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vs.《金瓯缺》：正史没写的地方，才最考验历史小说的功力？
宣和，是一个繁华的年号，也是一个危险的年号。
在那个时代里，宋徽宗仍以为天下可治，东京城依旧风物繁盛，朝堂之上仍有庙算与权术，民间故事里也渐渐生出梁山泊的传说。
但很快，靖康之变到来，东京陷落，时代的繁花转眼成为废墟。
后来的小说不断回望这段历史。《水浒传》写出了江湖、游民与造反的气息，后世的《金瓯缺》则写出了庙堂、城市与大厦将倾前的复杂肌理。
那么，同样是“宣和遗事”，为什么会被书写得如此不同？我们又如何看待历史小说中的“真实性”问题？
5月7日，《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作者、被网友称为“妙人讲妙书”的青年历史学者刘勃，莅临“朝内166文学讲座”，以《宣和遗事的记忆与重塑》为题，带着大家对比解析了《金瓯缺》和《水浒传》。
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他从“宣和”年间的历史记忆谈起，重审历史小说的虚与实，辨析宋徽宗形象的层层塑造。文史互证、观点新颖、逻辑严密、金句迭出。今天我们将讲座干货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金瓯缺》徐兴业 著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平装版、精装版、特装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水浒传》和《金瓯缺》，
都绕不开“宣和”？
“宣和”是北宋皇帝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指公元1119-1125。因金国入侵，宋徽宗匆忙禅位，他儿子宋钦宗改元“靖康”。靖康二年，北宋灭亡。
《金瓯缺》脱胎于《三朝北盟会编》，前两卷的故事发生在宣和年间，后两卷讲靖康之变。宣和开年即立联金伐辽的“海上之盟”，随即伐辽溃败，燕京易手。之后，徽宗、钦宗被俘，东京陷落，北宋灭亡。
《水浒传》的前身为《大宋宣和遗事》，故事大致开始于宋徽宗政和年间，但主体部分在宣和年间。宣和二年，梁山泊聚义；宣和四年，梁山好汉受招安，同年伐辽；宣和五年征方腊；宣和六年，宋江被赐毒酒。
《水浒传》1998年版海报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历史小说该如何处理真实？
通常的理解：历史背景择定后，小说的历史事实、核心人物、关键事件、重大决策、人物结局等皆不违背真实历史记载，而日常细节、心理活动、次要情节等史料空白处皆可发挥。
但亦应看到此一创作信条的复杂性，不能做庸俗化解释。
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关于历史大事，嘴巴越严的人可能知道的越多，而知情越多的人说的也越少，所以，所谓的“大历史”，空白处异常多。但不记载不等于没发生，史料中的大量空白，恰恰证明一定有事发生。所以，所谓以正史为准的“大事”可能恰恰更“虚”，而关于小事的史料反而因为无关大局、无关讳隐而更详尽。
《金瓯缺》的厉害之处，恰恰在于见到了大事的“虚”，并用历史见识和现实理解发掘史料、建构逻辑，填补了这种“虚”。同时它又在细节的精确性上做到了“小事特别拘”。
《金瓯缺》单行本
（附刘旦宅插图，首版带作者印签、印章）
徐兴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据马伯庸在《历史小说“当代性”刍议》披露，他曾细细查证《金瓯缺》中关于东京汴梁的细节白描，深为作者的精深考据折服。我也粗略考证了小说的时间线、地理格局、官制书写、城市风貌布局等诸多细节，发现无不精确考究、禁得住推敲。
相反，《水浒传》在帝王评价、时间安排、地理、官制等细节处是有可挑剔之处的：比如，一本“讲造反”的书，对宋徽宗的评价却与正史高度一致；比如，杨志押送生辰纲，从河北大名府到河南开封府，居然会绕路途经山东郓城县；比如，禁军教头，在北宋是无品军吏、不是官，林冲也只是几千分之一，但书里却当作大官来写……《水浒传》的真正长处在于写出了北宋中下层社会的质感、体现了游民的价值观。
可见，大事不虚可多重理解，小事不拘也可拘此不拘彼。
《水浒传》1998年版剧照
才子皇帝、亡国之君，
哪个才是真正的宋徽宗？
在小说里如何塑造重要历史人物，尤其如何塑造和评价帝王，是历史写作的“大事”。既是大事，如何把握“虚”或者“不虚”，就很值得研究。
历史上，宋徽宗既是才子皇帝，又是亡国之君，所以关于他的评价就更值得玩味。
他的自我评价是：“圣君”。他自命权谋高算、治国收放自如，因而多以御笔手诏为名下文书，还以端正学风为名进行科举改革，并以把奸党名籍刻石立碑、颁行天下的方式终结“元祐党争”。此外，他自觉自己的治国功绩还有使大理归附、使东京繁华、百姓安居乐业……
在正史中，他则被作为玩物丧志、纵欲败度的典型。《宋史》中说，他之亡国，不是昏庸愚钝，也不是残暴嗜杀，更没有遭到权臣篡位。他只是好大喜功、亲小人远贤臣、沉迷道教、贪图享乐，然后这些弱点又悉数被蔡京、童贯等奸臣宦官利用。
《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一则写他的浮浪子弟作风，说他所擅长尽是帮闲之事，二则写奸臣利用他赐的御酒毒杀宋江之后，民间祭奠颇多，他于是自觉被蒙蔽、怒火中烧痛斥奸臣。总之，这样的皇帝，显然是民间的刻板印象，跟正史上的宋徽宗相比，看似嘲讽，实则美化。
宋徽宗 曾红生/饰
《水浒传》1998年版剧照
之后，有很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
美国学者伊佩霞，从徽宗视野看世界，为其“翻案”，说他作为艺术家，身边聚集了杰出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他修筑了壮丽的宫殿、寺观和庭园，后世几乎难以超越；他对道士青眼有加，为道经作注，有利于道教的民间传播……而且他在即位早期就竭力超越党争，随后又大大拓展朝廷的慈善事业，建立官学、医院、孤儿院、乞丐墓地……伊佩霞把宋徽宗塑造成了不谙权力游戏、不受陈腐传统束缚、性格浮夸的政治素人，其避重就轻的学术态度令人失望。
学者吴铮强认为：从宋徽宗对金国的军事、外交举措失当来看，他必须对靖康之难负责。但同时，评价宋徽宗又需要回答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宋徽宗是一个欲壑难填、荒淫无道、举止乖张的君主吗？
宋徽宗、蔡京继承的熙丰事业导致了北宋的财政危机、军事萎靡吗？
如果重用元祐党人，北宋就能避免一场军事灾难吗？
宋徽宗时期的民变比北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即便不亡于金，北宋也将埋葬于民众的反抗吗？
如果这些设问都没有确定的答案，那么宋金交战前宋徽宗的政治举措就有理由重新评估。
《金瓯缺》里的宋徽宗，多次出现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这一点符合现代认知，也符合当下比较令人信服的史学研究观点：现实政治中，复杂的权谋是很少的，而复杂的考量是很多的；善与恶混杂、灰与灰冲突，是最常见的政治生态。所以，小说里惟妙惟肖写宋徽宗拿捏臣子，进行人员调度、人心安抚；写他在军国大事的处理上也跟处理家事、臣僚矛盾一般，浮夸盲目有余、务实性不足。
《金瓯缺》用故事、用细节、用成熟的心智塑造成熟的人物，写透了宋徽宗大事糊涂、权术娴熟的本质，而且塑造手法既不是影射也不是凭空杜撰，而是用韵味丰富的语言与读者达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作家徐兴业早于当代学者的深度考证，用绝高的人性洞察力穿透了史料的迷雾，以文学的悟性无限接近宋徽宗的历史原型，也更加符合当下的认知。
由此可见，简单尊重“正史”不是“大事不虚”，作者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识才是真正的“大事不虚”。
《金瓯缺》荣获茅盾文学奖 证书
《金瓯缺》最打动我的，
不是哪个人物，而是时代氛围。
《金瓯缺》有很多石破天惊之处，其中对东京百态的描写即是其超常功力的体现。
城市难写，不仅因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已树立了标杆，也在于作家如何通过全方位描写一座城市来展示自己学识与才力是一场大考，能决定他是否跻身一流。
徐兴业的出生、求学、就业和婚恋都与上海息息相关，他无比熟悉上海的市民性特征。而且，他在民国黄金十年期间的经历，以及抗战爆发后、上海迅速被攻破的现实，都是他回望北宋灭亡、书写东京百态、展现家国危机的现实动因。因此，《金瓯缺》里写到的东京的官场与风月、权贵与平民、太学生与官场新宠；东京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对战争的无知等等，都能让人产生跨越时空的似曾相识之感。
可见，优秀的作家往往是以今天的感受激活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他对历史的理解又能深化读者对今天的认知。而优秀的历史小说，往往能以历史细节和诗的激情的融合，超越历史叙述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了解了历史，还愿意读历史小说的原因。在我看来，优秀的史学家，能够精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优秀的文学家，表达的则远远比自己想要表达的更多。
作者徐兴业生活照
总之，我认为《金瓯缺》在历史中真正投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创作才情和历史见识，因而它才具有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所以我才在给这本书写的推荐语初稿里这么写：
徽宗时代的大宋，已经如一具行尸，但社会的腐肉上绽放着帝国的繁花，脊髓的抽动仍自负为高绝的庙算。经历过现代史上那段艰难岁月的人，大概真是最懂靖康的。
后来，责编付老师改了一下，收入了《金瓯缺》的单行本：
《金瓯缺》最打动我的，不是哪个人物，而是时代氛围。徽宗时代的大宋，已经风华不再，然而在徽宗眼里却仍如繁花绽放，脊髓的临终抽动仍被他自负为高绝的庙算。徐老先生洞见这样的对比，描绘这样的反差，令人震撼。我想大概只有经历过现代史艰难岁月的人，才真是最懂靖康的。
公号封面图来源：电视剧《水浒传》剧照
原标题：《《水浒传》vs.《金瓯缺》：正史没写的地方，才最考验历史小说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