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堡余影海岸新潮：山鹰飞向欧罗巴

探访阿尔巴尼亚，并非一时起意。大学阶段的第一节通识课“巴尔干的历史与现状”，早已在我心中勾勒出它的隐约轮廓。这个被称为“山鹰之国”的地方，仿佛始终立于高地，在孤立与张望之间。上周得闲，借助免签便利，我终于抵达这里。

当飞机缓缓下降至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Aeroporti Ndërkombëtar i Tiranës Nënë Tereza）上空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景观”，而是连绵起伏的山地。群山层层叠叠，几乎填满整个地平线，使人短暂失去对“城市”或“欧洲”的既有想象。

图1 地拉那城景俯瞰 

与这种略显原始的自然地貌形成对比的，是机场本身的现代化形态：宽阔的航站楼、密集而有序的人流以及相对高效的运转方式，使其很容易被归入熟悉的欧洲基础设施体系之中。然而，这种“表面的相似性”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外资控股与特许经营的运作模式之上。真正体验入境流程时，一个细节进一步打破了我对于阿尔巴尼亚“近似欧洲他国”的直觉。这里是整个国家唯一常态化运行的国际机场，所有入境者无一例外需要完成完整的边检手续，即便是来自申根国家的旅客，也并不享有通常意义上的“内部通行”。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国民即便前往欧洲其他国家，也仍需经历完整的出入境与海关流程。这对于已习惯自由流动的我而言已颇为意外，更遑论对于长期生活在申根内部的人群。

图2 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安检机器与登机口 

走出机场的瞬间，平楼板房与27度的湿热气流交织裹挟，直接把我从“仍在欧洲”的想象中抽离，拉回到一种更为熟悉的感受之中。这里与家乡广西的日常景观竟产生了某种意外的重合，无论是略显朴素的房屋形态，还是街道两侧弥漫的草木花香，抑或街边窝棚中聚集打牌的人群，都让人产生一种短暂而具体的亲近感。也正是在这种靠近之中，我忽然意识到另一层距离的存在。从欧洲航空枢纽布达佩斯出发，我能轻松直飞抵达这里，但如果从中国出发，所有路径都需经由阿联酋、土耳其或申根国家中转，其实际通达性显得格外迂回。

在这种连续的对比切换中，一种强烈的错位感慢慢浮现我的脑海，这里固然位于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内，但生活却不完全属于我们所常见的欧洲。

地拉那：历史负重下被拉扯的现代性

在首都地拉那（Tiranë），最直观的感受并非“落后”，而是一种发展节奏的不均匀。城市空间呈现出明显的“拼接”状态：以市中心斯坎德培广场（Sheshi Skënderbej）为圆心，新建的商业建筑与外墙斑驳的老旧居民楼彼此交错，越往外围，越多仍保留着粗粝日常面貌的街区。未完全硬化的路面、随处可见的建筑材料，以及略显凌乱的空间组织，使城市始终停留在一种“尚未收尾”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均匀不仅体现在视觉层面，也渗透进日常运作方式之中。公交车行驶速度相对缓慢，并仍以人工形式售票，即便是本国居民也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通票体系，乘客上车后，售票员逐一收取现金并开具票据。整个公共系统不同于现代多国的高度数字化与自动化，但也不同于传统低效的纯人工操作服务网络，而更像一种处于过渡状态的混合形态。

图3 地拉那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与民房 

图4 地拉那普通居民楼与外围街道情况 

真正让“分层”变得更具体可感，甚至具有压迫感的，是遍布全国的地堡。这些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时期【1】修建的混凝土结构，至今仍以一种近乎顽固的方式遗留在阿尔巴尼亚的各个角落。它们无规律地分布在山坡、街角、居民区之间，成为一种“狗皮膏药”。官方统计阿尔巴尼亚全境有约17万座地堡，然而真实数字应该远高于此。

在冷战最为紧张的年代，阿尔巴尼亚将大量财政与劳动力投入到“全国地堡化”的工程之中。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而是一种建立在领导人高度不安全感之上的国家想象。无数普通家庭被卷入，这也使得而原本可能进入基础设施与工业发展的资源，被长期围困在这些几乎从未被使用过的混凝土结构之中。冷战结束后，这一高度物质化的安全体系既因拆除成本过高而无法彻底清除，又因占据现实空间而难以忽视。最终在去留两难之间，极小部分被改建成为博物馆，进入当代城市对自身历史的回忆与再叙述中。

穿过一条长约两百米的隧道，我们一行进入位于地拉那郊区的地堡博物馆“Bunk'Art 1”。穿越第一层防盗铁门，再经过无数层隔绝有毒气体的厚实铁门，尘土、机油与金属氧化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空气逐渐变得阴冷而潮湿。外界噪声不觉间已经完全消失，只留下脚步声在狭长通道中反复回响。整个地堡深入山体内部，五层结构、上百个房间彼此连接：作战指挥室、通讯中心、士兵宿舍、食物配给站以及为领导者准备的居住空间，构成一个完整而封闭的生存体系。厚达数米的钢筋混凝土墙体，将“安全”具体化为一种彻底隔绝外部世界的幽闭空间。

图5 地堡入口与部分房间内景 

于我而言最具冲击的，是那些仍然保留原状的技术设施。通讯室中排列着老式电报机与电话监听装置，控制面板与电力系统嵌入墙体之中，角落一侧的假人穿戴毒气面罩、防护服与钢盔，在昏暗空间中显得格外瘆人。从一些细节之处，可以清晰辨认出设备来源，标有中文的开关、电箱与空气再生装置均匀分布于地堡各处，成为见证20世纪60至70年代中阿关系密切时期的技术援助的直接痕迹。

图6 地堡中19世纪70年代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空气净化装置，监听设备与武器结构示意图 

在冷战背景下的阿尔巴尼亚，这些来自中国的技术装置并未进入开放的工业或民生体系，也未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而是在地堡中封存。然而，领导人的极端设想并未成为现实，但为了抵御这场可能存在的战争，整个国家付出了真实而深远的代价：财政被掏空，发展进程严重迟滞，这使得阿尔巴尼亚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高度孤立状态。

正是在这一点上，地堡的意义变得格外复杂。它既是这一历史结构在当今城市空间中的具象呈现，也是资源错误配置的产物。如今，这一物质留存被重新纳入国家旅游与文化生产之中，部分地堡被改造为博物馆，使其不再仅是军事遗存，而成为展示冷战历史与极权记忆的文化场所。由此，历史上的长期封闭状态在当代转化中被延续，并在重新诠释过程中被赋予文化消费的意义。

阿尔巴尼亚的现代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借由“地堡”这一意象来理解。独特的社会主义经验、成为一种内在张力：它既为国家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底色与空间记忆，使城市发展具有本国的特殊性；同时也以一种持续存在的物质与象征性遗产，形成类似“反向拉力”的制约。当城市试图在市场化与欧洲化路径上加速前行时，这种由激进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始终以惯性方式对其形成牵引，使其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延迟与拉扯的状态。在这里，街道的尘土、新建的玻璃幕墙、仍在使用的人工售票公交系统，以及沉默的地堡，让地拉那城既不完全属于过去，也尚未完全呈现发达欧洲国家所代表的现代性形态，而是在两者之间持续摆动。

萨兰达：资本助推下未成熟的现代性

从地拉那南北汽车站（Terminali i Autobusave të Veriut dhe Jugut）乘坐大巴，近250公里，5个多小时的颠簸，中途一次服务区停靠，落地的那天夜里10时，我们抵达地中海畔度假胜地萨兰达（Sarandë）。

小城建筑色彩靓丽，景观围绕海湾展开，沿海一线被酒店、公寓与餐饮场所连续占据，这里更接近一种被整体规划过的“旅游片区”。然而这种空间上的一致性，实际上指向一种高度单一的经济逻辑。萨兰达的发展并未建立在多元产业基础之上，而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与旅游资本输入。海岸线、气候与地中海景观，加之相较其他海岸国家更低的消费水平，共同构成其对游客与资本的吸引基础，但也使这座城市在功能上更接近外向型服务节点，而非具备内生增长能力的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人口与消费在旅游旺季集中涌入，在淡季迅速收缩。

图7 萨兰达城市景观 

这座似乎应该极其便捷的“旅游服务型”城市，在具体运作层面展现出诸多不便。萨兰达的列克欧元双货币使用情况更为普遍与典型，但从游客视角而言，这种并行体系在表面上提供了一定便利，但在兑换与支付过程中常出现被人为克扣的隐性成本。汇率换算缺乏透明标准，价格标注存在差异，使日常消费在无形中产生价值损耗。与此同时，现金仍然是交易的主要媒介，尽管街头ATM机分布充足，但较高的手续费使资金提取本身成为一种额外的成本负担。

这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在交通系统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从萨兰达前往吉诺卡斯特或“蓝眼睛泉”等主要景点的班车，通常每日仅有一班往返；即使是通往首都地拉那的班次也遭遇缩减。道路基础设施虽在形式上实现贯通，但在质量与运行效率层面仍存在显著落差：部分路段接近乡道标准，夜间缺乏照明，整体行驶速度受限。与此同时，无论长途还是短途交通，仍普遍依赖现金购票与手写票据的运行方式。

在这一意义上，萨兰达的流动性呈现出明显的发育未成熟，尽管低门槛的资本与游客的跨区域进入被最大程度地便利化，但当个体在日常层面的进行移动或交易时，却持续受到各种潜在成本的限制。因此，萨兰达所呈现的是一种尚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城市形态，是一种被外部资本快速塑形、却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匹配的“现代性”。其空间看似连续、统一且开放，但在具体运行层面仍存在大量功能层面的脱轨。

图8 城际大巴发车时刻表、手写车票与公交车收据（阿尔巴尼亚货币40列克（Lekë）一张） 

吉诺卡斯特：制度化保存下的叠层现代性

如果说地拉那呈现的是后社会主义遗产的延续与新兴资本主义的初步探索，而萨兰达体现的是外部资本对空间的导向塑形，那么位于南部山区的吉诺卡斯特（Gjirokastër），则更接近一个被相对完整保存的“历史层”，其发展逻辑呈现在既有历史积淀之上不断叠加新的空间与经济因素。这座建于山坡之上的古城，仅距萨兰达50公里。历史给予地拉那的，是断裂式发展，而赋予吉诺卡斯特的则是更强的连续性与可塑性。奥斯曼时期的建筑格局并未被大规模改造，后续亦被不同政权改建使用，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继续作为国家安全空间，并以较为完整的形态保存至今。如今，对城堡的呈现并非简单的“原貌再现”，而是在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之后，被制度化保护机制与合理旅游经济开发。在这一意义上，所谓“保存”本身已成为一种现代性实践，使吉诺卡斯特在延续过去形态的同时融入当代经济结构之中。

从古代城防体系，到奥斯曼帝国城市形态，再到冷战时期遗留的军事痕迹，此处不同历史阶段的遗存被并置于同一空间之中，使小城呈现出一种跨时代的叠层结构。同时，作为恩维尔·霍查的出生地，吉诺卡斯特也承载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记忆。其故居被改造为博物馆，其个人生平也为城市的历史叙事增添了新内容。与全境以“残留”形式存在的地堡形成对比，在吉诺卡斯特，历史被更合理地组织与展示，而非以碎片形式散布于日常空间之中。

图9 吉诺卡斯特城市景观，城堡山脚贩卖的社会主义时代旧衣着与城堡俯瞰城景 图 

图10 吉诺卡斯特城堡内景，该城堡始建于中世纪早期，14-15世纪在奥斯曼统治下逐步扩建为重要军事要塞，共产主义时期作为防御与监禁场所使用。后逐渐转型为历史博物馆。内部现陈列缴获火炮、坦克以及共产党抵抗德国占领的纪念品 

结语｜山鹰还在飞

从地拉那出发，经由南部山地与海岸城市再抵达吉诺卡斯特，这一看似线性的地理移动，展现了阿尔巴尼亚不同城市应对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地堡”“海岸”在阿尔巴尼亚的语境中并非彼此独立的意象，而共同指向一种正在持续的历史进程。地堡所代表的，并不是已经终结的社会主义时代，而是一种仍以物质或精神形式滞留于现实空间中的国家记忆；海岸所呈现的，也不仅是开放与流动，而是当代国家在外部资本与游客持续输入下被不断激活与重塑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

时至今日，这种在不同空间形态中展开的现代性，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欧洲性”的规范框架之下加以衡量。作为欧盟正式候选国，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进程在制度改革、市场结构与公共治理等层面持续推进，其发展路径不断围绕“符合欧洲标准”这一外部参照展开调整。自2022年正式开启入盟谈判以来，进程推进迅速，仅用13个月即启动全部33个谈判章节的谈判框架。按照当前规划，阿尔巴尼亚目标在2027年结束所有谈判，并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加入欧盟。

山鹰并未停驻于既定的旧巢，而是在不同高度与方向之间调整飞行轨迹，在内部历史的持续牵引与外部规范体系的张力之间努力寻求平衡，并找寻一种可持续的前行方式。

（作者 吴昀珂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匈牙利语专业 23级本科生。受国家留基委公派留学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研究国家为匈牙利，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欧区域国别研究。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转载或引用请标明作者信息及出处。）

【1】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阿尔巴尼亚政治家，1944年起领导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在1946—1985年间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在其执政时期，阿尔巴尼亚实行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先后与苏联及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后期转向极端孤立主义政策，并推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防御工事（包括地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