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分工，隐形合作 | “政治哲学与中西经典”学术研讨会召开
4月17日至19日，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政治哲学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致敬与超越——政治哲学与中西经典”。会议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政治哲学专业委员会承办。会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活动项目资助，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八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与会学者合影
4月18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北京景明园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老师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系主任陈建洪老师先后为会议致辞。张志强老师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回顾和肯定了中国政治哲学学者围绕中西经典、政治哲学基本问题与当代思想前沿所作出的持续努力。陈建洪老师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期待与会学者能够以“致敬与超越”为契机，在对中西经典的重新阐释与对当代政治哲学问题的深入讨论中，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发展。
4月18日上午分会场
4月18日上午的会议共设有四个分会场，其主题分别是“政治现实主义专题”“法哲学与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古典基础”以及“政治哲学：罗尔斯及其之后”。
分会场一：政治现实主义专题
本场会议由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余露老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德中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政治现实主义的智者起源”。报告指出，智者传统是理解政治哲学早期分流的重要入口。相比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试图在存在、真理与道德客观性之间建立关系，以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为政治哲学奠基，智者传统更强调经验、语境和现实判断。报告以“智者三刀”概括智者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征：其一是“此世性”，即只谈世俗经验而不诉诸超越根据；其二是“语境性”，即强调知识和判断的历史处境；其三是“时间的非延滞性”，即以Kairos所代表的“此时此地”反对传统主义和理想主义。报告最后借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说明，古典政治现实主义并非简单地以现实主义反对理想主义，而是在physis与nomos、自然力量与城邦礼俗之间的张力下，以及战争、恐惧、礼俗、力量变化等现实处境与既有传统的冲突中展开的。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绍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的类比与共生——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报告从国际正义、国际法和自由主义国家秩序的关系切入，分析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类比关系。报告指出，现代契约论既可解释国内最高主权者的授权，也可用于推导国际规则；契约主体在国内层面表现为个人，在国际层面则表现为国家。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的结构性相似由此呈现为：个人在自由范围内不受干涉，主权国家在国际秩序中享有类似自主性。但主权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受约束。现代国家主权已逐渐被纳入法权秩序，战争权利和领土主权也受到国际法限制。报告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历史中保持同步，而且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分别在国内法与国际法中获得制度化承认。面对难以消除的冲突，政治秩序不能仅依靠充分共识，而更需要法治、程序和均衡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樊葳同学的报告题目为“恐惧何以走向希望——朱迪丝·施克莱的政治现实主义”。报告围绕施克莱“基于恐惧的自由主义”展开，试图纠正一种常见误解，即施克莱的自由主义只具有防御性，用于避免最坏结果，而无法提供积极政治方向。报告指出，在施克莱那里，恐惧并非指向单纯主观感受，而是指向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官僚体系和日常治理制造的制度性恐惧。因此，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其基本任务不是描绘完美秩序，而是警惕残忍与权力滥用。报告将施克莱置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脉络中加以理解，认为其思想既不诉诸完备的道德哲学，也不陷入纯粹悲观主义，而是以历史经验中的最低共识和有限冲突为基础，将避免残忍与恐惧转化为一种持续批判和制度改进的现实取向。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童志超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论美国政治极化对民主理想的深度侵蚀：从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报告结合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政治哲学的规范分析方法，从美国政治极化问题切入，区分意识形态极化、分类极化和情感极化三种形态，并进一步考察它们对民主理想的侵蚀。报告指出，情感极化及其与分类极化的结合，会削弱民主所依赖的公民友谊和平等关系；分类极化会损害民主形成更优决策的认知功能；意识形态极化则会降低失败阵营通过合法途径重新获胜和改变政策的预期，冲击以非暴力方式化解冲突的最低限度民主理想。由此，美式民主中的两党竞争体制可能推动多重极化相互强化，并在关系平等、集体认知和制度稳定等层面侵蚀民主的正当性基础。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陆丁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田洁老师、南开大学哲学院曹钦老师和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陈雅文老师。几位与谈人围绕智者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恐惧自由主义、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类比以及政治极化等问题展开评议。
陆丁老师主要针对陈德中老师和樊葳同学的报告提出问题。他一方面追问“智者传统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为后来的哲学传统提供了问题准备或对置结构”，以及“‘智者三刀’如何支撑政治现实主义框架”；另一方面指出，恐惧固然可以作为希望生成和规范校准的动力机制，但仍需进一步说明由恐惧生成的规范何以具有正当性。
田洁老师分别就陈德中老师、樊葳同学和童志超老师的报告作出评议。她指出，若Kairos时间观与政治现实主义存在内在关联，那么它与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谱系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值得展开讨论。此外，她追问“基于恐惧的自由主义”与免于支配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恐惧概念相对于“支配”概念的理论优势。针对政治极化问题，田洁老师从审议民主和参与式民主角度追问“极化可否被理解为共同经验缺失的症候”。
曹钦老师补充陈德中老师关于现实主义、传统主义和理想主义关系的论述，指出现实主义并非只是反理想主义，也可能批判传统主义和既有礼法秩序。针对李绍猛老师的报告，曹钦老师肯定其关于国内政治思想与国际政治思想关联的论证，同时提醒其中涉及较多历史事实和政治概念，仍需更细致的经验辨析。关于童志超老师对政治极化问题的分析，曹钦老师认为其很有启发，但也指出，某些形式的极化未必只具有负面作用，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极化可能使边缘化观点获得表达空间。
陈雅文老师主要围绕李绍猛老师和童志超老师的报告提出澄清性问题。针对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类比，她指出，国家主权内部仍需区分不同概念层次：nation往往能够通过共同历史、领土和人民讲述自身故事，而state更多指向制度性和法权性的国家形态。因此，将二者进行类比虽有启发性，但仍需说明不同国家概念在权利辩护中的差异。针对政治极化问题，陈雅文老师追问“极化是否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并指出理念偏好往往会与消费、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发生关联，政党身份或许只是后来被贴附的标签，更深层的群体分化可能早已存在。
分会场二：法哲学与政治哲学
本场会议由光明日报社戴宁馨老师主持。
同济大学法学院吴彦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如何理解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先决条款’？——先决条款的性质及核心要旨”。报告对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先决条款作出重释，指出学界长期将其视为临时性或治标性措施，实则误解了其根本性质。通过比对《法权学说》的体系结构，报告论证先决条款构成国际自然状态中的基本私法法则，其核心在于祛除国家间敌意与猜疑，培养互信与相互尊重。六条“先决条款”分别从尊重他国道德人格、真诚信守契约、禁止暗杀与煽动叛乱、不干涉他国内政、废除常备军及限制战争借贷等方面，为走出国际自然状态提供前提。报告强调，先决条款并非可有可无的应急之举，而是与共和制、国际联盟和世界公民法等正式条款相辅相成的基础性规范。
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黑格尔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报告探讨了黑格尔与近代自然法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批评将黑格尔法哲学简单归入自然法理论的做法。报告指出，黑格尔虽在早期自然法论文中批判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自然法探讨方式，但其成熟时期的《法哲学原理》已将法的效力限定于现代世界。黑格尔既拒绝霍布斯、洛克式的经验设定，也拒绝康德、费希特式的纯粹形式抽象，而是将个体权利理解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产物。报告认为，黑格尔对所有权、人格和主观自由的肯定，并非回归自然法立场，而是在伦理生活体系中为现代个体性留出位置。
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作为权利哲学家的黑格尔——兼论Recht一词的翻译难题”。报告从翻译问题切入，主张将黑格尔的Recht译为“权利”而非“法”或“法权”，其背后考虑是：将黑格尔视为自然法学家的预设导致诸多理解疑难；事实上，《法哲学原理》序言可视为一篇反自然法宣言，黑格尔强调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现实存在的伦理世界，而非构想彼岸的应然秩序。报告认为，黑格尔的权利哲学是一个动态体系，即从抽象法中的财产权，到道德中的主观自由，再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的具体自由，权利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形态。这一解读有助于消解对黑格尔“国家主义”的指责，并凸显其自由主义维度。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唐学亮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重访‘泰勒—沃伦德命题’——在自然法与契约论之间”。报告指出，“泰勒—沃伦德命题”仅在义务论这一大轮廓上成立，泰勒与沃伦德在康德所作类比、义务交互性以及主权者承担自然法义务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沃伦德坚持义务源于上帝法的融贯立场，而泰勒在理性论证与上帝论证之间游移。报告进一步揭示沃伦德与施特劳斯之间的隐匿对话：施特劳斯将霍布斯视为基于自然权利的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沃伦德则借助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框架，指出霍布斯的权利实为特权，不能支撑施特劳斯的论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自然正义、自然法到自然权利——政治哲学核心概念的演化”。报告从观念史角度梳理自然正义从古希腊、中世纪到现代的演变，指出：古希腊自然正义同时指向个人美德与城邦体制，基于实践理性和自然目的论；中世纪自然法则转向权威者命令的外在法则，基于上帝意志，并为个体主义与私人生活留下空间；现代自然权利则以主观法权为主导，强调意志自由与人格尊重。报告认为，中世纪自然法具有居间性，其意志论底色为主观权利的成型创造了条件。自然正当的古今之变，体现了客观法权与主观法权、美德政治与权利政治之间的范式转换。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嘉荟老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葛四友老师、同济大学哲学系余明锋老师和同济大学法学院钱一栋老师。几位与谈人围绕黑格尔法哲学、霍布斯义务理论、规范性来源以及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展开评议。
冯嘉荟老师的评议集中于黑格尔法哲学及Recht一词的翻译问题。她肯定黄涛老师强调黑格尔思想中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维度的意义，但也对将Recht直接译为“权利”提出保留。她指出，Recht既可指向客观法秩序，也可指向人格主体的权利主张；在黑格尔文本中，所有权等抽象法语境可译为“权利”，但国家法和实定法相关论述则难以一概如此处理。因此，“法权”虽不够日常，却更能容纳黑格尔概念中个体权利与客观规范秩序的双重维度。
葛四友老师将讨论推进到霍布斯权利理论中的规范性来源。他指出，霍布斯从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到自然法的论证中，关键在于如何从事实状态过渡到规范性判断。关于权利、义务和自然法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文本梳理层面，还需交代背后的元伦理学和规范性前提。不同解释路径之所以产生分歧，往往是因为它们预设了不同的世界图景。
余明锋老师关注唐学亮老师报告中对施特劳斯与沃伦德关系的处理。他提到，沃伦德将施特劳斯归结为霍布斯“权利理论”一路的做法有过于表面化的风险。施特劳斯后来将现代政治哲学开端从霍布斯前移到马基雅维利，其关于霍布斯自然哲学基础的看法也有所变化。因此，理解施特劳斯与沃伦德之间的差异，不能只停留在“权利论”与“义务论”的表面对立上。
钱一栋老师从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学科关系出发展开评论。他指出，本场多篇报告涉及的问题并不只是概念翻译或思想史梳理，例如“法律”与“正义”之间的纠缠本身就具有深层理论意义。英美法哲学通常区分“法律是什么”的概念问题与“为什么应当守法”的规范问题，而后者很自然地通向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法哲学与政治哲学并非彼此外在，而是在规范性问题上具有内在关联。
分会场三：政治哲学的古典基础
本场会议由《哲学研究》编辑部李薇老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斯一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格劳孔的挑战：《理想国》对雅典帝国的批判”。通过分析柏拉图《理想国》中格劳孔的角色及其论证，报告指出，格劳孔改编希罗多德“巨吉斯指环”神话，以此提出人类本性贪得好胜的自然主义立场，这一思想实则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帝国主义理念的缩影，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精神危机。报告认为，上述解读也解释了《理想国》的文本结构，即柏拉图设置格劳孔这一角色，正是为了批判雅典帝国主义所代表的弱肉强食逻辑，并由此引出苏格拉底关于灵魂—城邦的类比，重构一种理性主导的正义秩序。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张文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法义》开篇看柏拉图笔下的古今之争”。报告指出，古今之争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更是类型意义上的，而在《法义》中就存在着代表古派与今派的类型对立。克里特人克氏代表的是“今派”，将立法的终极目的视为永无止境的战争，这与霍布斯的现代政治哲学具有跨时空的相似性；相对而言，“雅典异邦人”代表的是“古派”，强调立法应追求和平与正义。古今两派分歧的核心在于对人性自然的不同理解，那就是，是追逐物质利益的“属人之善”，还是以德性为首的“属神之善”。报告认为，柏拉图通过确立德性高于权力的等级秩序，对当时智术师也即智者所引领的激进思潮进行了有力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志强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古今僭主论”。报告梳理僭主政治作为政治哲学核心议题从古代到现代的思想演变，主要对比柏拉图、色诺芬、贡斯当、马克思、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等人关于僭主政治的不同理解。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将僭主视为灵魂病态且最不正义的暴君，而同时代的色诺芬认为僭主可在哲学引导下转化为公共利益的施惠者。进入现代，以对拿破仑家族之统治的解读为例，贡斯当揭示现代新型僭主以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马克思则分析拿破仑帝国在资本主义秩序形成中的历史作用。在当代讨论中，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之间著名的世纪辩论进一步聚焦于现代僭政与极权主义的关联，以及历史终结的可能性。报告指出，僭主问题涉及人性、权力本质和政治正当性，因此是政治哲学的恒久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论霍布斯的战争概念”。报告分析《利维坦》中的战争状态，强调霍布斯并非用国际关系简单类比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契约能够产生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而国际层面并无更高权威。所谓自然状态并非非社会状态，而是前政治的人际敌对状态，这种敌对不只是个人之间的，也包括团体之间。战争状态也不只是实际冲突，更包括人际间的相互敌意或说敌对姿态，哪怕实质性冲突并没有发生，人与人之间也有相互设防的倾向。正是这些真实存在的、相互敌对的大大小小的团体间所产生的征服与被征服才构成政治统治的真正基础，而所谓以同意订立契约的事情不曾发生过。报告认为，同意及其达成的契约其实是霍布斯对政治基础的文明化表达，其背后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永久敌意这一自然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谢楠禧同学的报告题目为“施特劳斯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报告围绕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经典解读展开反思。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是“虚荣自负”与“暴死恐惧”之间的道德对立，前者导致冲突与战争，后者促使人追求和平与秩序，因此为国家政治提供了规范性根据。报告指出，这一解读虽有助于融贯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却存在两点困难：其一，施特劳斯将“虚荣自负”视为不属于机械因果链条的自然欲望，但霍布斯对感觉、欲望与行动的说明恰恰立足于机械论；其二，施特劳斯淡化机械论，遮蔽了霍布斯思想更深层的理论困境，即如何从因果必然性的自然世界推出具有“应然性”的政治秩序。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詹文杰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玮老师、清华大学哲学系刘沐恩老师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许楠老师。几位与谈人围绕雅典帝国主义、古今之争、僭主政治、霍布斯战争状态与规范性基础等问题展开评议。
詹文杰老师肯定陈斯一老师的报告有助于补充《理想国》的历史背景，同时追问灵魂正义与城邦间正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巨吉斯例子中“绝对强权”存在的可能性。针对张文涛老师的报告，他追问“智者传统如何从自然推出正当性”。对于王志强老师的报告，詹老师提出“如何衡量僭主统治之利弊”的问题。
刘玮老师关注几篇报告中的论证路径。针对陈斯一老师的报告，他追问借助希罗多德《历史》解释《理想国》的必要性，以及柏拉图要极端改写巨吉斯形象的原由。针对张文涛老师的报告，他指出《法义》中的古今之争可能更复杂，古派、今派的角色定位仍需澄清。对于陈建洪老师关于契约论是政治文明化表达的判断，他认为，霍布斯并不试图掩盖什么，因为他已经将其关于自然状态、契约论状态的推论一以贯之，其中并没有任何阶段需要被掩盖处理。针对谢楠禧同学的讨论，他的疑问在于，霍布斯看起来已经用机械论说明了规范性，而且即便自然法欠缺约束行动的力量，它本身也已经蕴含了规范性。
刘沐恩老师分别就几位报告人的核心论证提出问题。针对陈斯一老师的报告，他追问“如何将希罗多德所关注的城邦间关系与柏拉图所关注的城邦内部正义结合起来”。针对张文涛老师的报告，他指出，如果古派代表德性与善、今派代表强权，那么是否仍有必要加入古今区分。针对陈建洪老师的报告，他强调，人际自然状态与国际自然状态仍需区分，战争状态究竟是存在论状态、结构性描述还是历史解释，也需要进一步澄清。对于谢楠禧同学的报告，他认为，霍布斯并未以休谟之后的方式区分“是”与“应当”，机械论或许已经足以解释其所需的规范性。
许楠老师主要从概念区分和论证有效性角度展开评议。对于陈斯一老师的报告，他认为，不能从格劳孔和智者学说、雅典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似推出格劳孔的思想来自于后者或是与其有因果关联。针对张文涛老师的报告，他认为“古派”定位仍需进一步区分。针对王志强老师的报告，他提出应区分僭主与僭主制：前者是统治者个人，后者则是政治制度。针对谢楠禧同学的报告，他提醒，需要区分评价性、指引性和来源性等不同意义上的规范性，避免概念混用。
分会场四：政治哲学：罗尔斯及其之后
本场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范震亚老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立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拉平反驳’驳谁？”。报告对帕菲特的“拉平反驳”展开批判性检视，论证：拉平反驳所预设的批判对象——一元主义目的论平等主义——在当代平等主义语境中并不存在，因此这一反驳是一个虚假论证。报告指出，拉平反驳的不同版本所描绘的“只关心平等、不顾及福祉”的平等主义图景本身违背直觉。通过进一步考察帕菲特所点名的理论家，报告认为，凯·尼尔森等所谓“激进平等主义者”事实上是多元主义者，并不漠视自由、福祉等其他价值；而对于艾克与特姆金，前者实则为应得主义者，后者也并未主张平等是唯一重要之事。由此，当代平等主义皆为多元主义，拉平反驳对其毫无批判效力，其真正意义充其量是提醒人们应坚持道德多元主义——而这正是平等主义者早已认可的立场。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高景柱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充足主义对平等主义的挑战是否可行：以法兰克福为中心的分析”。报告首先区分平等主义、优先主义和充足主义，指出充足主义强调“每个人拥有足够多”而非“每个人拥有一样多”。围绕法兰克福对平等主义的批评，报告分析了其否定性和肯定性两重论证：前者认为平等缺乏内在道德价值，可能与自由冲突并助长有害比较；后者则以“满足”作为充足门槛，将道德焦点转向个体的绝对处境。报告进一步指出，法兰克福对平等的理解过于狭窄，既忽视了平等在规范和制度层面的意义，也低估了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与此同时，充足主义自身面临“满足”标准主观化、适应性偏好和分配结果违背直觉等问题，因此难以完全替代平等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徐峰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罗尔斯是充足主义者吗？——一项批判性考察”。报告针对学界将罗尔斯纳入充足主义阵营的三种论证逐一展开批判。报告指出，充足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确保所有人达到某一门槛具有特殊道德重要性，而且门槛之上的分配理由发生根本转变。以此为标准，报告认为，罗尔斯的社会最低保障只是服务于更根本正义原则的工具性安排，差别原则在门槛之上仍持续运作，并不存在规范理由的根本转变；第一个正义原则讨论的是自由清单与公民共享同一套自由体系，而非数量门槛；公平机会平等原则也包含比较性要求，与充足主义追求的非比较性不符；即便在全球层面的援助义务中，罗尔斯虽设置截止点，但其规范主体、正义通货与内在动机均不同于充足主义。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晋运锋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谁应该为机会平等负责”。报告聚焦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责任归属问题，追问“在技术快速变革的当下，谁有义务保障机会平等的实现”。报告指出，公平的机会平等要求具有相似禀赋与志向的人拥有大致平等的生活前景，这一目标不能依赖个人努力，而必须诉诸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维护。责任承担者包括国家、市场、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国家负有首要义务，应通过全生命周期干预抵消社会偶然性；市场主体负有非歧视义务；家庭自由虽受保护，但当父母行为损害子女平等地位时，国家须介入；个人则有义务利用制度提供的再培训资源。报告最后提到，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规范基础在于维护公民的关系平等地位，而非奖励天才或追求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幸华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自尊的条件——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其他？”。报告围绕罗尔斯自尊理论展开讨论，回应G. A. 科恩与科林·伯德的批评。报告指出，自尊是罗尔斯意义上最重要的基本善，正义的两个原则及其优先性排序为每位公民提供自尊的社会基础。针对科恩关于差别原则允许的经济不平等会损害穷人自尊的批评，报告认为，差别原则使最不利者获得比平等分配更大的物质利益，保障其实质自由；经济平等既非必要，也未必可欲。针对伯德援引斯多亚主义，主张自尊应独立于他人尊重的批评，报告认为，若一个人的自尊事实上无法不受社会环境影响，则要求其完全不受影响并不合理。报告最终捍卫了罗尔斯的立场：多元主义民主社会通过两个正义原则，为公民公平平等地获得充分自尊提供社会条件。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四川大学哲学系刘莘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范震亚老师。两位与谈人围绕报告中的核心概念、文本解释、论证结构和规范层级展开评议。
刘莘老师从整体视角切入，对多篇报告提出方法论与实质性问题。他质疑将平等狭义化为经济平等的处理，认为法兰克福并未否认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同时指出，充足门槛并非纯主观标准，而仍保留客观空间。针对机会平等相关报告，他认为题目与论证重心之间仍有偏移，并强调应在更精细的概念区分与规范层级上展开论证。
范震亚老师主要聚焦文本细读与论证结构。他对徐峰老师的报告提出系统性评议，指出其三个标准与结论之间仍需进一步建立对应关系，论证中存在一定跳跃，并可能混淆社会最低保障与基本需要等不同层面的概念。关于高景柱老师的报告，他提到，法兰克福区分了be content和be reasonable to be content，因此“满足”不一定是一个主观标准。此外，他强调，当谈及多元主义平等主义时，应明确其与多元主义的差异，否则没必要提及“平等主义”一词。
4月18日下午分会场
4月18日下午的会议继续以分会场形式开展，其主题分别是“阿伦特及其效应”“从罗尔斯到比较哲学”以及“新书品鉴：威廉斯的《哲学之为人文学科》何以重要？”
分会场一：阿伦特及其效应
本场会议由《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颜冲老师主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许楠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外部约束到共同规范：近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强制及其叙事演进”。报告围绕“公共性强制”概念，梳理了从霍布斯外部约束叙事到卢梭、康德及当代公共证成理论中共同规范叙事的演进逻辑。报告指出，公共性强制不应仅被视为惩罚性外在约束，而应理解为公民之间相互限制的规范性机制。通过分析卢梭对共同体内部视角的强调、康德对权利体系的先验奠基，以及公共证成理论对公共理性的重视，报告揭示了公共性强制在现代政治共同体中的道德意涵，并完成了对该概念的去惩罚化重构。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陈高华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劳动的公共化及其批判：阿伦特的视角”。报告围绕阿伦特的劳动公共化概念展开，分析了劳动如何从古希腊私人领域中的必然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演变为支配公共领域的核心力量。报告指出，这一过程经历了从劳动解放到劳动统治的转变，并伴随着劳动心态与消费主义的泛化。阿伦特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劳动的公共化颠倒了积极生活的秩序，削弱了世界的持存性与行动的自由空间。报告最终将阿伦特定位为一位“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即她虽批判现代性，却并未全然否定劳动的技术解放潜能。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王寅丽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阿伦特论爱的概念：邻人、世界和无世界性”。报告考察了阿伦特思想中爱的概念及其政治意涵，指出阿伦特对爱的理解存在“无世界性”与“爱世界”之间的张力。通过回溯阿伦特的博士学位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报告聚焦于阿伦特对奥古斯丁邻人之爱的批判性解读：后者因将他人工具化而瓦解了真正的社会生活。阿伦特由此转向以“对世界的爱”（amor mundi）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调公共世界作为人类复数性行动的居所，并在世俗化基础上重构政治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四川大学哲学系唐章梅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空间统治到时间增补——阿伦特对权威的政治存在论重构”。报告从政治存在论角度重构阿伦特的权威观，认为阿伦特将权威从柏拉图式的空间统治范式转向古罗马的时间连贯范式。权威并非自由的枷锁，而是将瞬时行动（新生性）锚定为历史连续性的枢纽。与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未来导向不同，阿伦特将本真存在的重心转向具有奠基意义的过去，从而在虚无主义语境下重建人类复数性生存的世界根基。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曾誉铭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偶然的历史：基于《二论》的论证与目的”。通过分析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历史观，报告指出，卢梭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圣经与启蒙哲学的人类历史叙述，强调历史是偶然事件与人类能力互动的结果，而非必然目的的展开。报告梳理了卢梭从自然状态到初生社会再到政治社会的演化逻辑，揭示财产权、语言、激情与政府形式的交织作用，并指出卢梭在人类历史、政治制度与个体心灵之间建构了一个动态整体。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晓静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宽恕问题研究的两种路径”。报告探讨了宽恕问题的两条研究进路：一是以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为代表的客观进路，强调公共善优先于个体选择；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主观进路，强调受害者经历之秘密与宽恕的无条件性。报告指出，这两条进路各有局限：前者可能牺牲个体感受，后者则容易脱离经验世界。通过分析和批评，报告最后提议引入道德心理学视角，以受害者经历为优先，同时将公共善转化为服务个体的工具，重申人是目的的伦理立场。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贾沛韬老师、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唐学亮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刘文瑾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孙飞老师。
贾沛韬老师分别对多位报告人提出问题。针对陈高华老师的报告，他追问现代人是否需要采纳阿伦特对劳动的定义。针对王寅丽老师的报告，他建议将“友爱”置于更突出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比较阿伦特与奥古斯丁对爱的理解。针对唐章梅老师的报告，贾沛韬老师提出，报告似乎是在以海德格尔的方式书写阿伦特，而非以阿伦特自身方式理解阿伦特；阿伦特的权威概念与罗马传统中的时间概念也可能并不处于同一意义层面。针对曾誉铭老师的报告，他追问如何处理卢梭思想的融贯性与可辩护性之间的关系。针对孙晓静老师的报告，贾沛韬老师则关注宽恕的主观进路是否意味着宽恕本身就是宽恕的理由，以及宽恕、不宽恕与正义之间的张力。
刘文瑾老师也围绕各篇报告提出评议。她认为，陈高华老师关于劳动的报告具有现实意义，阿伦特的劳动概念仍可为理解现代危机提供启示，但也需要进一步修正以适应当下社会情境。针对王寅丽老师的报告，刘文瑾老师追问其更赞成阿伦特还是奥古斯丁版本的爱。针对唐章梅老师的报告，她指出，阿伦特借助古罗马和古希腊权威概念展开讨论，但这些概念在其论述中更多具有工具性，因此仍需澄清阿伦特自身的权威概念。针对孙晓静老师的报告，刘文瑾老师则追问宽恕如何避免成为一种工具，并强调论文首先需要明晰“宽恕是什么”。
孙飞老师着重围绕孙晓静老师的报告提出问题。他注意到，孙晓静老师的论述以受害者视角出发，但最终似乎又转向以德性驯化制度，而不是让德性与制度相互制约。孙飞老师进一步指出，宽恕问题不仅涉及个体情感和道德德性，也涉及制度安排、正义要求和政治共同体的修复，因此需要在主观进路与制度进路之间作出更清晰的区分与衔接。整体而言，本场讨论在阿伦特、卢梭等经典文本讨论的基础上，推进了对公共性、劳动、爱、权威、偶然性与宽恕等问题的思考。
分会场二：从罗尔斯到比较哲学
本场会议在第三会议室举行，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徐峰老师主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葛四友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社会正义的三种概念图式”。报告分析了社会正义的不同理解方式，指出社会正义并不只是具体分配方案之争，更涉及对正义对象、结构和评价标准的理解。不同概念图式分别强调个体所得份额、制度结构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以及共同生活、公共承认和社会合作中的整体性规范。报告认为，社会正义不能被简单化约为资源、福利或机会分配，而应置于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和公民地位的整体框架中理解正义。
南开大学哲学院曹钦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万民法》与外交政策”。报告指出，罗尔斯《万民法》意在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规范性引导，而非单纯建立一般性的国际政治理论。报告将其思想资源区分为“1795年精神”“1945年精神”和“1989年精神”：前两者更多属于较广泛承认的国际规范，后者则带有更鲜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由此，我们在评价《万民法》时需要区分不同部分的功能和论证目标，不能因某些时代性内容面临困境，就否定其基础性国际规范意义。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陈雅文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公共理性中的休谟式建构主义”。报告从公共理性的规范性基础切入，讨论了罗尔斯的局部建构主义、科恩对事实敏感原则的批评，以及康德式与休谟式建构主义的区别。报告指出，休谟式建构主义并不把反思推向普遍人性源头，而是承认价值判断植根于行动者偶然形成的评价态度与价值之网。因此，公共理性的规范性不必诉诸独立道德事实，也不能完全依赖纯粹实践理性，而应重视道德情感、评价态度和偶然心理事实的作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世界主义的多重面相”。报告首先剖析了世界主义的基本内涵，继而以核心构成要素和具体实践领域为划分标准，区分了多种类型的世界主义理论，由此指出：尽管这些理论共享“世界主义”之名，但其背后蕴含各不相同乃至相互冲突的理论预设、价值关切与实践指向；因此，在讨论世界主义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一个同质化的思想体系，而应辨析其不同面相与理论谱系。随后，报告对比了纳斯鲍姆前期与后期对世界主义的论述，揭示其貌似矛盾的论述背后隐含的多重判别依据与理论谱系，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她在何种意义上可被视为温和世界主义的理论资源。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作为非后果主义的孔孟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对儒家后果主义诠释的一些检讨”。报告批评了将孔孟伦理解释为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的观点，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孔孟是否谈论结果，而在于是否将结果作为定义“正当”的最终标准。报告认为，孔孟儒家固然承认仁义会产生善果，但“利”只是仁义原则的内容之一，而非外在评价标准；孟子关于“不义”“不辜”的表述也显示儒家承认无条件的道德底线。因此，将孔孟伦理识别为非后果主义，更能把握其规范结构。
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勇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价值、制度和文化的张力：儒家比较政治哲学的一个挑战”。报告分析了儒家民主派的方法论困境，指出儒家文本、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张力。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内部存在儒家民主派与儒家贤能派之争，前者强调道德平等与政治平等，后者则强调道德成就差异。报告认为，儒家比较政治哲学既要说明儒家价值如何进入现代民主理论，也要说明其能否形成清晰的制度表达，并在具体文化语境中获得可理解性和可实践性。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绍猛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慧玲老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晋运锋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徐峰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幸华老师。几位老师围绕《万民法》、建构主义、世界主义、孔孟伦理和儒家民主等问题展开评议。
李绍猛老师追问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若只是论证儒家兼容自由民主，意义或许有限，更重要的是儒家能否使现有自由民主制度变得更好。他还询问《万民法》是否只能被理解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能否发展为更宏观的国际政治理论，并指出政治义务和情感承诺常与偶然事实相关，政治哲学应正视这些事实对规范性的影响。
朱慧玲老师主要围绕李勇老师的报告发问。她指出，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已面临民粹主义、民主衰退等问题，因而从儒家传统中寻找修正民主的资源未必只是“拣选”。如果贤能制、品德筛选、公共德性等理念能够补充现代民主，那么这种理论重构也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晋运锋老师围绕多篇报告展开讨论。他提出，如果罗尔斯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现实，其自由主义理想是否会有所后退；若将孔孟伦理理解为非后果主义，儒家如何回应道德冲突和极端决策问题；以新加坡为例，是否可能存在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形态；休谟式建构主义又如何处理经验事实、偶然性与普遍规范性之间的关系。
徐峰老师借用拉卡托斯“硬核”与“保护带”的区分，追问儒家民主派理论中哪些内容构成了不可放弃的儒家核心，哪些只是可调整的解释策略。他还指出，如果后果主义与孔孟伦理的硬核相冲突，那么后果主义解释便缺乏意义；若其只是保护带层面的解释，则仍需说明其成立根据。针对世界主义，徐峰老师提醒需进一步澄清概念边界，避免使“世界主义者”称谓过于泛化。
王幸华老师围绕《万民法》、建构主义、世界主义和孔孟伦理提出评议。她指出，将《万民法》解释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可能弱化罗尔斯避免强势西方中心主义的努力；陈雅文老师所辩护的休谟式建构主义，也需进一步说明其与康德式、罗尔斯式及其他建构主义方案的关系。针对陈乔见老师的报告，王幸华老师认为，若将孔孟伦理理解为非后果主义，还需进一步说明其更接近义务论还是德性伦理学。针对李勇老师的报告，王幸华老师认为，我们需要区分道德地位与道德成就这两个在儒家伦理中尚未被区分的概念。
分会场三：新书品鉴：威廉斯的《哲学之为人文学科》何以重要？
本场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陆丁老师主持。
会议围绕伯纳德·威廉斯《哲学之为人文学科》中文版展开讨论，与会人员结合威廉斯关于哲学、人文学科、政治现实主义、真理与价值偶然性等问题的思考，讨论其在当代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意义。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威廉斯《哲学之为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讨论首先涉及政治现实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陈嘉映老师的发言似乎强调，政治并不是赤裸裸的权力争斗，也不是权力构成政治活动的外在边界；相反，政治权力只有在某种共同愿景和组织框架之中才得以运行。由此，政治组织内部的权威并非单纯的强制性力量，而是在服务共同愿景的过程中获得其政治意义。围绕这一点，讨论进一步追问：如果缺乏共同愿景，国家或政治组织中运作的是否仍然是政治性的权力；如果权力的政治性依赖参与者之间某种共同愿景的呈现，那么操纵、欺骗等现象又应当如何被纳入政治分析。
讨论还涉及威廉斯政治现实主义中的“真理性”与“权力”问题。有学者指出，威廉斯的重要性在于揭示那些高高在上的普遍理念和价值本身具有偶然性；一旦意识到这种偶然性，就像采取一种反讽立场一样，无法再完全退回未经反思的规范确信之中。与会者也讨论了威廉斯关于“outlook”和“absolute conception of the world”等概念的翻译与理解问题，并由此延伸到《哲学之为人文学科》中哲学、人文学科与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
此外，与会者围绕“现实的”政治活动展开讨论，涉及共同愿景、组织形成以及组织内部问题与争端的处理等问题。有观点认为，政治并不是权力与真理之间的非此即彼，也不能简单将权力视为政治活动的外部边界，而应进一步考察权力如何在共同愿景与组织框架中运作。陈德中老师则对相关观点作出回应，并进一步澄清了其政治现实主义立场。刘玮老师从古典政治传统出发，提及马基雅维利处“政治德性”的转向，指出古典政治并非没有普遍性的共同善观念，譬如斯多亚学派即提供了某种普遍性视野；他指出威廉斯的重要性则在于让人看到高阶普遍理念与价值的偶然性，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反思之后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原有的价值立场。整体而言，本场讨论围绕威廉斯政治现实主义、政治权威的来源、共同愿景与政治组织、以及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意义等问题展开，在威廉斯、马基雅维利、古典政治思想和当代政治现实主义之间建立起了更细致的关联。
4月19日上午分会场
会议共设有三个分会场，分别围绕“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威廉斯与政治现实主义”以及“纪念哈贝马斯专场”等主题展开。
分会场一：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
本场会议由《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谭新凤老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贾沛韬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作为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重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政治哲学的张力”。报告讨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意涵，指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并非预设的道德理想，而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与集体行动中展开的历史过程。报告回应了麦金太尔、泰勒与柯亨从个人美德、生活意义和行动理由三个维度提出的挑战，强调阶级斗争本身具有实践的内在善，劳动共同体能够在物质生产中提供意义体验，历史唯物主义也拒绝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此外，报告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数字劳动为例，说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构想对当代剥削结构仍具有批判力和组织潜能。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刘文瑾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技术、倦怠和孩子：普罗米修斯悲剧重生于数智时代”。报告以普罗米修斯悲剧为隐喻，指出数智时代的倦怠并非简单疲惫，而是技术延异死亡的同时带来的物化与捆绑。借助斯蒂格勒、韩炳哲和汉斯·约纳斯等思想资源，报告论证了技术既缓解死亡恐惧又滋生抑郁、自我剥削和责任危机的悖论。报告认为，普罗米修斯的解救者并非技术自身，而是象征爱欲、他者与责任的“未来的孩子”；唯有在面向后代的生命责任叙事中，现代倦怠才可能获得疗愈。
清华大学哲学系刘沐恩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试论沃格林的秩序科学”。报告指出，沃格林将政治科学重新引向对人之生存本原的整全探究，反对以方法决定理论相关性的实证主义教条。通过区分科学的萎缩形态与扩展形态，沃格林揭示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在否定形而上学与哲学人类学之后所陷入的理性衰退与宗教经验变形。报告认为，秩序科学的复归要求重拾存在论和形而上学思辨，以探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深层动机，并在虚无主义时代重建人的生存深度与方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杨玉成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新自由主义源流、性质和局限性”。报告系统梳理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与实践后果，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对改良自由主义的反叛和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自由放任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通过分析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流派，报告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片面否定国家干预，在实践中导致贫富分化、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其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立场，也已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反驳。
四川大学哲学系杨顺利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善好的优先性及其批判性剩余”。报告比较了默多克和马南两条思想路径：默多克将善好锚定于个体道德沉思与审美内省，却因畏惧强制而使善好丧失政治效力；马南则试图恢复古典政治中法对自然与善好的权威性指令，批评自由主义中立性掩盖了对善好的排除。报告认为，二者的两难揭示了自由与善好之间不可消解的张力；任何政治安排都只能让一方占据主导，同时需持续将被压制的一方带回道德与文化视野。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四川大学哲学系唐章梅老师、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曾誉铭老师、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王寅丽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老师。几位与谈人围绕共同体、技术与自我、秩序科学、新自由主义以及善好与自由等问题展开评议。
唐章梅老师希望贾沛韬老师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概念，以更好回应规范性挑战；她也肯定刘文瑾老师报告的文学性与哲学治疗功能，并追问杨玉成老师未充分展开的自由主义发展脉络及其报告中价值与自由何者优先的问题。
曾誉铭老师追问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究竟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的共同体，以及网络时代如何处理技术与自我关系。他还就刘文瑾老师的报告追问如何重新面对悲剧和“倾听存在的声音”，就刘沐恩老师的报告追问沃格林思想中科学的内在实质，并围绕新自由主义中的教育、自由与平等关系，以及善、正当和强制的关系提出问题。
王寅丽老师建议贾沛韬老师从劳动者共同体对美德和意义关怀的贡献入手展开论证；她肯定刘文瑾老师将古希腊悲剧的文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研究优势，同时追问在爱的伦理之外，沉思维度如何安置；她还关注沃格林秩序科学与一般科学的关系，以及现代儒家政治是否可以坚持对善好的教化。
李涛老师围绕刘文瑾老师、刘沐恩老师和杨顺利老师的报告提出问题。他指出，古代闲暇和现代闲暇具有不同内涵，因此仅诉诸爱的治疗是否足以回应现代倦怠，仍需说明；沃格林所强调的“恢复”如何可能，也有待进一步展开。针对杨顺利老师的报告，李涛老师追问，在既要正当又要善的结论中，二者之间是否还存在更有限的边界。
整体来看，本场讨论呈现了思想史资源与当代政治哲学现实关切之间的多重关联。
分会场二：威廉斯与政治现实主义
本场会议由《世界哲学》编辑部李娴静老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威廉斯内在理由论的三个优先性主张与历史主义的转向”。报告指出，内在理由论并非行动哲学中的局部理论，而是贯穿威廉斯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并将其概括为三个优先性主张：第一人称视角优先、动机优先、行动相对于知识优先。报告认为，理由必须锚定行动者的主观动机集合，而这一集合并非静态欲望清单，而是历史积淀的欲望、忠诚与承诺。由此，内在理由论要求超越个体慎思，转向对历史形成的生活形式的分析，并最终在威廉斯后期政治现实主义中呈现出弱版本的历史主义风格。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杨昊老师的报告题目为“The Basic Legitimation Demand across Borders”。报告围绕威廉斯政治现实主义中的基本合法化要求展开，挑战其国内—国民二元框架，指出当国家强制权力跨境影响他者，外部行动者的理解与反应又回流影响国内秩序时，国际维度便不再只是外部背景。报告区分了基本合法化要求的“接收者”与“相关听众”，并提出“反替代要求”概念，说明被统治者会将可见、可比较的外部替代性秩序纳入判断视野。其核心并非引入外在道德原则，而是揭示合法化的内部一致性要求：主权边界界定首要对象，却无法封闭全部相关语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松同学的报告题目为“论威廉斯的内在主义与自由权观念——以‘快乐的奴隶’为切入点”。报告讨论了威廉斯内在主义与自由权问题，指出“快乐的奴隶”作为适应性偏好的极端案例，对内在主义构成挑战：个体欲望可能被制度塑造，从而削弱其作为行动理由的可靠性。报告提出“原始自由—价值多元论—适应性偏好—快乐的奴隶”的分析框架，强调威廉斯将自由权建立在“原始自由”与政治条件之上，而非抽象道德权利之上。报告还通过区分强制类型、引入“受影响者怨恨”和“自由权成本”等概念，说明了威廉斯内在主义为理解自由权提供了现实主义路径，但在政治领域仍面临复杂挑战。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刘训练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多数人的视角’与‘常人的立场’：马基雅维利论‘表象的统治’”。报告以《君主论》第15至第19章为核心文本，聚焦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表象问题”，指出尽管学界对马基雅维利思想整体定位分歧甚多，但普遍承认这些章节在政治伦理学中的重要性。报告认为，马基雅维利德性论的实质，应从他对传统德性及慷慨、仁慈、信义、虔诚等具体德性的论述中把握；其对传统“四主德”的回避，并不意味着无视传统，而是以隐蔽方式作出回应。西塞罗“基于行为的高尚”与马基雅维利“显得像是”的论断之间的张力，构成报告讨论的核心。
同济大学法学院钱一栋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论政治现实主义与非理想理论的区别”。报告指出，政治现实主义与非理想理论在字面含义和批评对象上均有重合，学界常将二者混淆。报告在批评既有区分方案后提出，应将“现实主义与道德主义”和“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视为两组独立分类：二者虽然内涵不同，但外延可以重合，因此可以存在现实主义版本的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现实主义的理想理论并非脱离现实，而是预设无可改变的现实条件，尤其重视政治中的分歧与冲突。现实主义名副其实之处体现在它基于政治领域的永恒特征构造规范性标准，并对政治环境对标准构造的干扰保持敏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田洁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反理论’的理论——辨析威廉斯的伦理方法论”。报告讨论威廉斯的“反理论”伦理方法，指出威廉斯并非否认伦理学，而是反对将伦理生活抽象为统一、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即他批评当代伦理理论过度追求一般性、理性化和简化，忽视伦理生活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报告强调，“反伦理理论”不等于怀疑主义，也不等同于美德伦理或道德特殊主义，其核心仍在于理由内在主义，即道德理由必须与行动者的动机结构相契合，并具有激发行动的力量。威廉斯的“全球反理论”立场延伸至政治哲学，体现为一种政治现实主义。
圆桌讨论环节的与谈人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玮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犇群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叶磊蕾老师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童志超老师。几位老师围绕威廉斯内在理由论、政治现实主义、自由权观念以及现实主义与非理想理论的关系展开评议。
刘玮老师围绕威廉斯内在理由提出质疑，追问由此通向历史主义转向的必要性与唯一性，并指出内在理由从个体行动扩展到国家正当性时可能出现断裂。
魏犇群老师从语言与概念分析入手，质疑以内外在理由区分第一、二、三人称视角的做法，并认为主观动机集合的扩展可能削弱理论区分力。
叶磊蕾老师肯定内在理由在威廉斯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但指出第一人称叙事与政治层面之间存在张力，尤其在国家层面建构规范性时可能出现断裂。
童志超老师从更宏观的政治哲学争论出发，质疑现实主义与道德主义以“是否承认分歧”为界的区分方式，指出即便承认分歧，处理规则仍可具有高度道德性。
分会场三：纪念哈贝马斯专场
本场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志强老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童世骏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哈贝马斯与‘二罗’”。报告梳理了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罗蒂之间的合流与分歧，指出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同属康德主义传统，均追求理性主义的普遍理想，但哈贝马斯更强调以交往理性建立对话式普遍主义，而非以理性独白或虚拟对话为基础。哈贝马斯与罗蒂又同属青年黑格尔左派传统，但前者坚持历史的可反思性与公共空间中的规范性展开，后者则更重视历史偶然性。报告借此表明，在公共理性瓦解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仍为重建规范性标准提供了重要资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应奇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百家出入心无碍’——劳思光论哈贝马斯”。报告指出，劳思光肯定哈贝马斯哲学中的解放意识和建设意识，也重视其对意识哲学的批判、交互主体性和交往行动理论。不过，劳思光认为，哈贝马斯过度强调交互主体性，容易忽视主体内在意志的方向问题。报告认为，二者更深层的分歧在于理性普遍性与文化内涵的关系：哈贝马斯以程序理性保障普遍性，劳思光则强调理性亦具有内容规定，尤其体现为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主体性。
同济大学哲学系余明锋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哈贝马斯与启蒙的困境”。报告指出，哈贝马斯通过区分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为现代性规划提供改良式辩护，以区别于阿多诺等人的激进批判。然而，在媒介环境巨变和复杂政治现实面前，交往理性显现出根基薄弱的问题，容易沦为空谈。报告提到，可以在哈贝马斯之后重新思考理性概念：一方面重新引入被哈贝马斯排除在外、被尼采称为“大理性”的内容，另一方面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由此构想更具行动力和决断力的政治理性。
围绕前三场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老师、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老师和同济大学法学院吴彦老师展开评议。
马寅卯老师肯定了童世骏老师对三位思想家传统归属的划分，但质疑将罗尔斯理解为独白式普遍主义、将罗蒂理解为历史偶然论的处理：罗尔斯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并非纯粹主体内部独白，罗蒂若能准确预测美国政治社会，又如何与历史偶然论相容，仍需进一步说明。
黄涛老师追问，如果哈贝马斯对现实世界已经失望却仍保有希望，那么其希望究竟落在何处；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希望在于语言共同实践所保留的沟通可能性，但其理论仍不够重视激情生活。
吴彦老师从国际政治理论角度追问：若将康德、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同归于康德主义传统，他们共享的核心立场是什么，又如何在国际层面缺乏强制力的前提下构想可落实的世界政治方案。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张途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政治中回避的道德性”。报告论证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回避策略具有道德基础，指出罗尔斯的回避并非源于怀疑论，而是基于对人的平等尊重，旨在避免将任何综合性信念上升为政治必须遵循的真理。政治不应裁定综合性信念的真伪，从而为公民保留追求个人善观念的自由空间，也避免国家家长主义干预。因此，回避策略并非消极妥协，而是一种体现政治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伦理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嘉荟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黑格尔与现代的自我确证”。报告从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的判摄出发，讨论了黑格尔哲学与现代性确证之间的关系。黑格尔通过主体性原则构建现代世界的思想范式，并试图在古代整全性和现代主体性分裂之间寻找统一。哈贝马斯批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仍属于主体性哲学，并封闭了历史可能性。报告认为，黑格尔哲学作为动态的自我确证，恰恰反映了现代人在动荡变革中追求自我定位的努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牛婷婷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当好理由遭遇‘硬性’——论哈贝马斯去先验化理性的生存论基础”。报告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哈贝马斯对言语行动理论的重申，从哈贝马斯拒绝“哈贝马斯机器”切入，通过翻译实践的思想实验分析其形式语用学预设，强调共同客观世界、主体合理性和真理无条件性的地位。报告指出，理想商谈情境并非空洞乌托邦，而是具有反事实规范性的尺度；从哲学人类学看，人类理性是具身且有限的，语言中仍存在无法被算法取代的“硬性”。
围绕后三场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老师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老师作出评议。马寅卯老师从罗尔斯对真理与正义的区分切入，追问张途老师如何理解平等尊重：若平等尊重意味着对每个人在一切方面的尊重，那么错误信念和行为是否也应被平等对待，真理追求又将如何可能。针对冯嘉荟老师的报告，马寅卯老师肯定其对黑格尔现代性的界定，同时期待其进一步展开“两种现代性”“两种主体性”等更具原创性的内容。陈建洪老师从现代政治理论的平等主义假设切入，指出现代政治理论常从“每个人平等”等理想化假设出发，古代政治理论则更多从现实共同体出发；这一差别提示我们，政治哲学究竟应从理性理想情境出发，还是从不那么理想的现实情境出发，仍是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
4月19日下午主会场：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段忠桥老师指出，当前学界对“什么是政治哲学”仍存在较大分歧，不能简单以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理解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依据。罗尔斯《正义论》之后复兴的政治哲学，与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并不属于同一类型。段忠桥老师强调，政治哲学作为现代学科，与大学制度、课程体系、教科书和学位制度相关；从当代英美大学的实际形态看，政治哲学大体可被理解为研究国家应当和不应当做什么的道德原则的规范性学科。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姚大志老师认为，政治哲学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广义政治哲学，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中都可能包含政治哲学思想；二是政治哲学史研究，即对经典思想家的文本和学说进行历史性研究；三是狭义或专业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其特点在于提出并解决特定规范性问题。姚大志老师指出，政治哲学的问题既来自前人理论，也来自现实社会，如共同富裕、基本收入、福利国家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失业等。政治哲学由此具有实践哲学维度。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老师认为，若将政治哲学理解得过于宽泛，政治小说、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边界便会模糊。相较于政治学通过经验材料和案例分析政治现象，政治哲学更主要在概念层面工作，追问政治概念如何使用，以及政治在人类生活和整体观念世界中的位置。陈嘉映老师强调，政治哲学不一定要求研究者直接参与政治实践，但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经验；它关心的是政治在人类生活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童世骏老师指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哲学中都包含大量政治哲学问题，但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仍较多依赖西方传统。不同学科之间既有显性分工，也有隐性合作。政治哲学在哲学教育中具有特殊意义：它不只是传递观点、立场或术语，更训练学生处理文本、概念、规范和整体性问题的能力。因此，政治哲学不仅是研究方向，也具有重要教育和公共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老师认为，“什么是政治哲学”很难获得本质性定义，更适合通过研究领域和问题群来描述。政治哲学本身也关心共识如何可能：在国内，它追问法律、制度和基本价值如何获得共同承认；在国际层面，它追问不同共同体如何形成秩序与共处。韩水法老师还将这一问题延伸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对齐”问题：如果人类自身尚未在道德和政治价值上对齐，人工智能究竟应与哪种价值对齐，便成为新的政治哲学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老师认为，与其将政治哲学完全看作体制化学科，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论域或视域，即观察、分析和反思政治问题的方式。中国思想传统中并不缺乏政治哲学资源，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主要仍借助西方政治哲学范式处理材料。程广云老师指出，政治哲学关心的不只是治理技术或国情特色，而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根据。中国政治哲学既要面对西方传统，也需发掘自身问题意识。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老师区分了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科学和治道策论。政治人物关于治理和统治的想法可以称为政治思想，却未必是政治哲学；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政策方案，则更接近治道策论；政治科学则通过统计、调查和经验研究分析政治行为和制度运行。相比之下，政治哲学更需要回到哲学自身的工作方式，围绕文本、概念和规范问题展开反思。陈建洪老师借施特劳斯、阿伦特和伯林说明了政治哲学内部的张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杨玉成老师结合讲授政治哲学的经验，将政治哲学理解为以政治为反思对象的哲学，尤其是对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规范性反思。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由此成为评价政治制度的重要范畴，其中正义居于核心位置。杨玉成老师指出，政治哲学虽难以形成完全一致的定义，但仍会影响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例如“公平正义”表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正义理论进入公共政策话语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老师围绕政治哲学的言说对象、内容和方式展开讨论。他指出，政治哲学家之所以论述政治，恰恰是因为其并不直接掌握权力；但政治权力本身也必须回应合法性要求并提供共同愿景。政治哲学需要追问自身究竟向谁说话：学界、自我、执政者，还是普通大众。周濂老师强调，政治哲学不能只停留在文本解释和概念辨析上，也应保持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在言说方式上，则需要结合严格论证、清晰表达、叙事能力和修辞技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老师指出，反复追问某一学科“是什么”，往往意味着该学科遭遇到了问题；政治哲学的危机不只是指向该学科是否成熟，更在于它能否对政治本身说些什么。在他看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政治哲学史或经典文本研究。政治哲学较少“对政治说话”，既有勇气问题，也有能力和意愿问题：研究者常自我设限，缺乏现实政治经验，并逐渐习惯于在文本内部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应奇老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讨论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自己的政治哲学研究最初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切入，而在中国语境中，这又与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交织。应奇老师认为，共和主义曾为这些争论提供整合可能；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重要遗产，可概括为“美德政治学”的复兴。政治哲学需要在古典传统与启蒙传统、美德政治学与平等主义政治学之间重新理解问题空间。
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老师认为，随着政治哲学专业委员会和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学科定位问题无法回避。政治哲学总是通过与政治科学、经济学等“非我”的区分来确认自身；这种分工既有横向差异，也有纵向的二阶反思。他指出，政治哲学相较经验科学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和抽象性，但政治哲学既不能退入纯粹概念分析，也不能完全陷入历史文本研究，而应在抽象原则、经验判断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德中老师回应了“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一问题的设置构想。他指出，学界在讨论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时，常常会产生某种无力感，但他自己对政治哲学仍保持信心，认为政治哲学依然有许多可以推进的工作。陈老师借用童世骏老师“显性分工、隐性合作”的说法，认为政治哲学内部虽然存在分歧和专业化分工，但这些分工背后仍可能形成合作性的整体效果。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未必直接，却可能通过思想、概念和理论的长期积累影响公共讨论与制度建设。陈德中老师强调，政治哲学专业委员会希望在开放框架中汇聚不同思想资源。
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德中老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应奇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老师先后发言。
应奇老师以幽默的方式回顾了政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并对陈德中老师及会务团队的组织工作表示感谢。他也以自我调侃的方式谈到自己在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位置，表示愿意在新一代学者的学术共同体中承担过渡性和支持性角色，继续关注和参与政治哲学研究。
马寅卯老师在闭幕致辞中感谢与会学者坚持到会议最后，并指出本次会议规模较大、议题广泛、内容丰富，汇聚了不同代际和不同研究方向的政治哲学学者。他认为，本次会议既延续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传统，也集中呈现了威廉斯、哈贝马斯、黑格尔、霍布斯、阿伦特等思想资源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活跃展开。随后，马寅卯老师对陈德中老师及组委会团队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向各位前辈、同行和老师致以谢意。他认为，大家贡献了高水平的报告、评议和讨论，使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