况没有，最长也就半个月。这次来鼓浪屿，对我而言算是在外地时间比较长了，已经半个月了。

ChiaHwa：

你之前提到，来到鼓浪屿或南方之后，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觉得比在生活的地方更需要用到眼睛和感官？

魏思孝：

鼓浪屿给我的最直观感受是植被繁茂，建筑多样，名胜古迹也特别多。这种植被的繁茂程度在北方很少见到，树木非常宽大。我听过一句话：这世界上没有丑的小孩，对应也没有难看的树。即便如此，鼓浪屿上的榕树等植物的繁茂程度，在我的人生经验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也让我联想到过去读的马华小说、南方文学，理解了为什么他们会那样写作——植被描写特别多，感觉湿漉漉的，相比北方作家来说，文字也更华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也是滋生在土地上的。

《叙旧》魏思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ChiaHwa：

你认同“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或水土会决定其文学的语法和感觉”这句话吗？

魏思孝：

基本认同。比如多年前我认识一位潮汕的朋友，聊起文学写作时，他说他们和北方作家相比有一个天然劣势：日常语言转化成文字需要额外转换，而北方作家的日常沟通语言基本上就是普通话，更接近书面语。不过近年来，很多作家开始尝试方言写作，方言写作本身的味道比普通话写作更地方化。

ChiaHwa：

那你对方言写作有什么看法？

魏思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读南方的方言小说，有些字可能都不太认得，但依然能感受到作家遣词造句上的优美。我认为不论是用方言还是普通话写作，所有作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拓展汉语的不同向度，这或许就是写作的意义所在。

ChiaHwa：

看起来北方的华文写作与南方的华文写作是两条不同的脉络。北方传承了白话小说的叙事方式，而南方离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更远，受文化制度的波及没那么严重，因此更倾向于回溯古汉语或更古老的小说传统。

魏思孝：

对，南方尤其是闽浙、广东地区的方言保留了更多汉语的丰富度。用广东话念古代诗歌能感受到更多的韵味，听歌曲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类的情感，和面临困境时的状态是平等的”

ChiaHwa：

你在写作时，脑海中回想的是自己平时说话的语调吗？

魏思孝：

基本差不多，只是会更书面语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与现实中的说话方式相近，但需要在文字上更简练，提供更多信息量。在小说写作中，人物对话很容易注水，所以一般要通过对话表现人物性格、推动叙述节奏，并尽量让对话更有意思——避免一问一答，多用“答非所问”的方式携带更多信息量。这属于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

ChiaHwa：

如果你换一个地方写作，比如在鼓浪屿或某个驻地计划中，会改变写作的语调吗？

魏思孝：

这半个月里，前一个星期在补写新长篇的结尾。刚换地方时，需要熟悉新环境，进入状态会有点难，但一旦进入写作状态，身处何地关系不大。回到房间面对电脑，还是要进入小说的人物当中。唯一的变化是，换环境会让你有急迫感，想尽快写完，然后去感受鼓浪屿的风光。这会影响作家的状态，但不会改变原本计划写作的内容。写作之余在岛上四处转转，心情会变好，而且这里的空气质量确实比我们那边好。

ChiaHwa：

你会不会觉得，南方文学像中国古典中的“移步换景”，每处景观都不一样；而北方因为山丘少、一览无余，文学上也更容易直入主题，不需要弯弯绕绕？

魏思孝：

这可能和不同地域人的性格特点有关。北方是农耕文明，人与人之间礼节性更多，需要协作互助才能生存。而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更具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商业文明更发达。各有各的利弊。我个人还挺喜欢这边人与人沟通的方式。最近我在住的民宿附近一家早餐店吃饭，那对中年夫妻对游客非常热情，每次去都热情推荐。能对自己的职业保持这样的热情很难得。延伸来讲，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并持续保持热情，特别难得。这可能就是职业素养，也可能因为这边商业发达、生活更富足，所以人们表现得更加温和。相比之下，北方的农耕文明体力劳作过多，人对生活容易产生一种怨恨情绪。这是我一些粗浅的观察。

ChiaHwa：

你从淄博的乡镇来到南方的小岛，而这里又是南方又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形态之一，这种反差很大。你觉得南方的乡村与北方的乡村有什么不同？

魏思孝：

最大的不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的收入途径不一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方农村靠土地耕种或工厂打工获得收入，而这边可能更多是第三产业、服务业或做生意。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不同的性格和眼界。从这方面衡量，北方农村的人眼界可能窄一些，接触的人少，看到的世界纬度不同；而这边的人接触的纬度更广。所谓有见识和没见识，在这里划分。但我说“有见识”“没见识”不带任何批判性质。在写作者的视角中，不论有见识还是没见识、富足还是贫瘠，都表达了人类某种生存状态。文学聚焦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呈现的悲欢离合。人类的情感和面临困境时的状态是平等的，不会因为地位和财富的差距而分出高下。

ChiaHwa：

你曾经说自己是“若不必要不出远门”，这次驻留也算是某种被迫的远行。这对你的写作会有什么改变吗？

魏思孝：

写作本身不会因为一次远行立即改变，但了解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以后处理类似体裁时会有更直接的人生经验。如果没来福建厦门和鼓浪屿，这种想象在写作时可能会有些问题，现在有了更直观的经验。写作分为两块：向内和向外。向内是拓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及打开所要写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向外探险就是搜集素材，真切地到一个地方，认识那里的人。我不太外出，可能和写作题材有关，总觉得家乡的题材还没有写尽。如果有一天写尽了，自然会向外探险。目前我向外的动力还不是很足。

ChiaHwa：

那么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会被写尽吗？

魏思孝：

不会。写不尽不在于个人生活的丰富或贫瘠，而在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挖掘生活。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纵观其整个人生，琐碎的小事也有可写之处。有的作家觉得细微之处可以见人生，有的作家需要戏剧冲突和人生的丰富度作为素材，这是两个不同的向度，没有高低之分。正是因为有不同类型的作家，文学这个艺术载体才得以丰富。

ChiaHwa：

那对你而言，写作上的向内和向外分别是什么？

魏思孝：

我的向内写作，比如《叙旧》里的短篇，写的是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过去人生中留下重要印迹的人和事。向外写作则是我过去的乡村题材长篇小说，如《王能好》《土广寸木》，写的是周围不太熟悉的人——没有很深的交往，只是通过肉眼的观察去写。

ChiaHwa：

你的很多作品与土地有强关联。这种关联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还是主动拥抱，或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情感本能？

魏思孝：

生活方式主要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我选择留在老家，所以写作聚焦于老家。如果一个人选择离开家乡，他写作的可能是自己生活的圈子。每个人都在用写作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

ChiaHwa：

你如何处理与土地的关系？

魏思孝：

我和父辈对土地的感情完全不同。我的父母是五〇年代生人，经历过公社化、包产到户，进入城镇化时他们已经四五十岁。在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中，对土地有感情，因为所有支撑生活的东西都从土地中获得。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土地不会欺骗他们——精耕细作、付出多少汗水，就能打出多少粮食。而像我这样的八〇后，赶上了城镇化，有其他赚钱的途径，比如工厂上班、做生意，这些比种地赚钱多。现在种地付出的劳作与收入不成正比，所以我对土地没什么感情。但父母至今仍觉得不能见到土地荒掉，认为那是失了自己作为农民的本分。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有自己的职业素养，只是这种素养不能带来更好的物质回报。

ChiaHwa：

在很多读者眼里，农村往往被赋予两极化的刻板印象：要么是陶渊明式的田园牧歌，要么是复杂人情网络和落后的价值观。你怎么看？

魏思孝：

这种刻板印象不只针对农村，农村人对城市也有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说法，往往源于身份的不同。田园牧歌和落后愚昧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单一划分。就像沈从文写《边城》，描写了湘西的一个侧面，主人公有着朴素真实的情感，但当时的湘西土匪也很出名，老百姓生活困苦。沈从文在回望家乡时带了一层滤镜，但这种情感不能说不真诚。所以有刻板印象是正常的。

ChiaHwa：

你在创作中是否想要还原自己眼中的某种农村真实？

魏思孝：

我写作上有一个问题：因为过于熟悉农村，可能有意表现的不是它美好的地方，而是它的诸多问题。这牵扯到写作者的职责——揭发问题，是希望它变得更好、引起重视。我觉得写作者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的生活、对笔下的文字做到坦诚，不能粉饰生活。但有时我也会思考，总是写这些问题，在某些读者看来可能会觉得我背叛了农村，总说农村不体面的一面。每个人对文学作品有不同的理解。

03“有时做了很傻的事，也会自我安慰说可以当成素材”

ChiaHwa：

像贾樟柯、娄烨的电影也常常描写城市或农村的变迁，在国际上出彩，但在国内会被批判，说为什么总拍这些问题去迎合外国人的刻板想象。但如果不拍，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魏思孝：

对。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作为艺术载体，批判是一个重要功能。如果把艺术形式作为唱赞歌的方式，很难赢得尊重，因为唱赞歌往往等于掩盖问题。

ChiaHwa：

你的作品常被放在乡土文学的脉络中。你觉得自己生活在城乡交界地带的写作，与过往的乡土文学有什么不同？

魏思孝：

每一代作家因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写作内容多少会有偏差。比如刘震云早期的小说反映高考、农村受商品经济冲击、粮票取消等。到我生活的年代，社会又发生了新变化。每个身处时代中的人，不自觉会起到记录时代的功能，从小说字里行间能看到不同的时代气息。但从文字审美来看，我的审美除了受中国作家影响，也受美国、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这和八〇年代或民国时期的作家有很大不同。

ChiaHwa：

你曾提到对微观史学的兴趣，比如史景迁、王笛的作品。在你看来，文学（尤其是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小说能触及哪些历史“触达不到的缝隙”？

魏思孝：

微观史学如史景迁的作品，是在打捞历史大时代中被忽视的小人物。但史料中对小人物的记载寥寥数语，只能通过其他资料推断可能性，更像非虚构写作。而小说是一种更自由的文本，可以虚构、添油加醋。但不论是微观史学还是文学，都在竭力表达那个时代中人的生活，归根结底是以人为本处理写作主题。微观史学读得比较多，因为它跳出了过去以王侯将相为主角的叙述方式。

ChiaHwa：

在你的观察中，乡村生活往往涉及那些“大写的历史”忽视的东西——比如婚礼与丧礼上的互动、年三十的家族聚会，这人都是中国人少有的情感互动的场域。甚至，衍生出“大过年的，来都来了”这些表达。这些在你的写作中是如何被处理的？

魏思孝：

在农村，红白喜事和过年都可以归类为节日——有些是悲伤的节日。像电影《教父》里的婚礼和家族聚会，仪式是共通的。平时不太见的血脉亲人聚在一起，难免产生故事素材。人与人交流会产生叙事上的时空感和拉伸感。另外，在极端情绪下，人会激发出平时掩盖或不轻易表露的情绪状态。随着年龄增长，我对这些场景的认识也在变化。二十多岁时不喜欢过年走亲戚，觉得亲戚关心的学业、情感问题很烦。到了三四十岁，觉得走亲访友很有意思，可以站在写作者的角度，看到每个人一年来的变化和人生轨迹。葬礼也是如此：二十多岁时只感到至亲的悲伤，觉得周围人冷漠；经历多了之后，会发现出殡时周围村民脸上也会有一瞬间的悲伤和落泪，因为他们想到了自己死去的亲人。

ChiaHwa：

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刻意把自己抽离出来，以作家的视角观察吗？

魏思孝：

难免会抽离出来。有时做了很傻的事，也会自我安慰说可以当成素材。作家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一天好像啥事没干，但也可以说是在感受生活、积累素材，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写成文字。

04“想到八九十岁成为‘写作仙人’，还挺有意思的”

ChiaHwa：

你小说中有很多长串对话和信息转述，就像闲聊一样，而且人物之间不尴尬、很天然。这些对话是怎么来的？

魏思孝：

汪曾祺转述过沈从文的话：写人物要贴着人物写。放在对话上，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写一个农民，要明白他生活的逻辑和他看重的点。写知识分子，说话方式就要转化。我写农村人物对话比较擅长，是因为日常观察中明白了他们语言的组织方式和讨论事情的逻辑。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让我写商人或职场关系，我就不擅长。

ChiaHwa：

你曾用“养殖”比喻写作，能具体讲讲吗？

魏思孝：

这个比喻是在我们村子里的人怎么看待我这个职业的语境下说的。农村普遍养鸡、养猪、养鸭，在他们看来，我像是养了一个他们不养的动物——养猴子。这说明了写作在他们眼中的特殊性。同时，比喻的另一层意思是，在他们眼中，写作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只是我一种生存和工作方式而已。拓展来说，任何一个行业做久了，你不仅是在养那个动物或植物，也是在养自己。有个俗话叫“修行”，各个行业做久了就变成了修行。只是有些人会把修行表达得过于冠冕堂皇，比如日本称八九十岁还在做早餐的老人为“仙人”。在中国，同样的事情可能会被说成“这么大岁数还在做体力活”。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解释。

ChiaHwa：

你会想象自己写到八十岁，成为“写作仙人”吗？

魏思孝：

想到八九十岁成为“写作仙人”，还挺有意思的。

ChiaHwa：

你常常把生活中的人物拼贴在一起，让他们的故事相互交叉，就像多元宇宙一样。你如何看待这种素材利用和生命的互文？

魏思孝：

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比如在我的长篇小说《余事勿取》中，主人公卫学金的外甥叫王能好，有一个细节是王能好来小舅家碰见邻居，两人发生了对话。在《余事勿取》里，王能好和邻居都是一闪而过的人物，但在《王能好》里王能好成了主角，在我刚完成的长篇里这个邻居成了主角。这体现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的观念。第二，我笔下的人物还在继续生活，有自己的轨迹；同时，作为写作者，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不同的人生阶段，面临不同的人和事，感悟也不同，这种不同的感悟促使我继续写这些人物。

《叙旧》目录

ChiaHwa：

你曾说自己像站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混合观察者，也是当代男性作家中少见的“中年直男”。这种地域和性别的视角如何影响你的写作？

魏思孝：

作为中年直男，本身有局限性。人有时在自己的局限性中看不到局限性，觉得看到的世界就是本来的样子。但这种写作和观察方式提供了不同的样本。很难有一个作家能做到完全地全面、从所有角度观察世界。女性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男性和女性之分，正是因为需要这两个性别互补。面对自己的直男身份，有时需要经过异性的提醒才能意识到问题。比如朋友问我晚上走夜路会不会害怕，我从来没想过走夜路会害怕，但女性会感到害怕。从这个点上就能看出考虑角度的不同。

ChiaHwa：

你的书中还能看到了很多中年人的“无奈”。

魏思孝：

这种无奈有时是自己的感悟，有时是身边人的真实状态。我很少在小说中把生活体面的人作为主角，更常写那些不体面的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更能看出被生活挤压的样子。当然，生活体面的人也有自己的内心困惑和艰难，只是我做了这样的选择。

05“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和身体，都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

ChiaHwa：

最后，对于你这样长期扎根在某一片土地的写作者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魏思孝：

我觉得这个计划特别好的一点是，它让不同文化的人能有交流和碰撞。在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宽容。如果不是这个驻地计划，我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感受南方的文化和氛围，这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把战线拉长，持续做五年、十年，再回头来看，会更加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活跃的这一批青年作家可能都会有机会参加，它将成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观察样本。

ChiaHwa：

当你听到“信风带”这个词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魏思孝：

我可能感觉到一阵风。顺延这个意象，会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一个人被床单吹到天上去了。从字面意思理解，信风带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和身体都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这种漂泊不只是物理层面的，有时你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依然会有心灵上的居无定所感。阅读文学作品的意义，可能就是需要去体察和体验不同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才能做到互相的宽容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