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用一部法告诉年轻人：欢迎你来

5月19日下午，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湖州市青年入乡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发布。

一部地方性法规的发布仪式，没有放在政府会议室，而是搬进大学校园。浙大毕业的湖州入乡青年们站上讲台，讲自己在乡村做了什么。台下坐着的，除了政府人员，更多是学生模样的年轻面孔。

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部法，是写给年轻人看的。

发布仪式现场。陆玫 摄

《条例》共六章三十三条，是全国首部以“青年入乡发展”为题的地方立法，5月20日正式施行。它重新定义了“乡”的含义，把“宽容失败”写进了法条，切身关心青年上班有事业，下班有生活，职业有前途。

从安吉余村几个年轻人搞起数字游民公社算起，四年不到，湖州把“青年入乡”这场自发的乡村实践推到了立法层面。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湖州用制度给他们托举。

一个字的反复推敲

立法过程中，突破最大的一个字，是“乡”。

按通常理解，“青年入乡”就是到农村去。但立法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如果照这个理解立法，等于用一部法规告诉全天下的年轻人：湖州只欢迎你到乡村。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湖州入乡青年中，大量的人在城市的车间、实验室、写字楼里。安吉有300多家乡村咖啡馆，容易看见；但更多青年在制造业产线、在科创平台，不太被看见。

湖州是全国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城乡收入比已缩至1.51∶1，城乡边界越来越模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周军回忆，当时反复研讨的结论是：湖州已经走到了城乡融合这一步，立法要顺应这个趋势，“不能立一个法把它刚性化分开”。

最终，《条例》第二条给出了一个独特的定义：青年入乡发展，是指青年在本市各县（区）域就业、创新、创业以及学习、生活，发挥在现代化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城乡共同繁荣，并实现自我成长发展。

“入乡”不是“入农村”，是“入区县”。立法团队概括：“乡是城乡融合之‘乡’，城也是城乡融合之‘城’。”

湖州乡村。以下图片来源均为“湖州发布”

这个定义，让条例跳出了狭小的农村叙事。

对比全国其他城市出台过的青年发展条例，湖州这部法有个很大的不同，是专设“发展引导”一章——别的条例更多讲“给你什么服务、什么保障”，这里首先讲“你来湖州可以干什么”。

翻看这一章，可以看到逐一打开的通道。第十条讲产业，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地理信息，支持“一人公司”青年创新创业。第十一条讲科技，智算中心、行业云平台、新型实验室，向青年开放。第十二条讲乡村合作，鼓励青年与村级组织合作运营资源资产，符合条件的非本村青年可依法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部分权利。

产业、科技、乡村、治理，湖州把能开的门，都向青年敞开了。

把“松绑”写进法条

发展引导是“给机会”，《条例》另一层底色是“减负担”——让年轻人敢试、敢闯，试错了也能转身。

《条例》第二十五条，是立法过程中反复讨论的条款之一。这条规定，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设置“观察期”，动态跟踪、及时引导，“依法慎重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对创业失败的青年，建立信用修复机制。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未达预期，原始记录证明已尽义务的，可以按规定结题。

“观察期”针对的是“事”，解决新业态落地难。

早几年，湖州调研乡村旅游时就发现：年轻人喜欢的新业态——玻璃滑道、露营基地、无人机配送——常常没有现成的监管办法。一些部门起初的态度是，没有规定就不批，不出事最要紧。立法团队意识到，如果沿用这种逻辑，新业态永远长不出来。观察期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先让新事物有空间落地，再在动态跟踪中建立规范，既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一管就死。

信用修复和项目结题，针对的是“人”，解决创业失败后的出路问题。

立法调研中有过讨论，年轻人创业一旦留下失信记录，后面再想贷款、再想重新开始，路就堵死了。条例给出的方案是，区分主观恶意和客观尽力——已尽义务仍未能达预期的，信用可以修复，项目可以结题，不因此背上“终身污点”。

整部立法的逻辑很清楚：年轻人来湖州，门槛要低，转身要轻，哪怕失败了也留扇窗。

湖州入乡青年。

一部“长出来”的法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采访中明显感觉到，这部《条例》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出来的，是从湖州大地“长出来”的一部法。

立法团队把起草过程概括为“三个转化”：把方针政策转化为法规语言，把实践经验转化为法规语言，把实践中的问题梳理为解决问题的原则思路。

立法过程中举行了40多场座谈会，各种渠道收集到700多条意见建议。入乡青年微信群里讨论的内容，有些经过提炼论证融入了条款。

有人提过，来湖州找人才房源要跑好几个部门。后来《条例》第二十八条就写入了“公开相关房源信息”的规定。有青年在座谈会上说，父母从老家来帮忙带孩子，异地医保配药麻烦——高血压药在老家能配三个月，在湖州只能配两周。《条例》第二十九条回应了这一点：加强非本地参保青年及其亲属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政策宣传和管理服务。

“下班要有生活。”调研中有人反复说这句话。这让立法团队意识到，上班有事业主要看岗位和单位，下班有没有生活，主要靠地方政府。下班没有生活，年轻人基本留不住。于是，《条例》第五章“生活服务”，从住房、教育、医疗到文体设施、婚恋交友，一一覆盖。

更深的转变，在视角。

以往的很多政策文件，出发点是“政府做了什么”。这次立法，团队反复被提醒：换个位置，站到年轻人那边去。后来，《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评估应当将青年满意度作为重要标准，评估结果作为政策调整优化的依据。条例还专设一条，建立面对面沟通交流机制，“重视青年情绪表达”。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贤龙说，他最看重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青年人评价。把青年人关心的10件事、20件事具体化，看各个地方落实得怎么样，让青年人打分。”

用制度接住一场“迁徙”

回溯湖州青年入乡的源头，在安吉。

2022年，湖州安吉县溪龙乡出现了几个年轻人搞的数字游民公社。市委书记陈浩去看了，回来跟孙贤龙说“是个挺创新的东西”，让他也去看。后来，从溪龙到余村，从余村到全县、全市，青年入乡逐渐从盆景变成风景。李强总理两次批示，浙江省委发文推广。

“实践经验来源于实践的需要。”当一件事从偶然变成趋势，就需要制度来护航。

19日的《条例》发布仪式上，答记者问环节安排了五位负责人轮番上阵——人社、农业农村、文旅、团委，加上副市长亲自回答提问。随后，湖州五个区县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依次上台，推介各自的青年入乡路径。从市级部门到区县主官，整座城市都在为同一件事站台。

湖州市青年入乡发展“1+6+X”空间体系

5月20日，条例正式施行。这不是终点。

从安吉一个村里的数字游民公社，到一部覆盖全市域的地方性法规，湖州用了不到四年。时间不长，但路径清晰：实践先走一步，制度跟上来，再把评价权交还给青年。把发布仪式搬到浙大校园，又请来浙大毕业的入乡青年讲故事，湖州在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宣告：年轻人，这里欢迎你。

一部条例、一群入乡青年、一场校园里的发布仪式——湖州在尝试的，是用制度告诉年轻人：这场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的自由迁徙，有人接应，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