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霍华德庄园：资本主义对田园时代的匆匆一瞥
霍华德庄园：资本主义对田园时代的匆匆一瞥
作者：李蕙乔
作为英国作家E· M· 福斯特著作的同名电影，《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在商业与艺术上可谓成功。小说于1910年出版，八十余载后，电影上映，票房两千余万美元，饰演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的艾玛·汤普森也凭此作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这样一部叙述维多利亚时代落幕的作品由美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多年后拍摄，耐人寻味。
一、维多利亚时代：日不落帝国的崛起
（一）大工业时代的伦敦
轰隆作响的火车、不断拆建的楼房、中国瓷器、打字机与汽车，电影反复出现的物件与场景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气象。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已过世，但她治下六十余年的遗产仍被保留，这是一个漫长而富裕的时代，其变革性的影响无所不及，唯有人类的本性和宇宙的本质得以幸免。《霍华德庄园》正是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面面观。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事物日新月异，伦敦也是科技与创新的中心。电影名“霍华德庄园”，但伦敦是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点。威尔科克斯一家暂住伦敦，是为筹办查理的婚礼；施莱格尔一家定居于伦敦，巴斯特夫妇也是如此。伦敦像一条奔腾的河，夹岸栖居着形色的阶层，内部却漩涡密布、暗流汹涌，电影借威尔科克斯夫人之口，道出大都市中的人普遍的不安全感：“我们都不喜欢伦敦，它太让人觉得不稳定，无法长久，到处都在拆房子”。在这样一座“不可理喻的城市”（inexplicable city），安宁、平和的生活是无法期待的，在此对比下，威尔科克斯太太才会反复地追忆童年时期，进而引出霍华德庄园。
作为伦敦的反面，霍华德庄园是威尔科克斯太太魂牵梦萦的故乡，她反复提及其中的车库、围场，甚至树上的猪牙，多次邀请玛格丽特一同前往庄园，但庄园远离伦敦，也远离了剧中人的日常生活，返乡总是艰辛的。因此，它只能作为意象被反复追思，却无法真正到来，威尔科克斯太太直至临终，也只能在伦敦的病床上谈论遥远的牧场。
（二）殖民与资本主义经济
影片并未提及殖民，但从保罗的目的地尼日利亚、墙上的非洲地图都可以窥见殖民主义的阴影，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期。英国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这助长了大英帝国的野心，也为商品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与市场，使英国成为全球重要贸易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下，英国的金融业建构出完善的制度，刺激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亨利断言巴斯特所在的普菲宁公司将被收购，即为当时建构的金融体制的印证。
（三）大时代落幕
维多利亚女王在1901年逝世，其子爱德华七世继位，在位至1910年。爱德华时代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战争尚未到来，和平富足。英国依然在世界贸易、金融和运输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吸纳巨额资本。
但繁华表象下不无危机，巨大的贫富差距加重了社会矛盾，矛盾又催生了工人运动和工党的活跃。英国1910至1914年的罢工运动揭露爱德华时代富丽繁华的表象下矛盾的暗流涌动，随即爆发的一战更击穿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延续的“日不落帝国”的优雅自信。在此背景下，《霍华德庄园》是对繁华时代的记录，是追思，亦悄然预示它的终结。
二、女性的突围
《霍华德庄园》具有浓厚女性主义色彩，着重刻画的正是施莱格尔姐妹，并由施莱格尔一家串联起了两个家庭——威尔科克斯一家与巴斯特夫妇。
（一）玛格丽特作为“圆形人物”
与妹妹海伦相比，玛格丽特更温和、机智，也更成熟。长姐如母，长期操持家务让玛格丽塔拥有处世经验，面对威尔科克斯一家，玛格丽特也在选择中成长。
1、与威尔科克斯太太的友谊
威尔科克斯太太年事已高，身体孱弱，是旧事物的象征，也是怀旧的代表。玛格丽特因善良与同理心获得威尔科克斯太太的友谊。但二人观念迥然不同，玛格丽特经受父亲教养，熟读经典，喜好谈论现实问题，而威尔科克斯太太经受旧式教育，维持老派观念，在讨论中直接表示“让男人们去讨论和行动会比较好点”“我庆幸不用自己去投票”。二人的形象差异体现了社会变迁下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妇女所受教育的不同。
长期以来，英国女性都被排斥在选举权之外，尽管英国的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直到18世纪末叶，英国都不存在系统和明显的追求女性选举权的政治运动。真正的呼吁在1866到1867年才出现，这以资本主义大工业摧毁家庭小经济为基础。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经济上、组织上和权利意识都有所进步，同时也涌现诸多“妇女政治同盟”，提倡将妇女选举权写入宪章。直到1905年，自由党领袖才在大选中接受妇女选举权的提案，这只在《霍华德庄园》时间线的5年前。
呼吁女权的，是自主意识被唤醒、接受进步教育的女士。长期以来，浸淫于传统观念的女性，并不会“自动”觉察到所受教育性别化的暗流，但她们却不断受“形塑谨慎、谦逊、贞洁等美德”、“增进肉体上自然的风姿”、“不愧为家庭主妇”等教育观念的影响，并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威尔科克斯太太家中并无民主讨论的风气，出嫁后亦是如此，作为贤妻良母，在儿子度蜜月时她只能在家忍受长假孤寂，丈夫一次阻拦她就放弃返回故乡的心愿，这是女性潜意识的顺从，也是进步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旧传统的暗沉注脚。
玛格丽特是新派女子，她以善良与友谊接纳威尔科克斯太太，选择尊重威尔科克斯太太自己的意志，而非嘲笑她的“老派”观念，也正是她与威尔科克斯太太的友谊，才产生她与亨利婚姻的契机。
2、与亨利的婚姻
与威尔科克斯太太的友谊拉近了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一家的距离。她与威尔科克斯的结合看似突兀，实则出于双方的现实需求。亨利中年丧妻，家资丰厚，需要一个贴心的妻子；玛格丽特年岁渐长，已被嘲为“老处女”，家中也需钱财，需要一位殷实的丈夫。因此，在亨利从楼梯走下求婚时，玛格丽特选择答应。进入婚姻后，在生活和精神上，玛格丽特就与亨利捆绑在一起，从而事事考虑亨利、回护亨利脸面。怪诞的是，亨利性格与玛格丽特大相径庭，如此便形成了古怪的互补。
亨利· 威尔科克斯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塑造的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他精明、自私、实干、冷酷无情。他信奉的哲学或是“一个人若无钱财，虽法律宣告他自由，事实上不得自由”，或是赤裸裸的资本拜物教。他用金钱的眼光衡量众生，凡做事必先考虑利益，他者在他眼中便皆汲汲营营，因为利益他可以撕毁太太将霍华德庄园转让的凭证，也可以对旧情人横加斥责；他不会对弱者如巴斯特施以半分同情。通过物质他获得社会地位，也满足了自身的欲望，但他始终难以感知真情，有“一颗发育不良的心”。这位有产者少有的温情，大都展现在与玛格丽特欢欣起舞时的笑容，或得知儿子获罪的悲伤。
而对专横的亨利，玛格丽特一再恳求，或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关系。上层中产阶级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产物，他们取代了旧贵族阶级，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取得上风，他们的获胜是基于工业生产、商业贸易与资本流动，因此他们也抛却了旧贵族奉为圭臬的门第观念和骑士道德，投入世俗的生活中。施莱格尔姐妹作为知识分子，虽然也属中间阶层（middle classes），但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无法与上层中产阶级匹敌，因此只能游走于各阶层之间，无法真正独立。
因此，将玛格丽特的选择理解成她个人的理性、宽容、博爱等品质（charisma）的结果，固然存在道理，但未免流于表面。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视角观察，玛格丽特的言行自不悖于常理，她并不是愚善的滥好人，更不能简单解释为“恋爱脑”。
3、玛格丽特的成长
“圆形人物”是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概念。理解玛格丽特也可从“圆形人物”的角度出发。与威尔科克斯太太相比，玛格丽特的思想具先进性，但玛格丽特又向亨利妥协多次，从女性进步独立的视角观察，她不够决绝，也没有完成真正的觉醒和蜕变。但若非玛格丽特改善了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海伦也难以伸展个性，因此，也可以把玛格丽特这类女性理解为女性人物形象嬗变光谱的“折中者”——具备先进性，扎根于现实，从而托举起海伦这类激进的“变革者”。在亨利不愿收留海伦时，玛格丽特不再妥协，亨利反而让步，将霍华德庄园交由玛格丽特。原则与妥协交互，理智与情感斡旋，玛格丽特的抉择见证了她的守望与成长。
（二）海伦作为“疯女人”
作为妹妹，海伦的性情显然更率直、大胆和开放。海伦的经历，则展示出女性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暗面——固然有所进步，但也屡经艰险。
1、迸发的勇气
“阁楼上的疯女人”是19世纪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形象。昏暗的阁楼、颤抖的火把、潮湿的气味和黑暗中发亮的疯女人的眼睛，是哥特小说热衷塑造的意境，许多电影也由此改编。女性文学中也经常出现“疯女人”，如《简·爱》中的伯莎·梅森。S·M·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合写《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认为女性作家笔下的“疯女人”是其试图通过“对自我、艺术和社会进行策略性的重新定义”，进而“逃离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这样强悍有力、神经质且具有破坏性的疯女人形象不断被创造，同样地也反映在《霍华德庄园》。
非理性的女人，并不是近世作家笔下独有的形象。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是被社会塑造形成的，社会对女性的印象是柔弱、感性、肤浅，而男性理智、勇敢而深刻，这种印象根深蒂固，伍尔夫讥刺道，“长久以来，女人一直充当着男性的魔术镜，把男人的大小映为实际的两倍”。文学作品也会描写“非理智的女性”，《埃涅阿斯纪》的狄多女王政治才能颇丰，遇到埃涅阿斯后便陷入爱情，乃至为爱自焚，爱情占据了生命的全部，欲望凌驾于理性之上，是偏离理性的体现。但“疯女人”们和自焚的狄多女王不完全相同。狄多为丘比特的爱神之箭所困，面对埃涅阿斯的离开只能苦苦相求，埃涅阿斯离开也无能为力，最终自毁。但“疯女人”们拥有更多自主空间（尽管这种自主常以“疯狂”的形象表现），行动更不受限制，《简·爱》的伯莎就烧毁了庄园。
海伦也是“疯女人”，不同于伯莎精神病理性的“疯”，她的疯狂在于异常的勇敢、直率和热烈。姐妹中海伦总是更激进的那一个，甚至激进到他人无法理解。亨利凭借阶级漠视他人，海伦便不顾姐姐，出言讥刺；伦理与现实重压在前，海伦能凭怜惜喜爱之情与巴斯特发生关系，甚至生下孩子。超常的勇敢帮助她冲破了伦理、阶级与经济状况的枷锁，也让她达到了守护美好品德、回护喜爱之人的目的。率真的性情打破了诸多束缚——或者说，若无重重束缚，海伦又何必如此疯狂？对个人的道德评价需从规则的视角观察，在1910年的英国，海伦的行为无疑背离新教伦理，因而是“疯狂”的，但在个人主义盛行的21世纪，海伦或许会被视为个性饱满的理想主义女子。疯狂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抗，恰恰是自主精神觉醒的体现。
2、等待现实的刀尖
疯狂并非全无代价。等待中世纪女巫的是象征净化的火刑，等待海伦则是社会观念的鞭笞与众人的审视。离经叛道带来偏见与批判，海伦便被指称为“疯癫”（madness），被认为丢失了正常理性，甚至需要精神医师诊治。而未婚先孕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更是无法抹去的污点，一并影响亲友的社会地位。1834年《济贫法》中的“私生子条款”规定未婚母亲需独自承担抚养责任，导致许多母亲被迫遗弃婴儿或求助于育婴堂，伦敦育婴堂的档案显示，申请救助的女性需要通过道德审查才能获得帮助，而审查者全是男性，审查的标准是“体面”，如母亲在“堕落”前是否体面。因此海伦被亨利认为完全无法住在霍华德庄园，其生产与养育历程之艰辛更是可想而知。
面对社会对越轨者的惩戒，海伦选择坚持，也生下了孩子并抚养其长大。她的愿望并未完全破灭，一方面是因为她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无法脱离她的姐姐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坚信“联结”（connection）的玛格丽特与温情的、象征家乡的霍华德庄园包容了她的越轨。不是所有人都如海伦幸运，温情叙事之外，困苦的底层女性仍遭受现实压迫，境遇悲惨，乔治·艾略特、狄更斯与哈代的作品中多有此类贫苦的失足女。
（三）“Only Connect”
电影通过女性的视角观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芸芸众生，展示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甚嚣尘上中道德观的变迁。中产阶级表面的光鲜和道德上的空洞虚伪形成鲜明对比，施莱格尔姐妹的理想主义、善良等美德更值向往。影片用意或正是呼唤美德出现、人文主义联结，进而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这也是E·M·福斯特的想法，他给《霍华德庄园》的题记便是“Only connect”。
电影中巴斯特前来拜访，海伦不愿资助巴斯特，因为不愿“让他得到全世界，却失掉自己的灵魂”，但玛格丽特却答“但是没有足够的钱，他根本得不到自己的灵魂”，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人面临的困境。即使拥有了“足够的钱”，我们该如何“得到自己的灵魂”呢？《霍华德庄园》的回答是联结，城市与乡村的联结，不同阶层的联结，人和人之间出于善意的联结。可惜的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畅想很快消失在随后到来的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战后两极格局、极权主义、民粹主义更阻断了产生联结的可能，于是人文主义者的呼唤逐渐变成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关于“人的异化”的迷思。
三、美国再拍摄
（一）走入90年代
与20世纪初不同的是，同世纪90年代，“日不落帝国”已然衰微，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土崩瓦解，形势不似以往严峻。美国自两次世界大战后取代英国地位，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不断通过经济、货币体系攫取利益，并输出美国文化。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发展经济，成为独立的力量。
这样的90年代，是分裂的时代，多样的时代，也是联结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人类社会已然成为人类追求世界大同的社会实验场，而且各种方式和性质的普世化实验仍在继续，20世纪前中期，最先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民族国家”，先行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自我扩张与前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自我生存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由此产生两次世界大战。关于人类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划分了尖锐对峙的两个阵营。“世界大同”从此被对峙的紧张撕裂为两种殊异的图像。
8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即有缓和，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终结，终结的是分裂对峙的两极化社会意识形态，而胜利归属于不断普遍化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理念，并体现于全球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也是一个极具扩张力的“现代性”（modernity）概念，市场经济具有无法剥除的现代性意味，而且被赋予越来越强的目的论的价值期待，因此，“全球化”正在成为表达现代性价值目的的关键词，也被赋予了一种超经济的价值评价性和跨文化的话语权力。
在此背景下，《霍华德庄园》“联结”的母题切合现代化背景下全球化的潮流，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目的，再度被描摹也在情理之中。
（二）分析原因
全球化不只带来联结。自由主义的世界理念的“胜利”，并不代表90年代世界社会的夜航船从此驶向光明灿烂的未来。航船依然面对多重困难，包括对现代性的困惑与反思。《霍华德庄园》原著即表达了异乡人初入现代社会的迷茫与惊惶，玛格丽特在即将离开自己自小居住的房屋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伦敦，这样一座颤抖的灰色城市，充满才气，但全无目的；令人惊叹，却毫无温情；如同在被记录之前就已面目全非的灵魂；如同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但不存留任何人性的痕迹”，但也只在租约到期前九个月左右，她才真切地认识到租约将到期，而非仅存留模糊的认知。伦敦人很少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城市，除非这座城市将他从固有的牵绊中卷走。电影中也是如此，在威尔科克斯太太表示离开从小居住的房屋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时，玛格丽特对此竟无哀恸，只认为房子是“普通的伦敦小居，再找一间也不难”。但开朗理智的玛格丽特，在租期一天天缩短时，面对威尔科克斯的华宅也面带惆怅道“离开曾经的家总是让人伤心的”。当栖身之所不再是独特的家园，城市人流被交通吞入又吐出，城市以精确而庞大的科层制运行，人也背离了自己的天性，不再是“作为人的人”（马克思语）。E·M· 福斯特通过经典的英伦家庭故事，精确地道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焦灼。
在电影摄制的90年代，焦灼依然存在，并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扩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中，构成了文化潜在意义上的嗡鸣。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如何生活、在科层制中如何自处、面对工具理性主义的膨胀如何坚守主体性，对每个人而言，都是难题。“联结”代表的、全球化所呼唤的现代性价值，也可以因为某一维度的过度发达和自律导致社会发展失衡，甚至出现启蒙理性“弗兰肯斯坦”式的“自我毁灭”的极端性后果。在这样一个时代，电影传递的隐性的焦灼，可作为90年代本身的注脚。
电影对“霍华德庄园”这一田园所在反复地强调与描述，用柔和的镜头与唯美光影衬托它的美，却又不让主角们过多抵达庄园，直到尾声施莱格尔姐妹才拥有庄园。如前所述，这是一种回不去的乡愁，或也反映了当代人的“文化乡愁”病症。在现代世界进行全球化运动的同时，它也导致历史的非连续性断裂，剥除了人类对自身历史传统的追认。施莱格尔姐妹历经爱恨情仇回归田园，而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人生未必如此跌宕起伏，也很难如此幸运能够拥有心灵的一方天地。
因而，《霍华德庄园》是E·M·福斯特对维多利亚时代繁华的回顾，也是风头正盛的英国对旧日田园时代的一瞥；在20世纪90年代，它则是全球化对“联结”的呼唤，更深处是现代性的焦灼与对前现代纯真的乡愁与怀缅。
四、总结
本文试图在时代背景下，对《霍华德庄园》进行女性主义、现代性等方面的分析。由于笔者学识尚浅，总感分析有许多未尽之处，不过第一次尝试写作影评，颇感新鲜。原著作者E·M·福斯特写就《小说面面观》，而《霍华德庄园》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面面观”。行文至此，略感欣然，愿更探幽微，勉力前行。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5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5年优秀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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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刘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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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锐评｜李蕙乔：霍华德庄园：资本主义对田园时代的匆匆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