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难忘的东城岁月——“胡同串子”的回忆
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燕园絮语》（2025年，世联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权发布。
引 子
“胡同”一词起源于元代，已有700多年历史。北京胡同多为东西走向，宽度较窄，两侧是四合院，形成棋盘式格局。四合院是传统民居，通常为单层，布局对称，体现传统的家庭观念。
在我的印象里，20世纪下半期胡同的情形大致如此：
胡同布局很有特色，为“鱼骨状”的布局，一条条胡同像鱼骨一样排列，纵横交错，狭窄曲折。外来人在其中穿梭，仿佛进到一个迷宫。
身份较高居民的住宅以四合院为主，院子一般采取正房和厢房的布局。这些大宅子，多为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楼上有砖雕等。四合院的大门多为厚重的木门，门上的铜环被岁月风雨打磨得锃亮；院子里的老槐树，见证着几代人的悲欢离合。胡同中存在各式各样的老物件，如墙角的石墩，门口的石狮子等、斑驳的墙壁上挂着鸟笼。这些细节增添了北京胡同独特的历史感和文化况味。
胡同里的大宅门
普通老百姓一般住在普通的院子里，大杂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地震迅速膨胀。虽然拥挤嘈杂，大家和谐共处，形成互助、和谐的生活氛围。然而，唯一的缺陷在于：整天婆婆妈妈、是是非非、家长里短，一览无余，毫无隐私可言。
胡同里聚集着各类手艺人，如磨剪子戗菜刀的、卖糖葫芦的、捏面人的，等等。磨剪子师傅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块磨刀石，边走边吆喝：“磨剪子来——戗菜刀！”那声音悠长而有韵味，吸引着居民们拿着剪刀和菜刀出来打磨。他们的精湛手艺和独特吆喝声，为北京的胡同增添了生活情趣。
那么，怎么冒出个“胡同串子”的说法呢？
“胡同串子”是地道的老北京话，似乎有以下几种含义：首先指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特指那些没有正经工作，整天在胡同里闲逛、无所事事的人。其次，爱串门、爱四处打听、喜欢与人聊天的人。再次，是更带有贬义的称呼，用来形容那些不务正业、喜欢惹是生非的人。此外，还特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群体：清末民初，北京的八旗子弟中有许多被称为“胡同串子”，他们依祖荫生活，吊儿锒铛，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总体而言，“胡同串子”这个词带有浓厚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既可以指一种生活方式，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但基本上带有贬义，是“上层人”对胡同下层居民的误解和蔑视。实际上，胡同，特别是东城的胡同，曾是卧虎藏龙、人才辈出之地。北京人对这个词应当慎用，甚至完全停用了。
东单三条70号
1981年，我成家后，居所便从海淀区搬到了东城区。
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在西郊田园中的安静、学术殿堂的肃穆里度过。从世外桃源突然迁入闹市，立即感受到浓浓的京城烟火气。每天被车马的喧腾笼罩着，生活节奏顿时加速，心境兴奋起来，情绪比较高昂。
难怪，小时候我们把进城当做一件天大的喜事儿。大家蹬着自行车，你追我赶，疾驰二三十公里，直奔西单、前门、王府井等处。我们“村里人”（中关村一带的人）没见过大世面，土头土脑，东张西望，犹如“刘姥姥”。每人虽然都囊中羞涩，但还是忍不住满足味蕾。最后，在吉祥戏院边的饺子馆，来一盘三鲜饺子，就算打了牙祭。那是最大的幸福，并以此作为京城一游的完美的郑重的收官之作。
老吉祥戏院
东城在当时北京四大城区中，地位比较显赫。它的历史演变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经历了多个朝代的行政区划调整与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今日之格局。在周代，东城区境属蓟国蓟城，后属燕国蓟城。从秦汉至隋唐秦置蓟县，王莽时期改名伐戎县，东汉复名蓟县，后延续至隋唐，始终是北方行政中心的一部分。到辽金元时期，城市功能初显。辽会同元年（938年）改称蓟北县，开泰元年（1012年）更名析津县，属南京析津府管辖。金贞元二年（1154年）改称大兴县，金中都的东北部即今东城区域，开始具备城市核心功能。元代是个重要的发展期：大都城的东半部位于今东城区，成为元朝政治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其“内城东部”的地理定位。
明清时期，东城的行政与文化中心地位逐渐确立。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定都北京后，东城划分为15个坊，如金台坊、灵椿坊等），并成为皇宫所在地（今故宫），城市格局进一步明晰。清代，这里属大兴县，驻有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皇城与内城功能强化。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后改建为普度寺）即位于南池子区域，彰显了其政治地位。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区划出现雏形。在民国初期，北平特别市成立后，区境划分为内一区、内三区等，城内属京都市政公所，城外属大兴县。民国时期，北京素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之说。西城的“贵”，指达官显贵云集，明清后裔，八旗子弟、学问大家比比皆是，数不胜数。除了高墙大院的大宅门，一般的小四合院或小大杂院里，其实也住着很多有头有脸儿的文化人 。为什么会有“东富”的说法呢？原来，因东城区在明清时期就因漕运和仓储而成为富人聚集地。北京城的13个大型仓库中有7个位于东城，这些仓库用于储存漕运而来的粮食。同时，东城也是商贾云集的地方，许多钱庄和银行都设在这里，因而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形成。因此，“东富”的说法在历史上还是有依据的。然而，并非所有东城居民都属于“非富即贵”的范畴。东城区的社会结构较为复杂，除商人、银行家等富人阶层外，还有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和中产阶级。此外，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也造成一些原本富裕的家庭中道衰落，也有一些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崛起。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城区境属北京市，1950年调整为第一区、第三区等，为后续合并奠定基础。1952年，设立东单区、东四区，1958年两区合并为东城区。
东城区作为文化、政治中心的核心区域，曾居住或活跃过很多历史名人。解放后长期，老舍先生居住于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文学家茅盾，1974年至1981年居住在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13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曾居住于细管胡同9号；解放后，东总布胡同53号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驻地，赵树理、严文井、张光年、刘白羽、萧乾等作家在此居住并开展文学活动。冰心曾在中剪子巷居住。东城区还曾经居住过很多政治与军事人物，如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傅作义，他当时就是在史家胡同23号作出和平解放北平的决策。开国元帅刘伯承，解放后曾在东城区有故居。此外，还有抗日名将佟麟阁，其名字出现在东城区革命烈士名录中。
目前，我已年过古稀，但在东城生活不到十年（1981-1990）。因而，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胡同串子”。的确，我出生在东城的协和医院，后住在沙滩东黄城根的老北大宿舍，但两年后就西迁海淀北大一带。而立之年成家后，又回到与出生地近在咫尺的东单三条，成为半路出家的“胡同串子”。正是从这里，我走向工作岗位，又告别这里，奔赴美国夏威夷留学。回国时，我年近半百，又重回海淀居住。回想一生75年中，在海淀住了54年，在美国7年，内蒙农村5年。满打满算，在东城的胡同里也就住了9年。
我所居住的东单三条，紧邻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当时这里被称为“丁字街”，是元代北京的一个菜市场。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皇城东南兴建了十王府，因此得名“十王府街”。清朝沿袭明制，在此建了八座王府，街名改为“王府大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街上有优质甜水井，更名为“王府井大街”。王府井逐渐发展为商业街。清末时，东安市场建成，银行、商号等纷纷落户。新中国成立后，王府井百货大楼建成，成为新中国商业的标志性建筑。改革开放后，王府井经历了大规模改造，1999年正式成为步行街。
王府井大街上的井盖
王府井大街是中国著名的商业街，汇聚了众多知名商业设施，如王府井百货大楼、新东安市场，东方新天地 综合性商场，集购物、休闲、餐饮于一体。四联美发，是老字号美发品牌。说到美食，有全聚德，有东来顺
著名餐饮老字号。中国照相刚解放时，由上海迁今的中国照相馆，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王府井大街并非简单的商业街，还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这里有众多的著名文化单位，如人民日报社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灯市口一带有王府井天主教堂是历史悠久的宗教建筑。中国美术馆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是中国重要的艺术展览场所。附近还有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科学院考古所图书馆、吉祥戏院、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些重量级的文化单位。
圣心女校旧楼
该谈谈我的老家东单三条了。明代，它属于澄清坊，当时称“三条胡同”。 清代，属于镶白旗，乾隆时期分为西三条和东三条，清豫亲王府曾位于此地。民国时期虽是发展期， 却也是充满屈辱的时期。191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购得豫亲王府旧址，改建为协和医院。此外，这条胡同里还设有法国圣心女学校。 这是天主教教会学校，民国时期，陆小曼、丁玲、文洁
若等才女曾在这里就学。此外还有政闻报社、日本俱乐部、日本同仁医院、日本电通社、瑞典使馆等。 1965年，北京地名整顿时正式改称“东单三条”。“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被“革命小将”改为“瑞金路三条”，后当然恢复原名。此胡同里有许多著名单位。北京协和医院，1921年落成并投入使用。它是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医院之一，其建筑群被称为“协和老楼”，为中西合璧的古典建筑。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署办公，位于东单三条9号，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协和老楼”
我在东单三条居住的时间虽不长，但感情甚笃。想起北京城，特别是东城区，再具体到东单三条，脑海中总本能地闪现出一幕朦胧的幻像：冬季，雪花纷纷飘落，悄然散落在狭窄的三条里，昏黄路灯下， 一对青年男女由远及近，并肩缓缓而来。男的是余永泽 （其实是于是之），女的则是林道静（应当是谢芳）。永泽身着青灰色长袍，推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车后座上夹着一摞书籍；道静身着得体素雅的女青年装，脖颈上围饶一条鲜红围巾，随风飘逸，目光清澈明亮。两人轻声细语，不知在讨论什么，是爱情还是理想？终于，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慢慢消失在胡同的深处。
林道静与余永泽
之所以产生这一独特而梦幻的美好图象，盖因杨沫的小说，特别是电影《青春之歌》，更因谢芳所塑造的不朽形象。有这个顽固的联想，还有两个“不太靠谱”的重要原因。其一，杨沫在她《青春之歌》中虽未提到过东单三条，但根据我夫人的家人回忆，她的住所其实就是我们住过的那座小楼（东单三条70号）。是否属实，现在似无纠结的必要了。
杨沫
另一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就来自我单位的文学家、散文家，出版家张中行先生（1909-2006）。20世纪50-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属于不很吃香的名人，沉默而寂静。改革开放后，到八九十年代，特别到本世纪初，他“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突然大火。此间他接连出版一系列散文随笔，被誉为“学者散文”的代表，并与季羡林和金克木并称为“燕园三老”，一时成为当时读书界的“文化明星”。
张先生的文人字
至于中行先生是否就是余永泽的原型，多来自市井传说，本人孤陋寡闻，不敢妄下结论。关于余永泽的原型，学术界的讨论较为复杂：第一，是与张中行的关联。普遍认为余永泽的原型主要参照了杨沫的第一任丈夫张中行先生。杨沫与张中行在1930年代结婚，后因政治与人生追求的分歧而离异。小说中永泽埋头故纸堆、对政治冷漠的形象，与张中行早年专注学问、远离激进思潮的特点有几分相似。但杨沫本人曾表示，小说人物是“综合塑造”，并非直接对应。第二、时代典型性。余永泽代表了193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的选择——在民族危亡之际倾向于学术避世，与林道静的选择的革命道路产生对立。这种塑造可能融合了杨沫对多类知识分子的观察。张中行本人晚年曾撰文澄清自己与余永泽的不同，强调该小说的文学虚构性。有些研究者也认为，余的形象可能杂糅了其他人物，甚至包含杨沫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性概括。
右边两层小灰楼就是韩念龙副外长故居
庄则栋与鲍慧荞
言归正题。东单三条70号大院大门对面，解放前曾是梵蒂冈教会某重要人物的故居，解放后长期由一名将军和韩念龙副外长居住。往东，还有乒乓名将庄则栋第一任夫人的鲍慧荞旧居。20世纪80年代，我在胡同里曾目睹“小老虎”庄则栋骑车的风采。当时，他应当年过不惑，可能已经离婚，处于低谷期。现在想来，还为他感到惋惜，痛恨“动乱十年”给人带来的伤害与扭曲。三条向北数百米就是校尉胡同，中央美术学院旧址。中央美院教授、新四军臂章（N4A） 设计者、 《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1904-1991）就住在那里。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后来我们的国歌。他祖籍安徽歙县，与岳母是老乡。他时常来三条家中与岳父柳倩聊天。他成长于扬州，听他的口音，感到十分亲切。 他的大公子叫许国庆，与我同年，是北大附中的同级校友。
青年许幸之
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居然与古人类“同居”了很久。1996年，李嘉诚投资兴建东方广场，拆除东单一条、二条和三条的路南一边的所有民宅。1997年在兴建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古人类遗址。 据说发现者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遗址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负责发掘。发掘结果，测定为距今约2.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里的古人类与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关系密切，属北京平原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家人的认真估算，遗址的具体位置就在我们小楼正下方十余米。
许国庆与父亲塑像
总之，这条不平凡的胡同，承载了千百年文化，居住过众多历史文化名人，陪伴我度过人生中的盛年时期。女儿就诞生在这条胡同里，并成长于那座破旧班驳的日式小楼里。
如今的东方广场
人到老年，每当回到这里，立即唤回令人温暖和悲凉混杂的记忆。1990年，我正是从这里起程，前往夏威夷。待七年学成归来后，这里早已幻化为规模宏大，气势恢弘的“东方广场”。东单一条、二条早已荡然无存，三条只剩下路北一半，醒目的路牌依然竖在那里。东单三条加宽了，还通上了公共汽车。沧海桑田，时间无情，唯有坦然接受，把温馨的回忆珍藏心底。
沙滩后街55号
我的出生地是协和医院，人生最初两年住在沙滩北大红楼边的东黄城根老北大宿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应当是地地道道的东城人。
北大红楼
回想往事，突然感觉，冥冥之中，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有某种神秘的不解之缘。就在它建立的同一年，我出生在北京。父亲当时在北大任教，安家在老北大红楼东面的东黄城根， 与人教社一箭之遥。后来，祖父告诉我，他每天都用小车推我经过现沙滩后街，到景山游玩，直到1952年北大西迁。此后，暂时远离沙滩一带，变成海淀居民。
景山东街的大红墙
回想起我的沙滩岁月，最值得回味的是女儿上景山学校之前和之后的日子。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的“胡同串子”身份真正开始了。女儿上的黄化门幼儿园在景山东街附近。景山东街可是个神秘的地方，路边的大红墙内住着不少的共和国元帅或将军。每天大清早，我便蹬着26凤凰男车从这里经过，送她去幼儿园。可见，我这个 “串子”的“串”，是“骑着自行车在东城的胡同里串来串去”，是奔波于生活和事业之间的大忙人。
黄化门这个地方很有说头。黄化门街位于皇城的东北角，历史沿革复杂。明清时期，它是太监们的聚居地，也是皇宫内院的“服务所”。 黄化门街43号院，原是清末慈禧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住宅。街南设有尚衣监，负责制造皇帝、太子、亲王的冠冕、龙袍等。街北设有司礼监，掌管内外奏章、督理皇城事务、管门禁、催促供应等。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黄化门街旧时叫黄瓦门，其名称来源于大佛堂碑刻，俗称的黄化门、黄华门均为音之讹变。民国时期，这里形成居民区，到1947年被称为黄化门大街。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用“黄化门大街”的名称。1965年，在地名整顿时，正式改称黄化门街。文革期间，它一度被改称为“红化门”。
因与故宫近在咫尺，清朝时期景山东街这一带王府很多。新中国建立后，许多领导干部、元帅、将军曾在这边居住。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在拥挤不堪的民房间，有一条三眼井胡同。那是毛泽东在北大沙滩红楼当图书馆员时曾经住过的地方。当时的宿舍包括蔡和森等八人，大家挤在一个小屋的土炕上，“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条件简陋艰苦。每当走到这里，总有很深的感触和赞叹：这里离北大红楼大概一两千米，离中南海不过几千米。谁能料到，当年的图书管理员，经过三十年的艰苦的神奇经历（1919-1949），他使华夏大地“天地翻复”， 自己也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住进了中南海。
1988年，女儿进入景山学校学习。我每天的日常生活便这样展开了：大清早，蹬上我的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身后，向学校奔去。当时的景山学校在北京妇产医院附近。我们从东单三条出发，三条西口就是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向北蹬几步，便往西拐，进入大甜水井胡同。七拐八拐，又来到故宫外面的东华门大街。这里有一家北京老字号--馄饨猴儿，它是我的最爱。我和女儿每人一个烧饼，一碗馄饨，“酒足饭饱”后，便走上那条南北向的北河沿大街，穿过大街继续西行，便来到北京妇产医院，景山学校也就近在眼前了。目送女儿进了校门后，继续向北。来到五西大街街口的三岔路口，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北京大学红楼就在眼前（当时是中国文物出版社），红楼后面就是《红旗》杂志社。从此，继续西行，便进入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在路北。
今沙滩后街 路的尽头可见景山万春亭
人民教育出版社旧址（原景山东街45号，今沙滩后街55号）本身就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乾隆四公主和嘉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旧址就在院里，历史含量很高。解放前，沙滩红楼是北大文科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院子是北大理工学院。这院子原来非常漂亮，多为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还配有花坛喷泉。人教社西边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宿舍，1919年5月4号，爱国的北大学生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的。
20世纪八十年代，一座五层的红砖大楼建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合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门，挂着两个白底黑字的牌子，右边是毛泽东手迹“人民教育出版社”，左边为小平同志提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两个领袖的亲笔题字，书法苍劲雄健，各有千秋，为我们的办公楼增光添彩，大大增强了员工们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人民教育出版社不同于一般出版社，它是教育部所属的一家大型专业出版社，主要从事基础教育教材和其他各级各类教材及教育图书的研究、编写、编辑、出版与发行。它与我同岁，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前身是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和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1955年，人教社迁至景山东街45号(今沙滩后街55号)。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先生。早期，，这里藏龙卧虎，聚集着众多驰名专家，如张志公、张中行、吴伯萧、邱汉生、刘国正，陈乐素，可见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而是从事教材编写、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重镇。
和嘉公主府正殿
人教社园子里最重要的两处历史遗迹，首先是公主府大殿(和嘉公主府正殿)，是清乾隆第四女和嘉公主（1745年—1767年）的驸马府正殿。她自幼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她下嫁大学士傅恒的次子富察氏福隆安。她的封号“和嘉”在满语中意为“和睦的、值得嘉奖的公主”。和嘉公主因手指之间有蹼相连，呈佛手状，被民间称为“佛手公主”，这一特征使她在民间传说中颇具神秘色彩。乾隆皇帝对她的婚事格外重视，除了常规的嫁妆外，还额外赏赐一万两银子用于开设当铺收利息。和嘉公主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九月初七日去世，年仅23岁。她的儿子丰绅济伦继承了父亲福隆安的爵位。
1898年，戊戌变法中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在此成立，校址就设在公主府内。1912年后，它更名为北京大学，此处为校本部，公主大殿成为礼堂，公主梳妆楼则成为北大最早的图书馆。院子里还有一座两层的民国风格小楼。1918年后，北大迁往“红楼”，此处改为北京大学理学院，这小楼就成为理学院的数学系楼。李四光、华罗庚等中国现代科学精英曾在此学习工作过。
我所在的历史编辑室，面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全中国中小学生，专职工作包括教育科学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研究、写书、编书、调研、讲课、学习、编写大纲、制订考纲、进行高考命题。1950年到2000年，在基础教育方面，国家教育部主要依靠人教社各个学科的专家。21世纪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后，虽然竞争激烈，人教社在中国大陆基础教育界的中流砥柱地位依然得以保持。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楼是红砖的五层楼，历史编辑室设在第三层。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历史室的阵容不可小觑。这里有很多优秀的老前辈，尤其是著名学者或著名学者的家属和后人。最初，历史学家陈乐素先生在此供职。我国史学界有“陈家三杰”之说，陈乐素先生是历史大师陈垣先生的公子、其子是著名史学家陈智超教授。第一代专家中，还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邱汉生先生(1912-1992年)。他1954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 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邱先生对史学、经学、文学和哲学无不探究，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领域研究尤深。建国前后，他与侯外庐、杜国庠和赵纪彬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是侯外庐学派的创建人之一。邱先生住在沙滩家属院里，编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因还在社科院供职，他不怎么坐班。但逢年过节时，他定会过来与我们聚会。老先生眼睛不好，戴着深度眼镜，少言寡语，但学问深不可测。
邱汉生先生(前排右二)
中国史方面，还有后来的北大教授隋唐史专家汪篯（1916-1966）、明史专家陈梧桐先生。胡文彦老师是蔡美彪先生的夫人。蔡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协助、接替史学名家范文澜先生编著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王宏志老师是北大历史系高材生，其先生是著名史学理论家苏双碧。她认真严谨，充满热情，成就斐然。臧嵘先生是北大毕业生，史学功底深厚、豁达开朗，他的《汉光武大帝》很有深度，社会反响很好。他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和探究颇有见地。此外还有李隆庚老师。他沉稳、善良，内敛、学问扎实。必须一提的是历史地理专家王剑英先生。他是江苏太仓人，燕京大学毕业生。20世纪七十年代，人教社因“那十年”的运动而关门歇业，编辑干部们都被下放到明太祖的故里安徽凤阳。在繁忙的劳动间隙，他利用自己的历史地理知识和高度的敏感性，经过艰苦努力，发现了朱元璋的明中都遗址。他不辞辛苦，精心勘察，同考古部门共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作出巨大贡献，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此制作了一套三集的《明中都》电视纪录片。
世界史领域有李纯武先生（1921-2001）。他应当是新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历史教育界的第一把交椅，是本领域闻名遐迩的专家。他知识渊博、史识精深、文字精炼，思维缜密、谈吐不凡。解放后的历次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历史教科书编写全由他主导。
世界史方面，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寿纪瑜先生（1927- ），今年已经99岁。她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外孙女。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提到的塾师寿镜吾就是她的曾祖父。寿纪瑜先生曾是燕大英语系毕业生，历史学院研究生，学问深厚，中西贯通。
说到寿老师，我总想跟她套套近乎。20世纪50年代，家父曾在北大校长办公室当过马寅初先生的秘书，所以总感觉与她更有一层亲近的关系，但又总不敢轻易与她提及此事，生怕惹人垢病，给本人招来“攀龙附凤”之嫌。
严志梁先生（1935-2015）是留苏学者，曾任教于北大历史系，学识渊博，精通俄文和德文。留苏回国后在北大历史系任教，专攻世界现代史，特别是苏联史。那十年，被分到到青海师院任外语系主任，文革后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学识渊博，和蔼可亲，谦虚谨慎，严谨认真、为人宽厚、与人为善。
青年马寅初
家父当初在北大东语系专攻越南史和东南亚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一良先生请他在北大历史系教授亚洲史。我想臧嵘先生和王先生当初在北大求学、严先生在北大任教时，可能与家父有过交集，故与他们仨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我1985年到人教社，1990年去美国留学7年，1998年至2010年继续在这里工作。前前后后17年，我对历史室的室风有深刻认识与体会。历史室的风气极好，老老少少，互相尊重、互相切磋，认真磨教材。老一辈对我们后生 非常严格，使我们受教菲浅。办公室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关系十分融洽。在这些老前辈的熏陶下，在与同辈的相互切磋和砥砺中，我在业务和职业精神上受益匪浅。
历史室部分合影（20世纪80年代后期）
历史室的老一辈为人谦虚，精益求精，斟酌推敲，对教科书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除去伏案爬格子，我们每天都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想着那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在红楼一带，能真切感到岁月流淌的痕迹。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我们从事着写书、编书、出版教育类图书的工作，真是一件神圣且有乐趣的事业。
我们中午用餐的地方是人教社大食堂。它就是原来的乾隆公主府的正殿，也是100多年前老北大的大讲堂。在这里，我似乎看到鲁迅先生演讲的风采，当年很多北大名教授也曾在这里讲过课、发表过演讲，他们演讲的回声似乎仍在耳边回响。北大红楼也不过是一箭之遥，大钊先生、独秀先生、润之先生、胡适先生等等，都肯定在这一带留下匆匆的身影和深深的足迹。同时，我们也可以尽情想象，当初的北大学生在这里激情澎湃地发起五四运动的历史场景。
鲁迅先生在演讲（地点不详）
退休后，遥想沙滩当年，天天徜徉在北大红楼、京师大学堂、北大大讲堂，乾隆四公主府等旧址之间，总有一种温馨的怀旧感和深沉的历史感。 同事们经常在风和日丽、牡丹盛开的春天一起去景山公园观赏牡丹。秋叶泛红、层林尽染的秋日，我们又一起去那里，路过崇祯自我了结处，再登上万春亭，“会当凌绝顶”，环顾北京的古都风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展现在眼前。北海中既婀娜多姿又典雅庄重的白塔、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均一览无余。当我们饱览千年古都古今融合、中西合璧的恢弘景象时，一股深沉久远的历史沧桑感便油然而生。
万春亭
在漫长的人生中，沙滩后街的几年时光虽然短暂，但这里是我初为人父、开启职业生涯、进而贡献社会的宝贵人生阶段，令人永远难忘。
朝内大街166号
从沙滩后街去朝阳门内大街，其实很近，骑车也就10来分钟。走上五四大街，一直向东，经过红楼、中国美术馆，华侨大厦、民航大楼、隆福寺。大约两公里，就来到朝阳门内大街路南。南小街北口，坐落着一座五层灰色大楼。它朴实敦厚，毫不起眼，特别在现代化北京猛然崛起时，迅速黯然失色。这里就是朝内大街166号。对我来说，它具有别样的意义，因为这里曾是家母任职几十年的工作单位。
匆匆路过的行人一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中国两家顶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在地。此楼一分为二，东半边是人民出版社，西半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家母曾在这座楼的东边即人民出版社工作近四十个春秋（1954-1991）。记得小时侯，每逢过年过节，学校放假，我们经常去她单位，偶尔还会在那里住上几天，因而能够经常见到她的同事们。
人民出版社的首任社长是李达。1950年，胡愈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
每当走进这座办公大楼，顿时感到整个大楼的肃静和神秘。这是一座肃穆的学术出版殿堂，群英荟萃。想起这些可敬的人们正在办公，我便立刻摒住呼吸，蹑手蹑脚，不敢喧哗。
大楼西半部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自成立以来，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编辑家和翻译家。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在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方面都有卓越贡献，主持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聂绀弩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参与了多部重要文学作品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周立波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作为著名作家和编辑家，他参与了多部文学作品的编辑工作，同时自己也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等。
母亲在东半楼的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工作。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相关的学术著作、文献资料、教材和普及读物。他们的工作涵盖了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多个领域，致力于推动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传播。解放后的七十多年里，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很多权威的历史学著作，对新中国的历史研究发挥了奠基作用。
母亲（左二）与同事们（1956）
历史编辑组的编辑人员通常由具有深厚历史学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他们不仅具备扎实的历史学知识，还拥有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编辑人员大多毕业于解放前后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历史学专业，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编辑组内通常按照不同的历史领域进行分工，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确保每个领域的编辑工作都能由专业人员进行。编辑人员还经常与国内外的历史学家、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确保出版物的学术质量和前沿性。
通过家母，我有幸认识了历史编辑室里她的同事们。首先是戴文葆（1922—2008）先生。他是江苏阜宁人，算得上家母的老乡。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编辑家、出版家、著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他长期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单位工作，曾任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部副主任。他在编辑出版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荣获首届“韬奋出版奖”，并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戴先生不仅是出版家，自己的著述也十分丰富，包括《寻觅与审视》《新颖的课题》《射水纪闻》《月是故乡明》等。
另一位我十分敬重的专家是范用（1923—2010）。他是江苏镇江人，可谓家母地地道道的老乡。他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1938年，他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开始了他长达70多年的出版生涯。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范用辗转于武汉、桂林、重庆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和进步出版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范用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等职。1959年起，他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在出版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出版勇气著称， 策划出版了大量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图书，如《傅雷家书》《随想录》《牛棚日记》等。他主持创办了《读书》杂志和《新华文摘》，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发展。《读书》杂志自1979年创刊以来，一直是学术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范用先生
再有一位先生，印象最深，他就是风趣幽默、才华横溢的邓蜀生（1923—2021）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出版家、美国史研究专家。其职业生涯跨越新闻、出版与学术领域，具有传奇色彩。其实，让我最感兴趣的是，邓先生的夫人秦文就是著名电影艺术家秦怡的亲妹妹。更巧的是，他的女儿一度嫁给英俊潇洒的排球名将汪嘉伟，也就是说，汪曾经是邓老先生的东床快婿[1]。
邓先生出生于湖北云梦，成长于重庆巴县。1944年，他作为随军记者报道印缅战场密支那战役，是首位报道该战 役的记者，获重庆新闻界“小钢炮”称号。1950年，他赴朝鲜战争前线，参与组建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在艰苦条件下完成报道，并撰写《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1961年，他调入人民出版社外国历史组，长期担任资深编审，1983年被评为全国出版单位首批六位编审之一。
邓蜀生夫妇与女儿
邓先生兼具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也是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始成员之一，主持策划了多部美国史重要著作，包括《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美国对外政策史》等。组织并推动六卷本《美国通史》（近300万字）的编纂与出版，推动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体系化。他的《世代悲欢“美国梦”》，是分析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著作，被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里程碑。2019年，他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是2012年出版的个人文集，收录了他的职业生涯回顾、学术论文及友人评述，详述其从记者到史学家的转型。他还策划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书籍。
因如此丰富多彩的成就，邓蜀生被学界视为“沟通出版与研究的桥梁”，其学者型编辑的定位为出版界树立典范。他的多重身份——战地记者、出版家、史学家——使其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跨领域实践的典型代表。2021年4月26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历史室里还有一位风格稳健、和蔼可亲的沈昌文先生。1951年—1980年他曾在人民出版社先后任总编室秘书，国际政治编辑室、历史编辑室编辑。他在编辑室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为后来的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著名出版家、编辑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得者，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资深编审。他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七十年，默默耕耘、辛勤奉献，不断开拓、成绩丰厚。他从校对员做起，自学俄语，翻译过多种俄文著作，主办过内部刊物，编审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策划编辑过众多影响较大的图书和丛书，亲自撰写有分量的分析性书评，团结知名学者和作家，培养出版新秀。
我妈的同事中，还有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即诗人臧克家的夫人 --郑曼阿姨。。1950年12月，郑曼调入人民出版社，后在《新华月报》编辑 组任职。她长期从事编辑和管理工作，1983年10月离休。她在出版界享有崇高声誉，曾获“老出版工作者”称号。她不仅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还全力支持臧克家先生的文学创作。她姐姐是北大西语系杜秉正教授的夫人，是我家近邻。她从东城东堂子胡同出城探望姐姐时，就顺便来看看家母。有一次，她还带着大女儿臧小平一起前来。印象中，郑阿姨和蔼可亲，谦和低调，丝毫不摆名人太太的派头。女儿与我岁数差不多，其大家闺秀的风范至今不能忘怀。她后来成为《文艺报》编辑，是个很有成就的作家。
臧克家郑曼夫妇拜访叶圣陶先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家母江平参与组织、编辑出版了多种多类的历史巨著，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郭沫若主编的的《中国史稿》（1-4册 1962年），翦伯赞著《中国史纲要》（共四册 1962-1966）等很多重量级的历史著作。但在那个时代，编辑人员从来不允许署名，母亲便成为纯纯粹粹的“与人作嫁衣裳”、“春蚕到死”的典型，直到1992年去世。
当今，从朝内大街上路过时，总忍不住向路南张望，苦苦搜寻着那座熟悉然而似乎有些老旧的灰色大楼，不禁回想起母亲慈祥的面容、她鼻梁上一副眼镜后的温柔目光、缓慢从容的身影、中晚年时期雪白的银发，也联想起她身边那一群可敬可爱的先辈们。
人民出版社旧址
转眼间，六七十年过去了。光阴荏苒，睹物思人，涌起一种凄婉和悲凉的感觉。别了，母亲！别了，那些可敬的先生们！别了，那轰轰烈烈、平平淡淡、跌宕起伏、五味俱全的岁月。
结 语
东城！是我居住近十年的的地方，是女儿出生成长的地方，是留下了多少幸福而温馨的天伦之乐的地方。
东城！是我在最年富力强之时，我的职业生涯由生涩到成熟，开始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一定贡献的最好年华。
在东城，我观察了众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熟悉了北京诙谐幽默的胡同百姓，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在东城，我结识了众多默默无闻、知识渊博的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和著名学者，他们对我的品格养成和学识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在东城，我目睹了历史的巨大变迁，感受了千年古都迅疾前进的步伐。
生活工作在东城这段时间虽然短暂，却是一段弥足珍贵、无可替代、难以忘怀的岁月！
2026年 春
注释：
[1]可惜，这桩婚姻后来似乎出现变故。
原标题：《陈 其：难忘的东城岁月——“胡同串子”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