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谈论梁思成和中国古建筑
我们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谈论梁思成和中国古建筑？
当然，这是一个大话题，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也有一些时机上的巧合。2022年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也是梁思成逝世五十周年。这让我们再次回忆起前辈学者们对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史和古建筑保护的贡献。
本书共涉及十个部分：第一章从蓟县独乐寺开始；第二章谈到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及正定周围的古建筑群；第三章谈到山西古建筑，包括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太原晋祠；第四章是山西应县木塔这个比较有特色和难度的专题；第五章的重点在石窟，特别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第六章是浙江古建筑和江南园林；第七章是山东曲阜孔庙古建筑群；第八章讲到五台山佛光寺；第九章重点讲解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包括梁思成和刘敦桢发现的汉阙等重要遗址；最后一章是距今时间最近的北京古建筑群。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内页插图：应县木塔东-西剖面图，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测绘，王贵祥等绘
这样的安排别具匠心，因为它基本上是按照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当时活动的时间、空间轨迹展开的。
1932年梁思成到蓟县独乐寺，这是他研究的第一个古建筑。1933年4月到9月，他先后去了正定、大同、太原、应县、云冈，考察过程中有很多重要发现。
1934年，梁思成受邀参与杭州六和塔的修复工作，借机对浙江的古建筑和江南园林进行了考察。
1935年，梁思成去往曲阜参与孔庙的修缮工作，同时对曲阜古建筑群做了系统考察。
最重要的是，在“七七事变”前夕的1937年7月5日，他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一座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第八章就是根据这一时间顺序来安排的。
随后，梁思成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由北京先后到了长沙、昆明，后来又到了四川。在生活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梁思成和刘敦桢仍然考察了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这是第九章的内容。
梁思成1934年就已著有《清式营造则例》，对北京古建筑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为北京古建筑研究做了很多指导性工作。所以北京古建筑群是本书的最后一个专题。
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们（特别是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先生）所开拓的中国古建筑研究道路，对于后辈认识、研究和保护中国古建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篇总序主要介绍这些前辈学者对中国古建筑体系的诠释，以及由他们建构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基本面貌。同时立足世界建筑史，探讨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历史的意义之所在。
梁思成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古建筑之路
在20世纪初，建筑专业的学子很少有人从事古建筑相关工作，因为这是个坐冷板凳的事情，非常艰苦。梁思成作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他是如何走上中国古建筑研究之路的呢？
首先，从大背景上讲，中国古建筑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真正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如德国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é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日本的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等来中国对古建筑进行了考察。
中国人关注古建筑稍晚了一些，是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开始的。在1919年南北和谈时，朱启钤作为北方的代表到南京谈判，其间他去参观了南京图书馆（时称“江南图书馆”），在那里发现了宋代《营造法式》的一个抄本（即“丁本”）。
《营造法式》是由12世纪初一位名叫李诫的官员兼学者编修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公开印刷的建筑大书。欧洲人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虽然撰写于公元1世纪，但一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其正式印刷出版是在15世纪。而《营造法式》甫一问世，就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小字镂版”的形式“海行天下”。不过，后来因为战乱，这本书没能真正推广开来。在南宋时期，曾经有过一次重新印刷流行的过程，历代也出现过很多抄本。明清两代，《营造法式》都曾被纳入官方搜集整理的典籍。
朱启钤发现丁本《营造法式》后非常兴奋，马上将这一抄本印刷、传播。最初是石印版本，但是朱启钤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于是请陶湘找来当时能获得的其他版本对其加以修订。据说，其中还有在故宫发现的一些残页。他们结合几个不同的版本加以核对、校正，在1925年出版了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营造法式》的出版让朱启钤意识到，中国建筑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关注、研究。最初，朱启钤、陶湘都看不懂《营造法式》，只好请一些工匠来对《营造法式》中的图样进行注释。这些清代工匠加注的名词全是清代的术语，跟《营造法式》中的宋代建筑术语毫无关系，《营造法式》仿佛是一本天书。朱启钤成立营造学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本书。1929年，朱启钤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古建筑的开端。
那么，这件事是如何跟梁思成发生联系的呢？
1924年，梁思成从清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常春藤盟校，并且受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影响，有非常深厚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传统，其建筑系在当时全美领先。梁思成在这里受到了非常好的建筑学培养与训练。陶本《营造法式》问世时，梁启超先生认为正在学习建筑的儿子也应该了解中国的建筑，所以给梁思成寄去了一套。这是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最初的关联。
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以后，梁思成原准备进一步开展博士论文研究，但为了搜集资料，他需要先回国。于是，他与林徽因于1928年回国任教，在当时的东北大学创立了建筑系。完整接受了西方建筑学教育的梁思成认为，建筑系的学生也应具备艺术修养，所以任教第一年便计划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雕塑史与建筑史看似无关，但其实是相通的，梁思成在备课期间开始进一步留意中国古建筑。1930年，他完成了《中国雕塑史》课程讲稿，并带领学生对沈阳的清代建筑——北陵进行了测绘。梁思成由建筑教育切入，关注到中国艺术、中国建筑，并希望从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中国建筑史研究。
1931年，受朱启钤的邀请，梁、林二人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紧接着，刘敦桢也加入了营造学社。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成立一年多，朱启钤邀请了一些学者，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去弄清楚《营造法式》，也尝试建立一套与之相关的中国建筑术语，但都没有太多进展。这时的营造学社仍处于比较盲目的摸索状态。此时，梁思成等人的加盟成为中国独立开展古建筑学研究的开端，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建筑史的学术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为之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思成
梁思成在营造学社的主要工作
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以后，主要关注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在1931年至1937年特别用心去做的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先生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仍然设法继续这四方面的工作。
中国建筑史的建构
第一个方面，梁思成希望建构一部中国建筑史。
有些人批评梁思成和林徽因，说他们早期的文章中有一些观点是借鉴自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比如将亚洲建筑分为三大脉络——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其实，这样说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知识贫乏。伊东忠太的这一观点并不是由他首创的，而是源于著名世界建筑史学家弗莱彻在19世纪出版的《比较建筑史》。梁、林接受西方建筑学教育，受西方建筑思想影响，所以虽然观点相似，但梁、林的观点与伊东的观点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伊东忠太的书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也晚于梁、林二人文章发表的时间。
梁思成要建构中国建筑史的原因之一就是弗莱彻在书中居然把中国建筑列入了边缘的“非历史”建筑范畴中。这让梁思成无法接受：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弗莱彻却说我们的建筑没有历史。
此外，梁思成也留意到早年来到中国的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比如，德国学者恩斯特·柏石曼早在1902年就前来中国，在中国两次畅游后写成七本书，对中国建筑非常有感情，也非常用心。但是他多少还是受到欧洲人对中国建筑认识的影响，所以只把中国建筑看成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主要关注中国的风水、风景、家具以及佛塔等建筑元素的象征性，唯独没有关注历史。
日本人也对中国建筑做了很多考察，他们的研究缺乏中国史学的深厚基础，虽然对中国建筑史的早期研究功不可没，但是一些结论还欠严谨。例如，常盘大定和关野贞认为中国没有辽宋以前的木结构建筑遗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存只有大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这座建筑是11世纪（1038年）建造的。
梁思成对此持怀疑态度，觉得他们的结论下得过早。他从外国人发表的研究图片中看到了敦煌的窟檐，认为这种形制应比大同薄伽教藏殿要早，于是专门给法国学者伯希和写信，请他帮助查阅窟檐的相关资料。伯希和告诉他，图片中显示的敦煌窟檐建造于宋初，这说明中国木结构的产生至少可以向前推至10世纪，比日本人判断的时间要早。
当时伊东忠太也试图构建中国建筑史，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但其研究只涉及南北朝、明清的建筑，因为他对中国中古时代的建筑实例并不熟悉。而且伊东忠太在态度上也仿佛高人一等。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时提出，应由日本人来做田野调查，中国人来做文献研究。这让梁思成感到无法接受，大家都是同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考察、研究中国自己的建筑呢？
中国人应该在世界建筑史之林中确立中国建筑史的地位，并且应独立建构本国的建筑史，而不是依赖外国人的研究。所以，建构一部中国建筑史在当时成为非常迫切的工作。
在营造学社，梁思成引入了现代田野考察、古建筑考古和测绘的体系，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考察，并用实例验证的方法建构起中国建筑史。1943年，他基本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文稿。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完成的、比较科学和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对自秦汉到明清的整个中国建筑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既有文献也有实物，而且有大量实例支持。梁思成与营造学社的同人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专于文献梳理的建构模式，用科学的方法建构起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史。
几乎在同时，梁思成又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这反映出他希望把中国建筑史纳入世界建筑史体系之中的构想。可惜的是，这部用英文撰写的书稿几经波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出版。
对中国古代建筑两个营造体系的科学阐释
梁思成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古代建筑清代和宋代两个营造体系的科学阐释。
在这方面，梁思成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做出了更为漫长、艰苦的努力。可以说，他在1932年开始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诠释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因为传统文人不屑于钻到古建筑里去一个个地认知房屋的构建方式，历代的工匠们又没能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书写出来。普通百姓看到屋顶、斗栱、柱子，却弄不懂中国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梁思成也提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步是厘清古代建筑的法式制度，首先要弄清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系统地理解明清建筑；其次就是要揭开宋代《营造法式》的奥秘，系统地理解这与诠释唐宋时期的建筑。
朱启钤先生当时已经收集了一批老工匠的口传秘籍。他将自己搜集的资料提供给梁思成，还为他引荐了一些老工匠。梁思成拜这些工匠为师，让他们带着自己进入古建筑中，一点一点地认知古建筑构件。然后凭借自己的建筑学专业素养绘制出详细缜密的图纸，并将现代术语与古代工匠的术语相结合，以一种容易使人理解的叙述方式，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
《清式营造则例》内页
后来有学者对清代建筑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清代大木作与瓦作方面的一些专题研究，但成书于1934年的《清式营造则例》作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开篇之作、入门之作，仍然是所有中国建筑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简单来说，它是后辈学子了解与学习清代建筑的“语法书”。
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既有历史文献为依据，又有工匠为老师，还有故宫、天坛等大量清代古建筑实例为参照，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1932年开始研究，1934年就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但是对近千年前的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就不容易了。
《营造法式》是一部大部头古籍，共有34卷（陶本共八册），并且使用了大量宋代建筑术语，在当时没有哪位学者或工匠能完全读懂它，堪称天书。如何读懂这部书并且与实物相结合，是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工作期间一直关注的问题。
梁思成在考察古建筑时不停地将建筑各部分构件与《营造法式》的记录进行比对，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与古建筑实例考察相结合。从他发表的著作、文章也可以发现，在早期的文章中（比如写蓟县独乐寺时），他使用的是杂糅清式建筑术语的宋式建筑术语。这说明当时他还处于研究《营造法式》的初期阶段。仅仅过了三年的时间，到关于佛光寺的文章中，他使用的就全部是《营造法式》中的宋式术语了。
1939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在战乱之中来到了西南地区。那时已没有条件再进行古建筑实例考察，于是他与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开始系统研究《营造法式》：核对各版本，找出错字，标出句读，然后开始绘图。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看懂这部书已属不易，但到1945年，他们不仅弄清了《营造法式》中比较重要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而且绘制出一部分质量相当高的图样。
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梁先生的主要精力用在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北京古城保护等工作上。直到1961年，他才重启宋代《营造法式》研究，带领助手们集中精力进行《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并在1964年基本完成《〈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卷。但遗憾的是，梁先生生前没能看到这部书正式出版。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古建筑被纳入“封、资、修”糟粕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得到认可。在20世纪80年代，《〈营造法式〉注释》的上卷才得以出版，而直到2001年，全书才得以在《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中发表。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是梁思成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直到现在，这也是建筑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梁先生为保留北京古城奔走呼号的事迹世人皆知，但其实在1929年他尚未加入营造学社时，就已经开始呼吁保留沈阳的鼓楼了。这项呼吁没有成功，因为当时的沈阳处在张学良治下，在城市建设方面并没有那么超前的意识。
1930年，梁思成带领学生对沈阳的北陵进行测绘；1932年，他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制订文渊阁楼面修复方案；1934年，他前往杭州参与六和塔重修项目。这些工作其实都具有建筑保护性质。
同时，因为担心战争爆发后北平故宫将不复存在，梁思成还推动营造学社对北平故宫进行了考察与测绘。这套测绘图非常珍贵，完整地保存了那个时代北平故宫的面貌。
1935年，梁思成参与了曲阜孔庙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计划。1937年，他又参与了西安小雁塔的保护计划，并设计了西安碑林的保护工程。这些都说明他一直在积极地参与历史建筑保护实践。
1945年，梁思成编制完成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抗日战争刚结束，他就针对应该保护哪些战区文物、万一发生内战应对文这物采取什么保护措施等问题，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了建议。后来，他又为解放军绘制了北平的古建筑地图，为解放军攻城时如何保护北平古迹提供了指导建议。1949年3月，他编制完成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时保护文物之用。
可以说，历史建筑保护始终是梁先生的一大情结。
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最初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也是很热心的。很多人不理解，梁先生为什么不去做建筑设计呢？似乎梁先生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做过太多建筑设计，或者说对建筑设计不是那么关心。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梁思成对建筑设计与创作工作非常上心，而且有非常好的设计功力。有些著名的建筑，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其设计者正是梁思成。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由梁先生领衔设计的，具有丰富的建筑内涵和政治象征意义，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梁先生设计的。还有扬州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它被梁先生设计成典型的唐代木构殿堂风格。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梁先生有更多设计作品。比如他1929年曾经为吉林大学、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做过校舍设计，还负责过仁立地毯公司王府井铺面的改造设计工程。此外，他还在1934年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在1935年与林徽因合作设计了北大女生宿舍，随后又主持了南京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设计竞赛。
梁先生不但自己做设计，也关注设计创作。1934年，在梁先生的主持下，他安排他的学生刘致平从营造学社历年收集的四千多张图片中选择出了有设计参考价值的图片，编成专辑，供设计人员参考。此后，又先后出版了台基、栏杆、斗栱以及雀替、藻井等相关书籍共十辑，专门为设计提供支持。可见他非常注意古建筑在设计中的应用。
梁先生也一直在关注城市规划问题。1930年，他与张锐共同完成了天津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文件——《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提出“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等社会理想。
所以，虽然梁思成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上，但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仍是他关注的重要方面。
河北石家庄正定古城隆兴寺航拍全景。视觉中国 图
隆兴寺摩尼殿中的倒坐观音。视觉中国 图
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同时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古城保护与建筑设计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
这一时期，梁先生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他多次推动和参与了中国古建筑的普查工作，以及对中国近代建筑、民居建筑等的考察研究。同时，他为清华大学建筑历史教研室奠定了学术发展的基础与框架，并为整个建筑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制定了发展方向。梁先生还与刘敦桢共同主持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二人分别撰写了第六稿与第八稿绪论。尽管这部《中国古代建筑史》最终的署名是刘敦桢，但梁思成也曾对这本书注入了大量心血。
这一时期，梁先生还承担着发展建筑教育事业的重任。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虽然在民国时期已经起步，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得到系统发展。此时，国内重点院校纷纷设立建筑系，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规模建设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建筑师。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他提出了“体形环境论”的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思想，强调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联系以及美观性。也就是说，建筑师的任务不仅是建造房屋，更要留给社会一个令人愉悦的空间，为人们提供一个更为健康的生活环境。这一思想是对西方建筑史上维特鲁威、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建筑思想的延续。
梁先生还一直关注建筑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理念，这可能受到当时苏联建筑思想的影响。50年代的“十大建筑”（例如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重要的是，在梁先生看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在开始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时候，有理由创作一批表达自己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建筑。
梁先生希望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结构形式，以及现代建筑的形式语言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等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遗憾的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他的这些思想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批判，所以中国现代建筑创作在这方面的探索很快就终止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设计建造的房屋，多数都非常简陋，在造型与空间上没有太多设计。现在真正能够保留下来的，甚至被纳入“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优秀建筑，反而是梁先生提倡的那些经过建筑师精心设计的、具有探索意味又体现某种民族形式的现代建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梁先生对这一时期中国建筑理论的重要贡献。
梁先生对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投入大量精力，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举办古建筑培训班，为传播古建筑知识、培养古建筑保护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令中国的建筑保护工作很快进入了正规化、系统化的阶段。梁先生还与陈占祥先生一起为保护北京古城大声疾呼，提出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新思路——保留古城区，将行政区布置到古城之外。
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了“整旧如旧”的理念，主张古建筑修缮应该“延年益寿”，要避免“返老还童”“焕然一新”。尽管现在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梁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理念，中国的古建筑保护与修缮可能会走向另外一条路。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不仅可以使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建筑精品，而且能够认识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老一辈中国建筑史学者，了解中国古建筑史学发展筚路蓝缕的历程。在那样一个社会动荡、人们对中国建筑的历史毫无概念的时代里，虽然没有便利的交通，缺少测绘的辅助仪器，为了测量屋架数据往往还要钻到积聚了几百年的厚厚尘垢中去，前辈学者们仍披荆斩棘地建构起了中国建筑史学。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还能使我们对中国建筑史的“家底”，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古代建筑遗存，有一个大致了解。虽然本书介绍的中国古代建筑十分典型，但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梁、刘等学者从无到有建构出中国建筑史，首先要对当时能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古代建筑遗存进行集中考察、研究。很多重要的古建筑实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陆续被发现，比如位于山西芮城的元代建筑精髓、道教宫观永乐宫。阅读营造学社的古建研究案例可以帮助我们基本厘清中国建筑的历史轮廓。这些古建筑遗存离我们并不遥远，掌握了基础知识，我们便可以亲身去感受这些古建筑，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信心。
建筑设计从业者也可以借由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展开思考。毋庸讳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拿得出手的、能够在世界上赢得赞叹的原创性当代建筑作品太少了。有西方人尖刻地评论中国人当下的许多建筑设计是“Mindlessly Repeated”（漫不经心地重复）。即使有一些看起来还算新颖的建筑，基本上也是步外国建筑的后尘，既缺乏原创性，又缺乏中国元素的融入，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放眼世界，例如印度的现代建筑师柯里亚（Charles Correa）设计的建筑，既是现代的又是印度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也是“苏而新”“中而新”，他探索的是一种既中国、苏州又现代的建筑设计。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建筑史的学习、对梁先生创作热情和建筑思想的了解，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建筑设计水平呢？我们能否像梁先生、贝先生他们那样，设计出兼具中国味道和现代理念的、能够让世界眼前一亮的作品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前辈学者在建筑历史研究和建筑设计实践中，虽然关注、提倡的多是建筑艺术层面的东西，但是他们对建筑本质的理解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形式上。曾有人认为，做一些仿古建筑设计就是对中国建筑的传承。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这种做法并不值得提倡。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我们要设计中国自己的建筑，也要设计具有现代性或当代性的新建筑，既要传承又要创新。其要点不仅在于外在形式，还在于精神与意义层面的“建筑意”。
“建筑意”这一概念是林徽因提出来的，与古代中国人提倡的画意、诗意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一位建筑师能够体会到中国建筑内在的某种意蕴，并以创造性的形式恰当地表现出来，那么他的作品就能既具备新颖、独特的造型，又带有中国建筑的风韵。这种作品就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好的建筑作品。
本文摘自《这就是中国古建筑》，为该书的总序，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原题为《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王澍、王贵祥、方拥 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