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破圈引共鸣，“南方以南”何以生长新故事？

2026-05-30 14:35

广东

一部小成本、小制作的方言电影在上映1个月后票房突破10亿，豆瓣评分达9.2，在社交媒体上被刷屏讨论，《给阿嬷的情书》一跃成为2026年最具关注度与话题性的票房口碑双丰收之作。

这部最初以“潮语片”为标签被认知的作品，又一次引发了观众对“南方以南”的潮汕地区的关注与讨论，随着电影的热映，它也冲破了地域性的标题，成为一个引发普遍共鸣的故事。

南方何以生长出如此多新故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南方？新的南方故事应该怎样被书写？

在文学中，这些问题在“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下被关注讨论，杨庆祥教授在其新作《必将有人重写南方》中对“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厘清，也经由诸多作家作品，呈现出当下南方书写的纵深图景。今年1月，杨庆祥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谢有顺，作家黄灯以“新南方写作：从地方到世界”为主题，围绕文学中的南方经验的书写、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南方作为一种视角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以下为对谈实录。

黄灯各位读者，我们特别开心有这个机会，以杨庆祥老师的新书为抓手，说一些我们自己想说的话、也比较关注的问题。杨庆祥老师今天也带来了新书《必将有人重写南方》，这个书名有一种特别确定性的自信，主体性是非常强的。我们三个人都是有南方经验的，在我们讨论书里的具体问题之前，可以先简单讲一下自己的南方经验。

杨庆祥我一直认为我是南方人，但从地理的界线来看，其实不是，我老家是安徽安庆的，如果以长江为界分南北的话，我是江北，我就在长江边上，但我是在江北。如果以淮河为界，我就是南方人。如果按照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划分，南方其实是不太确定的，何处是南方？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被不断追问的问题。无论是江南、江北，南方、北方，它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地理的，同时又是文化的，文化认同是很重要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南方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楚人”，楚国肯定就是南方。从文化谱系的建构上来看，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一个是《楚辞》，诞生于南方，另外一个是《诗经》，诞生于北方。中国文化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有这样南北对峙或者对话的传统。

我长于江北，长期在北京读书、生活，但常怀一颗南方之心，我的新书序言叫“穿过南方之心”， 2006年我第一次来南方，我第一站到的是东莞，那种在南方的初体验充满张力。那个时候是东莞最繁华的时候，大量的年轻人在广东聚集。1990年之后我们安徽人打工，基本上都是去广东、福建。我的高中和初中没有升学的同学基本上都在广东，尤其是以东莞为中心，他们现在基本都是小企业主。当时我在东莞待了一个多月，提出“新南方写作”最早的初心可能从那时候就埋下了。

我觉得我看到的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生命故事，应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当然这个写作的主体不一定是我，而是那样一些生活在南方的人。黄老师是从湖南来，谢老师是从福建来，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些故事，最后怎么构成新南方叙事里面的重要变种，我认为这是需要去思考的问题。2018年，我和几个作家朋友在东莞松山湖谈“在南方写作”，后来又在潮州谈“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的出现每一步都跟南方密切相关，在各种力量的加入和配合之下成了一个潮流，它跟我的写作是密切相关的。

谢有顺尽管“新南方写作”提出后，讨论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争议，因为很难为“新南方写作”划定一个清晰的地理边界，甚至也很难命名这是哪种“南方”，这个“新南方”到底跟原来的南方（江南、中南、西南）有什么差异。但我认为，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想得很周全、严密，无懈可击之后才提出的，尤其是文学史上的大多数命名，都未必经得起概念意义上的追问和质疑。如果撇开这些概念，你会发现任何命名都有某种的预见性，它是在众多的、正在萌生的现象中，试图做出一个概括，这个概括未必精准，但是概括完了，好像这个问题确实可以做这样的归纳和探讨，“新南方写作 ”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个命名让许多人意识到，南方以南，无论是气候、地理还是文化脉络都有不一样的特质，作品特征也不一样，甚至作品中写到的海洋性、日常性可能也跟过往的作品不一样。以往说起南方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江南：细雨绵绵的江南，石板路被雨打湿之后的江南，或是苏童笔下的江南，等等。现在通过这样的阐释之后，还有另外一个类型，另外一个可能性，确实给我们观察中国文学多了一些路径和思路。

“南方”“北方”都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即便是现在的南方，可能也有很多北方的因素。五胡乱华之后，整个中华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是从北往南走，几次大迁徙都是北方往南方迁徙，我的祖上也是从河南往福建迁徙。这种迁徙本身就是一种地理扩展的过程，当然会带来文化的碰撞、精神的碰撞，碰撞之后也会产生新的文化特质和语言特质。比如，佛教是从北方开始的，往南走到广东的时候，到了六祖就有禅宗，佛教就有了巨大的变化；儒学也是发展于北方，但是一直往南走，走到我老家福建碰到朱熹，儒学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佛学的发展或者儒学的发展跟地理没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如果没有六祖在南方的生活经验做基础，他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禅宗的俗世思想，就不会觉得砍柴、担水也是修行。所以精神和文化的变迁与地理确实是有关系的。尽管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南北差异好像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大，但地理对一个人的影响、对一种文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文学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书写者，这个变化背后有什么新事物新思想，变化的路径怎么样，看出二者的差异性，然后由此发现一些文学的新质，这种观察方式还是很有意义的。

2026年1月30日，“新南方写作：从地方到世界”分享会在广州花城文学院举办

黄灯“新南方写作”这样一个概念可以链接作家的创作，也可以链接很多读者对作品的认知。“新南方写作”本身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它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地理层面的，而是相对于一种曾经的政治权力，所以“新南方写作”为什么不包括江南，我觉得可能潜意识里面把从来没有把曾经定都的南方归为新南方，因为南京、杭州那些地方对应的就是权力。“新南方”背后一个特别核心的概念就是流动性，流动性背后又是现代性经验。你刚刚谈到的南方经验，背后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这样一段经验，你在序言中写到的，你读初中的时候，你们老家的人回去，穿着喇叭裤、听流行歌，那时你隐隐约约觉得一个封闭的完整内陆在瓦解了，因为我当年也有这种感觉。

杨庆祥我自己的在地性大概在30多岁的时候才被渐渐地唤醒，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是特别害怕被人听出来我的口音，我的普通话确实不好，但我会矢口否认我是哪里人，从不参加老乡会，也完全不能接受用方言谈情说爱。我上中学是在一个小镇上，但我们当时看的录像是《泰坦尼克号》，是港台片《古惑仔》《旺角风云》，听歌曲是听港台甚至欧美的流行歌曲，我们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子，我们这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基本上是被远方建构的，不是被在地性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构了一种全球化的想象，我们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够进入到所谓的——我们当时想象的第一世界的生活里面去。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作者: [美] 冯文；译者: 常姝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美国一个学者叫冯文，他在哈尔滨做英语家教，对中国独生子女现象特别感兴趣，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唯一的希望》，他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建基于一个基本的欲望，这个欲望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的，希望通过塑造一批优秀的个体从而进入到第一世界，第一世界就是以欧美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最近我在做1990年代的研究，我们基本上是被这种价值观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上学，读好学校，最好是去美国读书。还有一种是通过消费进入到第一世界的认同。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体验，80后这代人对商品的欲望要比90后、00后强烈得多，也比70后、60后强烈得多，实际上是被商品主义和消费主义塑造过的。我到30多岁之后才意识到这背后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塑造，所以有一个重新的觉醒，也才慢慢意识到在地性的重要性，然后回过头想自己和当年那一小块地方，以及这一小块地方背后的文化之间的关联。我以前会以方言为羞耻，后来我一直觉得安庆的方言特别好，特别值得发掘，它每一个词背后的发音都有来处、去处，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我谈“新南方写作 ”的时候，特别强调方言的重要性。前几天我在深圳跟邓一光老师对话，他讲到深圳除了客家人，还有疍家人，他做资料收集时发现疍家人这么小的一个群体都有四五种方言。我认为任何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是文化的存在，这点非常重要，我一直强调“新南方写作”应该跟方言之间关联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揭示我们生命本身的形状。

这次我做这一系列的活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序言另外半句题目是“故事开始了”，我认为“新南方”这样一个区域里的故事的表达和书写现在正当其时，每一个人都值得把自己生命的经验、生命的故事书写出来，每一个人的书写都构成“新南方”的一部分。这也是刚才谢老师讲的，新南方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很有秩序的概念，不是的，它是完全打开的容器，每一个人写作的人，在座每一位老师拿起笔来写你生命的故事，你就构成“新南方写作 ”的一部分，无数的他者、无数的自我在这里汇聚之后，就构成文学意义上、文化意义上、人类学意义上的“新南方”，这个特别重要。

2026年1月25日，“新南方，新故事”分享沙龙在深圳福田图书馆举办，对谈嘉宾：邓一光、杨庆祥、蔡东

我跟邓一光老师对话时，他说“新南方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应该仅仅是从文学写作、艺术写作的角度去讨论，它应该讨论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装置，让每一个个体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当时深圳来了很多读者，他随机问“你从哪里来”“你有没有思考过自己跟深圳这块土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家都有点茫然，但他们都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年轻人都想写自己的家族历史，怎么从北方到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邓老师说“你不一定能写出非常精彩的小说、话剧，但是你通过这个方式理解了你自己，理解了自己的父母亲，他们为什么要到南方来，理解你跟这个土地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黄灯老师写的《我的二本学生》，也是关于这些学生在学习、就业、长的过程中，他们跟地方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新南方写作”非常重要的指向。

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黄灯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谢有顺这四十多年确实贡献了很多新故事、新经验，这是一个值得文学书写的大领域。这些新故事、新经验，很多就是发端于南方，发端于东莞、宝安这样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晋江、石狮这样的地方。比如说迁徙的经验，古代确实有因战乱而迁徙，几次中原人往南方迁都是因为战乱，但是从未有一个历史时期出现过像这几十年数这种状况，有数以亿计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流动，不是被迫，也不是战乱，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东莞最近的口号叫寻找“两亿分之一”，四十多年有2亿多人次在东莞打过工、生活过，这是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流动当然会来新经验、新故事，南腔北调，各种菜系、方言、口音、文化，碰撞激荡之后一定会产生新的东西。这种新经验，这种连根拔起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工作的经验，以前不是说没有，但从未这么大规模出现过，这是不是会改变我们对地方的理解？在广东，在东莞和深圳，主导这个地方发展的、主导这个地方文化叙事的都是外地人。深圳像岭南吗？我觉得深圳不太像岭南，真正的岭南人没多少，深圳这个城市有很多北方的东西，基本的构成都是外地人，那这样的地方性和地方文化有没有在变化？当然在变化。这些人在此生活之后就会有认同，甚至慢慢地会习惯，习惯了之后会同化，同化之后会带回去。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沈阳朋友夏天来广州，住了几天之后，他说“我受不了，我要回去”，每天出去就是热浪扑过来，关键的是他跟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们为什么洗澡叫冲凉了，就是太热了，冲凉一下，每天冲两三次”。每天洗澡这种观念是不是从南方传到北方去的？像早茶、晚茶这种观念，甚至连夜生活都是从南方过去的，因为南方暖和，晚上再晚出去还可以消费，现在北方也有很多夜经济、夜生活，都学自南方的。这种交流本身也可以反映地方性的丰富与阔大。

四十几年狂飙突进的变革，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观念、思想也发生剧变。我们讲到“新南方”的时候，其实是对对新的、不同故事的讲述，是对一种不同经验的确证。同时，可能也有不同的讲法，北方作家比较重视家族史、百年中国，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厚重的主题性的东西，这个可能是他们讲故事的习惯和方式。但南方更日常、更具体、更肉身、更细碎、更有烟火人间，当然也更潮湿、阴柔，这也影响到南方作家故事讲述的方式。有了新的经验和故事，又有不同的对故事和经验的讲述，文学肯定是在发生变化。

有时候，文学的理解是一种印象主义式的，“新南方写作”可能也无意要对其外延、内涵做非常清晰的界定，但是通过一个命名和概念的提醒，让我们意识到文学在发生变化，意识到这个新的经验和故事如何被书写和讲述的时候，这就值得重视了。因为有这种提醒，会有更多自觉的自我归类、自我认同。有些作家放弃了他的所长，被流行的写作风潮所影响，但未必写得好，其实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自我确认。当我们告诉他：你可以站在你的在地性上，站在你生活的土地上，你可以研究你的生活，你可以观察你周边的人和事物，你可以写属于你的经验和故事。有了这种命名的提醒，有些作家就会开始找寻自己的边界。我一直认为好的作家要有边界感，不能无限扩展，要找到自己的根据地，找到自己进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式（包括方言的词汇和视角也是语言）。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提醒之后，比如说你就是南方人，又生活在南方，又有很多新的经验和故事等待你去发掘，你站在这样的地方，讲好这样的故事，写好这样的生命体验，你也有可能成为好作家。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电影中，油柑、橄榄、无米粿、咸猪肉、木棉花、英歌舞、侨批等地域元素脱离符号意义构成了极具特色日常生活

黄灯我在深职院教书时，带学生做非虚构写作，我认为每个孩子要理解自己的位置，你为什么到深圳来？每个不同的个体到了同一个地域，他的生命故事发生了什么改变。一定是可以和背后的时代链接起来的。无论是是新南方写作，还是发生在“新南方”的其他艺术，都是如此。书中有提到“五条人”的歌曲，广东最近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说唱人揽佬，歌曲的播放量是达到几百亿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的影响力，还包括最近火热的歌曲《嘉禾望岗》。广州90年代的时候地位也和它的流行文化有关系的。庆祥老师刚刚讲到自己的南方经验，他的地理位置如果以长江划分的话，确实有点像北方，但事实上也是南方，那里属于湖区，跟我们洞庭湖是一样的，我刚好是岳阳人。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讲们的成长背景差不多，都是属于湖区长大的。我们生活在地方在传统文化解构的程度上，我认为比岭南彻底一些。我想新南方的建构可能也来自于那个没有被破坏的南方，在文化上面是延续性特别好的南方。因为南洋和广东岭南真的像，我们看黎紫书的作品，一点都不感觉陌生，好像是在越秀区的街上写的，尽管书里面的人是印度人，但是那种价值观、人与人的交流方式都非常熟悉。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新南方写作 ”这个概念特别有召唤性、激活性。

杨庆祥前两年我去了东南亚和一些作家交流，他们也认为“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通过这种召唤能够让远离中心的写作被看见，我认为这是“新南方写作”提出的重要初心，不管你是不是作家，重要的是让你能够通过这个概念重新审视自己。

我特别赞同刚才谢老师谈到的观念，现在有很多人会陷入某种非常焦虑、弥散的状态，自我的认同也不是特别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自我跟他者、自我跟世界的关系建构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的点，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关键的“在地”，所以永远是跟着别人的观念、别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跑。尼采在很多年前就讨论过现代性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现代性一个媚俗的地方在于每个人把自己无限打开，让所有东西都占用你，你就完全变成一个被征用的对象。尼采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如果能够静坐五小时，你就离神更近了一步。为什么要静坐五小时？中国古人讲究慎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在观看你自己，在你观看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最重要、最关键的链接点，如果这个链接点没有被找到或者没有被不停的激活，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生活就是被宰制的生活，更通俗的来讲就是行尸走肉。所有的大作家、艺术家、哲人们谆谆教诲我们的就是你怎么找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链接。

这个链接也指向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以往所往理解的从“地方”开始出发到世界去，现在恰恰反过来，到世界去是为了更好回到你的“地方”，敞开自己与他者交流，最终是为了回到自己。当你把自己建构的非常有力量、有创造性时，就拥有了“原创性的心灵”，每个人都需要有原创性的心灵，我们经常装修房子装修得特别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怎么装修自己的心灵或者思想。如果你把自己“装修”成一个原创的心灵和一个有创造力的灵魂，那么你的孩子、你的亲密关系，你跟世界的关系一定会发生新的变化。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需要去学习的一种能力。

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但是如果你用的是一套流行的、陈腐的语言来描述它，你就用这个语言取消了你的生命，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状况。最好的状况就是通过这种链接，找到新的语言来书写你的生命经验。写作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这个世界重新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有价值的。

黄灯听杨老师和谢老师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种即时的表达就是此时此刻生命经验的叙述、一种现场的叙述。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一个人的内心有没有安定下来，一个人有没有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依据，就是他有没有找到一个生命的锚点。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个人跟日常生活建立链接确实非常重要，尽管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价值观。“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链接，它可以链接很多对象，它本身又是开放的，维度又特别的丰富，杨庆祥写了几篇文章，不断地补充他自己新的思考，我读他前面几篇文章，我就明显觉得这个概念一直他的心里面，他会根据自己在不同时段的理解、想法，然后不断地去补充它，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生长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别大，而且是有活人感的概念，它不像有些概念是无效的，它只是一个命名，这个概念本身是有动感的概念，所以特别有意思。

读者提问1广东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四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但是这个地方比较缺少与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迁相匹配的史诗性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呢？

杨庆祥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它不是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是改变数代人的命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南方的破冰，我们难以想象今天坐在这里谈论文学。我们还在享受这个四十年的红利。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这么一批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应该有一批写作者把这样的过程、历史、心路、独一无二的生命形状，以及它不仅是对中国，还有对全世界的贡献写出来。当代汉语写作怎么变成世界语的一部分，我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扎根还不够。南方的文化为什么还一直没有建立起相对来说那种强烈的主体和自我？就在于这个根系扎的还不够，扎的还是比较表面的，一定要扎的更深，在一个时间的横轴和历史的纵轴里面找到什么是我们的“南方”，什么是我们的新南方，我们的生命怎么在这个坐标轴里面被定位，这是未来整个“新南方写作 ”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课题。近几年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很多关于新南方的书写，所以我说故事开始了，我相信在这样的书写里面，最后能够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充满命运感、充满历史感、充满个人的艺术特征，最后能够进入到世界文学谱系里面。

读者提问2 如何判断自己的写作中有没有结构性的北方凝视与判断？

杨庆祥当下中国的流动性跟1980、1990年代的流动性不一样，1980、1990年代的流动性就是谢老师讲到流动性，我们这批人都是那个时代流动性的产物，全中国的人都是朝几个中心点移动。2000年以后开始有一种新的流动性，有人去鹤岗，有人回屏南农村，年轻人突然以一种弥散的方式进入到不同的区域，这时候就是去中心化开始，不再认同中心的叙事，拒绝到北上广深，拒绝成为社会生产流水线的一颗螺丝钉。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性展开了。北方的凝视是一个比喻，它是指来自权力的凝视，来自宏大叙事的凝视。南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价值，整个南方在中国文化史里面都是去中心的叙事，南渡、南迁、下南洋都是在一直往外面跑。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失败者”的故事，但是失败者最后的故事能够被人记住，失败者因为故事获得了主体。

读者提问3 在文学作中，旧南方文学中的潮湿跟现在新南方文学中的潮湿有什么不同？

谢有顺我们在讨论南方北方的同时，也要超越地方，如果完全执念于地理叙事的区隔，对那种模糊的、中间的、变化的东西就很难给一个定义。固然有时候我们谈论一个概念是为了让我们扎根，让我们建立一个视角，然而任何的描述其实都是取其一点，哪怕足够多的样本，但总有被遗漏的，总有这些概念无法覆盖的，但文学往往是意外，不能被覆盖的部分反而是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疏离感一直是你想要消除的东西，但恰恰这个东西是最有意思的，真正消除了之后，你反而没有这种体验了，你刚才讲的潮湿也只是一个符号，或者是此时此地具体的体验，这个体验也是变化的，广州除了潮湿，也有一些干爽的时候，但是潮湿也不是广州独有的，上海、安徽，黄梅季节的时候也是可以拧出水来的。这种经验都是有某种变化的特质，可能都可以成为我们经验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不能过度执着于此，如果过度执着也容易把南方符号化。我们一讲到南方，就给它贴标签，给它归纳，让它符号化，认为这就是南方醒目的标志，如果你把南方固化、符号化了，那也就意味着把南方简化了。文学恰恰是要把简化的东西重新解放出来，把那些看起来铁板钉钉、无可置疑的、用标签归纳起来的东西稀释出来，把每一个生动的个体都恢复到他原有的位置或者他应该有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警觉一种对地方固化、标签化的看法，我们还要多一点可以超越南北对峙、把地方简的东西，文学要超越这些东西。

读者提问4 “新南方写作 ”区别于其他地方性写作的异质性在哪里？海洋性本身更多是延续一种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质，“新南方写作”可以以此作为一种异质性存在吗？如果说我们现在肯定一种自由的、召唤一种个人化、流动的、边缘的、去中心化的写作，是否也是一种个人化写作的倾向，实际上是对以往宏观叙事的一种反对？“新南方写作”的召唤性与流动性何以落在南方？如果它足够自由，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新南方写作 ”的异质性又在哪里？如何看待这个概念未来的发展以及我们该如何往前走？

杨庆祥我觉得首先的是我刚才讲的几个传统，中国从《诗经》《楚辞》以来的南北对话传统；第二是刚才讲到的改革开放40年（马上就要50年）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最后就是全球南方在整个世界的政治地缘的谱系里面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共同催生“新南方 ”所具有的异质性，但这个异质性最终不是用一个词，不是用海洋性、流动性来概括的，它是一个不断在生长、成长的概念，这也是我刚才特别赞同黄灯老师谈到的，新南方没有一个固定的锚点，它一直在生长、蜕变、自我更新。在这个时候，你的写作就是你的“新南方”，你的思考就是“新南方”，你怎么从你的角度丰富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反思，最近的交流、包括在座各位的提问也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它一直在成长、生长，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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