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困在方向盘后面，却运送着整个中国｜翻翻书·送书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物流时代带来的便利。凌晨下单的水果，隔天送达的快递，跨越数千公里仍然新鲜的蔬菜、海鲜和工业原料，像血液一样在庞大的经济体中高速流动。但很少有人真正想过：是谁在运输这些东西？又是谁，长年生活在那些不断移动的车轮之上？

《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把目光投向了这样一群人——卡车司机。相比穿梭于城市街头、频繁出现在手机屏幕里的外卖员与快递员，他们更加沉默，也更加隐匿。他们被困在十几平方米的驾驶室里，穿行于高速公路、煤矿腹地、边境口岸与城乡之间，生活被油价、运费、限行时间和导航路线精确切割。车轮滚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临时的人生。

2019年起，《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们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跟车采访。他们跟着司机一起装货、卸货、熬夜、堵车，从珠三角的快递线，到山陕之间的运煤线；从缺氧的青藏高原，到通往中老、中俄边境的新跨境路线。他们试图透过这些公路与货运线路，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方式：那些看似遥远的产业、消费与经济数字，最终都要落实在一个个司机的方向盘上。

但比起宏大的“中国物流图景”，这本书真正触及人的地方，是那些驾驶室里的命运。

书里有曾沉迷赌博、几乎毁掉人生的西北男人王渤仁。他年轻时挥霍、酗酒、打麻将，和父亲关系决裂，人生像一辆失控的车。直到2007年，他误打误撞来到山东寿光，在那个“人人都在忙活儿”的蔬菜之乡第一次感受到“责任”的重量。他重新学会工作、养家、道歉，也重新理解了什么叫生活。他说：“是寿光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改变他的，某种意义上，正是那一辆开始奔跑的卡车。

也有人困在越来越内卷的货运行业里。过去一趟能赚2400元的线路，如今只剩1500元；油价上涨、平台压价、同行竞争，让“养车”变成一场艰难维生。很多司机从“车队老板”重新变回单打独斗的个体户。为了省几十块油费，他们研究路线、控制踩刹车的力度；为了避免一次剐蹭赔掉半个月收入，他们在暴雨、冰雪与疲劳驾驶中强撑精神。那些看似粗粝、沉默的人，其实对生活有着极其细微而现实的计算。

书中最动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并不是抽象运转的。那些昼夜奔驰的货车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沉默、疲惫、琐碎，有时甚至狼狈，却实实在在托举着整个社会的运转。

本期「翻翻书·送书」活动，为大家带来这部关于公路、流动与普通人命运的非虚构作品——《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当车轮不断向前，一个庞大中国的经济脉搏，也正在那些看不见的深夜公路上，持续跳动。

（以下内容摘自《滚动的车轮》第一章，编辑过程中略有删减，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参与赠书活动可直接滑至底部，5月25日当天我们会选出3名读者，请留意公众号文章的回复。

女卡车司机找货记：山东寿光

文｜驳静

山东寿光

宋玉兰今年四十岁整，开卡车已经二十一年。因为常年开车，皮肤黑，早就放弃防晒了。早几年爱跟男同行们一块儿喝啤酒，有点胖，但最近瘦了十几斤。不开车的时候，她就好穿个裙子和高跟鞋。她出生在山东省青州市，“九州”之一，是个古城，城南北有两个水果批发市场，与“蔬菜之都”寿光相邻。

十九岁那年，宋玉兰跟着她大哥的卡车上了路，“拉的是蒜薹，去的德州，出发前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这趟下来，她大哥觉得妹子能吃这碗饭，因为第二天原路返回的时候，她已经能说得上来怎么走了。那是没有导航可以依赖的时代，但即便是今天，哪些路段限高，怎么走可以少交高速费，货车司机仍然需要在脑子里编织好一张网。宋玉兰现在时常接到同行打来的求助电话，问她怎么走。就为这个，她夜里睡觉手机从来不关，开着声音，夜半电话响起来，准是有司机来问路了。

像宋玉兰这样经验丰富的女司机，全国都找不出几个。按照《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 2》的数据，中国规模最大的卡车司机组织“卡友地带”的 80 万卡友中，只有 0.9% 的女性。我们来到山东，希望能跟着宋玉兰出一趟车，从山东拉一车蔬菜到新疆，再从新疆拉上一车西瓜回山东。

寿光市是全国大宗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地利蔬菜交易中心”是宋玉兰常去拉菜的地方。按卡车司机的行话，就是“拉绿通”。

“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 1995 年，为的是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菜篮子工程”，保障城市蔬菜供给。此后十年内中国建设了 1.1 万公里绿色通道，其中两条从寿光出发，通向北京和哈尔滨两地，沿途减免所有高速通行费。绿通货赶的就是时间，说好哪天到，误了点司机得赔钱，所以卡车标配两名司机，轮流休息，彻夜不停。从山东到乌鲁木齐，宋玉兰走“中线”，穿山西、陕西，再过宁夏入甘肃，歇人不歇车，三天能赶到；偶尔也去西藏，如拉萨，货主们都知道，宋玉兰只跑这样的长途。不过这个 8 月，宋玉兰还没开张。

到了寿光，遇到的每个人都告诉我们，“没来对时候”。每年夏天，都是寿光蔬菜的淡季，这个淡季还是双重的，寿光本地大棚正在休养生息，南方天气湿热，地里种不了菜，主要菜源在北方。

寿光蔬菜大棚以种植茄果类为多，眼下大棚基本都空着，8月底 9 月初才会陆续将苗种上，三个月后，寿光产的西红柿会成为冬天的紧俏蔬菜。这天早上 4 点半，天还没亮透，在寿光地利蔬菜交易中心，我们看到仍有四个交易大厅敞开着。7 月最惨淡，只开了两个厅，这几天新开两个，因为张北的蔬菜提前了二十天。几辆大卡车在其中一个厅里一字排开。菜贩告诉我，这就是张北来的，但他们得到的是坏消息：“今年价格不行。”大白菜从地里直接装上卡车，上车时是 4 毛（每斤），拉到寿光也只是翻倍。但张北的大白菜依然需要拉到寿光，这么大的量，在张北本地卖不出去。蔬菜产业很讲究当地政府的组织与调控，在寿光，每个村种什么菜，都是在整体规划下协调的。但在张北，基本是菜农自己看风向，就很容易出现一窝蜂种同样的菜，然后集体遭遇低价的情况。

再过一个月，这里将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它的六个交易大厅将全部开启，厅与厅之间十几米宽的过道将停满卡车和人力车。每天凌晨 2 点开市，北至内蒙古等地，南至云南等地的卡车，装载着当地生产的蔬菜，披星戴月地奔赴寿光。

这些蔬菜当中的一部分，或许还会回到它的原产地——作为大宗蔬菜交易中心与集散地，发生这样的事并不意外，这里菜品齐，价格低，菜贩们能在这个一级市场配上十几种蔬菜，装满一卡车，再运往各地。围绕蔬菜的分拣、包装、运输等环节，寿光都有专业的公司经营，甚至因为卡车聚集，寿光的汽车维修技术都闻名全国。

蔬菜运输，依赖的就是宋玉兰这样的卡车司机。我在寿光等到第三天，宋玉兰还是没有找到去新疆的货，她打算再去青州物流园碰碰运气。从“普货”物流园驶出去的卡车，货物千奇百怪。在宋玉兰的运送历史中，除了“绿通”，有些货物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过。

比如，面包铁：一种炼钢原料，因形成的空洞与面包相似而得名。运到沧州时是凌晨 3 点，宋玉兰把车停在仓库门口，车头向外，拖个凉席就睡在了面包铁上。以为这样就能保护面包铁，可太天真了，等她睁眼，看到的是十几个男人，围着挂车，正在两面开工，接力往外运铁。一个大活人压在铁上，那也不打紧，贼人就把她“拨”到另一头，盗窃活动井然有序，这么“拨”来“拨”去，宋玉兰终于醒了。没有一个贼觉得一个女司机会妨碍他们发财，宋玉兰自己也不觉得，不过她憋了半天，哭笑不得地冒出一句“你们别搬了”，心里则想，“没把我也搬走算不错了”。

如果把宋玉兰跟我分享的经历分类，有些惊险刺激，有些辛酸苦涩，面包铁这类偷盗故事，则属于“荒诞不经”，像在看宁浩的电影。这部我假想中的宁浩电影，还有这样的画面：夏夜，服务站，宋师傅搬了凉席，睡在了油箱边上，贼人来了，悄悄递了一块布到她鼻下，几分钟后，他们就大大方方把一大箱油给吸走了，一边的宋师傅睡得正美。等她睁眼，看到的是打开的油箱盖儿，话外音起，“本次守油行动又失败了”。

8 月的物流园淌着热浪，抬头看天，天泛着浅蓝，低头看地，地却蒙着一层烟，一头扎进去，像是被谁捂住了口鼻。我眯起眼，努力在骄阳中攫取画面，宋玉兰却踩着高跟鞋，轻松地向我传授技巧：“你看每个小门脸儿都是一个信息部，上面写着江苏、内蒙古，都是目的地。一般司机都有自己常跑的线路，我平常跑新疆，其他地方就不方便往里闯，得看，门口停着卡车，那说明有司机在等货呢，咱插进去就是抢他们的活儿，不合适，但可以打电话问。”她打了其中两家电话，又接到一个电话，三单活儿都没成，主要是因为价格太低，“接这种活儿，刨去油费、过路费，剩不了几个钱儿”，宋玉兰习惯在“钱”这个字上使用儿化音，这让她说的话总带有上扬的活泼语调。“那这种不赚钱的活儿谁会接呢？”我问。“身上背着车贷的。”

从山东到天津

这天在青州物流园，宋玉兰最终没能找到一车去新疆的货。我回到寿光，盯上了另一条线。

旺季时分，寿光辐射到全国的线路庞杂且难以统计，但发车到天津的这条线路，长度 300 多公里，成熟有序，上百位司机指着它过活。早上 10 点发车，下午 3 点抵达，第二天再拉上天津的货回山东（青州、东营等地区都可能是目的地），休息一天再出发。都是自雇卡车司机，却组织出一个“三班倒”的工作模式。这听上去是个完美循环，永远有一人在路上，一人往回走，一人在休息。而这个夏天，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没有间断的路线。司机高日磊告诉我，只有两个配菜档口开着，他服务的那个是其中之一。

他是寿光本地人，人高马大，看上去五十多岁——实际却是“80 后”，只比我大三岁，我一开始管他叫“高叔”，知道年龄后偷偷改了口。他走这条线已有十几年，初中毕业后玩了几年，眼看没有别的出路，决定子承父业，跟着父亲学起了开车。

我到山东的第四天，跟着高日磊上了路。看他开车还真不费劲，车行至一半下起倾盆大雨，路上堵得严实，右面一辆卡车瞎走应急车道抢时间，高日磊不乐意，稍打方向盘，就把那辆车挤得没办法，不得不停下来，而他轻轻巧巧，让右边车镜紧贴着对方的镜子过去，毫发无损地给人上了一课。我坐在副驾驶，回头看那位司机，一脸吃瘪的神情。而高大哥，坐在今年刚全款买的价值近 60 万元的高配卡车座椅上，威风凛凛地告诉我：“发生事故也是他全责。”

我们的目的地是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园，它位于天津市静海区，几年前它的出现，终结了天津好些小的批发市场的生命，高日磊这车货的买家就是从市中心小市场迁到此处的。该市场招商部的赵开伟告诉我们，就蔬菜市场而言，5 月至 10 月，整个北方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天津的海吉星和北京的新发地，是北方两大集散地。一旦进入冬季，寿光的蔬菜大棚和它的集散地分量才会格外突出。

官方数据显示，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年交易额在 70 亿到 100亿元之间，平均吞吐蔬菜 300 万吨，这个庞大的数字应当是全国之最，不过贾士杰立刻纠正我们，别用“最”这样的字眼。但他承认，放眼全国，如果寿光排第二，目前还没有别的蔬菜一级批发市场敢称第一。不过，这个占地 3000 亩的物流园，这两年交易量有所下降，冲击者有二：一是诸如专营西红柿的细分市场；二则是“农超对接”，从产地出来后，直接运往超市，甚至通过线上 App 直接对接到消费者端，通过仓库存储实现“to C”。对许多农产品从业者来说，这种减少中间环节的模式无疑非常理想，生鲜产品是这几年电商发展的热门，有不少人在尝试，但要实现日本和韩国那样的农超对接普及率，仍有不小的距离。寿光物流园看上去还有漫长的生命力。

寿光赖以闻名全国的蔬菜大棚，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成熟，对市里经济的提振作用不言而喻。每个寿光人都能把王乐义当年的故事讲得差不离儿：1988 年底，几根新鲜带刺的黄瓜刺激了王乐义，他是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村里穷，他把致富的脑筋动到了冬暖大棚上。新鲜黄瓜是从辽宁人韩永山的棚里种出来的，王乐义说服了他，请他带着 17 位三元朱村的村民钻研大棚技术，第二年就获得了成功。三十年后，寿光农民已经在使用第六代大棚。在崔岭西村，我们看到，一支黑色金属手臂撑在棚顶，按下按钮，棉布就自动卷起——从前用的是草垛子，“冬天早上还打着霜，老沉老沉的”，另一位司机小葛对此印象深刻，他小时候，总是一大早就爬上去卷草垛，干完这个活儿再去上学。

与此同时，寿光的蔬菜物流园也在发展。它的前身是九巷蔬菜批发市场，1984 年，寿光市白菜大丰收，市政府为此批了一块空地，九巷是交通要塞，位置适宜，蔬菜批发市场建了起来。过去，整个北方冬天是没有新鲜蔬菜的，光靠寿光那点大棚菜显然并不足够，但它们是一个引子，逐渐吸引了南方蔬菜向北流通，等到了 2009 年，市场整体搬迁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逐渐成为全国性的集散中心。

下午 3 点出头，我们抵达“海吉星”。高日磊一边等着卸货，一边也找起了返程的货。没有卡车司机会轻易允许自己空车回家，如果今天找不到货，他会在天津多等一天。货车司机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一切看货行事，大货车后座的卧铺，就是他们常年的家。跟宋玉兰一样，高日磊运气也不怎么样，他打了几个电话，对方的报价都太低。就如宋玉兰深切感受到的，物流园搬迁前后那几年，是卡车货运最红火的时候。起码在山东省，许多被吸引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看到的气象是一辆卡车利利索索跑一年，买车那几十万就赚回来了。但现在每个卡车司机的感受都是，“货不好找了，钱不好挣了”。

我原本只是等宋玉兰一个人找货，现在倒好，等成了两个人。这种等待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决定放弃高日磊，独自再回山东。

要开车，要防狼

回到青州，宋玉兰仍在积极寻找货物，她决定把目标定低一点，能跑一趟甘肃、内蒙古也行。不过，她不是那么急迫。去年年底，她卖掉了自己开了多年的车，眼下正在租车开。她正在琢磨买新车，这意味着她也要过起“背车贷”的生活，或许会失去她现在这种好整以暇的自由接单状态。“选卡车司机这一行，不就贪图它走南闯北的自由吗？”好几位司机这样告诉我。今年年初，宋玉兰被交通部授予“十大最美货车司机”称号，是获奖者中唯一的女司机。

“女司机，女卡车司机，开长途的女卡车司机”，见到宋玉兰前，我在心里推演过这个递进关系，猜测这个身份的微妙之处。

但在这个强调了性别的身份之前，宋玉兰首先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好司机，有个故事尤其值得分享。

还是跑新疆，正值“五一”，路上车不少。她开在快车道上，后面一辆小车急按喇叭想超车，又超不过去，宋玉兰花了点时间才转到中间车道，把路让了出来。小车超过了她。此时宋玉兰心想，这位司机像是在赌着气呢，没准儿会别她一把，就有意识地放慢了车速。果然，小车跑到前面后又拐到她的车道，在她前面突然降速。宋玉兰猛踩刹车，捏一把汗，好在刚才已经减速，要不必撞无疑。那种下坡路上，撞上了就是四条人命——对方车里一家四口，宋玉兰看得真切，心说，一会儿收费站要是能追上，得揍他一顿。

结果真追上了，大家在收费站停了下来。宋玉兰抄了根撬杠，去敲小车的门，下来一个小伙子。宋玉兰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这不是目的，目的是教育他。“知道我为啥揍你吗？我现在还有机会揍你，刚才要是撞上了，你都没机会挨揍。”惹得小伙子的父母下车连连跟她道歉。

除了开车上路这些可预见的风险，实际情况比想象中要艰难许多。

路上碰到别的车，男司机会按一声喇叭，或者比个大拇指，向宋玉兰示意友好，可有些男司机真的被雇去给一个女人当副手，心里就挺不忿的。男司机们的不服写在脸上。宋玉兰事先叮嘱，开到大下坡前喊她起来，她来开，这叮嘱完全被忽略了；一位东北司机直接告诉宋玉兰，“我开车你话别那么多”，最终还是开错了道，耽误了时间还搭上油费。

心术不正的男司机遇到过太多了。有时候，她需要跟自己雇用的副驾驶、一个陌生男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处七八天，洗的内衣内裤明晃晃地晾在车厢里，其中的微妙和尴尬时间长了或许能习以为常，却很难对七八天都不刷牙的陌生男人抱有宽容心，“窗玻璃严实的时候，呼出去的气能把你熏死”。

即便是这种毫不注意卫生的男人，也会对他的女雇主有非分之想吗？我问宋玉兰，她摆摆手说：“有，十个司机里得有九个（会有想法）。”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暗示手段，比如他在开车，宋玉兰在后座卧铺睡觉，叫醒她明明可以喊的，可他们会伸出手去拍拍她，起来后如果没什么反应，他就会得寸进尺。“我警告你，以后别用手拍，我这样说他就明白了。”到住店时，他们会油着嘴觍着脸说：“咱们开一个房间，帮你省钱嘛。”方法层出不穷，宋玉兰兵来将挡，备有一整套软中带硬的应付话术。

也不是次次都压下火来。其中一次她记得特别清楚，包括那位男司机的姓名。那是 2010 年，从青岛装货，开往新疆。经过青州时，她找了一位本地姓苏的司机作副手。

“开到北京，上六环前，他说不开了，我就知道这个人心术不太正。因为六环上车特别多，他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开得了，要是不行，一路上他更得欺负我。还有一句话他可能记在心里了，我当时嘀咕了一句，临河下了高速，要开一段沙漠公路，可愁死我了。这话他听进去了。那天我一直开到中午，吃了饭，我说你来开，我睡一会儿。那时离额济纳旗有 70 公里。他往驾驶座那么一坐，开始跟我谈条件了。”

“他说，咱谈个条件，我说行。他说，到乌鲁木齐，你可得请客，去泡个脚。我说行，泡个脚，三十五十的。他接着说，再找个小妹儿。当时我就不太高兴，但也答应了。在路上我不乐意跟他们吵，就哄着。这家伙还没完，他说，到了额济纳旗镇上，我们去住宾馆。我说，你想干啥？他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那你还不知道吗？我心想，挺好，这想法挺好，我搭上车，搭上工资，我再搭上我自己。”

“我太生气了。我跟他说，苏师傅，您的条件太高了，我答应不了。我不用你了，工资 240 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应该给你 480，我给你 500，现在马上给我滚下去。他说，你让我下车，我今天弄死你。他不下，我下。我把他那边的车门一开，就把他给拽下来了。把他在车上的衣服丢下车，说，你赶紧给我滚。他是我们青州本地人，也知道我家住在哪，那天早上出发前我俩还一起吃了早饭。我心里忌惮这一点，就告诉他，我家大门敞开着，本人奉陪到底。”

宋玉兰讲完这段，感慨道：“我这工作量太大了，又要开车，又要防狼。”乌鲁木齐南郊停车场有个东北饭店，那位苏师傅，宋玉兰后来在那儿碰到过一次，她抬头瞅了他一眼，对方也看了她一眼。这事儿看似就过去了，但问起来，每个细节、每一句话她都能复述出来。

母女

宋玉兰卖掉上一辆车后的空当里，也想过要不要趁机改行，“但我能干啥呢”，她想不出来。她说“觉得喜欢时尚”，开卡车之前，她去学过理发，理发跟时尚的关系显然比开卡车强一点儿，但学得不好，“把头剪得七零八落”，教她的师傅劝她，还是再看看别的行当。她考驾照那个班有 40 人，“就我自己是一个女人”，她学得又快又好，把其他男学员甩在身后。

宋玉兰想把女儿小麦培养成模特。不光是想想，今年她已经花了 1 万多元，给小麦报了个模特学习班，二对一教学。“二”包括校长，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以及一位老师，“曾获得国际模特大赛冠军”。小麦才十六岁，已经长到了一米七八，她说“校长说我能长到一米八”。

从天津回到青州那天，我们仨决定去城里下馆子，出门前我看着母女俩拾掇。“我给你画眉毛。”小麦原本是柳叶细眉，宋玉兰给自己画的眉毛浓重，眉头部分尤其深刻，拖着越来越细的一条尾巴，给小麦画，三两下就画重了。“粗了。”我在旁边插嘴，小麦听了害羞，抢过眉笔，跑进房间自己画去了。

再出来时已经打扮得当，眉毛修复成细细一条，一件短身T恤，“新买的，花了 20 块”。七分黑色阔腿裤，露出脚踝，穿上高跟鞋，又挺直了背，宋玉兰和我都只够到她的肩膀。宋玉兰也换了一身，黑白条纹无袖上衣，外披一件白纱透明罩衫，蓝色印花半裙，银色高跟鞋，头发放了下来。很难不注意到的是，她戴上了一块鸡蛋大小的项坠，灿烂的黄色，“是蜜蜡”。我问她，这是不是自己买的。

“别人送的。”

“是男生送的吧。”我揶揄道。她点点头。

“他拿礼物出来的时候咋说的？”

“他就说，我看到它的时候就想到了你。”

“哇，是要追求你？”

“不是不是，就是一起开车的嘛。”她收了蜜蜡，嘴上却把话给垫了个密不透风。“我还问他了，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要是有，我可不能收啊。”

“然后他说啥？”

“他说，我能对你有啥想法，跟个孙二娘似的。”边说“孙二娘”，宋玉兰边大笑起来，仿佛事后再咂摸，仍觉得他说得对。这是找不到货的这几天里，宋玉兰最开怀的一场笑，或许这的确是一段温馨的回忆。然而，如何在一个男性占绝对优势的领域里生存下来，甚至游刃有余，对任何一位女性来说都是一个难关，宋师傅清楚自己会被善良的同行们照顾，也多少需要这些善意。后来她传授我秘诀：“就像那次我把那个司机扔在沙漠，自己开到新疆，站里两位师傅知道后，开车出去迎我了，接上我，替我开最后一段路。如果我跟其中哪位司机好了，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他们会有顾忌的。”

她与小麦住在青州市南边，三居室，离市中心十几公里。原来是个村，十几年前被规划成了开发区，拆迁重建后，他们一家就住进了现在这栋没有电梯的楼房。客厅一面墙上有几张照片，大多是小麦的，另一面墙上则贴了几张宋玉兰领奖时的身影。没有男主人的照片。

她跟小麦的父亲“是介绍的”，两人的村只隔了 3 公里。结婚后她才发现，丈夫脾气很坏，她几次都评价“他非常大男子主义”。早年，她丈夫也是山东卡车司机队伍中的一员，但是干得不如宋玉兰好。比如，“信息部出来一个活儿，他都算不出账来”。算账很重要，拥有一辆卡车意味着，司机在经营一家公司，技能需求远超过开车本身。对方报完终点和价位，这边脑子里迅速就要过一遍，走哪条线走几天，费多少油，交多少高速费。有一次宋玉兰开车，她丈夫跟车，快到终点时，宋玉兰让他给货主打电话通报一声。他抓起电话直愣愣地说他们要到了，既不自报家门，也不说位置，“他大概面子上挂不住”。宋玉兰只好自己打，接起来对方一听声音，调笑的话就来了，“哟，还是位女师傅”。小麦他爸听了立刻不高兴，开始吵，要夺方向盘。“这趟之后，我就说，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在我看来，宋玉兰完全可以痛痛快快重新开始，但这是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年轻人的想法”。她提到了“死婚”这个词，还好几次说“男人的活儿我干了，女人的活儿我也干了，那男人就出局”，完全是一句朴素有力的女性独立宣言。但似乎要顾及的东西还是太多。小麦的父亲如今在福建一带当海员，每年基本只有春节会回家。“去年他在家里住到了初八，我初五就出车了。”“那你们会睡一个屋吗？”我问。“不会，我跟姑娘睡。”

小麦上模特班，宋玉兰让她给她父亲发信息要钱，得到的回复是，“艺术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再也没有后话。听她母亲讲到此处，小麦默不作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遵守自己的决定——第一天我就打定主意，不要再问小麦关于她父亲的问题。

第一天晚上，我们去吃了一顿露天大排档，听了场大排档常驻歌手的免费演唱会。这条街上，还有不少小型独唱会。青州市民显然很喜欢 KTV，许多人家里都有一台可移动的点唱机，半人高，拎到街上，在响亮的配乐声中就能唱起来，根本不需要观众。科技发展对于卡拉 OK 爱好者的好处是，现在可以直接下载一个 App，带出门一台音响就成，比那半人高的点唱机又方便不少。这个东西，宋玉兰也有一台。她很喜欢唱歌，时时刻刻她都会把歌儿哼起来——“不是哥哥不爱你，因为我是农村的，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哪里还能顾得上你……”

从大排档出来往回走，宋玉兰停在了一台点唱机跟前，有人邀请她来一首。我跟小麦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在这个愉悦的气氛下，我再次提起关于她父亲的几个问题。白天我问过她了，她只是摇头，或者用几个字回答我。这次她说：“他不肯离婚。他很自私。脾气不好。会和妈妈打。”还有一些别的，都不太重要了，因为她眼里充满了泪水，不停地擦掉，又不断地涌出来。从那以后，我不再跟她提起她父亲。

宋玉兰唱完歌回来了，或许注意到了女儿在掉眼泪，或许没有。对母女二人来说，这个夜晚是在各自的歌声和哭声中结束的。

两天后，我跟她们告了别，直到我离开山东，宋玉兰还是没找到一车理想的货。

▼ 第六十一期书目《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

《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黄子懿 驳静 张从志 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3月出品

▼ 书籍简介

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里，卡车司机的作用举足轻重。

2025年前三季度，14亿人的生产生活催生出432.5亿吨的货运量，有近四分之三（73.7%）都由他们在公路上完成。但与在城市里奔跑在人们眼皮底下的外卖小哥与快递员相比，卡车司机却是极度隐匿的。他们被焊在一个流动的小空间里，穿梭在高速、丘陵和城乡的交界，生活也被公里数和发车时间精准切割为若干个节点。

2019年起，我和同事们奔赴各地跟车采访，从起点到终点，与卡车司机们同行同吃住。五年里累积下的近20个故事中，时间上覆盖新冠疫情前后，空间上横跨中国的国境内外，内容涵盖了忙碌的珠三角快递线、山陕运煤线，遥远的青藏线、新疆线甚至新兴的中老、中俄跨境线等等。

我们希望借此去讲述这个经济流通环节的基石性行业，进而勾勒出背后的产业图景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去了解卡车那看似冰冷彪悍的外壳里面，又有着哪些属于个体的真实的喜怒哀乐。

滚动的人生，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服务区。

▼ 作者简介

黄子懿，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主要从事社会公共议题、产业财经的深度报道，著有《鞋帮：中国运动品牌四十年》。

驳静，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和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代表作：新冠疫情系列报道，脱口秀系列报道，《金晓宇，游潜在深海》《带妹妹逃婚，一个姐姐的征途》等深度报道。

张从志，《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曾参与新冠疫情、长江流域特大洪水、郑州水灾等报道，近年来持续关注教育、产业、前沿科技等话题，合著《电车之心——中国动力电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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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吴筱慧 实习编辑/李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