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元明清时期（三）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元明清时期（三）

“湖广填四川”

与四川社会文化的复兴

“湖广填四川”与移民社会的发展

明末清初，蜀中持续动荡、“变乱”不居，硝烟四起，血雨腥风，生灵涂炭。

张献忠（1606—1647）成为义军首领后初属王自用部，后自成一军。1637年，兵分两路入川，分别攻克龙安（今绵阳市平武县）、剑阁、绵州（今绵阳市东）、安岳等州县，包围成都二十余日。1644年，第五次入川中。6月，攻克重庆。8月，攻克成都。10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西王”。

在众多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张献忠“屠成都”“屠重庆”，以及“坑杀”“草杀”“族灭”四川民众的记载，常采取“一家有事，连坐九家”的严苛之法治蜀；另外，张献忠对于知识分子也心存戒备，防范甚严，甚或实行株连，激起了蜀中士民的强烈不满与愤怒。

1646年7月，张献忠率部与明将杨展部在彭山江口激战，遭遇大败，溃不成军。张献忠率领部分官兵逃回成都，而满载金银珠宝的船只则多数沉入了江中。1647年1月，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凤凰山遭入川清军伏击，中箭身亡。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明末清初蜀中的动荡与“变乱”，除张献忠的长期踞蜀外，还有李自成短暂入川及川楚间夔东十三家的武装抗清斗争,以及其后以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为首的三藩之乱。三藩之乱时，清王朝和吴三桂都在四川调动兵马，催运粮草。吴三桂还推行“乐输”“义助”“预征”诸法，以补充军饷。其手下士卒，在四川肆意抢掠、烧杀、奸淫，生灵涂炭，鸡犬不宁。

研究者指出，“明末清初，四川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其时间之长，实为全国所仅有”。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息后，四川的社会政局才开始进入持续稳定的阶段。

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省份，许多城市都有不少移民。据清末成书的《成都通览》记载，“现在之成都人，皆非原有之成都人”，“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其比例如下：湖广籍占25%，陕西籍占10%，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河南、山东籍占5%，广东、广西籍占10%，安徽籍占5%，江浙籍占10%，福建、山西、甘肃籍占5%。

四川历史上的大移民，前后共计有六次。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秦灭巴蜀之后到秦灭六国之后。第二次大移民，分别发生在东汉末年和东晋时期。第三次大移民，开始于北宋末金兵大举南下、攻破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战乱延续到南宋建炎年间，北方居民不断举家南逃，陕、豫、甘等地区难民纷纷迁入四川避难。第四次大移民，发生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第五次大移民，发生在清初。这是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第六次大移民，发生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部人口大举内迁。

四川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指第四次大移民和第五次大移民。这两次大移民的发生，都与战乱有关，即四川境内的长期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需要由外省向四川大量填补人口。就规模与效果而言，又以第五次移民的规模最大、效果最巨——不但人口大幅增长，而且经济得以复兴。

清前期的移民路线（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2月）

南宋后期，四川是宋元战争的主战场。经过长达50年的宋元战争，70%-80%的四川土著死于战乱，四川境内遭到空前破坏。长期的战争与无情的战火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虞集在《史氏程夫人墓志铭》中记载，“（蜀人）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吴昌裔在《论救蜀四事疏》中亦说，“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元朝初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据《元史·世祖纪》记载，“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按一户五丁计，四川全省在籍人口仅有60万人。若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川峡四路的259万户相比，尚不及5%，若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的1153.1万人口相比，尚不及6%。经此劫难，四川地区的生机已荡然无存。在元代，四川的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元末明初时期，开始出现大规模移民四川的浪潮。

明末，四川地区又遭遇人口灭绝的惨剧。张献忠数次入川杀戮，吴三桂滇军先后血洗四川，四川土著再次遭遇十存二三的奇祸。天灾人祸，战火瘟疫，接二连三，以致“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据《蜀破镜》卷五记载，“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清史稿·食货志二》亦记载，“川省自经明季兵燹，地广人稀”。据《清通考》卷十九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全省的在籍人口仅存16096户。按一户五丁计，计8万多人，居全国倒数第3位。

为恢复四川经济，以便征收赋税，自顺治十年（1653年）起，清政府开始推行奖励移民、鼓励生产的诸多措施。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式提出“招流垦荒”——通过行政和财政等手段，动员和组织流民回原籍开垦复业，“以川民而实川户”。康熙七年（1668年），又鼓励外省客籍“无业游民”入川，开垦立户。为此，清政府颁布了《招垦条例》，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外省人士入川“插业”或“占垦”，从而掀起了客籍入川落户的高潮。雍正六年（1728年）后，虽然清初的这次大移民，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前后长达百年，但官府对入川移民逐步限制、阻止，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基本结束。

这次大移民，虽然也被史家归入“湖广填四川”范畴，但移民的来源地实际上远远不只湖南、湖北两省，还包括陕西、江西、广东、福建、广西等省区。但因移民以湖南、湖北两地民众多，故亦称“湖广填四川”。据乾隆《巴县志》卷十记载，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十九皆湖广人”。所谓“湖广人”，其中又以经湖北麻城与孝感入川的移民最著名。

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川人口已达700多万人。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高达12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93%。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川人口增长至3833.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30%，跃居全国第2位。至咸丰元年（1851年），四川人口增长至44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36%，跃居全国第1位。

清初的移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性耕地不足的矛盾。史书记载，各省贫民“一至蜀土，无产而有产”。同时，又使人口缺乏、田地荒芜的四川获得了大批劳动力，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结果，四川“渐填实而增赋”，可谓“一举两得”。

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主要线路（图片来源：重庆市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2017年5月5日摄）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四川人口的不断增加，四川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有的地区甚至发展较快。“从大体上估计，早则康熙末，迟则乾隆初，四川各地都陆续结束了经济的恢复阶段，进入了重新发展的时期。”不仅经济作物的种类增多，而且产地日广，农村的经营面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农村种植和经营的作物与产业，有蚕丝、棉花、苎麻、烟草、茶叶、甘蔗、桐油、药材、水果、花卉等，“清代四川的商品性农业已经成为农村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四川的手工业，按其分工程度、经营形式和生产规模，分为家庭手工业、作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种类型，有纺织业、麻织业、棉织业、制烟业、造纸业、制糖业、陶瓷业、矿冶业、井盐业等，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井盐手工工场中已经开始出现了”。随着商业的繁荣，四川形成了区域性的市场，农村自然经济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湖广填四川”不但促进了四川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复兴，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大量移民入川，带来了多姿多彩的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相交融，既促成了新文化的产生，也促成了新巴蜀文化的繁荣。四川人的包容性格与四川文化的开放意识，都与“湖广填四川”有关。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