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源国不再满足于“卖原料”，中国矿企的新机会来了！

◎郑宏军

在全球经济向矿产密集型转型与地缘政治重构的双重驱动下，资源民族主义正呈现出从“资源出租”向“价值链回收”的新趋势。新资源民族主义以关键矿产为核心抓手，通过法律规制、产业链强制整合、地缘利益捆绑等手段，实现从单一租金收益向全链条价值捕获的转变，这一趋势既重塑了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01：资源民族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资源民族主义作为资源国维护本土利益的核心战略工具，其形态演变始终与全球经济结构、技术革命进程深度绑定。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新能源革命双重浪潮，推动资源民族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源争夺焦点从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转向钴、锂、镍等支撑新能源电池、人工智能的关键矿产；博弈方式从简单的主权收回，升级为对资源价值链全流程的深度掌控。

近年来，刚果（金）修订《矿业法》强制要求外资企业本土化投资、印尼推动“镍版OPEC”建设、津巴布韦暂停锂精矿出口、加纳要求将采矿业务转移给本土公司等系列事件，共同勾勒出发展中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的新动向——“价值链回收”。与传统“资源出租”模式下的资源国仅获取固定租金收益不同，“价值链回收”强调通过政策引导、法律规制等手段，将资源开发、冶炼加工、循环利用等核心环节留在本土，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留存。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资源国与外资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更深刻影响着全球供应链的布局逻辑与地缘政治博弈态势。

02：从“资源出租”到“价值链回收”

01：“资源出租”模式的内在缺陷与时代局限

“资源出租”是资源国在工业化初期普遍采取的资源利用模式，其核心是将资源开采权出让给外资企业，通过收取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方式获取收益。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曾为资源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但随着全球资源格局的变化，其内在缺陷日益凸显：

从经济维度看，“资源出租”具有“时间专属、不可累积”的资产特性，导致资源国陷入“租金锁定”困境。正如资源资产出租的“二八定理”所揭示的，一次性长期出租协议会使资源国丧失市场增值收益：当关键矿产价格因新能源需求激增而暴涨时，资源国却无法调整固定租金，只能被动分享微薄的基础收益，造成巨大的价值流失。刚果（金）在2018年修订《矿业法》前，长期以低价出租钴矿开采权，即便其钴产量占全球七成以上，却未能分享新能源革命带来的价值红利。

从发展维度看，“资源出租”模式导致资源国产业结构单一化，陷入“资源诅咒”风险。外资企业通常仅开展开采环节的浅度参与，将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海外进行深加工，资源国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无法通过资源开发带动本土工业升级。这种“只卖原料不加工”的模式，使得资源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价格且易受其波动冲击，同时也使资源国难以培育本土技术人才与产业生态，长期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主权维度看，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出租”易引发地缘利益失衡。传统模式下，资源国缺乏对资源流向的掌控权，其资源往往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而非自身发展的工具。随着关键矿产成为新能源革命与科技竞争的战略基石，单纯的出租模式已无法满足资源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需求，推动资源利益从“被动分配”向“主动掌控”转变成为必然选择。

02：“价值链回收”的核心内涵与理论支撑

“价值链回收”是资源民族主义在新时代的升级形态，其核心内涵是资源国通过政策干预，将资源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冶炼、加工、循环利用）留在本土，实现资源价值从“外向流出”向“内向留存”的转变。这一模式的理论支撑主要源于以下两个维度：

一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本土化应用。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产品价值创造分散于研发、生产、销售、回收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的附加值存在显著差异。资源国意识到，传统模式下仅参与开采环节（低附加值）的利益分配，无法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只有将冶炼加工、循环利用等高附加值环节纳入本土产业体系，才能完成从“资源大国”向“产业大国”的跨越。

二是资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理论的深度融合。标普全球能源专家卡洛斯・帕斯夸尔指出，全球供应链多样化已成为“商业、技术和经济的现实”，关键矿产作为新能源转型与科技竞争的战略基石，其供应安全直接关系国家发展主权。资源国通过“价值链回收”，不仅能保障本土产业发展的资源供给，更能将关键矿产作为地缘博弈的筹码，换取政治、安全等多重利益。

03：“价值链回收”的实现机制与典型案例

01：法律规制：构建价值链本土化的制度框架

法律手段是资源国推进“价值链回收”的基础工具，通过修订矿业法、税收政策等，强制要求外资企业将产业链核心环节留在本土。其核心机制包括三个层面：

其一，股权与收益分配规制。资源国通过设置“干股”（Free Carry）、强制本土企业参股等方式，直接参与资源开发收益分配。刚果（金）2018年《矿业法》成为标志性事件，明确要求外资矿业项目需向政府无偿让渡10%不可稀释干股（续期额外5%）。2026年1月30日矿业部长函激活2018年《矿业法》第71bis条“沉睡条款”，所有金属矿企必须让渡5%股权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国籍‌员工，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31日，否则可罚款或吊销矿权。刚果（金）还要求用工本土化率达80%，核心岗位优先或必须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国籍‌人员担任，外籍员工比例不得超过15%。

其二，产业链强制整合要求。资源国通过禁止初级产品出口、强制要求建设本土加工厂等政策，倒逼外资企业延长产业链。刚果（金）2025年实施钴出口配额制度，引导外资本土化投资建设冶炼加工设施。2026年4月启动矿业运输本土化强制令，要求矿产品公路运输合同50%必须分配给刚果（金）本土运输商。2025年1月，加纳修订地方所有权规则，要求所有矿商露天开采必须交由加纳完全拥有股权的公司进行，地下开采必须由加纳持股至少50%的公司运营，2026年4月，矿业监管机构要求国际公司在2026年12月前强制执行。印尼通过禁止镍矿原矿出口，强制要求外资企业在本土建设镍冶炼厂，短短数年内便从镍矿出口国转变为全球重要的镍加工基地，成功将镍产业链的冶炼环节留在本土。

其三，财税工具精准调控。资源国通过差异化税收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对初级产品出口征收高额关税，对本土加工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智利、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针对锂矿产业，实施“加工增值税收返还”政策，外资企业若在本土建设锂盐加工厂，可享受最高30%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有效激励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

02：产业政策：培育本土价值链生态体系

如果说法律规制是“硬约束”，产业政策则是“软支撑”。资源国通过构建基础设施、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配套体系，为价值链本土化提供保障。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资源国重点完善与矿产资源开发相关的交通、能源设施。刚果（金）为吸引外资建设钴冶炼厂，联合中国企业修建了连接矿区与港口的铁路专线，降低了加工企业的物流成本；印尼在镍矿集中的苏拉威西岛建设工业园区，配套建设发电厂、深水港等设施，形成“采矿—冶炼—制造”的产业集群。

在技术与人才支撑方面，资源国通过国际合作与本土培育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本土产业技术水平。刚果（金）与中国企业合作建立矿产加工技术培训中心，培养了数千名本土技术工人；几内亚联合欧洲企业开展铝土矿深加工技术研发，逐步突破高纯度氧化铝生产的技术瓶颈。

在市场引导方面，资源国通过培育本土需求市场，拉动价值链升级。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扩张，南非、巴西等资源国出台政策鼓励发展本土新能源汽车制造，形成对锂、钴等加工产品的本土需求，为产业链延伸提供了市场基础。

03：地缘博弈：以资源价值链绑定战略利益

新一代资源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将资源价值链与地缘政治利益深度捆绑，通过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等方式，换取大国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同时保障本土价值链的稳定发展。刚果（金）与美国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为典型案例，对刚果（金）而言，和平稳定的局势是本土冶炼加工产业发展的前提，对美国而言获得刚果（金）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有助于降低对中国加工环节的依赖。印尼则通过与中国、美国等大国的产业链合作，既获得了价值链升级所需的资金与技术，又通过供应链多元化降低了单一市场依赖风险。这种将资源价值链嵌入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做法，已成为资源国推进“价值链回收”的重要路径。

04：供应链重构与利益格局再平衡

01：重塑全球资源供应链格局

“价值链回收”趋势下，全球资源供应链正从“跨国分工”向“区域整合”转型。传统模式下资源开采（资源国）、冶炼加工（制造业大国）、终端应用（消费国）的跨国分工体系，正被资源国主导的“本土开采—本土加工—全球出口”区域价值链所替代。以钴产业链为例，刚果（金）作为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国，正通过禁止精矿出口、强制本土加工等政策，推动钴冶炼环节本土化，预计到2030年，其本土钴冶炼产能将占全球总产能的40%以上。印尼通过镍产业链本土化，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镍生铁生产国，吸引了宁德时代、LG新能源等企业在当地建设电池生产基地，形成“镍矿—冶炼—电池”的区域价值链。供应链格局的重构，导致全球资源竞争从“资源储量争夺”转向“价值链控制权争夺”。

02：加剧本土与外资的利益博弈

“价值链回收”本质上是资源国与外资企业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引发双方的博弈与冲突。对资源国而言，价值链本土化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收益与产业升级机遇，但也面临外资撤离、技术瓶颈等风险；对外资企业而言，需要承担额外的本土化投资成本，且面临政策变动带来的合规风险。资源国的“四管齐下”策略——政府干股、本土企业参股、强制加工投资、本地分包要求——已成为外资企业的主要风险点。紫金矿业在刚果（金）的项目中，通过建设本土冶炼厂、吸纳本地就业、与政府共享收益等方式，实现了与资源国的共赢，其经验表明，外资企业只有主动适应“价值链回收”趋势，才能在资源国获得可持续发展。

03：对中国资源安全的双重挑战与机遇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关键矿产消费国与加工国，“价值链回收”趋势对中国资源安全产生了双重影响。从挑战来看，资源国的本土化政策导致中国企业获取初级产品的成本上升，且加工产能面临“外迁”压力。当前，中国生产了全球80%的电池、70%以上的锂盐加工产品，对刚果（金）的钴、印尼的镍等资源的依赖度极高，资源国的“价值链回收”政策直接影响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从机遇来看，这一趋势也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价值链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在新能源电池、矿产加工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使其成为资源国价值链本土化的重要合作对象。刚果（金）、印尼等国在推进冶炼加工本土化过程中，普遍需要中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空间。

从“资源出租”到“价值链回收”，是全球能源转型、经济自主诉求与地缘博弈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一变革对中国而言，既是海外投资风险上升、供应链安全承压、产业地位受到挑战的严峻考验，也是倒逼产业升级、拓展合作空间、重塑供应链格局、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机遇。应对资源民族主义新动向，中国需摒弃过去“被动应对、单点防御”思维，树立“合规先行、技术为王、多元布局、共赢发展”的新理念，从国家、产业、企业三维度构建系统性应对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国际竞争力。

原标题：《从“资源出租”转向“价值链回收”——资源民族主义新动向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郑宏军，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产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矿业国别政策研究，参与完成国家部委多项国别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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