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活起来”的中山国史（附：中山国的来历）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由北方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诸侯国，中山国自公元前506年首见于《春秋》，至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这个曾经称雄一方的“战国第八雄”走过了二百余年的风雨历程。20世纪70年代，随着河北省太行山东麓一带中山国遗址与墓葬的发现，对这个神秘国家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然而，从文物角度对中山国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尚属寥寥。河北博物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刘卫华所著的《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堪称一部让文物“开口说话”、让历史“活起来”的力作。
《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刘卫华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全书共分为十三章，从“国史觅踪”开篇，依次展开农业、商业、军事、建筑、风俗、文字、服饰、青铜、铁器、陶器、玉器及王室生活等专题。各专题并不是简单罗列出土的文物，而是以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呈现出连贯的叙述逻辑。作者先是从中山国的起源、发展、达到鼎盛而后灭亡的国史入手，为读者勾勒出中山国发展的整体轮廓。接着，以代表性文物为“讲述者”，将中山国的经济形态、军事实力、文化面貌与艺术成就一一呈现，使得中山国的历史不再是一行行冰冷的文字，而是一部可触可感的王国史诗。
文物不仅证明了中山国的存在，更反映了那段时期的社会发展。所谓“开口说话”，是指以文物为媒介透视历史，捕捉文物穿越时空所传递的丰富信息。文物所呈现的历史，是立体的、多维的、可感的。一件器物，可以同时折射出技术水平、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审美风尚等多个维度。当足够多的文物汇聚在一起，一个时代的全貌便豁然呈现。这正是《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所达到的境界——它不是中山国史的“简写本”，而是中山国社会的“全景图”。
本书最突出的特色是“以物证史”，作者并未止步于对文物本身形态的描述，而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将每一件器物置于中山国的历史语境中——它们所“说出”的历史，比仅靠文字还原的记载更为客观真实。例如，灵寿古城遗址及王族墓葬出土的文物，无声地“讲述”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对中山成公墓和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大型山字形铜器的解读，将这一独特器型与中山国的山川崇拜信仰相勾连，指出山字形器不仅是礼器，更是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精神世界的物质凝结……文物不再是文献的“旁证”，而是站立起来的历史基石，用自身的形制、纹饰，一句一句地补写和纠正着文献的缺失。这种将文物作为历史叙事主体的处理方式，以图文并茂形式展开，使全书避免了枯燥的史料堆砌。
灵寿古城遗址西南滹沱河北岸台地的祭祀坑
铜方座盖豆 中山王墓出土
银首人俑铜灯头部装饰特写 中山成公墓出土
中山国史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其政治军事的兴衰，更在于它所呈现的那个鲜活、充满烟火气的社会。作者笔下的中山国，不仅有金戈铁马的征战与王侯将相的权谋，更有农夫的耕作、工匠的劳作、商旅的往来、男女的穿戴、日常的饮食起居。这些看似细碎的社会生活图景，恰恰是文物最擅长的叙事领域。一件农具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耕作方式，一批货币可以勾勒出商业网络的轮廓，一套服饰可以折射出等级秩序与审美风尚，一组玉器可以透露出礼仪制度与精神追求。战国中山国墓葬及遗址出土的三千余件玉石器雕琢精细，富含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蕴含争霸称雄的中山意象。
祭祀坑出土龙形墨玉佩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作者始终没有忘记文物背后是“人”。正如书中提到的，许多精美的青铜重器上都标有铸造部门和工匠的名字。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关注国王的珍藏，也关注民众的用品；不仅关注中山王的命运，也关注中山民众的生活；不仅注重对精品文物的解析，也关注普通文物所反映的历史真貌。作者从未停留在“物”的层面，而始终穿透器物，注视其背后的“人”。这一视角的转换，意义深远。传统考古学研究往往侧重于类型学、地层学、年代学等技术性层面，器物被分类、编号，成为冷冰冰的“标本”。而作者的研究突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超越了物质层面，更关注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文化意义和传递的人文温度。这一视角，让考古发现从“物”的陈列走向了“人”的叙事，也使该书在同类研究中独树一帜。
关于中山国的历史不应只是研究者的案头之物，而应走向公众、走向社会。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已成为文博界的共识，但如何真正实现文物的“活化”，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作者的研究，为这一课题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样本。“活化”的前提，是研究者自身先要让文物“开口说话”，首先要从文物中读出历史、读出文化、读出人。只有当研究者完成了这一“翻译”工作，文物才能真正走出考古报告和学术期刊，走进公众的视野与心灵。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这部内容翔实、援引丰富的50多万字著作，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部连接学术与公众的桥梁之作。它既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与方法论借鉴，也为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中山国的窗口。作者以博物馆研究者的独特视角，让青铜器、陶玉、铁器、服饰等成为历史的“记录者”，使尘封的文物重新“开口说话”，让中山国史“活起来”。书中的每一件文物、每一段叙述，都在邀请读者一同走进那个消失了两千多年的王国，去感受它的辉煌与悲欢。
附：中山国的来历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度，在那列国争雄的时代，中山国在诸大国的夹缝中顽强生存，曾几度兴亡，发展历程饱经风雨。但是，这个顽强不屈的国家凭借英勇善战的威猛雄风、利用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不断与晋、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称王耀兵于河北大地的太行山东麓，在群雄间纵横捭阖，并称雄一时。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非常频繁，国家实力的强弱往往以兵车的数目来衡量。战国时期，兵车超过千辆的国家共有12 个。西汉刘向《〈战国策〉书录》中说：战国之世，“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七雄——秦国、齐国、楚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是七个兵车超过万辆的国家，被称为“万乘之国”。除此之外，还有五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千乘之国”（ 战国时期的五个千乘之国，按《战国策》所录，为东周、西周、宋、卫、中山；另有一说为鲁、宋、中山、卫、郑），中山国便是其中之一，也是战国“十二雄”中唯一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
强大的中山国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一份独特的传奇与辉煌，但史书中对它的记载却非常简略零散，其遗址史迹又长期掩埋于地下，因此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山国都被称为“神秘王国”，其起源、族属、姓氏及发展历程等关键性问题一直都扑朔迷离，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中山国曲折的发展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谜团，其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其究竟是如何起源的。与这一问题直接关联的其族属、姓氏等问题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历史上的“鲜虞”与“中山”有没有承继关系？二者是否同族、同姓？
“中山”作为国号，首次见于史书记载是在公元前506 年。《左传· 定公四年》记：“四年（前506 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左传》中的这一记载是“中山”作为国号首次出现于史书，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中注：“中山，鲜虞。”认为这里的“中山”即指“鲜虞”。那么，“鲜虞”又从何而来呢？
“鲜虞”之名，最早见于《国语》卷十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此处，“桓公”为郑国始封之君郑桓公姬友，“史伯”为周的太史。据三国时期韦昭的《国语注》，郑桓公于周幽王八年（前774 年）始任周王室司徒，前771 年犬戎攻陷镐京时与周幽王一同遇害。当郑桓公问史伯何处才能安居时，史伯提到了“鲜虞”，说明至迟在前771 年—前774 年鲜虞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是周王室北部一个比较重要的部族或国家。
古代“于”“虞”可同音假借，“鲜虞”又作“鲜于”。“鲜于”之地名或得之于“鲜于水”，《山海经· 北山经》中有：“虫尾之山……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该书还记：“又北三百里，曰石山……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谭其骧先生考证，“鲜于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之清水河（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173—192 页）。鲜于水流出今山西境后，向东穿越太行山，流经今河北境内的太行山东麓一带，称滹沱河。《汉书· 地理志》注引应劭云：“新市（今正定县城东北约40 里新城铺一带），鲜于子国，今鲜虞亭是。”可见，太行山东麓滹沱河一带曾有古国鲜虞，其名称与古鲜于（虞）水有关。
古鲜虞国所处地域，也是中山国统治的核心区域。那么，“鲜虞”与“中山”是不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呢？长期以来，学者们就以上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结论却是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张岗、谢志诚认为鲜虞当为商代后裔，子姓，其依据是西汉司马彪《续汉书• 郡国志》“中山国新市”注曰：“有鲜虞亭，故国，子姓。”（张岗、谢志诚：《鲜虞中山族姓问题探索》，《河北学刊》1981 年创刊号） 天平、王晋则认为，鲜虞为古代方国，夏代即已出现，活动在今河北正定、藁城一带，延续至商代，“周之鲜虞易姓而王，同都一地，国号不变”（ 天平、王晋：《论鲜虞国的族姓、都城及其他》，《河北学刊》1989 年第5 期）。
以何直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鲜虞自是鲜虞，中山自是中山”（ 何直刚：《中山国史杂考》，《河北学刊》1985 年第3 期），“两个国家，虽都同属北狄，却非一个部族和氏姓；都同样建国太行山东，而活动时间，却先后不一，两国君统根本没有关系”。“两者除在地理上有继承原因外，在族姓、国统和名称等方面都没有相因相承的关系”（ 何直刚：《中山非鲜虞辨》，《河北学刊》1987 年第4 期），即“中山”和“鲜虞”没有一脉相传、前后相继的关系，不是一国，也不是一族，但战国中山“建国在鲜虞故地”（ 何直刚：《中山国史杂考》，《河北学刊》1985 年第3 期）。黄盛璋也认为，“战国中山国与春秋狄族所建立的鲜虞既非一国，也非一姓”，战国中山的“君统出自周王室，但其被统治的人民仍多为鲜虞族”（ 黄盛璋：《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遗物若干问题辨正》，《文物》1979 年第5 期）。孙华认为，“战国中山……是春秋时期就已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姬姓白狄的一支所建立的国家政权。但是战国中山并不是春秋鲜虞的延续”，并认为，“因为周人本身就出自姬姓白狄，周人与中山本来就同族同姓”（ 孙华：《试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河北学刊》1984 年第4 期）。田卫平认为，鲜虞与中山虽同在太行山东麓建国，但族姓、时间、君统均不相同。后人之所以把鲜虞与中山两国混为一谈，一方面是因为中山人进入河北之后，占据了部分鲜虞国的旧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少史家受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之注的影响（田卫平：《中山历史与文化：概貌、性质、地位》，《石家庄政协》1997 年第1 期（《石家庄历史文化特辑》））。
由于历史久远、史料缺略，古鲜虞国的情况未见于史书记载，史乘所见的鲜虞已属白狄族。因此，鲜虞与中山的确切关系，确实有含混的一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段连勤认为，“鲜虞中山国是以鲜虞氏为主体，联合仇由氏和一部分肥氏鼓氏遗民而建立起来的白狄国家”（ 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72 页）。刘来成认为，“如果西周和春秋这里（中山国地区）都称鲜虞的话，那么前后不同时期统治者的族属和姓氏应有变化，即前者为子姓殷人，后者为姬姓白狄”（ 刘来成：《从考古材料看历史上的鲜虞和中山》，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422—427 页）。李学勤认为，中山“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建立的国家，春秋时原称鲜虞”，“很可能西周时这里（太行山东麓正定、藁城一带）有一个子姓的鲜于国，白狄的鲜虞继承了它的国名”（ 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文物》1979 年第1 期）。以上观点，亦可得到一些史籍和考古学方面的支持。
《世本》记载：“鲜虞，姬姓，白狄也。”《春秋左传注疏》中西晋杜预注：“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今河北正定新城铺）。”《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集解》曰：“鲜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唐代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云：“鲜虞，姬姓，白狄也者，《世本》文也。”宋代罗泌所撰的《路史》中载：“有鲜虞故城，白狄别居，种最大，晋伐之。”
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山国统治核心所处的太行山东麓滹沱河流域正定、藁城一带，有比较多的商代遗存，而西周的遗物则较少，反映出这一带商的遗留势力较强，而西周的统治势力较弱。正定新城铺一带发现有较大的商代遗址，此地出土的铜爵和铜觚上都带有商王朝显赫贵族的铭文，距离新城铺不远的藁城台西遗址是著名的商代方国遗址。西周时期，此地处于燕国之南、邢国以北的中间地带，且多为山区丘陵，成为周王朝的一个相对权力真空地带，戎族即已开始向此地迁徙。河北元氏西张村西周初期墓出土青铜器臣谏簋铭文记载：“唯戎大出于，邢侯搏戎。”大意是说当戎人大举出现于此地之时，邢侯即率军与戎人作战。李学勤、唐云明认为臣谏簋是西周成王、康王之际的器物，墓主人倏是侯之臣，倏的兄长名谏，是邢国的大臣，奉邢侯之命率军驻扎于以御戎人。李学勤认为，“本地区内西周遗址反少于商代遗址，很可能是戎狄不断活动阻碍了西周文化影响的结果”（ 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文物》1979 年第1 期）。所以，自陕西、山西一路东迁而来的白狄部也选择在此建国。
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列国纷纷辟土服远，戎狄之族被迫向四处迁徙。太行山东麓的滹沱河流域，因西周的统治势力一向较弱，渐渐成为戎狄的聚居地，山戎、赤狄等强大部族都曾统治于此。自陕西、山西一路东迁而来的白狄部也在此地立足并开疆拓土。这一区域出土的春秋时期遗物，广泛具有北方民族特征，如位于太行山东麓的灵寿西岔头、行唐李家庄、唐县北城子等就出土有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具有狄族特征的文物，其中的提链壶形状与著名的杕氏壶相近。杕氏壶是春秋晚期的铜器，现藏于德国柏林博物馆，壶上有铭文，“杕氏福及，岁贤鲜于，可（荷）是金㼤，吾以为弄壶。自颂既好，多寡不……”。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指出其“意谓杕氏岁时贡献于鲜虞，得此金属之瓶，故以为弄器焉，而刻辞于其上，用知壶本鲜虞之器”（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第228 页）。
唐县北城子战国初期墓出土的络绳纹铜扁壶，通高40.8 厘米，口径9.8 厘米，壶身扁方，盖面较平，壶的盖面两侧装饰有兽首衔环，兽首的双眼均镶嵌绿松石。在壶肩两侧和腹部的四个侧面设计有三组六个对称的麻花形提环，应该是为了穿提链而作。壶表四面均装饰有兽面纽结双重绳索纹，壶的圈足外装饰着由三角云纹组成的绳索纹。这件铜壶的造型和纹饰均模仿了游牧民族骑马时盛水、盛酒所用的皮囊样式，显得别具一格。另外，平山县穆家庄战国初期墓出土的络绳窃曲纹铜壶、行唐县李家庄战国初期墓出土的提梁铜匏壶、平山县访驾庄战国初期墓出土的素面提链铜壶等都是富有北方色彩的器物。因此，以李学勤、段连勤、刘来成等为代表的多数学者，依现有史料和考古发掘材料比较认同鲜虞即中山前身、鲜虞中山属白狄一支的说法。李学勤认为，子姓的鲜虞国可能西周时就存在于太行山东麓，白狄鲜虞部东迁至此后继承了它的国名。此说符合史书中多将鲜虞与中山相关联的记载，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鲜虞子姓的传说”（李学勤：《平山墓葬与中山国的文化》，《文物》1979 年第1 期）。
（本文摘自《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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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部“活起来”的中山国史（附：中山国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