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到寒斋吃苦茶——谈知堂先生的收藏及书信故事
20世纪30年代，知堂（周作人）先生50岁时，曾写了两首所谓“自寿诗”，题目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很有意思。后来好友林语堂索诗，他就用八行笺随意抄写寄赠，不料林语堂将手迹影印，发表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配上知堂先生的大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诗。如此一来，果然影响甚大，以至于周作人的这两首“自寿诗”轰动一时，满城争诵。后来又引来圈内名流如蔡元培、沈兼士、俞平伯等纷纷跟进，就连从不写诗的钱玄同也发表了和诗……或许，用现在的话说是“炒作”得太过了，“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鲁迅语），于是又招来了一班左翼青年的撰文攻击，遂惹起了一场文字风波。
不过，若“就诗论诗”，周作人的两首“打油诗”写得确实还不错。
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在此，知堂先生回顾自己50年的人生历程，百感交集，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消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所以，他也就躲进书斋，甘于“消沉”，享受玩玩古董、喝喝苦茶的惬意时光。这种状态似乎和周作人的性格颇为吻合，他曾回忆小时候家中说他“系老僧转世”，所以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之句，而他骨子里所向往的，就是“半儒半释”、不问世事、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他在北京八道湾的住所，曾被命名为“苦雨斋”，既因喜雨，也暗喻屋漏、生活困顿的窘迫感。
周作人偶作打油诗二首
后来，他又将书斋更名为“苦茶庵”，并自号“苦茶庵老人”或“苦茶子”。撰写的随笔小品也以《苦茶随笔》或《苦茶庵小文》结集。他的书斋苦茶庵，也是京城名流聚集品茗之所，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等都是常客。周作人说自己“不是善茗者，只是爱玩茶”，他讲究环境，也在乎品茶的乐趣，曾在文章中写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北京八道湾11号的周作人住所，曾被命名为“苦雨斋
在艺术收藏兴趣上，周作人可能没有他兄长鲁迅那么广泛和痴迷，但还是受了不小的熏染。他曾有回忆文章说从日本归来后在绍兴时，因帮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自己也收藏了几件金石实物，如三国时的“凤皇砖”、南朝时的砖砚等。后来他还选了几张残砖拓片，请人制成自己的“个性化”信封，倒也古雅别致。
除了秦砖汉瓦，知堂先生还收藏了不少印章。当然，绝大多数都是自用印，如名章、斋名章及字号章。很多年前，我在文庙书肆曾淘得线装本影印的《知堂遗存》一部，两册函套装，其中一册为周作人的《童谣研究手稿》，另一册则是《周作人印谱》，编者鲍耀明。这本印谱中除了有7方是周作人的祖父和父亲的遗印外，其余都是周作人的自用印，约80余方。1964年周作人应鲍耀明先生所求，亲手钤印成册，并于每方印下注明刻印作者和边款内容，然后寄赠鲍耀明收藏。
知堂先生一生写了多少信，我没有统计过，但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昔时，“鱼雁传书”作为主要的通信手段，文人间的交流与联系，尺牍往还是必不可少的，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丰富宝贵的文字资料。古有“鸭头丸”，今有“两地书”，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人文思想，都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意义。我想，随着传统文人的式微和网络时代的兴起，书札文化也如珍稀物种一样，濒临灭绝似已毫无悬念了。
正因为此，名人手稿如今已成为热门的收藏门类了。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批著名文人，他们的信札手稿近些年来在各大拍卖场上广受追捧，价格也一路飙升。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坛大将周作人，他的信札手稿自然也是众所瞩目。2012年，周作人致鲍耀明的百余通信札，拍出了442万元的成交价；2014年5月，周作人致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信札84通，以700多万元的高价成交。
由此可见，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又因抗战时出任伪职而沦为“汉奸文人”，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无疑使他更为人们所关注。这批书信皆写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66年，正好是周作人的最后10年间，内容涉及文学、社会经济、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对研究和了解周作人晚年的思想、生活以及观点、情趣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周作人在书房
这里再说一下周作人与香港友人鲍耀明的通信。
说起鲍耀明，这是个颇有意思的人。他原籍广东中山，1920年生于日本横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香港的一家日本洋行当副总经理，由于他爱好写点杂文，也喜欢和文人交往，于是就结识了曹聚仁，后得曹聚仁的引介，自1959年起，遂开始与知堂老人通信联系。
周作人与鲍耀明两人素未谋面，但两人都有日本留学的背景，且鲍爱好文学，又是周的“超级粉丝”，所以两人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后来逐渐由通信而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俩的通信一直写到1966年的“文革”祸起，周作人以老病之躯频遭凌辱，故通信中断，其后不到1年周便撒手西归。至此，两人前后8年间往还书信已有700余封，光周写给鲍的信现存的就有402封之多。
可能是鲍耀明在香港的洋行里任副总经理的因素，手头比较宽裕，其人也大度，故那段通信期间里，他时常给周作人以物质上的帮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内地物资匮乏、经济极端困难的时期。周作人仅凭著译稿费来养家糊口极为不易，于是鲍耀明则不断给周作人寄赠各种食品杂物，如煎饼、糕点、猪油、炼乳、虾米、方糖等。
起初仅限食物，后交往得熟了，周作人也经常写信索要，包括日本书籍、沙丁鱼罐头、药物补品，等等。而鲍耀明，则有求必应，并经常在信中主动要求周作人“开单子”，乐于为之购买。说起周作人与他的交往，鲍耀明分析说：“就是因为我乃是圈外的无名小卒，他觉得无所谓。如果我也是名人，或者是与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我寄东西啦！”
当然，鲍耀明除了信中请教一些问题外，也经常向周作人“提些要求”，譬如为友人题字啊，抄几页诗稿啊，送几本签名书啊，等等。或许是因为“吃人家的嘴软”，为了回报，周作人对鲍耀明的要求也同样是“照单全发”，譬如鲍希望收藏几张“五四”名人的手稿，周作人非常“配合”，几次为之翻检，先后找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徐志摩等人的手稿信札，寄至香港。
他还将自己的日记一册以及沈尹默题写的“苦雨斋”横幅等，都寄给了鲍收藏，即便鲍提出想收藏鲁迅的墨迹，周作人起初无奈地表示自从兄弟失和后，再无笔墨往来。但为了不使鲍耀明失望，他还是从故纸堆中翻出一页当年鲁迅手抄的《古小说钩沉》残稿，加上两行题跋相赠。也正是这页仅几行字的鲁迅残稿，2013年流至拍卖市场，结果拍出了690万元的天价！当然，这似乎已和鲍耀明无关了。
我想，文人手稿成为宝贝而被富贾大款们竞相争藏，只是属于今天的故事罢了。若是在那个肚子尚不能填饱的年代，这些手稿书信之类的，也确实算不上是什么稀罕物，还真不如“煎饼”“猪油”等更具有诱惑力，旧时所谓“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是也。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物换星移，我们还真要感谢像鲍耀明这样的有心人，若不是他当年的倾心爱好和刻意收藏，这些文稿资料或许早在特殊年代中被付之一炬了。
那么用今天收藏鉴赏、考证研究的眼光来看，丢失的手稿将永远地失去，那才是最大的遗憾。过去萧红说她在上海时，曾亲眼看见一家粥店将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拿来给顾客包油条……如今听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读知堂先生的书信，也和读其散文一样，隽永淡雅，从容不迫。而且书信因对象的特定专一，反而有更多的私话和真话。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自编出过一册《周作人书信》，收录他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三位弟子的信共77通，另收21篇也类似信札体的文章，加起来百篇不到，合并一册，也和散文集无异了。而上述给鲍耀明的400左右封信，在20世纪90年代，被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以《周作人晚年书信》的形式，竖排繁体出版过一次。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与鲍耀明合作，在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编辑出版了《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书中不但全部收录了周、鲍两人往来的700多封信，还附上周作人与信中内容相关的日记。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公开，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然此书出版后，遭到周作人家属的不满并引发了一场官司，因为周作人虽去世多年，但其作品之发表权以及获取报酬权却仍在50年法定保护期内，家属认为未经继承人许可，出版社擅自出版发行周作人日记、通信，属侵权行为。后法院判出版社败诉，除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外，还责令其停止发行销售该书。
所以说，《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一书虽已出版，但在书店里却是无售的。笔者早先曾向朋友借阅一遍，书还了以后总觉得不够过瘾，去年又托朋友以高出原书数倍的价格，辗转淘得一本，以供闲时翻读。我一直存有这种想法，喜欢的书，时常读的书，非得自己拥有，方觉心安。
知堂老人在与鲍耀明通信的这些年，也是他自己的垂老迟暮之年，所以有的信在落款处，还钤上“寿多则辱”印，这是他晚年常挂于嘴边的一句话，也表明了他艰难凄冷并不舒坦的晚年境遇。不过，尽管是耄耋之年，他的书札笔墨却依旧古雅而有风致。周作人尝于《知堂回想录》中说自己的字不灵，在北大教授中，可算是“恶札”第二。他说的“第一”是章太炎弟子刘师培，刘师培的字确实不够好。
周作人小楷
不过我觉得即使刘师培的字不幸被排在“第一”，但周作人的字再怎么着也不可能紧随其后。其实，此乃周作人惯用的“自嘲”笔法，谁若是当真谁就是真外行了。实则周作人对自己的字是颇为自得的，他有好多自编的散文集，书封都用自己的书法题签，如《瓜豆集》《风雨谈》《过去的工作》等。若无对自己书法相当的自信或偏爱，以他这样的文坛大家，难道会不懂得藏拙？
依我说，周作人的书法生涩古拙，闲雅散澹，读之总有一种清逸超凡的书卷气，别有滋味。若仅以书札体来看，周作人与鲁迅，还真是各有千秋。如同“五四”以来的散文成就一样，就书法而言，周氏兄弟也同样可以再一次地比肩，堪称一时瑜亮。因此，若以周作人的字为“恶札”排倒数第二，简直是笑话了，他的尺牍书法，在老北大那一批著名文人中，如真要排名，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原标题：《且到寒斋吃苦茶——谈知堂先生的收藏及书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