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在互联互通世界走向好的国际秩序
【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外溢、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彼此牵连的当下，各国应该合作处理共同问题，走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建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认为，当下是各国相互嵌入、彼此共生的世界，而国际关系中旧有的理论框架，由过往西方的经验而来，将各国的利益、权利与责任视为彼此分割的、相互对抗的和可以转嫁的，这无法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加深的局面，远不足以把握新的现实。中国的制度体系之所以重要，恰在于它能够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维持合作状态。
就此，围绕“全面国际关系时代”“互联互通世界”“共生”等理念，苏长和持续开展研究，试图从中国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之中，提炼出有解释力的新概念与新框架。苏长和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符合一般意义上“好的现代化的标准”，而在此基础上所提炼的理论，也应当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他认为，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应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国际社会的性质、结构和发展方向做出更具整体性的理解，回答建设更好国际秩序的时代问题。2026年4月，澎湃新闻记者对苏长和进行了采访。
面对互联互通世界，更要尊重主权国家的平等性和独立性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中国面对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的特殊性？比如，您强调“互联互通世界”，认为互联互通改变了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其中包含哪些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的新问题？
苏长和：结构以及结构分析法，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概念和方法。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国际社会的结构出现两大变化。首先，资本主义体系及其长期全球扩张，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深度等级性、依附性、差序性仍然存在，而主权国家体系的定型为各类规模不同的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政治条件。国际社会的结构既有旧秩序遗留的差序性，又有新秩序创造的等序性特点，两者之间的竞争是一对矛盾。其次，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结构性问题是，解决全球性问题所需的国际合作，同许多国家国内政治的对抗式制度导致频繁地对国际合作的否决形成冲突，这将会长期困扰全球治理进程。
面对这两个结构性矛盾，中国政治和外交的贡献在哪？我认为，中国作为站在世界历史正确一边的新型大国、社会主义大国、东方大国，始终致力于推进构建公道、民主、等序、共生的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演变的目标所在。中国能够抓住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以及阶段特征，成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驱动者。这是第一。
第二，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制度体系是唯一能够确保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处于合作状态的制度，从而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为世界提供了极大的稳定性、确定性、连贯性。也就是说，在解决第二个结构性问题上，中国的制度体系，为创造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合作提供了典范。
而中国在上述两方面的政治和外交努力，为自己的发展争取和创造了机遇。这是因为，中国洞察到了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国际社会性质的变化以及发展阶段的特点。如果人们依然依循西方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看世界，将世界的利益、权利和责任，看成是可分割的、对抗式的和可转嫁的，就将越来越有悖于由各国各方相互联系而来的互联互通性。在互联互通世界中，利益、权利、责任都是关联的。可以说，各国各方彼此关联利益、关联权利、关联责任日益增大，各国各方处于共生之中。例如安全问题，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方不安全的基础上，只会造成无尽冲突；在经济合作上，小院高墙、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得一时之私利，但损天下之利，最终对自己也无利。看到这个趋势，就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所在。
互联互通是中外都熟悉的词汇。汉语“互联互通”比英语“connectivity”这个词要更传神、更传意。我个人认为，可赋予其理论和分析意义，取代流行于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一体化理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有人散布一种理论，说中国周边外交以及“一带一路”是要和沿线国家像欧洲那样搞一体化，更有人说是建立朝贡体系，总之是用不适宜的理论来套中国的“一带一路”，意图捏造“中国的野心”。这套解释传播出去，便会在所在国引起对“一带一路”的戒心。“一带一路”并非传统欧洲一体化理论所能解释的。而欧洲一体化理论能否作为其他地区合作的模板，也存在很大疑问，近年来其内部也出现反一体化趋势。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抓住的是世界互联互通的趋势和需求，着力点在基础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政策沟通、文化相通等，在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通过创造互联互通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所以，互联互通及其理论化，可以解释“一带一路”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地区的区域合作。像东盟内部以及中国和东盟之间，重视的就是互联互通而非一体化，其释放的生产力和地区合作活力，通过东盟这些年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东盟超大规模的贸易增长额可见。这就是互联互通的力量；互联互通而不是一体化，可能更契合差异世界的共同发展。
澎湃新闻：您提出了“全面国际关系时代”概念。今天的全球治理核心矛盾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是否也可以说，中国政治学正在提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解释框架？
苏长和：20世纪80年代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中的重要时刻。非洲大陆最后一个处于殖民状态的国家纳米比亚的独立，标志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非殖民化运动的结束，主权国家体系定型时代进而到来。我将其称为全面国际关系时代的到来。
这个时刻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史中一直被忽视。主权国家体系的定型，是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到来的标志。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来的，不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施舍的。其最大意义是确立了用主权平等的等序原则来组织和开展国际关系。主权独立、完整、平等，是保障中小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主权原则一旦被破坏，首先遭殃的就是中小国家。
在全面国际关系形成之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国家，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维护殖民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任务完成，进入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变为，在形式上等序的主权国家体系中，各国如何遵循共同的价值，进而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关系民主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共享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性成果。这一进程的完成，就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形态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该阶段的重要问题是，各个形式平等的主权国家如何学会合作，来处理单个国家之外、彼此之上的共同问题。这类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也会影响各国国内的安宁和福祉。
回过头看，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系统，像今天的国际关系系统这样包含这么多国家。它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系统。如果说国家的出现是伟大的政治发明，政治学一直探索的还只是在国家之下怎么有更好的政治生活和秩序，那么在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各国必须共同合作创造一个更大的有序的共同体，解决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的秩序问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面对这个大问题，应该是感到激动和兴奋的。在新的阶段的历史解释和学理解释方面，各国学者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如何理解这一阶段的冲突和动荡？我们将国际关系视为同国家一样的制度，如果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是将特定地域上的人组织起来形成秩序，那么国际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应该是将组成国际关系的各国组织起来形成秩序。我们这样推理，就能理解，国际关系是人类产生国家以后，各地区渐次全部进入国家状态之后，共同结合而成的。国际关系如果形成秩序，是一种比国家更加高级的政治阶段。这个阶段或可称之为“天下国家”。
回到今日世界的冲突和动荡。我们假设，各国追求的一种理想国际关系状态是这样的：各国之所以需要和依赖国际关系，是因能在国际交往中共同获得增益，可称之为共生型国际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际关系，各国或一部分国家也能过得更好，那么各国就不需要国际关系，回到孤立状态即可——这当然不可能，显然各国离不开国际关系。与这种状态相对的，是在一种国际关系中，一部分国家获得增益，但另一部分国家维持不变；再者，是在一种国际关系状态下，一部分国家获得增益，而另一部分国家受到损害；最差的，是在一种国际关系状态下，大家共同受到损害，即完全的战争状态。
这样或许可以深化我们对进入全面国际关系阶段的国际关系矛盾和冲突的认识。人们看到，四种国际关系状态同时存在于当今世界。即：追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道共生秩序；全球资本主义霸权专制体系造成的世界不平等、不均衡分裂状态；构建自我封闭循环的小集团国际关系体系；共同损害的战争状态。我们发现，冲突和动荡主要位于传统上对世界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的周边地带或离岸政治经济影响地带，例如欧盟周边。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是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尽管个别域外国家试图破坏这个地带国际关系状态的稳定。这个现象怎么解释？我自己还没有答案。
澎湃新闻：您多次强调，主权仍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而在全球问题高度外溢、跨国行为体日益活跃的背景下，主权原则与全球合作之间，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二者可否构成新的理论整合？又该如何重新理解主权？
苏长和：主权国家是全面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单位，是国际秩序的基石。全面国家关系的体系性同单位的独立性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前者并不是否定后者。主权国际秩序延伸的含义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任何一个X国家，彼此构成相互承认的外交体系。“一个X国家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常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美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因为任何一个同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其并不能同时寻求和夏威夷或德克萨斯建立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官方关系；进一步来说，这个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一旦被破坏，整个世界相互承认的外交体系就会崩溃，国际关系也没有了；对弱小国家来说更是灾难性的，强权会毫无顾忌地野蛮扩张。
这个道理明白了，我们就知道主权制度之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全球治理体系的任何改革，不是削弱或破坏主权制度，应该是在主权制度刚性约束下进行体系改革，否则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就错了。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在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中，将主权平等作为第一个要坚持的原则。西方有的学者说，中国由于对“落后的”主权观念的坚守，是国际秩序的保守者。我认为这种保守其实不是“保守”，恰恰是守正。前面讲到的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很多是主权独立性受到侵害和干涉的结果。
准确地说，不是主权原则和全球合作构成新的理论整合，而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构成新的理论整合，这是全面国际关系时代面临的一个内与外的结构性问题。一个更好的国际秩序，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尊重主权国家独立性的基础上。这就否定了国际关系如果被视为是国家那样的制度，其在进入更高阶段秩序时——也许是一种共同体，呈现为超级主权单位的可能。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欧盟这样的政治探索方案的否定。欧盟最大的问题是，成员的国内政治同欧盟国际关系是冲突的。换句话说，其没有解决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冲突问题。在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秩序的探索中，将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理解为国家的合并，进而创造一个超国家秩序，这种状态下，独立的主权国家当然会消失，或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支离破碎。在中国政治理论中，如果天下国家秩序是国家简单合并的秩序，那么这种秩序必然是不牢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也绝不是否定主权所能达到的。这就逼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国际秩序问题的新方案。该方案可能要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整合中去寻找。
主权观念自产生以来，衍生出很多概念，从人民主权、经济主权到文化主权，以及现在的数据主权等。在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等级体系中，许多国家实际没有真正完全做到主权独立、平等、完整。严格按照中国人对主权的经典理解，理论上，一个国家领土上被某个霸权国家驻军，这个国家的主权——或军事主权就是不完整的，以致于有人用半主权国家形容世界上这类国家。且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将本国领土租借给他国作为军事基地用于威胁、干涉甚至侵略第三国，是全球和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即便在全面国际关系时代，虽然主权国家体系定型了，但收回这些流失的军事主权，很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运动，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解除国际关系的一个安全障碍。回到对主权的经典理解，也许更能帮助我们正确识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障碍所在，不被霸权理论带偏和误导，后者为驻军合法性制造的理论，说是为别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这实际上是旧安全观。
中国式现代化契合“好的现代化标准”
澎湃新闻：您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的现代化，更不等于西方化。从政治学角度看，如何重新界定“好的现代化”的一般标准，理论层面是否也由此获得创新空间？
苏长和：好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无非四个标准：一是能否实现发展，二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三是如何实现发展，四是在国际关系中是否带动更多国家共同发展。
在第一个标准上，中西现代化道路各有优势，关键是实现发展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第二个标准上，好的发展应该是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和安全的平衡、共同富裕而非两极分化，等等；在第三个标准上，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好的现代化道路，不应该以掠夺、损害或减少其他国家正当发展权益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应当是和平发展；在第四个标准上，在一个共生的世界中，好的现代化道路需要放在国际关系中衡量，也即在自身增益的同时，带动或惠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共享发展——一种现代化模式，如果在世界上造成少数国家发展而大部分国家处于依附状态，就不是好的现代化模式。
按照这四个标准衡量，西方现代化道路在后三个标准上被新的现代化道路视为教训和镜鉴，尤其在第三个标准上，西方特色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对此讳莫如深，其现代化进程的侵略和殖民给其他民族和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同时，西方现代化道路在后三个标准的实践，又让这种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个特征看上去是中国特色，但实际也是普遍的，同前述“好的现代化标准”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对照这些普遍的、好的现代化标准来实现自身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治理奇迹，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想维护自身独立又要加快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这正是对以往流行的西方特色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等，提出了全面反思；在此基础上，也有了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可能。
其中一些现实的自主知识体系重大理论命题包括：
第一，对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学中政府理论创新的意义。洛克以来的政府论及其实践以及在世界的扩展，给世界带来普遍性的国内政治对抗式矛盾和分裂，成为21世纪不少国家普遍性治理赤字的国内制度根源。政府回归公道和回到人民，是政治发展和进步的趋势。基于中国治理奇迹背后的人民政府理论，应该是中国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行政学在理论突破和供给上的着力点。政府理论的突破，会对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创新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如果有人问我21世纪后面七十年较长时期世界突出问题有哪些，我认为源于西方的落后政治理论造成的政府的脆弱性及其危机会是世界性的大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新政府论或者人民政府理论对世界政治建设才具有迫切意义。
第二，对比较政治学范式来说，中国学界对治理的研究，正在推动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从过去在西方影响下着重政体模式的比较，转向治理模式和质量比较的范式转型。治国理政知识在国际上的交流互鉴已开始成为世界比较政治研究的新动向。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应该抓住这个学术机遇，不应该还在西方特色比较政治学政体范式中打转。
第三，世界中国学研究范式也在出现变化，过去西方特色社会科学理论主导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范式，正悄然发生变革，也即回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研究中国的范式。中国政治学界需及时抓住这一变化动向，引导世界中国政治和治理研究范式向这个方向转变。
第四，对联合国发展议程的递进来说，好的现代化的标准，对进一步思考2030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主题也有启发。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即将终结，下一个发展议程主题是什么？从发展经验和阶段说，共享发展和全面发展议程，成为今后全球发展阶段重要主题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学界需联合国际学术界，共同推动联合国从可持续发展议程向共享发展议程、全面发展议程的递进。
第五，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是，能通过内部创新而非外部转嫁问题的方式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是中西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差异。西方倾向于向外侵略扩张解决国内矛盾问题。需要把中国为何能实现这一道路说清楚。这需要将中国国家制度体系、政策体系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讲清其内在逻辑，对和平发展给出全新解释。在这方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界要合作，在国内政治－国际关系整合的政治理论上作出贡献。
第六，对区域国别学来说，发展知识的当地化会是一个新议程，也涉及人才培养。区域国别学不只是国别信息汇总。知彼知己当然是研究别国的意义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别国得出的知识，对别国有何启发或借鉴价值？区域国别人才要熟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知识体系，并能将其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在不干涉当地内政和尊重当地国情社情前提下，为别国发展提供有效有用的发展知识。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一般意义，正是要以此谋取“国际关系的解放”。中国经验如何转化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知识表达？其中哪些方面，能够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最为关键的影响？
苏长和：从生产到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本身就具备普遍意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国际关系的解放，这句话理解起来似乎困难；但如果说，中国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0%，这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释放出的国际关系的活力和生产力，人们大概就能理解“解放”之经济含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社会主义必定会在21世纪后期在世界上产生更大影响。进一步而言，任何追求公道而不是霸道、致力于减少不平等和依附、扩大发展成果共享范围、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现代化道路，都不是地方性的经验，而是普遍性的知识。
国际关系的解放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民族寻求解放和独立，直至推动殖民体系瓦解，最终带来国际关系巨大进步，也即主权国家体系定型和全面国际关系的形成。然而，各个国家在一个主权国家共同体中，如何实现共处、共生，摆脱不公正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压制束缚，获得更大的解放和发展，这是全面国家关系时代的新问题，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由此而来。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就是希望通过对旧国际关系的改革、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使得各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释放更大的进步能量。
国际关系解放的进程，提出很多新的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例如，在实践中形成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合作协商而不是对抗冲突的状态，在理论上构建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各国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受制于国内流行的对抗式制度安排的影响，造成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存在结构性的冲突，这个难题已成为束缚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澎湃新闻：在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真正的突破发生在哪里？又有哪些瓶颈至今仍未解决？
苏长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活实践，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创造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没有照搬老的大国所走的外交道路，而是走出一条外交史中没有的大国和平发展道路。这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中是个奇迹。另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出现各类复杂问题，也为国际关系学者创造了难得机遇。
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成就之一，是在党的创新理论以及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基本形成了以标识性概念构成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中间地带、反帝反殖反霸、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新型义利观、共享发展、结伴不结盟、新安全观、文明多元共生、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周边、统筹两个大局、真正的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要公道不要霸道、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其中既有对各国关于国际关系共同概念的借用和创造，有对中华优秀传统外交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国际关系原理进行的时代化表述。这套话语体系，由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拓展，而在世界上被较广泛地理解和使用。其影响的表现之一，是遵循旧国际关系思维和实践的国家，对中国这套话语开始防范和警惕，试图在国际组织以及外交政策中进行屏蔽、歪曲、抵制、反制、打压。这恰好说明这套话语产生了国际影响力和效果。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些年产生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实践成就和突破，是通过将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深化到政府间关系（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来克服和解决前述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冲突问题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束缚。
同世界上流行的对抗式国内制度相比，中国的制度体系解决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冲突问题，中国在外交上承诺的事情，国内会坚决执行，国内政策制定时，会考虑国际关系或外部相关方合理正当的关切。因此，在当今世界上所有大中国家中，中国的外交和内政的政策始终保持一致性、连贯性、确定性、稳定性，其制度根源之一正在于此，为动荡的世界带来战略稳定。这也是中国全球战略稳定叙事的学理基础。
中国是这样，不意味我们打交道的所有国家的国内政治也是这样。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深化，其重要一点是，在双多边关系的议题商讨解决中，各个政府部门开始不同程度同对象国相应政府部门建立起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机制的效果之一是，将双多边关系稳定下来和深化下去，通过中国政策的连贯性、一致性、稳定性、确定性，带动交往国行动的一致性以及相互对齐，减少交往国国内对抗式制度体系对中国与其关系的干扰。这种方法开始较广泛运用于中国的双多边关系中，其规律性现象之一是国家和政府部门之间规划引领的双多边治理工作机制。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外交政策及工作机制上的突破之一，也是最值得国际学术界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
应运用原理性知识，提出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澎湃新闻：您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对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的理解是理论建构的前提，并强调应该区分增量改进与结构改革，从系统、结构和行为去整体分析。那么，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类“结构意识”如何才能形成，又应当如何运用？
苏长和：全面国际关系时代，人类进入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真正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必然要回答国际社会性质是什么，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各部分内部联系机制是什么，各部分按什么规则分布，国际社会进化的状态是什么，等等。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命根基是，假设国际社会就是无政府状态。显然这个假设不科学。这需要我们回到研究对象的根本和本质来看问题。设想国际社会是一个体系，要了解体系，要先认识该体系中的行动单位、结合规则及其形成的结构（差序还是等序、排斥还是共生等），乃至运动规律等，对一系列现象进行抽象，由此得出国际社会的一些原理性知识，依据国际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特征的原理性知识，提出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走向正确道路之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大讨论。最终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及其方案占据上风，这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今天所有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来说，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恐怕也要在国际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上形成广泛共识，才能为国际社会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找到正确的道路和办法。
构成一个体系的原理性知识，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今国际关系的特征。有人说，今天国际关系就是两极格局。这是从简单的力量对比看，虽有一定道理，但仅仅是表象的。依据这一点制定外交政策，也有可能被误导。如果从国际社会仍存在的全球资本主义属性看，当今世界霸权国家及其核心集团国从价值、国际制度性权力、规则解释、政策协同、产业分工、生产链价值链产业链的控制、国际组织等方面的掌控，几乎经营了一百多年。霸权国家格外重视这种体系性因素。这也能解释新兴大国一旦开始触碰其体系性资源，霸权国家会竭力予以维护。这是世界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突出的矛盾表现。
这些原理性知识发现越多，就越可运用于外交实践中。中国政治和外交为什么总保持站在世界历史正确的一边？我认为，是坚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社会性质的分析，以及对所处阶段的特征准确把握，从而能够做出正确的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这就是原理性知识的实践运用。
人们不自觉但呈规律性的实践，往往体现为原理性知识的运用。例如，前面讲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政府部门同外国对应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双多边发展规划，这种为了克服对象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结构性不合作的变通办法，看上去是不自觉的，但其创造性之处恰恰说明，全面国际关系时代，各国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是重要的合作形态。中国政治和外交中常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协调好国内国际两类规则等话语，这类表述并非偶然，正体现了为何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先于其他大国解决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结构性冲突的难题，也正因如此，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很强的战略确定性。
澎湃新闻：从与世界对话去看，中国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如何避免自说自话，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概念应有怎样的品质？对当下的国际传播，您有怎样的观察和建议？
苏长和：我说“让政治学讲中国话”，不是说话意义上的“话”，而是将中国政治和外交的道理说清楚、道明白，这样知识体系才能立起来、站得住、用得上、传得开、走得远。如果将这个道理说出来，对别人产生启发并可用，别人自然会慢慢聚集过来。孔子说“修文德以来之”，我注意到，许多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治理的道理很感兴趣。如果学者主要用西方特色社会科学教他们认识中国之治，这就有问题了。我们要抓住这一势头，将自主知识体系的留学生教育和国际传播，作为构建工作的重要部分。懂汉语的世界学术群体规模大了，中国很多话语不怕传播不出去。
我认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概念，是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觉的概念，每个人都觉得同它有关，从熟悉的概念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释。例如，说到政府理论创新，我们可能绞尽脑汁要创造一个新概念，表达中国政府理论。但实际上，“人民政府”、“政府公道”就是融入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概念。人人都明白政府应该是这样。这就是有生命力的概念，我们苦心寻觅表达中国政府理论的概念，其实就在身边。我们做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工作，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同历史和生活结合起来。
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已生产出不少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和学术议程。例如，政治学推动了比较政治学从政体为中心的西方范式向治理为中心的新范式转型，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理论、关系理论、天下理论、边缘地带发展理论、共生理论、道义理论等，都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讨论。这一进程中，我认为，重要的是学术组织者、期刊界、媒体界要学会邀请、培养、激发外人参加中国学界提出的学术话题的讨论。我们学界有时对国外某种新理论新概念会一哄而上介绍传播。而培养域外学者对中国学术议程的关注、研究和传播，需要我们的学术组织传播模式发生变革，适应新时代工作的主动和能动精神。
对治国理政新知识进行交流互鉴，各国都存在巨大的需求。因此，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过去几十年介绍引进别人的“外为中用”仍有必要，但这强调的是“取”而不是“传”，要倒过来，立足“中为外用”来做文章。
过去十年，我们学院在自主知识体系赋能国际传播上，有以下一些在做和将做的成体系办法，可供社会科学界参考。
一是鼓励教师用中国概念和理论同外国实际结合，去研究外国；二是重视标识性概念知识产权保护，学会将发明权、命名权留在中国知识群体中；三是建设国际学术组织，或以治理为主题举办全球和地区性青年大赛，吸引海外在华留学生围绕中国治理写作案例；四是为发展中国家最好大学培养师资博士，回国任教，带回一门课，带回一本书；五是鼓励教师去海外著名高校做兼职教授；六是探索自主知识体系教材如何通过课程传播进入外国课堂；七是通过全球中国政治和治理年会，来推动世界中国政治和治理研究范式的转型；八是集刊开辟海外学者中文发表的作品；九是以治国理政知识交流互鉴为主题，走出去办讲习班或建立海外分中心；十是探索评奖导向，来引领新研究议程；十一是以治理知识交流为主题，吸引外国公务员来复旦国务学院接受培训。总之，从外为中用到中为外用的观念转变，会倒逼国内学界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澎湃新闻：政治学者既要回应现实问题，也要形成具有历史深度的理论表达。您如何看待这种双重使命？结合自身的学术历程，对青年学者，您最希望他们保持怎样的态度？
苏长和：现在这个时代，作为学者，不断追问自己是在“搞学术”还是在“做学问”，就能回答好使命的问题。学问取向和学术取向大不一样。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的一定是学问而不是学术。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来的人类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之下？是战乱纷飞还是和平安宁？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对未来国际秩序设计可能有怎样的贡献？这是世界之问，也是事关国家、人民、时代之问。学者多想这类基本的、长远的、深刻的问题，就有学问而不是学术。
杨振宁晚年对青年学子的一段话，我觉得对青年学者或有启发。大致意思是：他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成就，天资聪慧当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有幸选择到了物理学最前沿的、一个朝气蓬勃的研究领域，并和最优秀的学者在一起工作；如果选择的是一个强弩之末、日薄西山的学术议程，或许也会有成就，但不会那么大。我自己是搞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我认为，现在研究中国政治和治理、研究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与世界，探究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密码，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术学问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