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陈梦家的学术贡献
【编者按】
本文原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遵夏鼐先生之嘱撰写，并经夏先生审阅。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
一
陈梦家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原籍浙江省上虞县，1911年4月19日出生在客居南京的一位牧师家庭，后来父亲陈金镛到上海任基督教文化机构广学会的编辑。因为家中人口较多，他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由在南京当中学教师的三姐陈郇磐抚养成人。
青少年时代的陈梦家，已经显示出众的才华。1927年夏，他刚满十六岁，就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并且开始写诗。1931年初，成名之作《梦家诗集》出版时，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在诗作的技巧和格律方面注意推敲，有所创造，是新月诗派后期的一员健将，曾编集过具有代表性的《新月诗选》。
陈梦家大学毕业时，虽然拿到一张律师执照，却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了年轻诗人的浪漫主义性格和淳朴爱国热情。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他就和三位同学一道，从南京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参加爱国名将蒋光鼐任总指挥的十九路军战斗行列,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为期一个月）。随后，陈梦家一度随闻一多去青岛大学任教，开始对古文字发生兴趣。当年年底来到北京，进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一年以后，又去安徽芜湖任中学国文教员。这段时间，他先后出版《陈梦家作诗在前线》和《铁马集》，又出版《梦家存诗》。
1934至1936年，陈梦家回燕京大学，攻读容庚授为导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从此他便走上专治古文字和古代史的道路，直到“十年动乱”开始不久被迫害致死，苦心钻研了整整三十年。陈梦家虽然脱离专业作家的队伍，仍长期保持对文学，戏曲的浓厚兴趣，迟至五十年代还不时发表诗作、散文和剧评。
陈梦家在1956年10月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说过：“我于二十五年前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学，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研究。”（《尚书通论·叙》）他由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前后，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写了十几篇文章，除《令彝新释》、《禺邗王壶考释》和几篇说解单字者外，主要内容正是根据甲骨文、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其中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祖庙与神主的起源》、《高禖郊社祖庙通考》等。他又进行过古代地理的研究，曾发表《商代地理小记》和《隹夷考》。1937年写成的一篇文稿《殷代的自然崇拜》（未发表），还较早地论及卜辞中的四方风问题。陈梦家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初步成果，当时在学术界即有相当的影响。
芦沟桥事变以后，陈梦家离开北平，经闻一多推荐，到迁至长沙的清华大学（当时是临时大学的一部分）任国文教员。1938年春，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他又到那里任教，先后讲授中国文字学和《尚书》通论，不久晋升为副教授。讲课之余，最初仍继续进行抗战前夕所作宗教、礼俗方面的研究，发表过《五行之起源》、《商王名号考》和《射与郊》等文章。后来五六年的时间，主要从事铜器断代和《尚书》研究。
陈梦家是1935年开始接触殷周铜器实物的，全面的整理研究则着手于1939年。当时，他应迁至昆明的北京图书馆约请，将袁同礼从国外带回的一批铜器照片，汇编为《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三集（送香港印刷时，因日军侵占仅出一集）。该书附载的《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内容包括：时期、地域、国族、分类、形制、文饰、铭辞、文字、铸造、鉴定,共计十章，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篇殷周铜器概论。这时，他还认真研究过汲冢周书，并且根据《竹书纪年》和金文资料进行古史年代的研究，写作了《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表》和《六国纪年表考证》。又曾出版《老子今释》。
1944年9月，陈梦家经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师生介绍，应邀取道印度前往美国，为芝加哥大学讲学一年，讲课内容仍是中国文字学。但对他本人说来，访美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流散北美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梦家在讲学和随后逗留的三年当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费了很多口舌，得以造访上百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千余件铜器，摄取器形照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尺度和流传情况，把资料收集得比较齐全。1947年，他将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当时仅将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未及正式出版。此间，陈梦家曾去加拿大多伦多的安大略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1947年8、9月间，他又飞渡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
祖国文物的大量流失，使陈梦家极为痛心，更加激发他爱国的赤子之心，因而毅然回绝留美定居的约请，于1947年10月离美归国，回到他工作多年的清华大学。陈梦家回国以后，除继续讲授中国文字学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清华筹建文物陈列室，经过短短半年的辛勤努力便初具规模，成为国内大学藏品可观的一处博物馆，于1948年4月开放。
解放初期，陈梦家仍在清华大学任教，课程有他讲授多年的中国文字学，又有新开设的现代中国语言学。这时，由于几年来从事铜器断代工作的体验，使他深感对甲骨文同样需要从断代入手，重新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于是从1949年开始，陈梦家利用课余时间写了《甲骨断代学》四篇。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整以后，陈梦家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进行殷虚卜辞的研究。1954年底,完成洋洋七十余万言的《殷虚卜辞综述》。
陈梦家到考古研究所后，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考古通讯副主编等职，主持过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为处理编辑事务耗费的时间尽管很多，而学术研究的成绩仍相当显著。五十年代，他在编著《殷虚卜辞综述》的同时，以西南联大时期的西周金文讲稿为基础补充修改，开始写作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对西周铜器进行详细的断代研究。1956年，他还着手将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见铜器资料，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原定分编五集，当年完成和初步完成的是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三集，英、法二集则未及着手。
1957年夏季，陈梦家遭到不白之冤以后，他的《西周铜器断代》，刚刚发表不到全书的一半，被迫中途停顿；已经编成的《中国铜器综录》三集，暂时不能出版（先已发稿的流美部分拖延六年，迟至1962年方才内部发行，书名被改订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陈梦家忍受着精神上的极大创伤，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学术研究。1960年6、7月间，他被考古所派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整理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简册，并作进一步研究，写了释文、校记和叙论。后经反复修改，于1962年定稿为《武威汉简》一书。这时，他又负责《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因而研究汉简的兴趣陡然大增，以致暂时中断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工作。从1960年末到1965年初的四年当中，先后完成总计三十万字的十四篇汉简研究论文，并亲自将其汇集为《汉简缀述》一书。另外，他还写了《战国楚帛书考》、《越兵考》、《编钟堵肆考》、《叔夷钟鎛考》、《编钟鎛磬考》和《宋大晟编钟考述》等文稿（大部未能完成发表）。又因研究汉简的需要，着手进行历代度量衡的研究。
1964年初，陈梦家根据考古所的计划要求，重新开始中断五年之久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工作。此后两年多的时间，他赶写了五十多篇器铭考释。其他方面的论文或半成品，还有《战国盟誓与载书》、《汉代铜器工官》、《战国货布总述》和《<博古图>考述》等。
按照1965年末制订的工作计划，陈梦家原准备在1966年底写完《西周铜器断代》和《历代度量衡研究》，可惜两项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十年动乱”的滚滚恶浪，不仅迫使陈梦家搁笔，而且吞噬了他那年富力强的生命。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含冤与世长辞，终年仅五十五岁。聊可告慰的是，他一生积累的宝贵资料和手稿幸免于难，已由他的夫人赵萝蕤教授全部无私地捐赠给考古所，将陆续整理出版。
二
1956年7月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一书，集中反映了陈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该书前言声明：“过去所已发表的一些单篇,……均因本书的印行而作废。”）。全收共分二十章，至今仍是甲骨学上最有份量的通论性著作。他原本准备把书写成一个稍加评论的“总结”，“叙述五十年来有关甲骨刻辞研究的成绩，并且稍加以去取估定其贡献”。这实际是一种学术发展史性质的著作，撰写起来“免不了许多无谓的繁琐的引述与争辩”。于是在试作一段时间以后，迅速改变计划为整理前人近人的各种可取说法，根据已有资料进行补充和修正，并且综合地叙述殷虚卜辞中的各种重要内容。
《综述》的前五章，总结了殷虚甲骨本身的一些问题，包括甲骨发现和研究的简要历史，审释甲骨文字的经过和基本方法，卜辞的词位和句子结构，以及对甲骨断代的深入讨论。随后各章，根据自己在前人基础上所作全面研究，论述甲骨材料所反映的殷代社会各方面情况。其中，对殷代的地理情况、先公先王、亲属关系，论述得相当详细；对官制、身分、宗教、产业及历法天象等方面，也有专章讨论。全书末尾的总结，概括书中所述可以肯定的史实，扼要地说明作者对殷代社会及历史文化的认识。附录一章的“有关甲骨材料的记载”，包括早期收藏甲骨的情况，出土甲骨的统计和甲骨大事简表；“甲骨论著简目”则按本书的章次，有选择地列举甲骨论著，以便读者检索。
由于陈梦家对甲骨文资料占有得比较充分，写作时又注意卜辞、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的互相结合，以及卜辞本身的内部联系，有时还列举西周金文以资对照，因而《综述》一书内容异常丰富，论述比较全面。该书对甲骨材料和有关文献记载引述得相当完备，对殷代考古材料和有关的西周金文也印证较多。例如第十三章“庙号下”的“宗室及建筑”节，开始详举甲骨文的有关资料，继而指出西周金文中宫、室、庙、寝的分别及其与殷制的不同，最后讲述到抗战前殷虚发掘所见建筑基址情况。又如第十六章“农业及其它”，不仅论述甲骨文所见祈雨和水患，卜年、登尝和作物品种，以及耕作的过程等项内容，而且结合文献记载介绍从龙山文化到殷代农具方面的考古发现；谈到“田猎与渔”，又提到殷虚出土兽骨的鉴定情况；“饮食器皿”和“车”等节，更以有关考古材料的论述为主。虽然，这部书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殷代社会性质的深入探讨，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认真地总结了甲骨文研究和有关考古发现的客观情况，既可供专门研究者参考，又能为初学者指点门径，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为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梦家在甲骨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甲骨断代有新的发展。1933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和五期分法，是甲骨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但他本人后来全力从事殷历研究，对甲骨断代未能取得新的进展。关于甲骨断代的标准，陈梦家指出：卜辞中的世系、称谓和占卜者乃甲骨断代的首要条件，而占卜者是最好的断代标准；字体、词汇和文例的特征，以及祀典，历法、史实和其他制度，都能在卜人断代的基础上用分期的方法进行研究，藉以判定无卜人卜辞的年代，可以称之为甲骨断代的第二和第三标准；至于坑位，因其堆积情况複杂，“只能供给我们以有限度的断代启示，而在应用它断代时需要十分的谨慎”。关于殷虚甲骨的分期，陈梦家认为可以分为九期（从武丁起每个王一期），同时指出“在实际分辨时，常有困难，所以我们一则提出早、中、晚三期大概的分期，同时也保留了董氏五期分法。在可以细分时，我们尽量的用九期分法，在不容易细分别时则用五期甚至于三期的分法”。
具体说来，陈梦家根据字体、卜人、用材、前辞形式、称谓、祭法和记时等方面的分析，参照有关甲骨的出土坑位，第一次把廪辛卜辞和康丁卜辞区别开来，指出常见于小屯村中的康、武、文卜辞自成一系，各方面都有明显的特点，而廪辛卜辞则不曾在村中发现。他又通过同武丁时期典型的“宾组卜辞”多方对比，推测董作宾所谓的“文武丁卜辞”应属武丁时期，认为“？、子两组大约较晚”。他还指出，？组卜人常和时王并卜，可能仍属王室所有，但其内容稍异；“午组所祭的人物很特别，子组所记的内容也与它组不同”。现在，陈梦家首先提出的“文武丁卜辞”属武丁时期一说，由于后起学者的继续探讨，特别是小屯南地的早期地层发现单纯的？组卜辞甲骨堆积，传世甲骨材料中又找到了子组卜人与宾组卜人（争）同版的现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甲骨学者所接受。某些“文武丁卜辞”的内容甚为特殊，也日益引起甲骨学者的普遍注意。这样，董作宾所说“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迷”，以及他那费解的文武丁时期复古说，不久当能得到彻底的解决。陈梦家在解决这个甲骨学的疑难问题上，有其不可埋没的功绩。
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甲骨的年代，陈梦家花费很多精力“将武丁迄帝辛卜人，分别加以断代。其可以成组的，特别将各组汇合而成的称谓，详加援引。”同时，又“对某一代或某一组卜人，试分别其早晚”。经过这番全面的清理，共发现一百二十个卜人。比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列》所录增多四倍，并对原列卜人的年代有所改订。他还指出，由于廪辛以后的卜人不记名，乙辛时期也仅少数记名，因而用卜人断代有一定的限度，而一些不系联的卜人，则需要等待各组卜辞的字形、文例、制度理出系统以后，方可着手分别确定他们应属那个时代。再有一些名字尚难肯定其必为卜人，或删去不录，或列而存疑。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审慎态度。
书中论述较详的方国地理，先公先王及庙号、亲属等章，由于分析问题常从断代出发，因而对有关甲骨材料探讨得比较深入。例如，在探讨“武丁时代的多方”时，摘记不同时期卜辞中征获羌人的材料，考查羌的所在，以及它和其它方国的关系。对于商代的几代先公及其所属旧臣，祭祀所见直属、旁系先王顺序及其法定配偶，不同时期卜辞中的商王庙号和诸母、诸祖、诸父、诸兄、诸子，等等，也讲述得相当明确，并且有所发现。“身分”一章中的“西周文中的殷人身份”部分，根据《尚书》中的“周书”，辅以少数的西周金文和较晚的史籍，讨论了周初对殷民和其他被征服民族的称谓，他们的阶级和阶层，“人鬲”的等级和类别，进而推论殷代的阶级状况，更有不少新意。
三
陈梦家对殷周铜器作过全面的系统研究。他在生前没能全部出版的《中国铜器综录》和没能全部完稿的《西周铜器断代》，是关于殷周铜器的两部互为表里的巨著。除此之外，他还发表过《殷代铜器》一文，对安阳西北冈殷陵所出铜器，殷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以及安阳出土边刃器的形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东周铜器，也有一些论述。
陈梦家在国内从事殷周铜器研究的学者中，比较早的根据大量资料进行类型学分析。1945年11月30日，他在纽约举行的全美中国艺术学会第六次会上，作过题为《中国青铜器的形制》的讲演。讲演除对器形研究作过概述外，曾经举卣为例进行具体说明。他集中了所能获得的250多件卣的器形照片，根据盖、腹和提梁的形态，将其区分为11种形式（有的形式又细分为群，共计19群），进而论证各种形式之间的因袭、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推断各种形式所属年代。1947年6月，他在芝加哥用英文著成的《美国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稿本，对卣类器物的分式大体仍是如此。对于其他数量较多的器物也大多作了详细的分类。每件器物的文字说明包括八项内容：图象著录、铭文著录、器物尺寸、铭文字数和释文、断代、出土流传、藏地、备注；备注项下，常列举与该器同坑或同地出土，同作器者或同族名，以及同形制花文的关联器；末尾又有该书所收器物的重要族组目录，器物所在旧藏简目等附录，翻检起来极为方便。因此，这部铜器全集不同于国内外过去出版的其他铜器图录，不是简单的汇集资料，而是经过科学整理的图谱性著作。陈梦家在1956年秋编定该书时，将其列为《中国铜器综录》第二集，所收器物及文字说明都基本照旧。但是，英文稿中内容丰富的通论性概述（打印500多页），则未能译成中文修订出版。
如果说《综录》偏重于汇集铜器资料和进行形制分类，那么《断代》则是从西周的铜器铭文出发，充分注意形制和纹饰的对比，综合地进行断代研究。经过我们整理交付出版的《断代》（未完稿），器铭考释部分包括判定王世的218器（或组）和未完稿29篇，另有29器已定王世未及写作考释；如果加上某些考释中述及的重要关联器，所论西周铜器的总数不下400余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人。
陈梦家对西周铜器所作分期，与前人也有较大的不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郭沫若、高本汉和容庚将西周铜器分成前、后两期，分期界线划在穆、共二王之间。陈梦家在1940年所写《中国铜器概述》中，也曾采取这样的分期。后来，通过自己的重新研究，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世，中期所括穆、共、懿、孝、夷五世，晚期包括厉、共和、宣、幽四世，认为“根据此三期分法，对于研究铜器的变化，是有便利的。”（《西周年代考》表三说明）随后，他在《综录》和《断代》二书中，始终坚持这种三期分法。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陈梦家在《断代》已经发表部分所作眉批中，又曾将西周中期进一步分作前，后两段，前段包括穆、共二世，后段包括懿、孝、夷三世。现在，经过有关学者三十多年的研讨，陈梦家首先提出的西周铜器三期分法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直到近年不断发现新的西周中晚期标准器以后，方才有人对中晚期之间的年代界限发表不同意见。
陈梦家自称在研究铜器断代的时候，采取一种交互证成的方法，就是“先选取那些由铭辞而可决定年代的某些器”，再用这些器的铭辞及其相伴的花纹、形制作为判断其它器的年代标准。这实际仍是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发展。陈梦家研究铜器断代问题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所考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力求使考察、分析做得比较全面。他曾指出，“铜器内部的联系（即铭文的形制、花纹的）在断代上是最要紧的”，并且强调“不可以单凭一方面的关联而下判断，应该联系一切方面的关系。”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他还列举同作器者，同时人、同父祖关系、同族名、同官名、同事、同地名、同时等项，进行具体的说明。从理论上讲，陈梦家所说研究方法是很对的。他的《断代》一书，正是本此方法进行研究，时常从不同方面列举可能收集到的关联资料，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从同坑出土、同作器者的器物，到铭文内容、字形和书体的联系，以至器形和花纹的一致，列举得相当详尽。过去从来没有人象陈梦家这样，对西周铜器进行如此彻底的清理。当然，由于他对资料的掌握和理解仍有局限，在具体器物的断代上不免有未必允当之处，但他系统整理的功力非常可贵，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陈梦家判定的西周铜器所属王世，往往同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意见颇不一致。被他定为成康时期的铜器为数较多，这同郭沫若的看法大体相合，而与唐兰的意见则出入较大。特别是唐兰晚年写成的遗稿《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有明显的分歧，主要因为对于“王姜”是谁的后妃，“周公子明保”是否伯禽（或君陈），“伯懋父”是否康伯髦，以及“康宫”能否理解为康王宗庙等问题，彼此的看法完全不同。陈梦家基本赞同郭沫若的一些看法，把令簋、令方彝、明公簋、小臣宅簋，乍册睘卣和班簋等器定为成王时器，把安州六器和麦组四器等定为康王时器，而不象唐兰那样把它们定为昭王时器（班簋被定为穆王时器）。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目前并未完全肯定，陈梦家本人对自己判定的铜器王世也曾有所调整，但他所定成康之器毕竟太多（成王51，成康12，康王28），而昭穆之器则嫌过少（昭王9，穆王3）。关于西周中期的铜器，特别是共王时期，陈梦家和郭，唐二家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懿孝时期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于年代较晚的夷王和厉宣时期，陈梦家又有自己的看法，他把一般为厉王的克组、函皇父组和禹鼎、虢叔旅钟等器，一般定为宣王的毛公鼎、井人钟等器，都改订为夷王时器。于是，又形成共、懿、孝、夷四世之器较多（每一王世二三十器），而厉、宣和幽王时器甚少（共计十余器）的不尽合理的现象。无庸讳言，《断代》是陈梦家在十多年间陆续撰写的，既没有全部完稿，更没有通盘校订，某些断代失当之处是可以理解的。
陈梦家谈到铜器铭文的内部联系时说过，这种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例如，他所定的成王时器，就分成克商，伐东夷、伐东国、伐?楚,及白懋父、明保、燕召、毕公等组，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分别说明周初金文所见重要史实和人物事迹。有的器铭考释，又列举西周金文中的周公、鲁侯、大保、应公等人物，南征楚荆、伐南淮夷等史事。他还将金文中的“大保”区分为生称、追称和族名，将商末周初的族名“亚？”和西周早中期的氏名“井”分出不同的写法，使问题探讨得更加深入。
陈梦家对西周金文所见典章制度十分注意，除《断代》的总论部分详细论述西周策命、赏赐制度的篇章外，器铭和考释中随处都有涉及。例如：根据令方彝等器铭探讨西周宫和庙的分别，根据小盂鼎讨论周初的门朝之制和献俘之礼，根据琱?生簋讨论侯伯朝见臣属之礼，等等。他又指出，辅师嫠簋中三命所赐命服服色的不同，说明《礼记·玉藻》的有关记载应有所本；一些西周中期和少数晚期金文中的“师”，“可证今所见《周礼》六官的隶属，乃战国晚期的编制，与西周制系统不尽符合”。这都颇有一些新意。他原准备在礼制方面写一章“周因于殷礼”，专门讨论殷周之间的因革关系，可惜未能着笔。
陈梦家在《断代》的总论部分，原拟用相当的篇幅集中讨论西周铜器的形制花纹，但仅写作了一些片断，再是在一些器铭的考释中偶有论及。即便如此，已经提出许多可贵的见解。关于形制，他曾论述的问题有：西周初期方鼎，素圆鼎和簋的演变，尊、卣同名的组合关系及其形制变化,昭穆时代的瓦纹簋，西周中期后半和夷厉时代的三种鼎，从器物组合上判明方彝必属酒器，以及甬钟的发展、盨的出现、般与盉的关系，等等。关于花纹，则讨论过成康时期的鸟纹，共懿时期的瓦纹，夷王前后的主要花纹等问题。陈梦家研究铜器的形制花纹，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为前人所不及。
此外，他还在具体考释器铭中许多地名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都邑”和燕、虢等重要历史地理问题。又曾计划论述西周金文中的年历、土地制度、经济，以及铭文常语，但都未能实现。
关于东周铜器的研究，陈梦家在《中国铜器概述》和《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二文中，曾特别强调铜器区域分组的重要性，将东周铜器地域分为五系：中土系、东土系、西土系、北土系、南土系。当时，他并未看到多少出土地明确的东周铜器实物，有相当的推想成分。解放后，他将喀左等地的周初燕器、唐山贾各庄的战国初期燕器与浑源李峪村的晋赵铜器，寿县蔡侯墓铜器与新郑铜器、寿县楚器，分别进行比较研究，基本看法有较大的改变。五十年代中期，陈梦家提出：“我们不可以过分强调地域性，而应从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中所保存的主要的共同来源，见其大同小异。”他又说：“我们今后对于铜器的研究，应该着重于断代的分析，注意到不同国别铜器在同一时期内的共同点，留心寻找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铜器的前后延续与彼此相仿的关系，这样才可以避免割裂了在历史上、邦族间本相延续与本相关连的文化面貌。”这些意见都颇有道理。对于东周铜器地域性和共同来源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分析，他本人由于一直忙西周铜器和汉简方面的研究，未暇进行东周铜器的全面探讨。
《寿县蔡侯墓铜器》是陈梦家专论东周铜器的得意之作。他用较多的篇幅，结合各地东周墓的随葬陶器和《仪礼》等书的有关记载，考订一些铜器的器名和功用，指出“不同形类的器可有共同的功用”，而同名之器也可以有不同的功用。他又在考释器铭和讨论蔡之迁都的基础上，最早推想此墓所出铜器铭文中的“蔡侯Δ”即蔡昭侯申（当时从文字结构上所作论证尚不够充分，近年经其他学者根据新出资料进一步推证，已经成为定论）。该文还曾提出，“若更详细的研究其铭文、形制、花纹和组合关系，可以分别为先后年代所铸的”；并且主张，对于其他地方出土的同墓铜器群，“也同样地有重为分析的必要”。这对整个东周铜器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四
陈梦家对汉代简牍的研究，也有重要的贡献。他所进行研究，包括武威、居延、酒泉和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504支竹木简，除11枚日忌杂简外，绝大多数是《仪礼》，共九篇，可以区分为三本。甲本是木简，字大简宽，存《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七篇。乙本也是木简，字小简窄，仅《服传》一篇，内容与甲本一致。丙本是竹简，仅《丧服》一篇。陈梦家根据九篇经文的校勘、甲本各篇之首的篇题名和篇次数，发现除甲、乙本《服传》和今本有很大的出入外，其它甲本六篇和今本大略相同，丙本《丧服》经、记同于今本；但是，它们的篇次既不同于两戴，又不同于《别录》和郑玄，因而只能是三家以外的另一种家法本子，最可能的只有庆氏本。他认为，这种本子所以有和今本相同处（特别是《服传》以外六篇），是由于它和今本同属于后氏一个师法，其所以相异（特别是《服传》），是由于它是两戴以外的庆氏之学。他又根据文词和字形，约略推定甲、乙本是属于西汉晚期的抄本，约当成帝前后，其所依据的原本则应在昭、宣之世，而丙本竹简早于甲、乙本木简。这样，就使我们在今天所见到的郑注本、贾疏本《仪礼》以外，认识到一种未经打乱师法家法、未经糅合今古文以前的《礼经》后氏本。而这正是一《汉书·艺文志》所说立于学官的本子，对经学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汉代的简册制度，王国维、马衡等学者也曾根据实物作过探讨，但因当时的资料所限，未能弄清楚一些细节。陈梦家根据武威这批首尾完整的成篇经书木简，参考汉代或较早的文献资料，详细而具体地考定了汉代的简册制度，及其对后世书籍制度的影响。他先后讨论了汉简的制作材料，经典和其他简策的长度，简札的刮治、编联、缮写和削改，每支简容纳的字数，简册上的篇题、页数和尾题，全篇写成后的齐简和收卷，以及错简、标号、书体和字形等问题，使有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和不确之处得到补正。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一万支木简，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属边塞的屯戍文书，数量既多，内容也很丰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未能公布这些简的出土地点，因而过去所作研究,或者是排比其事类，与文献相比勘，或者是考订某些词、字和片断的历史事件，难以进一步深入。考古所在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曾发表当时掌握的1914支简所属五个出土地点，为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线索。后来，陈梦家花费相当艰若的劳动，根据瑞典出版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对照考古所藏西北科学考察团旧档中找到的采集品标记册，终于查明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并且具体指导了居延汉简的重新整理，将其编纂成《居延汉简甲乙编》。该书释文即按出土地点编排。为了检查的便利，书末又附以出土地表和标号表。他还亲自为《甲乙编》撰写两个附录：《居延汉简的出土地与标号》，对三十个地点出土汉简的情况，以及486个标号的归属，作了详细的说明；《额济纳河流域障隧述要》，有选择地撮述《报告》的主要内容，使读者得以了解出土汉简的那些遗址的基本情况。这样，就为用考古学方法科学地研究居延汉简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使汉简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陈梦家在弄清楚居延汉简出土地点的基础上，结合有关遗址的具体情况，着重对各地出土简记录的边防线上组织结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恢复张掖太守下居延、肩水两个都尉系统的布局及其结构，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纠正过去研究的错误。他在《汉简考述》一文第二部分《邮程表与候官所在》中，根据各个遗址所出邮书记录简反映的隧与隧、部与部、候官与候官之间的交接和方向，以及一些遗址发现的函检、簿检，推定七个候官和两个都尉的排列次序及其相当位置。《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一文，则将全部居延简中有关防御设置的记载系统排比，进一步考查张掖郡两都尉的结构及其所属、所关连的其它机构的分布位置，并且论及不同等级机构和官吏之间的隶属关系。为了更明确地认识这些边塞遗址在汉代历史上的意义，陈梦家还以《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为主，参以必要的汉简和其它文献资料，对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和居延至玉门边塞的具体年代，居延的地理沿革，玉门关和玉门县的所在,西汉时期在全国各地建立都尉的情况，分别进行必要的考述。
陈梦家不仅注意汉简的出土地点和这些遗址在汉代地理上的位置，而且用心进行汉简的年历研究。他利用居延、敦煌、酒泉和罗布淖尔四地的汉简，两汉金石和其他铭刻资料，《汉书》、《后汉书》的有关记载，以及后人用四分法推定的汉代朔闰，进行详细的年历排比，明确了几个地方所出汉简的年代。其中，居延简的大部分属武帝末到建武初，即以西汉时期为主，也有少数东汉初期简，东汉晚期则为数甚少。这说明，汉武帝时开始修筑的张掖障塞，到东汉晚期仍继续存在，至少仍部分地使用。
由于陈梦家注意按不同地区，不同年代进行汉简的专题研究，因而能够取得比较深入的成果。例如，他在《汉简考述》中指出，居延附近瓦因托尼出土的“通泽第二亭“月食簿，有当地在始元二年确曾试行代田法的记载；而与之相距大约200公里的大湾，所出“騂马田官”的牛籍和田卒簿籍，虽有屯田的记录，却未发现代田法的反映，因而怀疑两个地区的制度不尽相同。又如《汉简所见奉例》一文，将两汉时代奉例的变化分为四个时期，认为“武帝末至西汉末以钱为奉，间代以布帛，其间秩名减除、官职秩级有升降，三百石以下两度益奉什五”；并且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固当时理解的西汉之制，不尽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与奉例问题直接关联的大小石和大小斛问题，也有专文进行探讨。
此外，陈梦家在《西汉施行诏书目录》中，还曾根据居延所出诏书简的地点、年历、尺度、木理和书体，试作簿册复原的研究。《汉简所见太守、都尉二府属吏》一文，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的边郡官制，对史书记载有较多的补正。《汉代烽燧制度》一文，根据汉简的有关记载，遗址的考察记录，以及汉代和后世的文献资料，论述烽燧制度的各种问题，对前人的一些说法也有修正和补充。
为了研究汉简中“邮程”、“奉例”和“烽燧”制度等方面问题的需要，陈梦家从1963年6、7月对汉斛、汉尺进行考述开始，广泛收集历代度量衡方面的考古资料，系统地进行整理研究。他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先秦以至明清的尺度，东周时期的记容、记重铜器，楚天平砝码，齐陈陶量,秦汉的权、量，隋以后的银铤和权衡，以及历代的里制和亩制，等等。但是，大都未能将文稿写定，有些仅成资料长编，正式发表的只有《战国度量衡略说》和《里制与亩制》二文。通过多方面的系统研究，陈梦家得出的结论是：“二千年以来，我国度量衡制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较大时期：（一）先秦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不太清楚的。（二）秦、汉到隋唐以前约九百年是比较统一而稳定的时期。（三）隋、唐至明、清约一千二百年是变动较大的时期。
关于汉简以外的其他文书资料，陈梦家曾论证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取得显著的成绩。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这件难得的战国中期文书资料作过专门研究，大都侧重具体文字和图象的考释，并未论定整个内容的性质，仅泛泛地提到作用在于“镇压邪魅”、“辟除不祥”。陈梦家的遗稿《战国楚帛书考》，将楚帛书的内容与公元前400年间的“月令”比较，认为帛书的性质与《管子·幼官》、《周书·月令》、《王居明堂礼》、《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洪范五行传下》等书相近，因而推断帛书应属战国中期的楚国月令。这是第一次全面论证楚帛书的性质，虽然并未成为定论，取得重要的进展则无疑义。
五
与殷周历史和殷周金文密切相关的年代学研究，也是陈梦家用力颇多的一项工作，四十年代前期写有《西周年代考》和《六国纪年表》及其《考证》，五十年代又曾发表《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一文（后删节为《殷虚卜辞综述》第六章）。陈梦家治年代学的主要特点是信从《竹书纪年》，先据《纪年》所载西周、商殷和夏代的积年确定它们的绝代年代，再据甲骨、金文，《纪年》和典籍资料分配诸王年数，基本方法比较可取。因为《纪年》本是西晋时期出自魏国古冢的简册，是地下发现的真正战国典籍，将其作为考订先秦年代的重要依据，自应比《三统历》可靠得多。为了更好地利用《竹书纪年》的资料，陈梦家在进行一番辑佚工作的同时，作有《汲冢竹书考》，详细考证“汲冢竹书”的出土年代和出土地址，竹书的形制和整理经过，以及所出书的类别等项。所论与朱希祖遗稿《汲冢书考》，详略既有不同，看法也有出入。
陈梦家利用金文资料考订西周年代，主要是由器铭所记年数或由有关的铜器组，证明某王在位的最少年数，但因王世确切无疑又有纪年的标准器为数极少，西周诸王年代大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其实，他本人的意见也在变化，例如《西周年代考》的初版和重印本，曾将金文中的“伯龢父”、“师龢父”、“龢父”定为共伯和，推断有关诸器属于共和时期；1956年11月准备再版该书时，又在附记稿中指出原定共和之器“都有问题”，将书中的有关段落全部删去。
至于取《竹书纪年》佚文重谱《六国纪年表》，陈梦家的指导思想是《史记·六国年表》“横行的记世记年容或有错误,而直行的记事有时可以不错”。这是由于他考虑到“表皆横行而简皆直立”，所以直行不致出现错简问题。因此，他在所谱的表中，第一行周王之年悉依《六国年表》，而用《纪年》定诸侯相当之年，然后藉有限的金文资料考验其是否正确。例如，驫羌钟证实三晋伐齐入长城确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易县等地出土兵器证实燕在子之乱后确如《纪年》所记有燕王职一代，陈侯午敦表明田齐桓公至少在位十四年，而越王世系更可从《纪年》和金文资料得到补充。当然，陈梦家重谱的《六国纪年表》只是初步的成果。他在《六国纪年》一书的后记中即已指出，要考验《六国纪年表》的是否正确，“应利用此年表作骨干来编造战国的编年史。就是利用《史记》和《史记》以前的先秦记载，分隶于每年之下，看看是否合式”。他还说，自己有志于此虽有十多年之久，却始终未暇及此，“希望有同好续成之。”后来，有几位学者也曾编排过战国年表，对个别诸侯年代的看法和陈梦家有所不同。
陈梦家为治西周年代和西周金文，对《尚书》这部头等重要的经书作过专门研究。他的想法是，从明清以来学者对于《尚书》一书的诸多论述中，整理出几个比较简明的答案，使后来的学者不必再从古籍中费力耙梳。所著《尚书通论》（1957年）的第一部“通论”部分，首先从先秦引《书》中清理出汉代《尚书》本子的形成，其次讨论汉世流传的本子和南宋以来分辩今古文真伪的经过。第二部“专论”部分，推测古文《尚书》的作者可能是东晋的孔安国（清代学者有持此看法者，但未详细论证），断定《尧典》应为秦官本《尚书》，又结合西周金文中的策命制度,讨论“王若曰”问题。第三部“讲义”部分，选择《甘誓》、《汤誓》、《盘庚上》和《大诰》四篇，根据旧本和金文加以考释，并推定各篇的写作年代，认为除《大诰》“应为西周之作无疑”外，其他三篇都是战国时期的拟作。这是关于《尚书》的一本较好的入门书，既浅近易懂，又有不少创见。1963年准备再版该书时，陈梦家除对原来的三个部分有所修订外，另作《尚书补述》附后，比较着重的重论了孔传本、书序、体例和逸篇、逸文的几个问题（《尚书通论》的增订本，当时已由中华书局付排，迟至1985年出版）。他还特别提出，“二十九篇今文《尚书》，其成篇年代颇有早晚之不同，如何逐篇加以断代，实为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但因精力所艰，未能抽暇进行。
陈梦家无论研究甲骨文，殷周铜器，还是研究汉代简牍或其他问题，都融会贯通、自成体系，取得较多的学术成果。这同他勤奋的治学精神，妥善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陈梦家对年轻同志经常说，从事学术研究不能是八小时工作制，应该是二十四小时除去吃饭、睡觉全部用于工作。他本人正是如此，精力非常旺盛，白天按时上下班，晚上工作到午夜，名符其实的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从一些文稿末尾注明的写作时间得知，他在节假日也不间断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例如《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的《虢国考》、《赏赐篇》和舀鼎、毛公鼎、不△簋等器铭考释，便是在春节或元旦期间写成的。
陈梦家对郭沫若和其他前辈学者都很尊敬，善于汲取诸家之长以为己用。他在研讨每个重要问题的时候，都注意彻底弄清楚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和提高，常能取得后来居上的效果。陈梦家十分重视学术界对自己著作的批评，把各种意见随时录之眉端，以便择善而从，作修订的参考。他对别人的劳动所得绝不掠美，无论是前代或当代学者的独到见解，还是后辈学生代为查明一条引文的出处，都交代得明明白白。至于自己的文稿却常主动借给人参阅，并且允许详细引述。他说，做学问不是一个人能够包下来的，大家动手才能把楼盖起来，因而乐于帮助虚心求教的年轻人进步。
陈梦家虽然没有受过田野考古的专门训练，他却深知田野考古的重要意义。早在1937年，他随同闻一多等人前往安阳，参观过殷虚第十五次发掘。四十年代去美国讲学和访问，较多地领略现代考古学的资料整理方法。解放初期，他曾参加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前往大同云冈、浑源李峪村和阳高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到考古所以后，他多次考古发掘工地参观，对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更加熟悉。因此，陈梦家能够按照考古学的要求发扬金石学的传统，尽可能科学地整理大量非发掘出土的资料，在某些方面达到超越前人的水平。
陈梦家善于详细地占有资料，也是他治学的突出特点。在老一辈研究殷周铜器的专家学者中，他是亲手摩挲实物最多的一位。1956年秋着手将所获流散海外的铜器照片分集汇编时，他曾写道：“所录彝器约在二千器以上，较之1933年梅原末治在欧美搜集印行的《支那古铜精华》彝器三册所录的二百五十器，数逾十倍。”如果加上他在国内各地博物馆所见铜器，直接接触实物的总数不下四千器。五十年代初期，陈梦家调到考古所以后不久，领导上曾责成他筹划甲骨文和金文集成的编纂工作，精心收集了大批资料，其中包括四万多片甲骨文拓本和上万张金文拓本，很多都是一般学者难以见到的。所以他的几部专著，资料基础相当雄厚，内容写得比较丰富。后来，由历史所负责编纂《甲骨文合集》，考古所提供了自己收集的全部拓本。《殷周金文集成》则拖延较久方才上马。”
陈梦家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逐步扩而之大，再大而化之，进而恢复一部信史。他三十多年撰写的大量论著，几乎没有一篇即兴之作，而是胸怀总的奋斗目标，以极大的魄力，有计划地进行多方面探讨，由此及彼，逐步深入。为了总的目标,需要触及什么领域，就彻底清理什么领域的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搞的都是全面性的综合研究，从来不在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
1963年4月上旬，考古所决定着手进行《殷周金文集成》编纂工作的时候，夏鼐所长曾委派陈梦家主持其事。当时他极为兴奋，立即挥笔草拟了编篡计划，并指导青年同志从本所藏拓的对重入手进行具体的资料准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项工作刚刚开始竟停顿了十年。现在，编纂《金文集成》的工作已经恢复五六个年头，并且开始交付出版，有关人员更加怀念当年积极筹划和指导这项工作的良师。我们要以加倍努力取得的成果，表示对梦家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