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故事很多的笔筒
笔筒是咱们古代书房里很常用的物件，专门用来放毛笔。古时候读书人讲究书房整洁雅致，毛笔不能随便乱扔，也不能随手压在纸上，得有专门摆放的地方。书房摆上笔筒，才有读书人的样子，讲究体面和文雅。
从出土的文物能看出来，最晚在汉代就有笔筒了，和早期毛笔差不多同时出现。那时候大多是竹子、木头做的圆筒，主要就是用来收放毛笔，样式很简单，算是最早的原始笔筒。
山东临沂金雀山的周氏汉墓，就挖出过一件汉代竹笔筒。这件笔筒是竹子做的，外面刷了黑漆，两头通透，筒身上挖了八个小孔，还缠了三道皮条固定。更难得的是，出土的时候里面还放着原配的毛笔，毛笔能整个装进筒里，身上的小孔就是方便拿取毛笔用的。能看出来，汉代已经有笔筒了，就是一根带小孔的细竹管，和后来那种大口、直接竖着插毛笔的笔筒，用处和样子都差得挺多。
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载：“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这本书里正式出现了“笔筒”这个词，也是历史文献里最早记下来的。
到了宋代，开始有瓷做的笔筒，个头不大、样式简单，颜色素雅，不花哨，重在实用，大多是圆的，还有四孔、五孔的款式。古书里还记载，古代名人王献之，有个斑竹做的笔筒，取名叫“裘钟”。
真正让笔筒大火、家家户户读书人案头都必备，是明代中后期。慢慢替代了以前的笔架、笔盒子，成了书房标配，各类书籍里也开始大量记载笔筒。
清代 竹雕山水人物纹笔筒
观复博物馆藏
那时候最看重竹子和木头材质：竹雕笔筒很流行，有名的匠人擅长雕山水、松鹤图案；木头就偏爱黄花梨、紫檀，大多是直筒、敞口造型，朴素大气。
当年查抄大官严嵩家产的记录里，光是名贵笔筒就有好多种，象牙、牛角、瓷的、镶木的都有，档次特别高。明代文人也有自己的审美，只认湘竹、普通毛竹、紫檀、乌木这些材质，别的都看不上，觉得登不上文房大雅之堂。
到了清代，笔筒发展到了顶峰。不管是用料、造型，还是雕刻装饰，都做得特别精美讲究。康熙年间木雕笔筒最出名，雕刻刀法有力，山水、人物、花鸟、亭子树木都雕得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清代文人还特别喜欢文人八爱的题材：就是陶渊明爱菊花、孟浩然爱梅花、周敦颐爱莲花、陆羽爱喝茶、李白爱喝酒、苏东坡爱砚台、王羲之爱白鹅、米芾爱奇石这八位古人的雅好。把这些故事雕在笔筒上，借古人的志趣表达自己的心境，象征清高正直、不随世俗，向往山水闲居的生活。既彰显读书人的身份品味，又有诗词典故和画意，摆在书房好看、能把玩，还寄托精神追求，所以几百年来一直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清康熙 黄花梨高浮雕八爱纹笔筒
观复博物館藏
此件清初康熙时期的黄花梨瘿木笔筒，整体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瘿木是泛指树木生病后所生的瘿瘤，亦称“影木”。虽笔筒的脐（底部）丢失，但整个笔筒满雕工，这种深浮雕在笔筒中并不多见，雕刻起來极为费劲儿，雕刻为著名的“文人八爱”纹饰，上面还有一些云纹，有人有景，生动自然，雕刻精美，是一件难能可贵的木雕精品。
清乾隆 粉彩寿山福海纹笔筒
观复博物馆藏
清代文人朱彝尊(1629-1709年)曾作《笔筒铭》有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他这话意思特别好懂：毛笔随便扔在桌子上，歪七扭八、乱糟糟的，就跟人不懂规矩、没有仪态一样。
把毛笔放进笔筒收纳整齐，就像在外漂泊的旅人终于有了安稳的家。让毛笔安安稳稳住下来，也能让人静下心来，守好本心，品行端正不走歪路。他用拟人化的方式，把笔筒的用处写得生动又有意思。其实往深了说，我们每个人也像毛笔一样，也需要一份约束和规矩，就像给自己找一个心灵上的“笔筒”，管住自己、端正自己。
清乾隆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笔筒（乾隆年制款）
观复博物馆藏
现在的笔筒样式变得多种多样，不再像古代那样讲究繁杂的雕刻、人物典故纹样。反而走简约干净的风格，不花哨、重实用，主打桌面收纳，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极简的款式百搭耐看，不管是家里书房，还是办公室摆放，都特别合适。
5月16日由上海观复博物馆与晨光文具联合开办的“承古创今·四时案头-历代文房用具展”，系统梳理了观复博物馆馆藏文房类近百件（套）藏品，全方位呈现中国文人书房文化的演变脉络与美学精神。
晨光文具展区
本次展览创新性地以"书写顺序"为空间叙事概念，以古人书写传统为经，以古今沿袭为纬，并特设“晨光文具承古创今"互动体验区，将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房风雅延续到今时的书写工具，形成"案头书写、古今对话"的展陈格局，让公众在感受中国古代文房魅力的同时，体验现代方式的书写乐趣。
晨光文具展区
作为中国知名文具品牌，晨光三十余年来以中国制笔人的匠心，在现代书写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创新印记。据晨光文具介绍，从2002年推出中国首支自主研发的按动式中性笔 K35，打破传统拔盖结构，到用回收餐盒再生塑料打造中国第一支碳中和笔，再到将 “同极相斥” 磁力缓冲设计融入笔身的磁悬浮中性笔，每一件里程碑式的产品，都是传统文房美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当这些现代文具与千年文房文物并肩陈列，书写的温度与智慧，便跨越了时空，在 “器与时俱化，道贯乎古今”的文明对话中，获得了新的诠释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