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庆星：回忆父亲束星北
1978至1979年，束星北在青岛李村崂山旅社给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动力海洋学进修班”讲课。
束美新注：三哥束庆星，华东师范大学退休，2007年去世。2006年，他在病重时交给我一份他的手稿，是他对父亲--束星北的回忆。并委托我帮他整理。他提到：
……这些材料大都是一些片断的回忆，来自父母亲的口述和自身经历。其实父亲的音容笑貌一直隐藏在我心的深处，每每回忆起往事，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甚至会不知不觉地淌下眼泪。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大学四年级了，他的思想和作为已经完全有别于我，更不同于当年的父亲了。写出来让他看看也好，同时写出来也能略平衡我对父、母亲的思念之情。 2005.8
对三哥留下的材料，我只选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或亲耳听到的、或亲眼所见部分的材料整理如下：
PART 01
我的童年和父亲在浙大的往事
我是1939年，在浙江大学西迁到广西的宜山的时候，在日军轰炸下中的防空洞里诞生的。宜山又叫庆远，所以我起名庆新，后来由于和重庆出生的堂妹重名，父亲决定让我改成他的“星”，成了庆星，以示和堂妹的区别。我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但由于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因此得到父母的格外关照，尤其是父亲。小时候一直是由父亲带着我睡觉的，而其他的弟兄姐妹则全由母亲带大。所以上大学前，我与父亲的接触非常多，受他的影响也最深，也许这就是我日后选择了物理专业的重要因素。
这张照片可能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七个子女齐全的全家福，拍摄于1975年春节期间：前第二排中间为父亲束星北和母亲葛楚华，右一为排行老二，女儿束沪新。最后一排从右往左：大哥束越新，二哥束孝新，四哥束義新，三哥束庆新。五哥束润新。前第三排最左边为束美新。以及当时部分子女们的配偶及孙辈们。
1、父亲对国防武器的研制
在西迁的过程当中，亲眼看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人民生灵涂炭。父亲这一血性汉子强行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愤怒，时常在想：“用什么方式才能将日本人的飞机打下来？”父亲思考着雷达、无人驾驶飞机、收发报机、甚至死光（激光）。有时候就进行一些简单的试验。浙大在宜山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白崇禧到学校视察，竺可桢请父亲等几位教授陪同。当时，父亲就对白崇禧说，政府为什么不把我国科学家组织起来，也研究发明一些新式武器抗击日本的侵略呢？白崇禧当场表示说：“你的意见很好，以后会考虑这个意见的。”
从那个时候起，父亲就正式开始。做起国防物理的研究来了。1941年浙大到了湄潭以后，我的弟弟出生了（起名束義新），母亲开始带弟弟，之后我就一直跟着父亲，晚上睡在他旁，白天跟在他身边转，这时候我开始有了记忆。记得父亲带着我单独住在湄潭乡下一个叫双修寺的地方，父亲在物理系旁有一个十分简陋的实验工厂。我每天早上醒来，只听见斑鸠的叫声，父亲早已不在身旁，去了实验工厂了。于是，我自己起床，找到他。他的手和衣服经常都很脏，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每次看见我来，总是递给我一块小点心，然后让我走开，不许动。这种小点心，是用当地米粉做成的小甜饼，现在大概连农村的孩子也不肯吃了，但当时就算是很高级的了，除了我和刚断奶的弟弟，家里稍大一点的孩子，包括只比我大不到两岁的小哥哥(孝新），都不再有资格享受了。小哥常常趁父、母亲不在，半强制性地让我给他咬一小口，然后装着没事一般，跳跳蹦蹦满意而去。
说日本人已经打到贵州独山，父亲开始和叔叔、还有浙大的一些师生商量上山打游击的事，父亲用纸壳造子弹和制造土制的手榴弹。火药当地可买到，但雷管没有，父亲想了个办法，用火柴头。于是，叔叔买了大批的火柴，将头上的药粉剥下，又用厚纸卷起来作成。但以后又听说日本人不会再来了，父亲和叔父就用这些纸壳子弹上山打猎，用土制手榴弹在小河里炸鱼。我记得当时家里常有新鲜野味吃，前厅的墙上还挂着野鸡，野兔……那时有一个年轻人，时常来我家问功课，父亲对他很亲热，常常留他在家吃饭，父亲叫他李政道。1956年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父亲兴奋地告诉我，问我还记不记得。我说，记得，印象还很深。
2、湄潭闹瘟疫
1943年我四岁时在湄潭传染上小儿麻痹症，高烧后，瘫痪在床。父母说是因为抵抗力差造成的。我每次大小便都要父母亲一起抬着才能进行。我和父亲住的二楼大房间的台子上，放着几台显微镜，浙大医学院的医生们整天在那里看呀看的。那时几乎湄潭整条街的孩子都染上了这种传染病，当地的老百姓排着队，烧着香去庙里求仙，他们吃香灰、喝仙水祈求孩子们康复。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向乡民宣传，大量发放磺胺类药物，但仍旧免不了大批孩子的死亡和终身残疾。我也未能幸免，左腿永远地比右腿短和细。从此后父母对我更是特别地关照了。
3、苏步青家进了狼狗
那时候贵州当地人家的窗子都用木板做成，不用玻璃，晚上常有狼狗来敲门、打窗。有一天隔壁苏步青先生家钻进来一条大狼狗，直扑他女儿，苏先生操起一把刀就和狼狗搏斗起来，我家听见喊叫，也都过去帮忙，才把狼狗赶走。
4、借聘到军令部研制雷达
1944年7月父亲通过竺可桢先生被借聘到军令部技术室。他带领一些人去了重庆，有浙大助教陈维昆、学生徐名冠、堂兄束慰曾，李政道也同车前往重庆探亲，家里这次同去的只有母亲和我。我隐约记得从遵义到四川全是一层层的盘山路。到了重庆，晚上看见江中船上的灯火，我高兴地喊着：“看呀，看呀！房子在河里边走噢……”
刚到重庆，我们住在我的叔叔束佺保家（叔叔和婶婶陈继贞均为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毕业，与蒋经国关系良好，当时在重庆任英文版《自由论坛》总编）。后来我们搬到沙坪坝及中央电台附近的半山上住，我记得门前是个大坟，母亲种了几棵南瓜秧，逐渐爬满了整个坟头，结了几个很大的南瓜。院子里还养了二十多只鸡。这时我已5岁了，开始进小学。沙坪坝的小学，离家有很长一段路，需绕过一个山弯弯，路过许多的水田才能到。我拐着腿上学，还带着的三岁弟弟（義新、小名毛头），因为家里没人带，他也就跟着我去读书。我一开始就读二年级，功课挺好，还当了班长。可是坐在旁边的弟弟，却只知道在地上爬，有一次竟抱着老师的腿啃了起来。学期终了，除了学会几句骂人的粗话外，全是零分。还有的同学教我在小沟里抓蟹子，生吃，肉还挺甜，一点不腥气。父母教训我以后不准生吃，说有寄生虫，肚子要痛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父亲等人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用电子管制造的雷达。雷达是由父亲总设计并负责总装，发射天线和接收系统分别由陈维昆、束慰曾和父亲请来的重庆大学无线电教授谢立惠制作。父亲曾亲自对我说过：“我造雷达完全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的空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爬升。我对国民党基本看透，不可能加入。我知道技术室主任魏大铭是军统特务，以后受到了排挤，由军令部徐永昌的亲戚陶士珍接替他，此人手段更毒辣，我就更不愿意加入军籍了。魏、陶等人几次三番要我担任副主任、将军职务，甚至不经过我同意擅自贴出‘布告’，都遭到我的拒绝。所以到最后军令部的花名册上没有我的正式名字。”
束佺保叔叔，在重庆当时是英文版《自由论坛报》的负责人，婶婶是“国大代表”（去台湾后仍是“立法委员”），由于叔叔和蒋经国的私人关系很好，属于太子派人物。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了，叔叔准备到上海去前，对我父亲说：“军令部是国民党机要部门，你周围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指军统特务），你一个书呆子怎么能待在那里，赶快回浙大去吧！”所以父亲始终不肯“请委”（申请委任），不上任，只有一句话，他要回浙大。陶士珍经反复劝说无效后，只得贴出一个布告：“束教授久未请委，其副主任一职即日取消。”实际上父亲根本就没有担任过什么副主任，只是拿工资，干活。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日本投降了。那时父亲告诉我们什么是原子弹，威力有多大。后来我在复旦上大学时，我的老师方俊鑫教授对我说：“我们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核反应，原子弹。重庆专门举行了一个报告会，请你父亲来演讲，与会者事后都对他佩服之至。我就是从那时起，才认识你父亲的。”
在湄潭时我们家点的油灯，最多也只见过汽灯，在重庆当时虽有电灯，但经常停电。父亲时常告诫我们，不能用金属东西塞到电插座中去，会触电的。我的小哥哥（孝新当时也就是7、8岁）却偏要试试，他手拿粗铁丝去触电插座，试了好几次，居然没事，说明父亲的话也不灵。有一次，突然来电了，小哥大叫一声，脸色变得铁青，拿铁丝的手发抖，但放不下来。我开始还笑着，以为他在演戏，演得也太像了！后来见小哥的脸色愈来愈吓人，慌了。这时想起父亲说过，如果触电，不能用金属拨打，要用洗衣棒，或其它顺手可得的木头工具。我赶快抱起小凳子打过去，小哥的手和铁丝分离，足足有几个钟头小哥一直发着呆……。
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后，重庆至上海的船刚刚通航，父亲就将家属送上船，自己却被国民党软禁起来了。母亲带着我们坐船在长江上航行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我们没有客房，只是住在靠江的船边的过道上，一边是客舱，一边就是滚滚的长江。母亲怕我们掉下去，把箱子和行李都堆船边上。母亲说：“箱子、物品掉下去不要紧，人不能掉下去。”经过武汉时，我看见岸上还有未撤走的日本兵。到镇江我们下了船，就去了父亲童年时待过的大桥镇，那时我的奶奶虽已去世，但棺材尚未下葬。父亲因为坚决要求回浙江大学，不愿意继续在军令部任职，并先将家属送走，军令部不肯再兑现曾经胜利后发胜利奖金的许诺，父亲也意识到可能会有内战发生，所以父亲就下令学生拆除了已总装成功的雷达。于是，陶士珍派卫兵软禁了父亲。整整经过半个多月，在佺保叔叔等人的努力下，加上据说浙大师生准备游行，1945年9月份父亲又重新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浙江大学。从此以后，抗战已胜利了，父亲也不再想什么国防物理了，仍旧教他的书和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此后浙江大学也回迁杭州，父亲到镇江将我们全家一起接到杭州了。
5、父亲与他的兄弟之间的情谊
在湄潭的几年期间，父亲曾因祖父过世，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去上海奔丧，很快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带回两个父亲的未成年的同父异母弟弟束晓北和束健北，跟我们兄弟一起同吃同住。家里虽然穷，人口多，但想想办法，总不至于挨饿，做哥哥的只能担当起父亲的责任。以后我来上海复旦读大学，束晓北回忆过去，流着泪对我说起父亲：“讲起来我们是兄弟，其实我们像是父子，我们完全是靠他养大的呀！”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已腐败透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放学回家经常看到有抢米店的事发生。父亲早上用麻袋去领工资，到了下午连草席也换不成了。佺保叔叔多次动员父亲随他去台湾，父亲考虑后肯定地决定：“不去，国民党没有什么希望了，共产党来了不可能比国民党差，经常在我眼皮子底下开会的那些共产党员学生李文铸等人都不错。”叔叔临走前又开着车子来接父亲，父亲果断地告诉叔叔：“人各有志，你自己保重吧，我决定不走了，多来信吧！”谁知这次会面却是他亲兄弟二人的诀别。1955年前，叔叔曾从瑞士来过几封信，肃反运动后两人就再没能通音信了。
母亲是最了解父亲的人。从1932年和父亲结婚至他辞世，几乎一直伴随在他身旁（除抗战时期，有短暂的分离）。为了父亲和七个孩子，母亲牺牲了自己的专业。除去我是跟着父亲睡觉以外，其余的孩子都是母亲拉扯大的，每个孩子初中以前都是在母亲的直接指导和监管下生活的。特别是在父亲最后几十年的逆境中，母亲一直默默地伴随着他。父亲气愤时，母亲总是在旁边劝说：“少喝酒，不要急，不可以骂人。”父亲曾经打趣地跟我们说，他发现自己的所有的发展顺利，有所成就的朋友都是怕老婆的；言下之意，他就是因为当初没有听老婆的话，才得罪了人，摔了那么一个大跟头。母亲于是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你那个脾气一发起来，谁还拉得住。”每当父亲受到打击回来，母亲总是给他倒茶送水，然后在旁边安慰、鼓励他。父亲在外边是右派、反革命，被人呼来唤去，但回到家里还是“老太爷”，母亲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留给他吃，他吃剩了母亲才给我们。这一点很重要，听说许多知名人士和我的老师，就是因为众叛亲离，精神上受不了才自杀的。每天一直等到父亲睡下，母亲才在他的床边拼上几个小凳，睡在他的脚头。人们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有一个贤惠的女人。”父亲说不上成功，而母亲也不够“贤惠”，因为她不善家务，但是她比谁都善于忍耐和吃苦，这对父亲的一生是十分重要的。用“金子般的心”一词来比喻我的父母是十分恰当的。但从外表上他们看来却各不相同：父亲性情率直，敢说敢为，疾恶如仇；而母亲对人却十分和善、客气，即使父亲在戴帽、三级联合监管的情况下，我发现母亲和周围邻居、居委会乃至派出所的关系仍十分融洽。我在复旦大学上大学时，因患有神经衰弱有一段期间休学回青岛时，我喜欢给周围邻居的孩子讲讲故事。街道在最后返校的评语中就说我：“经常给少年儿童们讲革命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心里清楚，这“革命”两字，完全是因母亲的好人形象送的。其实，我给孩子们讲的是“安徒生童话”、“水浒”、“西游记”，甚至有时是“聊斋志异”中的鬼，吓得孩子们又害怕，又舍不得离开。
PART 02
父亲在山东大学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山东大学奉校长华岗之命专门派人去杭州邀请父亲，并对父亲说，山大已将窗朝大海的一幢德式的小洋房空了出来，准备给我们家住，并答应每月给父亲的正式工资600多元（加上兼职补贴等共是840元）。父亲想起何增禄、王淦昌先生都曾为他介绍过山东大学，说山大学术空气浓厚，对老教授非常尊重。谈家桢太太傅曼云，当时担任浙大妇联主任（之前这一职务由我母亲葛楚华担任），因为和母亲关系较好，常来我家走动。她对父亲说：“还有什么可考虑的，简直就是天堂，我去青岛穿双白袜子赤脚在马路上走了半天，你猜怎么着，抬起腿来一看，袜子还是白的……”
父母带着三个小的弟妹先去了青岛，大哥已参军到锦州当飞行员去了，留下来在杭州的三个，姐姐在省立女中上学，小哥在杭州高级中学，我在浙大附中，在当时都是杭州最好的几个学校。父亲怕我们中途转学，影响学业。在杭州他委托任仲英先生暂时照管我们。任先生也尽心尽意来看望过几次，还送来了生活费。
初到青岛，父亲还是很受尊重的，工资、房子也都一一兑现。但很快就开始被批斗了。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缘故：
第一，由于父亲和当时国内的马列主义哲学权威、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上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华岗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包括物理学。任何自然科学家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造自己。否则必然会滑入唯心主义，甚至反动的泥坑中去......”
然而父亲认为：“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应，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代表生产力，是工具。哪个阶级都可以运用它。哲学是有阶级性，是上层建筑，不能用它来管理和限制科学的发展。不“独”哲学不能管科学，现在的物理学，也不能“管住”未来的物理学。一管住，物理学就不能发展了。父亲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唯一的依靠。科学发展上的问题应该让人来讲话，即便有些看起来很荒谬很可笑，但是应该让他们去想，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唯心主义”甚至“反动分子”的帽子。从此父亲“唯心主义和反动科学家”的名声已经迅速传播整个山东，甚至全国。
第二，在对物理系青年教师的培养的问题上巨大的分歧。父亲坚决地认为，作为大学物理教师，首先自己必须懂得物理。如果自己尚未搞懂，怎么可以上台去教别人呢？岂不是误人子弟吗？当时的山东大学为了新中国建设，快速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便让一些政治上进步但业务能力不怎么样的学生匆匆上岗，接着发现他们大多数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所以只好“回炉”。开始定为3年，但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又缩短为1年。为了让这些骨干们能够尽快的挑起大梁，大学里让最好的教授为他们补课。就这样，父亲就担任了青年助教的第一位“回炉上岗”的教师。。他不想和任何人过不去。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科学的未来，为了不至于贻误下一代，他只能坚守岗位。为此，他曾经力争执意要求校领导将压缩成1年的学制重新改为3年。那是个急功近利的一日等于一年甚至几年的时代，父亲的意见当然未能被采纳。但他拼上老命，也得捍卫着最后的门槛。于是父亲几周一大考，三五天一小考，发现营养不良者，课后或星期天也不例外立即喊到教研室去，或喊到家里来开小灶补课。父亲虽然不苟言笑，但回答问题时却非常有耐心。当时青年教师们的问题往往十分幼稚，他也是不温不火，逐一回答。父亲常对大家说：“基础水平虽然低一点儿，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只要认真，心无旁骛是一定会补好的。”但那个时候运动多，社会活动多，来回炉的青年教师大多是骨干苗子，自然都是积极参与的，所以说不分心是假的。父亲就认为这些人没有责任感，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只想当政治家。一些学习不好却又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学员，常常被父亲提起来发问，回答不出是当然的。容易情绪化的父亲经常就对他们的回答用什么“笨蛋、草包、狗屁不懂”等不雅的词语。所以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很多学员对他有了反感，将他的课堂视为险途，即便一些曾经对他崇拜过的学员也开始躲避他。在他们后来作为青年教师站在台上给学生上课时，父亲也常常像个讨债的“债主”，经常在走廊或坐在教室最后，将发现他们在讲课的错误问题记在一个小本上,甚至有时竟不顾他们的颜面,当着学生的面立即指出.让他们感到“出丑”。所以有一些青年教师就为此事与父亲结了怨。时为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李明哲（借用刘海军先生在《束星北档案中》的化名）就为其中之一。所以，“......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大学，决不能再让一个披着名教授、大学者外衣的豺狼为非作歹了，让束星北离开物理系，离开学生，无阵地可守，无流毒可播......”的口号声响起。父亲不得不离开物理系。
1、两本书稿
父亲离开了物理系讲台后，首先集中精力完成了从浙江大学就开始的两部著作：“电磁学概论”和“狭义相对论”。“电磁学”是高教部约的书稿，原来高教部准备作为全国大学物理系教材用的。全面学习苏联后，高教部另外采用苏联教材，这本书就被搁置起来了。这本书和国外专家写的同类书籍比较，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通篇深入浅出谈的都是物理概念，而不仅仅是麦克斯威尔方程和罗伦兹变换的数学推导及符号演算，处处可看到父亲几十年来对电磁理论的独到体会。我在复旦读书时，有几位调干生向我诉苦说，上电动力学课时像坐飞机，通篇的数学推导和符号变换，下课做作业又都是数学演算，回到宿舍想一想今天教师讲的是什么，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厚厚的笔记本中跟着抄下的数学推导，才能证明确实是上过课了。我想，那几位同学读的如果是父亲这本教材，就不至于会有那种感觉了。“电磁学”一书，一开始父亲就说：“我书的名称叫‘电磁学’而不沿用‘电动力学’一词，就是为了明白告诉大家我讲的是有关电和磁的学问。首先讲什么是电，它有哪些性能和脾气，当大家搞懂了以后，我再讲磁，什么是磁，它又有哪些性能和脾气。然后我再告诉大家电和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电什么时候可以产生磁，而磁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反过来产生电。”父亲在讲得高兴时，甚至编起了顺口溜“电动磁旋转，磁移电反旋……”。他还说：“最后，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高等数学中曾学过的微分和偏微分方程时，我们再来看麦克斯威尔方程和罗伦兹变换，就会发现数学的神奇了。它只用了这么简单的符号和公式就将我前面讲的内容全部精辟地概括其中了。”这两本书的命运，也受到了父亲政治命运的牵连。尤其是电磁学手稿由于腐烂，被当成垃圾清理掉了。“文革”中的一年夏天，我从上海回家探望父母，一天半夜大雨倾盆，房中的积水没过膝盖。父母再也没有力气舀水了，我虽然残疾，但尚属中年，父母亲虽连连催我休息，我还是坚持着将水舀净，窗台前父亲破书桌下的书稿已全都被雨水浸没。我把它们捡起来，堆在宿舍二楼的扶梯下，白天拿出去晒，晚上再堆在那里，书稿大多已腐烂，父亲已无力顾及这些了。“狭义相对论”则是以后在王淦昌先生帮忙下得到了科学基金的资助，大哥和妹妹与出版社签订了协议不要稿费，才在1995年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
2、一年短暂的气象研究
解放后不久父亲就已开始气象动力学的理论研究。当时，父亲对我说；“现在解放了，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防物理已不是当务之急。我看见报纸报道几乎年年都有灾情发生，不是水灾就是旱灾，看来我们的气象预报工作还不行，特别是长期预报。如果有了长期预报，我们可预知明年是水还是旱，就可以选择农作物的品种，而避免灾情。要知道我们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大多数老百姓和政府都是靠天吃饭，怎么谈得上百姓的富裕和国家的强大呢？我得研究研究，看看我在这个方面能对国家和老百姓做点什么。”于是父亲又开始了气象学的理论探索。
由于父亲深厚的物理、数学基础，再加上他过人的聪明和勤奋，很快就在《中国气象学报》上发表了理论性很强的五篇论文，然后又连珠炮似地在《中国物理学报》、《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其它论文，共有十篇左右。原青岛观象台台长、气象学家王彬华教授曾说：“束先生这十几篇论文，虽不能说篇篇珠玑，但每一篇都是束先生特有的风格。气象就是观天看象，在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要靠经验积累，这些恰恰都是束先生不具备的，但前人普通的材料经他总结或点化后立刻就不同凡响了。他过人的才华和高度也就在这里，起到点石成金的神奇作用……”
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的绝热运动，一般都认为是等熵变化的。在等熵运动中，父亲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的因素有三个：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辐射平流切变，分别导出三种理论。他们这一成果无疑比气象学家彼得逊和赫尔维茨等所得出的结果更有深度，也更为完善。在大气扰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父亲的波速方程要比罗斯贝的结果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更为完善。他还从大气扰动导出温度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了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等结论。这个结论对于西风波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突破。父亲的《高空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虽在方法上与气象理论学家罗斯贝的公式大致相同，但又绝不能同日而语，父亲在理论上更为完整。
父亲在气象学上的初步探讨，引起了气象界的轰动。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立即向教育部提请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委请我父亲全面主持工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理和气象学的宗师竺可桢更为关注，他委派中央气象台台长，国际著名的理论气象学家赵九章做一次青岛之行。在竺可桢、涂长望和赵九章的安排下，山大的气象研究室的编制直属中科院领导。那时父亲将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投身于气象学的研究中去了。他雄心勃勃，意欲在三五年内将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动力气象研究中心。这是父亲在解放后至“文革”结束前仅有的一段能够潜心于科学研究的日子。但是气象研究室只持续了一年，由于肃反运动开始，也就中断了。
王彬华教授比他人更了解父亲，对其气象成果的认识也更具权威性。他认为，父亲接触气象的时间太短，因而更多的研究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所以说一些成果尚属阶段性的。尽管如此，父亲一年多的研究，还是很有成效的。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点：一是最早发现了中国降水的来源。50年代中国尚没有卫星，因而降水来源一直搞不清楚，气象界的说法多半属于猜测。有人说降水来自太平洋，也有人说来自大西洋，没有人敢想它恰恰来自印度洋，因为有一个西藏高原挡在那里，人们的思想被西藏高原挡住了；父亲在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一口咬定，中国的降水来自印度洋，这一观点在有了卫星资料后得到了证实；二是一个地方有一个高压，另一地方必有一个低压。他研究气象的着眼点首先是整个地球的大气层，他把大气层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分析，然后再由整体拓展到局部；这种由宏观到微观，再由微观到宏观的观点或方法，对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而言，无疑是超前的。在这一思想前提下，他进一步论证了高压与低压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相互影响的变化机理；三是修正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基培尔对中国大气理论的观点。基培尔出色的动力论被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他的一些理论是正确的，但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气氛下就显得生搬硬套了。如他的高空引导层理论层高为2000米左右，这个层高标准是针对苏联的大气环境作出的，显然没法适应中国。在中国，不但南北东西季节温差不同，即使某一地区的局部环境温差也是千差万别的。父亲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和环境调查资料，对基培尔的高空引导层作了修正和归整，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季节环境的高空引导层理论。他的这套理论在中国气象学界延续使用了多年，有些地区到今天还在继续使用。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初期父亲即被列为重点。青岛市委运动领导小组和山东大学党委，专门派出了八个人的调查小组，南下北上对父亲进行了数月的调查，结果与父亲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所写的自传并没有任何出入。但是他作为反革命分子的结论早在调查之前就已经确定。7月底，带枪的卫兵开始跟踪父亲、家人甚至佣人王妈和李妈。“影子”时常出没于我家附近，有时甚至倒吊在我家房檐上，伸长头颈向内窥探。青岛市公安局在给上级的情况报告中称：“可以肯定该人系一较高级军统特务，历史上一贯反动，解放后又拒绝登记，到山大后拉拢落后，组织小集团，破坏教学计划，并公开发表反动谬论，对抗和污蔑领导，其反动气焰已达极点，实应给以应得处分……”。
8月初，气象研究室被打上了封条。分别由系、学院和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批判斗争会如急风暴雨，批判会上父亲已是“高级特务”、“历史反革命”、“反革命头目”。既然结论早已作出，调查结果又找不出任何漏洞，那就得动员群众在“他与社会主义的一贯对抗行为”中找到证据，于是更多的不实之词和人身攻击就加到他头上，而后株连到母亲。母亲为人一向谨慎谦恭，也遭到批斗和体罚；连在部队已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的大哥，也遭批斗和人格污辱。父亲想不通了：“我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虽然和党在某些看法上有所不同，但至少也应该是党的朋友吧？”他反复对照宪法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现完全是两码事，于是一次次写信向学校党委、市委和省委反映自己的情况，甚至打电报报告毛泽东主席，然而这些行动统统如同石沉大海。
3、一位检察长的启发
有一天早上，母亲悄悄地来到我房间，让我出来看看，他指着脚盆里父亲那套湿透了的全身衣服，偷偷对我说：“你父亲昨天晚上去过海边了，你不要只顾着看书，上去看看，和他谈谈话。”我上楼去看父亲，他已醒了，我就对他说：“爸爸你可不要想不开噢，既然自己对党从来没做什么亏心事，就不需害怕，事情总归会查清楚的，随便他们怎么搞，事实总归是事实。”父亲说：“如果我死了，你敢不敢去北京为我告状？”我坚决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去也活不过来了；如果你不死，我敢，现在就陪你去。”又过了一天，父亲到楼下来找我说：“小斗（我的小名），我们暂时不去北京，影响太大，我们外面去走走，找人谈谈。”于是我陪父亲去了离家不太远的青岛市检察院。父亲对传达室说；“我是山大的束星北教授，想找贵院的负责人谈谈，不知道能不能接待？”想不到这天值班的正是检察长本人，传达室的人过了一会儿就让我们进去。那是一位面容清瘦的非常和善的五十多岁的老干部，他听完父亲的陈述后，想了一想问父亲说：“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父亲急着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那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那就让人家说去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的多少来定。”他接着鼓励父亲要有斗争的勇气。他说：“你是教授，过去用的是笔杆子，嘴皮子工作，现在是参加荷枪实弹的实际斗争。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我们要接受党的考验，要挺直腰杆子，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这位检察长将我们送到门口，并再三叮嘱父亲要记住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肚包容”和“忍耐”。这是1955年5月15日的下午，我永远记住这一天。就是因为有许多像这位检察长这样的党的好干部，使父亲能在漫漫的黑夜中看到光明，重新树立起信心。
到1958年全国“大跃进”时，我已在复旦大学二年级了，学校经常组织全体同学编写物理方面的大学教材。有些同学就写起来，而有些自己还没有搞懂的同学就抄别人的交上去。后来就一点回音也没了。学校操场旁边有一块生物系的试验田，我每天都经过那里，稻子长得像茅草一样密密麻麻，足有三尺高。怕不透气，四周都架起电风扇对着稻田吹，但后来一粒米未结，全部腐烂倒伏了。有一次回青岛后，我就问父亲；“粮食产量每亩几万斤，你看会不会达到？”父亲说：“这个问题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就是把全部的太阳能百分之百的转换成粮食，大概也就是几千斤吧，不可能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别。毛主席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农民出身，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肯定是下面不懂农业的人瞎讲，毛主席是不会相信的。”
父亲很喜欢看武侠小说，过去他的书架上放了不少武侠小说，而且都是整套的，肃反运动时统统被搜了去。父亲虽然自己看，却不准我们小孩看，他说：“净是些胡说八道，人一共吃多少饭怎么可能转换出这么大的能量？小孩看了弄不好会以为是真的。我也只是看看文字的描述和故事情节，消遣而已。”其实我当时也在偷看。在我看来，父亲虽在嘴上讲消遣，实际上他已经“中了毒”，他骨子里的侠义思想大概就来自这些小说。
PART 03
父亲是如何同我谈起爱因斯坦的
其实父亲是很少谈及他的个人经历的，只是偶尔在问他功课时，或在生活中的闲谈时，那些故事才会在不经意之中带出来。
1954年我读高中时就从杭州到青岛了，那时我经常请教父亲功课，也经常同他交谈。他也常常教导我该怎么学物理。他说，虽然经过数学推导，但每一个数学结论，你都得从物理学的观点去理解它。应该不经推导，也能大致估计出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思考。有些复杂的运算结果，甚至长久也想不通。如果经过仔细思索，发现不应当有这样的结论，那就有意思了！要么是推导错了，要么是原来的物理概念有问题了。所以在父亲的感染下，我对物理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56年我打算报考复旦大学物理系之前，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对我说，物理有两种，一种是理论物理，一种是应用物理。理论物理比较难出成绩，但它是物理的精华，应用物理比较容易出成绩。我问他：“那你为什么选择搞理论物理？”这时父亲谈起了他在美国上大学期间，是如何地对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到德国当面去见爱因斯坦并向他讨教的强烈愿望，驱使父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浪之旅。父亲对我说：“我等不及了，我身体很棒，只要饿不死……连做梦想着的也是见他……我有许多的想法要问他，我自己也写了一点心得，如果能见到他，不知道他会不会笑话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本来只是个学生，我是认真来求教的，他看得出来就行了。”父亲说，那时他口袋里没什么钱，连路费也不够，途经日本、朝鲜、中国东北、苏联、波兰去了德国。靠暑期打工积下的钱，买了一张没有客舱的货船票，手提箱中除了简单的衣物就是不久前刚完工的两篇有关“四维时空”的论文。一路上，帮船工们做些事以获得免费饭食。先到了日本、朝鲜和满州里再经过苏联的远东、西伯利亚，经铁路坐火车到达欧洲。西伯利亚的火车，不一定要买票，主要靠力气，你有力气挤得上去，它就带着你走。那时候他自我解嘲地唱起了一首中英文合音的打油诗：时间才过Morning，肚子已经Hungry，袋里没有Money，你看Sorry不Sorry。
路过苏联时，整个苏联饥荒遍野，但莫斯科的垃圾箱里仍旧倒着许多美味的食品，莫斯科贫富差别还很大。饥饿和贫寒迫使他在莫斯科稍作修整，在中国大使馆谋了个文员的差事。不久，又经过波兰到达了目的地德国。但见到爱因斯坦以后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我记不得父亲是如何说的了。只记得，父亲说爱因斯坦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高大，看起来很一般，个子矮矮的，挺和气，衣服也不太讲究……
但父亲多次提到，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我知道父亲不太懂音乐，也不明白他所谓的很好的意思是多好。我问他，他说他也不太懂，反正比外面的那些人拉得好，有感情！
父亲也经常在和我们谈笑时，突然打住，说爱因斯坦曾讲过：“废话太多，一事无成。”以后我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也深深体会到，废话一多，谈笑一长，兴趣、注意力一分散就确实难以再拉回来了。总之，他对我讲过许多自己和爱因斯坦相处有关的生活故事。我高中有两年时间（1954-1955年）跟父亲学德文，那时距他离开德国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德文还很好。那时候没有什么教材，主要靠他口述、写下的短文，和叔叔留下来的几张早年德语唱片，我想这不会是只在德国短期流浪生活所能留下的痕迹。
我从没有听父亲谈及他自己的导师爱丁顿、惠特克等著名科学家。但有两次父亲曾经提起过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的孙子，说祖父是生物学家，孙子居然是研究物理的，学问还很不错。并说他的外衣脏得很，外面两个大口袋总是塞满了擦鼻涕的手绢，一会儿掏出来擦擦……还有一次在讲课时，忽然脑子梗住了，连一个最简单的7×9也算不出来了，他在台上走来走去，嘴里咕噜着7×9、7×9……足足有十分钟左右，台下学生、老师都在笑他，他忽然一拍台子说：“不去管它了，反正小于100，大于50。”，引得哄堂大笑，又继续推导下去了……
我在大学讲课时，曾有一段时间对用控制论、信息论观点研究生物、医学和心理学感兴趣，因而看了一些有关控制论创始人罗伯特(维纳）（NorbertWeiner）的书，回家时我问他认不认识，他说：“怎么不认识，很熟，他创始了控制论？我小看他了！”苏步青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他在国外访问中遇到过维纳，维纳向他询问起我父亲。其实，父亲就连回国后跟玻尔的接触，他也没有同我们谈起过，只是玻尔的儿子以后提起时，我们才了解此事。
父亲之所以很少谈（更不用说档案里填了）这些世界级的科学家，根据我对父亲的了解，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父亲不喜欢借别人抬高自己；二是，他并不觉得他们有多高，觉得这些人都很平常，没什么好谈的；三是，这可能也是父亲最大的缺点，就是自视过高，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这么说，可能又要被许多人骂了。但我想，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
PART 04
一张“欠条”所牵出的一段情意
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欠条”。“欠条”的原文是：“束星北于1958年10月起每月当时只发生活费20元，59年起由表兄严仲简（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授）每月津贴30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共六、七年达二千八百元。欠山东大学周北屏教授200元。其他零星欠债（如科学院王淦昌教授）多系赠送性质，就不一定还了。欠山东海洋学院房租约数百元。”欠条写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信笺上，时间应当是在他调到一所的1978年以后补记的。
这张“欠条”真实地记录着，在父亲最困难时期曾经给予我们家资助的亲友的名字和款数。至于房租的事，不知何故自文革我家搬到登州路一小房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收过房租。父亲还一直记着此事，不愿欠各方的钱，包括公家，而且可能是别人已经忘了的事。
名列第一的是严仲简伯伯。这二千八百元钱，对现在人来讲，似乎不算什么，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我们家来说却是一笔救命的钱。它牵出一段人世间最温暖的情谊。严仲简是我父亲的表兄，我的祖父是他的亲三舅舅。祖父当年是南通张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本人也是一个企业家，心地非常善良，他不仅悉心培养自己子女，而且也培养了早逝姐姐留下的两个儿子（即严伯放、严仲简）。严家两兄弟自仲简伯伯九岁时母亲去世后就到了南通的三舅舅（即我的祖父）家里，由其抚养。他们兄弟先后毕业于南通纺织学院，又分别由我祖父送到英国和美国留学，他们学成后均回来报效祖国，从事纺织事业。严二伯伯即严仲简曾任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教授。此后，我祖父关爱后代、为国培养人才的美德深深地影响了严束两家的后辈。严伯伯长我父亲12岁，平时联系不多，但感情很好。我父亲对严伯伯评价是“忠厚、实在、心地善良”。他的女儿们更提到他一贯对困难的亲戚甚至同事的帮助，总是尽力而为。有时一时拿不出钱时，还会答应下月发工资后再借，有的还会被接在家中吃住很长时间。其乐于助人的事例是数不清的。严伯伯对我父亲的评价是“聪颖过人，才华横溢”，他常对子女们说的例子是：“中国第一台雷达出自他的手”，“是对国家大有用处的人才”等。
1958年当严伯伯得悉我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全家每月仅靠20元维持生活的消息后，有一天，他对严伯母说，他晚上梦见三舅了（即我祖父），向他提到我父亲。其实，很可能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原因。从此，他毅然从自己一个普通教授的工资中，每月拨寄30元资助我家，在当时真可谓是“雪中送炭”啊！但是，事后不久就被他的单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知晓。院领导严厉批评严伯伯立场有问题，并坚决阻止他“继续资助右派分子束星北”。严伯伯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处境犹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而我父亲得知此事后，也怕自己牵连他所敬重和热爱的表兄，更怕影响严伯伯子女的政治前途。于是一再写信，让他停止给我们家寄钱。这时如果仲简伯伯因此而中止对我家的资助，绝对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他却决定采取改变方式的断然措施，继续资助。记得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去，郑重地对我讲，为帮助我完成复旦大学物理系学业，以后让我每月到他家去拿30元钱，并星期天一定要到他家去吃饭。从此后，每个月我去他家拿到30元后，留出18元钱作为我的生活费，剩余的12元钱全寄给我在青岛的父母。且将每星期天到他家吃饭，学校退给我的星期天的伙食费，作为我的零用钱。我当时离开青岛的家，独自在上海学习，又顶着“极右分子的儿子”的精神压力，在经济上也极为拮据。严伯伯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我外，还经常和我谈家常，甚至与我一起到公园散步，使我感到宽松、舒适和温暖。此外，他最关心的，还是我的父亲，让我转告父亲“要少说话，注意保护自己”。这样一直持续到1965年我大学毕业。其实早在1960年时，父亲的工资已改为每月85元了，父亲就一直要求严伯伯不要再给我家寄钱了。但严伯伯可能考虑到我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在上学，却仍继续资助我家，直延续至“文革”前夕，当他本人也已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摧残时，才不得不中止与我家的联系。严伯伯对我们家恩重如山。
在此，我也一定要提及王淦昌先生。王先生多次要给父亲寄钱，而且表示我大哥越新结婚的费用由他支付。可是父亲实在不愿牵累他的挚友，谢绝了。但王伯伯送给父亲的一件银灰色的毛衣，却在父亲身上穿了长长的二十几年，伴随着他走过了风风雨雨。直至他去世前，毛衣的袖子虽早已破烂，但却始终不让我妹妹扔掉。
一张看似普通的“欠条”，却表达着父亲的一颗“感恩的心”，以及前辈们在患难之时的相互关怀和支撑的精神。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亲友，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国家的兴盛，尽力培养人才和保护人才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们的行动。
如今，前辈们虽都已离世了，但这种传统的美德，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去思考，去传承，并延伸到全社会，让未来的世界更加充满和谐、美好和光明。
对于父亲我有太多的回忆和太深的感情，难以用这短短的篇幅表达清楚。只好将一些我认为旁人可能不会了解的片段写出，也了却我多年来的心愿，并以此来寄托我对父母亲的思念之情。再者，我个人认为，父亲束星北也算是第二代的自然科学家，他们身上既具备着中国传统文化“忠、孝、義”的教育，“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信念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他们又接受过西方严格的系统的现代科学的训练。使他们对自然科学有严谨的追求，对“是非”难以模棱两可。我更希望我的文章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并了解这段历史。已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原标题：《束庆星：回忆父亲束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