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子兴｜重新发现现代：伟大世纪的戏剧与人性
《伟大世纪的道德：法国古典时代的文学、社会与伦理》，[法] 保罗·贝尼舒著，丁若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1月出版，321页，78.00元
如果只读书名，我们会以为：《伟大世纪的道德》是一本道德哲学著作，而非一部研究戏剧的文艺学论著。当然，这很可能是作者保罗·贝尼舒（Paul Bénichou）的“狡计”。他想借此方式凸显文学与道德、戏剧与人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诱导读者思考由戏剧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与道德意识。不过，正如戏剧要呈现时间的流逝与情节的发展，保罗·贝尼舒的这部作品也着力展示道德民情在时代舞台上的微妙变化。他旨在钩沉打捞“伟大世纪”的精神史与社会史，并通过观念与经验的纠缠，在思想与事实的辩证运动中追问历史的遗产及其超越时代的价值。
双重表演：戏剧与社会
保罗·贝尼舒通过“对古典时代人本主义的思考”收束总结全书。在这篇《思考》中，贝尼舒较为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说得明白，叩问历史是为了思索当下，而“观念的意义”则是连接古今的桥梁（301页）。更明确地说，“古典时代在今日仍显得伟大，是因为它发展了一种赋予了人类其真正价值的道德哲学。这个时代的人本主义最早依靠的是古代传统，并且声称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已经塑造好的模型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模型。但它也扎根于欧洲近代世界本身”（312-313页）。古典时代的人本主义道德哲学披着“古代的外衣”，却孕育出一种“新的力量”，展现出自己的现代性（313页）。
保罗·贝尼舒
在保罗·贝尼舒看来，伟大世纪孕育出新的观念：“人类与自身和解，并在每一个成员身上找到其全部价值。”（320页）于是，粗暴的行为不再受到推崇，人们对伟大的概念认知遭到颠覆，使之符合对人性的尊重。这一人本主义道德哲学观念“在我们如今的时代仍然具有价值”，甚至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321页）；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人性的侵蚀恰恰伴随着进步道路的堵塞，生活的收紧催生了对人的鄙视和对虚无的推崇”（同前）。所以，“伟大世纪的道德”仿佛一面观念的魔镜。通过这面魔镜，我们可以看到“文明之人”观念的起源，它所经历的反动、巩固与发展。借助这面魔镜，我们也拥有了一个自我反思的参照，从而映射出现时代的缺陷与疑虑。甚至，在我们揽镜自照时，我们也能克服对人性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所以，在《伟大世纪的道德》这部著作中，人本主义的道德哲学才是作者的核心关切。不过，作者明确拒绝了纯粹的非历史的观念研究，而是反复追求思想的社会史意义。“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这个思想背后的意图，在于它会导向的行为，在于它提倡或反对的价值的性质，而不是在于它对思辨的陈述。没有这个道德的陪伴，便没有思想，前者是活跃的后续，对它的研究比对内容的思考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理论。”（106页）社会史既是思想与观念的语境，也是划破历史夜空的火光——它能够照亮道德思想与观念体系之源头，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其用途（311页）。值得注意的是，《伟大世纪的道德》有一个副标题“法国古典时代的文学、社会与伦理”，这个副标题无疑强调了探究道德思想（伦理）的社会史进路，但也给读者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文学与社会有何关系，或者，对伦理道德的社会史溯源为何借助于戏剧分析这一文学手段来实现？
皮埃尔·高乃依
对此，保罗·贝尼舒也在书中做出了专门的分析。在论述“高乃依式的英雄”时，保罗·贝尼舒强调：“高乃依的戏剧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表演，因为它所表现的伟大在生活中已经是一场演出，随后才在舞台上被再度表演。观众参与了两场宴会，一场是社会的，一场是文学的。”（20页）文学盛宴指的当然是舞台演出给观众带来的艺术享受。在文学的盛宴中，观众与舞台之间保持着某种疏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观看一场演出，舞台呈现的是精彩但虚假的故事。然而，社会的宴会则强调观众的投入与参与。舞台表演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它既要借助古老的历史，也要能唤起当代人的激情。在高乃依创造的英雄故事中，诸位英雄人物的生命价值“在于直面大众评判并战胜之”（19页）。他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要着力表现自己的崇高、伟大，并唤起民众的崇敬。他们原本就需要观众。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英雄人物的观众生活在罗马或罗马帝国的行省。但在演出时，他们的评判者只能在观众席上。这时，观众的身份便有所分化：他既是坐在观众席上的肉身，又是借助想象进入戏剧场景，成为剧中人的旁观者，以及伟大的英雄品格的评判者。观众入戏时，他们与剧中人物的情感互动便再现了社会本身。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观众与剧中人物并不处于同一时代。时代与环境的差异也赋予他们不同的习俗与民情。观众入戏，参与剧中人的喜怒哀乐，并评判其行为与品格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古人。他无法突破自己的时代，甚至无法突破自己。他只能带着真实的自己进入想象，依据真实的情感来加以评判，表达自己的感动。所以，观众与戏剧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只能再现观众自己的社会，即戏剧舞台所在的这个社会。高明的剧作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必须将时代精神注入历史故事，让角色满足观众的期待。所以，剧中人所在的社会与戏剧舞台所在的社会应该是同一个。前者尽管披着古代历史的外衣，但它仍然表达着现时代的社会精神。
保罗·贝尼舒强调戏剧的时代色彩。在他看来，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结构的变迁，乃至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一定会在剧作上有所反映。例如，谈及贵族与王权斗争对高乃依悲剧的影响，保罗·贝尼舒写道：“人们都知道十七和十八世纪表达贵族反对态度的政治文学，但是人们很少想到在那个时代的纯文学作品中——悲剧、诗歌、小说——寻找贵族骚动的影子。如果说贵族的抵抗和起义没有对文学构思人生或理解善产生任何影响，如果说文学没有接受到任何回应，这才是十分令人惊讶的。”（67页）所以，在他看来，戏剧，尤其是享有盛誉的经典剧作与剧作家，是时代精神与社会意识的标本。它们表达出社会的“普遍感受”与公众的“普遍倾向”。戏剧再现了当时的社会，也因此记录了当时的社会。于是，通过对戏剧史的研究，我们也能获得一种社会史的视野，进而能够查知道德意识的演变。于是，通过对法国古典时代戏剧的历史解剖，我们也能深刻理解人本主义道德哲学的社会土壤，及其文学表达。
三种道德：戏剧与历史
在伏尔泰笔下，高乃依、拉辛与莫里哀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戏剧三杰（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2023年，479-483页）。他们的剧作受到杰出人物欣赏，令英雄落泪——“使伟大的孔代钦佩得热泪纵横”（同前，481页）。他们激发了这个时代“散文作家的才能”（同前，479页）。他们塑造了法国人的心智，“教本国人民如何思考、如何领会、如何表达思想”（同前，481页）。甚至，他们还是“上流社会礼仪的创造者”（同前，483页），影响了人民的品味与礼俗。
伏尔泰著《路易十四时代》
与伏尔泰的论述相应，保罗·贝尼舒也将高乃依、拉辛与莫里哀三位经典作家的戏剧当成伟大世纪的文学与道德路标。他发现，这三人虽然大体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它们的作品却展露出三种不同的道德，也展现出时代精神的三重面貌：
十七世纪拥有几种不同的道德，它们在不同情况下相互对立或相互联系，想要简化的话，首先至少要区分为三点：一种英雄主义的道德，它为本性走向崇高开辟了道路并且定义了其条件；一种严格的基督教道德，它将整个人的本性归为虚无；最后是一种上流社会的道德，它既不抱幻想又不觉焦虑，拒绝人的伟大却也不剥夺人的信心。同时，社会影响的问题变得复杂了，封建社会的法国和近代社会的法国之间的著名对立显得不足，需要描绘更加详尽与复杂的势力图。不过，一场幸运的相遇，或者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的话），事物发展的规律使我们刚才定义的那三个基本概念以几乎纯粹的形式出现在了十七世纪最伟大的三位道德家身上：高乃依、帕斯卡和莫里哀。（第4页）
帕斯卡并不是戏剧作家。但是，由于拉辛与波尔-罗雅尔修道院的特殊关系，他将詹森主义的基督教道德融入了自己创作的戏剧当中。所以，他与帕斯卡一样，都是这种道德的代表。实际上，保罗·贝尼舒也将詹森主义道德（包括对帕斯卡的讨论）与拉辛放在同一个论述单元，即《伟大世纪的道德》第四、五、六、七章。这一论述结构无疑凸显了詹森主义对拉辛的影响，仿佛拉辛的悲剧是对詹森主义的文学表达。
所以，《伟大世纪的道德》不仅以戏剧为研究对象，它本身也呈现为一种戏剧的结构。作者将其论述呈现为一部三幕剧，试图呈现出伟大世纪道德观念的碰撞，并探寻在社会和历史中绽放的普遍精神。保罗·贝尼舒以人性与历史为舞台，以英雄道德、基督教道德、上流社会道德为主角，既着力展现历史世情在伟大世纪的演变，也深入探讨人、社会及普遍价值间的关系，从而呈现弥漫在社会史中的普遍精神。
高乃依的悲剧表达出存留在十七世纪绅士心中的英雄主义、勇敢、伟大、忠诚和理想爱情的古老观念。他从封建价值中汲取灵感。“在封建社会衰退后的很长时间里，曾经陪伴着它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仍旧活跃。过去的社会机制是逐步变化的，没有经历过暴力革命，贵族的自我主义、探险精神和对夸张以及高尚的喜好从未彻底消失。高乃依的时代正是近现代社会中那些古老贵族道德的题材重获强烈生命力的其中一个时期。”（12页）在高乃依的悲剧里，“所有人物几乎无差别地拥有对伟大的强烈热爱以及对自己大加赞扬的倾向”（16页）。他们追求权势、地位、战绩。一言以蔽之，他们追求“荣誉”。不仅如此，这种对“荣誉”与自尊的追求也可以转向内在，转化为对卓越德性的追求。高乃依的英雄从始至终都在歌唱自己，他们始终颂扬和宣传自己的贵族美德。在《西拿》中，奥古斯都通过谅解敌人来展现其慷慨宽仁。英雄式的自我抱负也因此变得更加纯粹，成为对尊严和优越性在精神上的认可（36页）。此外，高乃依还着力寻求高尚情感与爱情的和解，“伟大的灵魂只有在爱情与更为高贵的情感相匹配时才会让爱情发挥作用”（52页）。
高乃依著《西拿》
高乃依仿佛贵族道德的代言人，他的“修辞”应和着活跃在他那个时代的舆论。在他的戏剧中，英雄们交口称颂的荣誉和宽仁也有其政治意蕴，那是贵族用来反抗王权、制衡专制的精神武器。他将封建社会的荣誉法则放在国王的权威之上，毕竟“荣誉永远都不会是奴役的陪伴者”（67页）。高乃依笔下的贵族充满欲望、激情澎湃、骄傲自负。他揭露出人性的冲动，以及对高人一等的优越性的渴求。然而，他的悲剧也在调和人的自我膨胀与美德，使之能够和谐相处（63页）。高乃依构想的英雄具有“比本性更伟大的本性”，呈现出“半神”的特征（134页）。高乃依式的崇高表达出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本主义道德：自我认可自身，并且朝着善的方向让自己更高尚（64页）。
在十七世纪后期，路易十四式的绝对君权获得了胜利，而贵族阶级的古老英雄主义理想愈加过时。在路易十四朝的道德文学中，悲观色彩逐渐成为主流。詹森主义的有效恩典理论产生深刻影响，浸润了整个路易十四时代（170页）。詹森派教义与高乃依式的荣誉截然相反：高乃依的所有作品都在赞美人的“美好行为”；而詹森派则认为，“堕落的人不可能伟大，其判断不可能清晰”（117页）。他们重新为荣誉命名，把它称作自私、“自爱”。他们消除了自豪的理想化的抱负，吹散了统治欲围绕在自己身上的虚幻光环（139页）。詹森主义孕育了帕斯卡及其《思想录》，也因此在思想史上留有一席之地。帕斯卡的辩证法加深了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最终孤立了本性的欲望，用无法补救的方式将它与一切理想性的操作隔绝开”（131页）。
詹森主义的社会史意义在于，它在批评人性的同时也向贵族英雄发起了冲锋。詹森主义与贵族理想之间的道德争论则“浓缩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史”（150页）。詹森主义道德拒绝承认不同情感的高下等级之别，进而批评不同人之间的贵贱之别。“詹森派或者有詹森主义倾向的道德家将人归结为一种盲目而并不独立的情感——后者与我们对自由和理性的认知毫不相容，将人完全归于原始的自然，其生命、欲望和行为只是与其他事物相连的一个片段，它们最终真正消解了人们企图将一切建立在其之上的自我。”（137页）
于是，拉辛的悲剧仿佛是一种相遇：他既是一位悲剧作家，又是一位詹森主义者。他将一种新兴的敌视崇高情感的本性主义精神注入到“传统上充满崇高情感的文学体裁”中（179页）。
让·拉辛
在拉辛的时代，观众习惯于在剧场欣赏伟大的行为、罕见的思想与微妙的情感；所以，悲剧主人公必须是“伟大的人”，是显贵、国王或王子。悲剧体裁规定了他们是唯一配得上悲剧的人物（180页）。然而，拉辛给悲剧传统带来了“真正的革命”：他抛弃了英雄主义与温柔爱情这两大贵族理想主义的产物。拉辛不再用强大的诗意美化“对激情的真实描绘”。拉辛向观众展示在道德层面同普通人相似的君王。在他看来，贵族理想主义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伟大”。他在异教神话中找到了那种“没有目的的伟大的原型”，并利用古希腊神话来揭露“这种由本能的腐化孕育的不可思议的东西”（213页）。
在他的笔下，贵族不再歌唱自己，而是频频发出丧失权力与幸福的哀叹（210页）。拉辛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充满了强烈的悲观力量，流露出詹森派虚无主义的影响（215页）。与高乃依的主人公相比，拉辛悲剧的主人公总是被激情和欲望左右，并陷入左支右绌的痛苦境地。他们仿佛缺乏真实的自我理解。他们的高贵与美德没有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拉辛笔下，社会显赫地位与道德价值的融合被粉碎。拉辛继承了历史悠久的悲剧传统，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摧毁了这个传统。
莫里哀
虽然拉辛的悲剧才华受益于宫廷的培养，但他的作品却表达出志在摧毁贵族道德的市民精神。与之相反，尽管批评家试图在莫里哀的喜剧中寻找市民阶级的普遍观点，但他的观众确实是宫廷与贵族。莫里哀以戏剧的方式表达了宫廷文化的平衡，他的道德原则也呈现为“一个稳固而机敏的美德混合体”（255页）。莫里哀的戏剧流露出浓烈的世俗精神。他将“上流社会人士的轻松哲学和平民的理性常识联合起来，一起嘲弄虔信者真诚或者虚伪的腼腆、忏悔的姿态和具有攻击性的狂热”（289页）。莫里哀在剧中嘲弄过分虔敬之人，充分肯定人们“对世俗之美的爱”。他仿佛宣告了十八世纪的思想和语调。莫里哀的作品展现出一种矛盾：一边是人性领域向享乐和信任方向的蔓延，另一边是与之相伴的对野心的限制。然而，在面对无法避免且必须接受的秩序面前，这一矛盾又辩证地统一起来。在莫里哀的喜剧里，伟大的抱负遭到否认，关于高贵与低贱的概念本身得以消解，一切事物变得平等。于是，“人的高贵只存在于人和他的境遇之间最高雅的和谐一致中”（308-309页）。在莫里哀喜剧产生的笑声里，对命运的顽固担忧也消散在“认为欲望和事实可以和谐存在的想法”中（309页）。
莫里哀无疑同时嘲弄了贵族道德与基督教精神，为法国宫廷引入一种思索人性的世俗眼光，乃至富有活力的商业社会伦理。保罗·贝尼舒在莫里哀身上找到了为自然欲望正名的胆魄，和对意识的带有怀疑的消解（309页）。他强调莫里哀喜剧的前卫特征，认为它们“领先了它的时代一百年”，并“可能超越作者的目的”（289页）。在保罗·贝尼舒笔下，莫里哀仿佛是商业社会的先知，他在精神上预告了十八世纪的来临：“这种通过使价值的平等而解放生命的道路，在十八世纪更加宽阔，它最终扩大成了针对整个人类的宽广的多重道路。”（309页）
通过对三位剧作家的分析，保罗·贝尼舒也打造出一台道德观念大戏。在人性的舞台上，时代精神扮成不同角色上场，演绎英雄道德、基督教道德，以及上流社会道德的争论与更迭。尽管高乃依（1606-1684）、拉辛（1639-1699）、莫里哀（1622-1673）大体生活在同一时代，甚至莫里哀较拉辛更为年长；但在写作上，保罗·贝尼舒却将他们的道德观念呈现为一部三幕戏剧，也呈现为精神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叙述的编排次序上，莫里哀位列高乃依与拉辛之后。这一次序仿佛表明：就道德原则而言，莫里哀的喜剧辩证地总结与转化了高乃依与拉辛的悲剧，进而塑造出一种新的精神。自然，当作者一再强调莫里哀与十八世纪之间的关联时，他便暗示了这部著作的精神史意涵。保罗·贝尼舒的论述或许呼应了伏尔泰的感慨：“这个时代的奇特命运使莫里哀成了高乃依和拉辛的同代人。”（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482页）
一个舞台：人性与现代性
《伟大世纪的道德》带有论战意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布吕纳介（Brunetière）为代表的一众学者确立起一种流行观点。他们摧毁了“伟大世纪是一个明朗而一致的整体这一传统观点”，主张十七世纪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学——崇高、出色、充满浪漫传奇的文学，以及关于本性和真理的文学。一方推崇理想并展露出宏大的想象力，另一方则推崇真实并注重寻求真理的辨别力（第2页）。人们若对此观点加以引申，便可将此两种文学的对立上溯为两种精神和两个时代的对立，进而“将十七世纪描绘为封建制度和近代社会之间的最后道德战场”（第3页）。在保罗·贝尼舒看来，这一观点并未切实把握十七世纪思想碰撞的要义，这一二元对立的表达过于简单，其阐释也过于粗略。
既然“任何时代都是不同力量和相反思想之间的战场”（第2页），那么，将一个世纪区分为两种对立氛围并无多大意义。十七世纪是“最为公众所熟知的文学世纪”（第1页）。文学是道德观念的载体，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所以，文学作品展现出来的道德思想植根于并影响着人的生活及其社会关系。为了恰切而真实地理解这个世纪的文学与思想，保罗·贝尼舒转换视角，由修辞风格转入道德观念。他借此向读者阐明：十七世纪的道德文学仿佛一部思想和观念的戏剧，它们以社会与权力结构的剧烈变革为历史背景，以人性为舞台，让道德观念像戏剧角色一样相互碰撞。“十七世纪的所有思想碰撞一旦到达某种深度或某个范围，其最终的对象都是对人性的考量。这个时代作家的定位依靠的不是他们偏爱美还是真，而是他们给人的美德——广义上的价值、力量或高贵——赋予了多重要的位置。”（第4页）十七世纪文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道德观念上的差异。在人性这个共同的舞台上，道德观念粉墨登场，呈现人们对社会现实与普遍价值的思考。于是，保罗·贝尼舒打破了理想与真实、封建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展现出更加丰满多元的道德面目，及其围绕人性展开的争辩与思考。如果说封建制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战争体现了一种革命思维，道德观念的戏剧化演绎就是一种历史演化逻辑。当保罗·贝尼舒重新解释文学的世纪时，他便也在重新发现现代性。
重新发现现代性的第一步是重新发现高乃依的激情。在观念正统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眼里，高乃依的剧作展现出一种清教徒式的崇高。这种观点影响深远。长久以来，大量普通读者都将高乃依视作严肃的古典作家，认为他的作品承载着“违背人性的道德得体”（第8页）。拉布吕埃尔等人便认为，他的剧作虽令人精神振奋，但让心灵变得冷淡（第9页）。保罗·贝尼舒将此刻板印象归结为时代错置的结果。在高乃依的时代，《熙德》令观众“震颤”“战栗”（第8页）；但到十九世纪，人们却难以把握高乃依作品中的激情。在这三个世纪当中，法国由贵族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灵感早已变得老旧。他的作品也遭遇了经典化可能产生的不幸：他只在身后投下一个浅淡且刻板走形的影子，少有人真正深入其作品，用心品味其情思了。
所以，若要真切地理解高乃依，我们就要回溯其道德理想之源流，回归其剧作的历史语境。保罗·贝尼舒反复强调，高乃依的时代正是近现代社会中那些古老的贵族道德题材重获强烈生命力的一个时期（12页）。向文艺复兴与古希腊罗马源泉的回归重燃了贵族的自我，于是，贵族价值也以更加现代的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胆肯定。“古老的贵族道德在没有脱离其源头的情况下被新的光芒照亮，它与我们的道德更加接近。”（14页）
在贵族道德的视角下，我们能够理解高乃依作品中充满的激情。他的英雄角色追逐野心、爱情与荣耀，追求“成功的光环、力量的飞溅，即一切胜利激发的尊崇”（18页）。他们也激发起观众的愉悦、恐惧与希望。甚至，慷慨宽仁也并非基于意志对欲望的压抑，而是基于冲动与善福的和谐。慷慨宽仁等卓越美德彰显了更为高贵的荣誉，它们是人性在更高维度的实现。不仅如此，通过将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与美德融为一体，高乃依刻画的爱情也与美德融为一体。高乃依式的崇高是围绕人性演绎出来的贵族道德，它给予人性以充分且乐观的肯定，而非压抑。
拉辛的创作延续了古老的悲剧体裁，但他将“詹森派的影响与凡尔赛年轻宫廷的喜好”融合起来，为之注入了新的道德灵魂。拉辛以悲观笔调刻画人的内心，刻画其自私、欲望和虚荣，展现人的腐败无力。他切断了贵族地位与美德之间的关联。“无限的王权和原始的本性从此共同存在于一种新的、充满忧虑的混合体中”（215页），其命运也完全托付给了“隐蔽的上帝”。保罗·贝尼舒引用海涅对拉辛的评价，认为他熄灭了中世纪的情感，发出了一个新社会的声音，并称得上是“第一位现代诗人”（216页）。
莫里哀仿佛调和了高乃依与拉辛，既不像高乃依那样寻求德性对激情的超越，也不像拉辛一样发出对人性的哀叹。他充分承认并信任人性的不完美，采取“最平静也最含糊的解决办法”来摆脱苦难：他拒绝人的伟大抱负，并把人生变成一场消解一切焦虑的游戏。于是，莫里哀的作品充分肯定世俗的享乐，为人与具体境遇间的和谐赋予一抹迷人的高贵光晕。
从高乃依到莫里哀，人性中的激情、欲望、冲动得到越来越真实的刻画，现代性道德也逐渐从关于人性的思考中生长出来。在人性的舞台上，英雄道德、基督教道德、上流社会道德逐幕上演。这部道德观念大戏也演绎出了一段关于平等的精神史：贵族的伟大崇高被社会平等取代，社会平等又被价值平等取代。至此，古典时代的人本主义道德得以完成。当然，通过对十七世纪文学的道德解剖，保罗·贝尼舒勾勒出一段历史进程，呈现出人本主义道德的演化脉络。实际上，这段进程还能向过去与未来延展。人性与道德是沟通古今的恒久的问题。在人性的舞台上，我们需要上演自己的道德戏剧。《伟大世纪的道德》潜入法国古典文学的水底，考证出那股奔涌至今的观念洪流。它构成了我们理解自身的基本语境，或者，它也能为我们自己的角色塑造提供信念与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