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美国Z世代的性别化政治分化；欧洲音乐团结的幻灭

当Z世代不再共同“进步”——年轻男女为何走向不同的政治世界？

长期以来，“年轻人更'进步'”似乎是一种几乎不证自明的政治想象，每一代年轻人好像都比上一代人更加开放、更反权威、更离经叛道，也更能接受性别、族群、身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因此，当人们谈论Z世代时，也往往习惯性地把他们视为一个享有同一套观念或同一种风格的整体——例如，作为“互联网世代”和“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成长于社交媒体、身份政治高度可见的时代，他们理应拥有相近的生活体验、世界感受和政治直觉。但近日美国《国家》杂志刊发的有关Z世代在政治领域的性别分化日益扩大的文章提醒人们，这种关于“年轻一代”的想象与判断可能过于简单和整齐了。

当地时间2025年8月10日，美国新奥尔良，在“美国崛起南方地区训练营”期间，佐治亚州迪凯特市第二区市议会候选人迪安娜·朱·苏坦迪（左）与肯塔基州第二区美国众议院候选人梅根·温菲尔德排练演讲。该训练营旨在帮助民主党女性改进政治竞选活动。视觉中国 图

文章认为，美国Z世代年轻女性正在政治上“向左转”，而年轻男性却没有同步左转，甚至在选举投票、媒介消费、性别议题等方面出现了相对右转或保守化的倾向。根据盖洛普2024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在18至29岁的美国女性中，自认为自由派者的比例达到了40%，而同龄男性只有25%。更引人注目的是，年轻女性的“左移”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2001年至2007年间，这一年龄段女性中自认自由派者的比例平均为28%（比同龄男性高出3个百分点）；2008年至2016年为32%（比同龄男性高出5个百分点）；2017年至2024年则升至40%（比同龄男性高出15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年轻男性的自由派比例二十多年来大体维持在20%至30%之间——2001年是25%，如今仍然是25%。这一份名为《探索年轻女性的左倾化进程》的民调报告认为，如今美国年轻女性在政治立场、环境和堕胎问题、枪支法律、种族关系这四个问题上持有主流自由主义观点的比例，比十年前同年龄段的女性要高得多。

这组数据提示我们重新审视所谓“Z世代政治”。它的深层意义不在于证明“美国年轻男性变保守了”或“年轻男性集体变‘右’”，而在于揭示一个更复杂的事实：Z世代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在向政治光谱上的某个方向移动。传统的代际叙事往往假定“越年轻越进步”，但当下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年轻女性整体上更为“进步”了，而年轻男性并未同步运动，他们没有像年轻女性那样呈现出清晰、连续、整体性的左移趋势。政治立场的分化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Z世代内部出现了一条愈发明显的性别化政治裂缝，性别可能正在成为美国青年政治分化的新轴线。

《Z世代女性正在向左倾斜，而年轻男性则没有》一文的作者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专业学生，作者在文章开头描绘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校园生活场景：俄勒冈大学大二学生Marina Martinez参加了校园气候倡议组织，这个致力于在国会倡导有效气候解决方案的全国性组织在该校有25名常规成员，但Martinez发现其中没有一个男性。她说：“似乎有更多女性渴望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实际的政治行动，支持左翼立场。”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大三学生Khasya Tinglin也提到了一种课堂上的分化现象：在她所参与的国际关系专业的必修课上，男生们更倾向于表达保守观点，在讨论时事和国外冲突时这种现象尤为明显。Tinglin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缺乏同理心和情感的世界观。在看待国际关系时，应该考虑多种视角。你当然可以从国家层面进行论证，但那关乎的是活生生的人命。”

以上两个例子当然不能被过度“以小观大”，但它在民调数据之外提供了一个更直观、更具经验性的微观入口。在气候、平权、校园组织和公共参与中，美国年轻女性正在更频繁地进入政治行动，而相较之下，年轻男性则更加缺席于这些场域，他们似乎被另一套政治语言、媒介空间和身份叙事所吸引。这种分化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被进一步放大。文章引用了美国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与参与信息研究中心的分析称：18至29岁的男性选民中有约56%的人投票给了特朗普，而同龄女性中投给特朗普者只有约40%。这也是自1988年老布什当选总统以来，首次有多数年轻男性选民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说，年轻男性正在成为右翼政治可以积极动员的选举资源。文中，2025-2026学年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主席的Preston Hill表示，男性选民是共和党候选人的“秘密武器”。

那么，为何美国Z世代女性和男性出现了这种政治上的差异与分化？文章对“年轻女性左转，而男性没有”的解释主要落脚于近年来性别议题在美国的高度党派化。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政治学教授马克·海瑟林顿（Marc Hetherington）的观点成为此文的主要支撑。海瑟林顿指出，几十年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性别议题上的差异并不像今天这样尖锐；但如今，堕胎权、性别平等、女性医疗、DEI以及女性身体自主权等问题，已经高度党派化，甚至成为党派冲突的核心议题。“在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性别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些事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们接受政治熏陶的时候，政党之间的选择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海瑟林顿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1976年的总统选举。在竞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和共和党候选人杰拉尔德•福特都支持生命权，并表达了个人对堕胎的反对。

而对于现在的年轻女性而言，这种大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她们成长于一个最高法院（由共和党任命的多数大法官）推翻了“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堕胎权重新成为政治战场的时代。或许可以说，在从青春期到成年初期的成长阶段里，她们看到的是一种女性权利似乎在逐渐扩展之“进步”和已经获得的权利也可能被撤回之“倒退”的怪异混合。女性身体经验被推向党派政治的中心地带后，政治更加不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选择，而是与身体、医疗、安全和未来生活越来越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

在《Z世代女性正在向左倾斜，而年轻男性则没有》的采访中，佩斯大学政治学专业大三学生、注册民主党人、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竞选人Alex Flores竞选团队成员Maggie Oliver就表示，生殖健康保健问题和个人经验影响了她的政治参与。她提到，自己15岁时就不得不考虑避孕和月经健康问题，而年轻男性则拥有一种“不必担心同样事情”的奢侈与优势。这种说法提示了，可能对很多女性来说，进入政治未必是理论先行的，而是政治始于身体。而身体则从来不是纯粹私人的，它总是与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相联系。因此，对这些年轻女性而言，政治具体地落在自己对身体、安全感、未来预期的支配与控制上，也因此，她们更有可能倾向于许诺支持相关权利或更加符合这种支配权与控制权预期的政党。

而对于“年轻男性为何没有像年轻女性那样左移”，文章同样从美国两党在性别议题上的分野角度给出了解释。海瑟林顿借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对“政治”的定义——政治就是何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了何种东西——指出，当男性看到民主党在性别议题上给出的方案时，“他们会觉得民主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好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大三学生Kai Lindsey受访时表示，他和一些男同学一样，感觉自己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边缘化”了，并且，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正在变得越来越极端。Lindsey说道：“在平权行动和招聘等问题上，某些言论确实让我更加认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更能接受或更关心我的个人问题。”

这里涉及一种典型的相对被剥夺感。年轻男性未必真的在制度上比女性弱势，但他们可能在话语上感到被审判、被忽视、被归入“加害者”一方。尤其在教育竞争、就业压力、阶层流动困难和亲密关系不确定性叠加的背景下，男性身份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动意味着优势、权威和确定的生活路径。而右翼政治的吸引力就在这里，它不一定真正解决年轻男性的困境，但它非常擅长“解释”这种困境。它告诉他们：你不是失败，而是被觉醒文化压制了；你不是不适应平等社会，而是男性正在被系统性地贬低；你面对的不是经济结构、教育制度和劳动市场的问题，而是女性主义、DEI、移民和自由派夺走了你的机会。换言之，右翼政治擅长把年轻男性的焦虑翻译成一种受害者叙事，并为这种受害感提供一个清晰的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右倾化对年轻男性的吸引与捕获往往不是通过传统政治理论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媒介生活来达成。文章提到了一个竞选与播客的案例：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接受了Joe Rogan播客的邀请（该播客的听众主要为年轻男性），而哈里斯则拒绝了邀请；相比之下，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主要依靠女性网红，她大力宣传泰勒·斯威夫特的背书。在一些年轻男性看来，“特朗普瞄准年轻男性的做法更奏效”。这或许说明，右翼政治已经更熟练地进入了年轻男性的媒介生活世界。有研究者也指出，年轻男性消费的内容类型，例如Rogan的播客，很可能影响着他们的保守倾向。这些政治内容利用了年轻男性被政治体制忽视的感觉，并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女性——而这是一种错误归因（misplaced blame）。

与年轻女性的左转未必是“理论先行”相对应的是，年轻男性也未必是在阅读政党纲领之后才选择保守，他们可能是在播客、线上社群、短视频和日常文化消费中，逐渐被一种反觉醒、反女权和怀旧式男性气质的政治情绪所吸纳。“让美国再次伟大”、回归传统家庭、重新确立男性权威、拒绝觉醒文化，这些话语共同制造了一个被美化的过去。这个过去未必真实存在，却能给焦虑中的年轻男性提供归属感和秩序感。Local Media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的研究助理Briana Edwards指出：“男性看待女性的方式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他们需要抬头看看那些影响他们的制度，也需要看看那些在这个国家面临同样困境却能应对自如的女性。”在她看来，右翼政治的这种策略是“怀旧情绪的武器化”，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消费这类媒体内容，他们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与年轻女性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

在性别议题的党派化之外，《Z世代女性正在向左倾斜，而年轻男性则没有》认为教育因素也是一个变量。文章引用的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男性；目前，25岁至34岁女性中有47%的人拥有学士学位，而男性仅为37%；在所有主要种族和族裔群体中，女性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都高于男性，尽管差距的大小有所不同。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教育程度与党派倾向密切相关，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成年人更有可能认同民主党。作者因此推断，教育差异可能是年轻女性左转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解释有一定说服力，但也需要谨慎。“大学教育导致年轻女性‘左转’”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因果关系，而需要更多维度的分析。譬如，大学教育本身确实可能提供了更多接触性别平等、种族正义、气候政治、公共政策等议题的机会，但是，进入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的女性可能本来就来自更支持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的家庭与社会环境。总之，教育不是一个内部封闭的孤立变量，而是与阶层、地域、专业选择、社会网络等多因素相互交织。它如何通过校园经验，在Z世代年轻男女身上转化为政治立场的分野，仍需要更为充分细致的研究和讨论。

欧洲音乐团结的幻灭

2026年5月17日晚，奥地利维也纳。保加利亚歌手达拉（Dara）的《Bangaranga》拿下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冠军的那一刻，全场欢呼，但这种欢呼中带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如释重负。因为根据规则，冠军国将举办下一年的比赛，这意味着如果以色列赢了，2027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就将在特拉维夫举办。

当地时间2026年5月17日，奥地利维也纳，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ESC）决赛在维也纳 Stadthalle 举行。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凭借歌曲《Bangaranga》（Bangaranga）在决赛中获胜。视觉中国 图

今年是欧洲歌唱大赛70周年。这本应是一场昭示着“音乐团结”的狂欢。但实际上，狂欢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刻的文化政治对抗。

欧洲歌唱大赛创立于1956年，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迫切需要文化疗愈。大赛创始人法国人马塞尔·贝桑松（Marcel Bezençon）的设想是，通过电视直播的跨国歌唱比赛，让欧洲各国年轻人每年聚一次，用音乐消解历史恩怨，在烟花和亮片中想象一个团结的欧洲。第一届大赛只有7个国家参加——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瑞士，在瑞士卢加诺举办，可以视作“欧洲文化一体化”的试验田。

这个设想带着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音乐可以超越政治。大赛座右铭“通过音乐团结我们”（United by Music）听起来像伍德斯托克式的乌托邦。但伍德斯托克只办了一届，欧洲歌唱大赛办了70年，说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它成了欧洲人每年5月的集体仪式。无论这一年欧盟又吵了什么架、成员国又互相制裁了什么，5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大家还是会坐在一起观看一群人穿亮片衣服唱歌。

但这种“团结”是脆弱的。1956年的7个创始国全是西欧国家，它最初是一场“西欧”的赛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东欧国家才陆续加入，东西两大阵营的宿怨并未彻底消解。而且，欧洲歌唱大赛有着“盟友国家互相投票”的长期传统，北欧国家互相给高分，前南斯拉夫国家抱团，前苏东国家也有自己的朋友圈。音乐从来没真正“超越”政治，它只是把政治包装成了亮晶晶的舞台。

更微妙的是，欧洲歌唱大赛的“非政治”规则，恰恰充斥着政治的干扰。规则中明确说“歌曲不得包含政治内容”，但对于何为“政治内容”，界定标准却常常引发争议。例如，以色列2025年的选手是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幸存者，这种身份设定是否构成了某种政治表达？同样，乌克兰2016年把克里米亚纳入舞台背景，也被不同立场的人解读为政治行为。当规则的解释权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时，它本身就已经是政治的一部分。

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拥有所有常见的元素。烟花、亮片、东欧的哥特风、澳大利亚莫名其妙的参赛资格、有人在小提琴上疯狂独奏、几个浑身涂满金漆银漆的勇士。但台面下，五个国家拒绝参赛——爱尔兰、冰岛、西班牙、斯洛文尼亚、荷兰。理由只有一个，抗议以色列被允许参赛。

根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5月17日在社交媒体X上发表的声明，他表示，“我们不会去维也纳，但我们确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爱尔兰的态度更为强硬，爱尔兰广播电视台（RTÉ）今年干脆不转播比赛，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遭到抵制。根据《展望》杂志（Prospect Magazine）记者伊莫金·韦斯特-奈茨（Imogen West-Knights）在5月19日发表的文章《欧洲歌唱大赛如何变味》（How Eurovision Turned Sour）中的梳理，自加沙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就一直存在争议。2024和2025年均有街头抗议以色列参赛，但今年第一次出现了国家层面的抵制。

韦斯特-奈茨在文章中直白写道：“再多的身体亮片也掩盖不了，以色列正通过文化软实力来洗白自己的名声，这让欧洲歌唱大赛变得丑陋。”

更麻烦的是去年的投票争议。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报道，以色列花费100万美元为欧洲歌唱大赛的以色列选手拉票。根据韦斯特-奈茨的分析，以色列选手尤瓦尔·拉斐尔（Yuval Raphael，10月7日袭击的幸存者）在评审投票中排名中游，但在公众投票中遥遥领先。几家广播公司怀疑，与以色列政府有关联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动员投票。

欧洲广播联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EBU，欧洲歌唱大赛的主办方）调查后表示不存在违规，但并不足以终结外界的质疑。

今年决赛夜，以色列选手诺姆·贝坦（Noam Bettan）演唱《米歇尔》（Michelle）时，台下观众发出嘘声。根据《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莉兹·爱德华兹（Liz Edwards）对决赛夜现场的描述，当达拉拿下冠军，维也纳体育场和整个欧洲的观赛派对上，观众普遍“松了口气”和欢腾一片。

欧洲歌唱大赛期待一个“超国家的团结时刻”，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抵制由来已久。以前的抵制理由五花八门。1975年希腊抵制土耳其（塞浦路斯入侵），2012年亚美尼亚抵制阿塞拜疆（纳卡冲突）。根据韦斯特-奈茨的观点，今年抵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双边纠纷”，而是围绕一个“道德问题”：一个被指控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参加文化盛典？

欧洲广播联盟的处境颇为尴尬。2022年它以入侵乌克兰为由禁止俄罗斯参赛，但2026年却允许屠戮加沙人民的以色列参赛。在许多人看来，这无疑是虚伪的“双重标准”，观众用脚投票。根据韦斯特-奈茨的观察，英国的观看人数跌到了520万，为2010年以来最低。她写道：“我身边去年还有朋友偷偷看（有点不好意思的那种），今年根本没人看了。”

保加利亚今年首次赢得冠军，确实出人意料。根据《泰晤士报》的现场评论，达拉的《Bangaranga》是一首“高能量、类似查莉·XCX（Charli XCX）、多风格的舞曲”，歌词中有一句“我是天使，我是恶魔，我莫名其妙就是个疯子”，典型的欧洲歌唱大赛式无厘头。但在政治撕裂的年份，这种“无意义”反而成了某种解脱。

相比之下，以色列的参赛歌曲《米歇尔》（Michelle）是一首关于关系破裂的法语歌，没有任何政治暗示。但根据以色列媒体《国土报》（Haaretz）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首悦耳的歌，但远谈不上激动人心”。

但参赛本身就是政治。以色列很清楚欧洲歌唱大赛的价值。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总理，需要一个文化舞台来证明“我们还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花100万美元拉票，为什么去年的选手是10月7日幸存者。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洗白”。但问题是，欧洲歌唱大赛的观众不买账，他们用遥控器投票。英国观众流失，维也纳街头抗议，五个国家抵制。

欧洲歌唱大赛2027年将在保加利亚举办，而争议不会消失。如果以色列继续参赛，大概率会有更多国家退出比赛。欧洲广播联盟如今骑虎难下：坚持让以色列参赛，欧洲歌唱大赛会进一步分裂；禁止以色列参赛，又会被指责“政治化文化赛事”。

欧洲歌唱大赛70周年，本应是一场“欧洲一体”的庆典，却变成了一场“欧洲分裂”的争吵。欧洲歌唱大赛从来没真正团结过欧洲，它只是让欧洲人在每年5月，假装可以不顾一切地一起狂欢。而现在，连这个“假装”都做不到了。

欧洲广播联盟的两难境地，也是整个欧洲困局的缩影。几十年来，“欧洲”一度处于扩张进程中：欧盟不断东扩，欧洲歌唱大赛甚至吸纳了澳大利亚、以色列等“非欧洲”国家参赛，仿佛“欧洲”是一套可以不断扩张的普世价值。在此过程中，欧洲容纳了许多“非欧洲”的异质性元素，如土耳其半个世纪的入盟长跑、北非国家对“欧洲身份”的就近挂靠、前苏东阵营国家“转向欧洲”的剧烈转型、来自中东战乱国家的难民涌入，到头来欧洲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将这些元素“欧洲化”。如今，“欧洲”叙事正在遭遇巨大的反弹。英国脱欧、右翼政党崛起，成员国之间因为法治、移民、俄乌冲突而分庭抗礼，在价值观撕裂的时代，“欧洲”概念正在退缩，“欧洲反对欧洲”成为新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