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我的写作归根到底还是回到上海
5月15日晚上，张广天在上海牧云记书店进行一场小型分享会，当他讲述着艺术应该超越于生活的观点时，台下听众的手机响了。
“这是生活的声音吗？”只停顿了一秒钟，张广天问。
一片轻松的笑声后，大家注意力又回到了他的讲述中。
张广天有在睿智中融入幽默的能力，这来源于他的经历。在步入60岁的年龄，他愈发松弛，穿着一身软塌的衣衫就来到分享现场，而回看他的人生，在不断“跨界”“尝试”中，他的成就已经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
他是音乐家。1985年，他创立了“太阳同伴”乐队，是上海最早的民间现代乐队。1995年，他为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创作电影音乐，火遍全国。同年，他又为风格完全不同的《敌后武工队》创作了电影音乐。
他是戏剧家。2000年，他指导戏剧《切・格瓦拉》，以拉丁美洲革命家切・格瓦拉的精神为核心，观照社会现实，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的风向标。
他是作家。2016年起，他连续出版《妹方》《南荣家的越》《来日可追》三部小说，集结成为系列《不逝之光》。
回过头来面对自己的经历，张广天说：“随着年岁增加，我的工作不断回归和集中，我也明确了自己工作的立足点。我是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一个作家。”
但在当代社会成为一个作家有挑战和难度。“作家很难‘书斋化’，坐在那里凭空写作，恐怕不能应付当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张广天的解决之道是，要去体验生活。
他坦言，年轻时受“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影响，坚信只有多体验生活才能做好创作，于是从文学出发，先后涉足音乐、戏剧，甚至创办广告公司，尝试各种可能，只为积累“生活素材”，在生活中追求艺术。
而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张广天逐渐改变了“崇拜生活”的想法。在做戏剧导演时，他发现很多演员能生动演绎农村戏、底层劳动者形象，却难以驾驭城市里多元的人物角色，甚至连老上海的生活质感都无法精准呈现。
张广天在牧云记书店分享。
“戏剧学院教学生去观察码头工人扛包、三轮车夫踩车，可现在很多这样的场景已经消失，连体验的机会都没有，又怎么去演绎？像才子佳人、老上海绅士这样的角色，又该去哪里体验？”
张广天引用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观点，“崇拜生活，就会在生活的泥浆中不能自拔”，他认为艺术不应是生活的复刻，而应与生活拉开距离。
这种认知的转变，贯穿了张广天的整个创作生涯。他回忆，自己走上音乐道路，源于年轻时偶然接触到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的吟诵表演，被其节奏与情感表达打动，进而学习吉他，组建上海最早的摇滚乐队，后来又赴北京发展，参与电影音乐创作，与张艺谋合作《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跻身知名作曲家行列。随后，他又涉足话剧，为孟京辉多部作品创作音乐，进而转型戏剧导演，其执导的《切·格瓦拉》上演百余场，引发广泛反响。
“我就像拿着小板凳，从门口一点点挪到前排，不知不觉就跨界了很多领域。”张广天形容自己的创作历程，而这些跨界经历，让他真正读懂了艺术的本质。
他表示，直到50多岁，自己才真正开窍：艺术的意义，恰恰是“反对生活”，“生活太无聊了，太痛苦了，太麻木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舞台来呈现我们的梦想、理想等和生活质地完全相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的核心是‘净化’，就是让观众在艺术中摆脱生活的烦恼，获得精神的升华，这才是艺术的价值。”
当张广天真正沉下心来，回到文学写作的案头时，“才真正理解了自己在从事什么工作”，“我从事的工作是反生活的，是和生活过不去的。所以我的戏剧也和别人不一样，我的戏里不能没有生活，它反生活，也可以说是来源于生活。我要提出的，是生活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戏剧新作《10棵樱桃树的樱桃园》也是这样的一个“提出问题”的作品。现场，他带来了该剧片段演绎，由剧中两位演员现场呈现。该剧通过00后青年与老一辈艺术家的碰撞，展现了不同时代人群的认知错位，也呼应了张广天“艺术反生活”的理念——剧中没有刻意复刻生活场景，而是通过人物冲突，提出生活无法解决的命题。张广天介绍，这部戏已在广州演出17场，即将开启第二轮演出。
《10棵樱桃树的樱桃园》片段。
观众现场观看戏剧表演片段。
张广天还提到自己分享会伊始自弹自唱的《杨柳枝》，这首民谣来自他2012年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其灵感源自一段流传甚广的古代民间传说：乱世行军中，一位士兵偶遇妇人背大孩，牵小孩赶路，询问之下得知大孩是妇人战死兄长的遗孤，小孩是她亲生。士兵感动，叮嘱妇人将柳枝插在门楣上，军队路过时见柳枝便不会打扰，妇女将消息告知全村，军队行进至此，家家户户都插上了柳枝，最终全村得以平安避祸。
“这首歌前半段都是叙述故事，是生活，而到结尾两句吟唱，‘杨柳枝啊杨柳枝，风吹细细轻舞飞；杨柳枝啊杨柳枝，雨雪霏霏催人归。’，是从《诗经》中‘雨雪霏霏’化用而来，就不再是生活，而是升华成了诗。”
他的小说《来日可追》则讲述了一个上海的故事，小说开头出现的是一个满口青浦话的白俄阿姨，“这本书写的是上海人，是深深影响了我的一批人。对我来说这种生活已经远去了，所以说‘来日可追’。这本书有一点像我的‘痴人说梦’，作为一个上海的作家，我的写作归根到底还是回到上海，用上海的目光来看一种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