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华｜困在帝国梦里的精神病人
《精神帝国：殖民历史与当代政治》，[英]罗伯特·吉尔达著，孙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416页，88.00元
1917年，六十一岁的弗洛伊德注意到自己口腔里长了一个肿块。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一个每天抽数十支雪茄的老烟枪，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并没有选择就医。这一拖，就到了1923年，病灶扩大到无法忽视，他也被确诊为口腔癌。此后十六年，他接受了三十四次手术，半张脸的骨头被切掉，说话含混，听力受损，但他仍没有放弃雪茄。到了晚年，口腔组织严重萎缩，他有时要用一根衣夹撑开嘴，才能把雪茄塞进去。就这样，他一直抽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颇有意味的是，弗洛伊德早在1914年的《记忆、重复与修通》中，就已经写到过一种相近却并不完全相同的处境。他在其中提出，如果对创伤经历的记忆遭到否认或被压抑，那么这种经历很可能会不自知地反复重演——他称之为“重复”（repetition）。要想真正解脱，出路在于“修通”（working-through）：找出那个不愿面对的阻抗点，直面，周旋，才能最终从中解脱。当然，弗洛伊德的烟瘾和这篇文章里讨论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不过，两者背后有一个类似的逻辑：人并非全然不知道问题所在，困难的是知道不等于能够面对，一旦始终不肯正视，便只能在回避中打转乃至恶化。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吉尔达的《精神帝国：殖民历史与当代政治》（以下简称《精神帝国》），就借用了弗洛伊德这一框架，只不过对象不再是个人，而是两个有着类似问题的旧帝国——英国和法国。
帝国的落幕成为他们试图压抑和否认的心理创伤，驱动着它们以各自的方式不断重演和追溯那套支配性角色：用新殖民主义的制度安排延续控制，用帝国怀旧的政治话语召唤荣光，用反恐干预的道义包装维持存在感。但越是不愿割舍，就越是走不出。这就是本书的主题：两个困在帝国梦里的精神病人。
纠缠的帝国：英法比较与历史遗产
本书源于吉尔达2013年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发表的维尔斯讲座，原本聚焦法国的殖民记忆，后扩展为英法比较研究。吉尔达将这一比较框架称为“比较性的，同时也是纠缠性的”，毕竟在多个历史节点上，英法的殖民卷入彼此竞争、相互冲突，从七年战争到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从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到2015年的叙利亚干预。这种“纠缠史”的方法，使他得以更全面追踪帝国落幕的失落对两个历史处境相似，又颇有不同的国家究竟有什么影响。
罗伯特·吉尔达
吉尔达将本书置于近三十年帝国史学范式转型的脉络中。帝国史长期以宗主国为叙述中心，殖民地的历史不过是欧洲史的附录。1963年，牛津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在BBC讲座中公然宣称非洲“没有历史，只有黑暗”，这句话代表了英国学界曾经相当普遍的视野。
随着911之后的反恐战争、移民潮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脱欧争议，接连把帝国的历史遗产推到了公众面前，帝国的书写方式也发生了剧变，全球史的兴起让帝国史进入主流，学者们开始把宗主国和殖民地放在同一个框架里审视；后殖民史学则强调从非西方视角书写的必要性，吉尔达自觉继承了以上批判取向，但切入点有所不同：他不只追问帝国对被统治者做了什么，更追问帝国以及帝国的失去对宗主国自身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因为它要求把帝国的内与外、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历史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审视。
帝国地位的丧失之所以构成如此难以消化的创伤，在于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身份的失落：英法作为曾经管辖世界大片土地的帝国，如今虽然保留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实际权势早已不能同往日相比，在AI等新兴场域的竞争里更是落于人后。另一方面，帝国的暴力遗产，殖民地的屠杀与掠夺、移民社群在都市受到的歧视与压迫，又构成了道德层面持续的不安，使这种身份失落更难以坦然面对。两种压力叠加，让英法始终无法真正放下，只能在一次次自以为是的“治疗”里反复发作。从苏伊士危机到伊拉克战争，从“法非关系”到脱欧话语，全书追踪的正是这种强迫性重复的历史轨迹。
去殖民？去，殖民！
这种双重创伤驱动的强迫性重复，在帝国正式落幕后的战后时代表现得尤为顽固。在开头两章简单梳理了英法两国从近代早期殖民扩张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危机的历史脉络之后，作者把重心放在了两个旧帝国如何在战后以新的面目延续和护持旧的支配。在标准的自由主义历史叙事中，英法两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陆续放弃殖民地，是自我约束与道德进步的体现，帝国的故事至此画上句号，但实际的故事要残酷得多。
雅克·福卡尔（左）
在法国的案例上，本书重心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血腥尾声，以及这场战争如何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进战后的非洲政策。失去阿尔及利亚之后，法国并未放弃对非洲的控制，而是通过福卡尔（Jacques Foccart）在爱丽舍宫秘密运作的“法非关系”网络，将前殖民地绑定在法国利益的轨道上。福卡尔每日与戴高乐会面，领导一张由间谍、代理人和雇佣杀手构成的私人网络，哪个非洲领导人听话就扶持，不听话就以“共产主义者”的罪名除掉。喀麦隆就是其中典型：当地独立运动遭到法国军队残酷镇压，留下两万余名死者，由于没有来自本土的征召兵可以写信回家，这场杀戮的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
在英国的案例上，吉尔达则着力揭穿了盛行的英国“和平移交”神话。英国对肯尼亚茅茅起义的镇压血腥程度不亚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但相关档案在独立前夕被秘密运回英国，藏于汉斯洛普庄园，直至2011年受害者提起索赔，英国政府才承认这批文件的存在。而在经济层面，英国始终通过英联邦框架与伦敦金融城维系着对南非等地的实质性影响。1982年的马岛战争成为英国重温其帝国旧梦的好机会：媒体把特遣舰队比作无敌舰队，把空战说成不列颠空战的重演，撒切尔夫人被媒体比作纳尔逊和惠灵顿。这场战争在更深的国家衰落感上叠加了一个短暂的幻象——让英国再次伟大，哪怕只有几个星期。
吉尔达的比较研究证明，英法不过是在不同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帝国延续策略，所谓道德高下之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话语建构，一切操作不过是围绕如何尽力维系其支配性的地位。
殖民旧债的现世报
帝国后遗症不只出现在英法与旧殖民地的关系，也随着移民渗入了这些宗主国内部，形成“反向殖民主义”。二战以后，英法两国引入大量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以填补劳动力缺口，殖民时代建构的种族等级制随即以都市管治的形式在宗主国内部完成复制。
鲍威尔是书里最典型的例子。他在印度服过役，亲历了1947年印度独立，后来又坚定支持白人罗德西亚。帝国的终结对他来说是切肤之痛。由此他把移民涌入与帝国荣光的流失绑定在一起，并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法国，1961年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示威遭到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残酷镇压，数百人的鲜血流入了塞纳河。而这个帕蓬此前曾在维希政权下向纳粹交出犹太人，后又在阿尔及利亚担任地区长官主持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从巴黎到阿尔及利亚再回到巴黎，殖民暴力的逻辑一以贯之。
莫里斯·帕蓬，1947年。
更进一步地，作者还指出，帝国的海外军事干预制造破坏与仇恨，这些仇恨通过移民社群回流到宗主国都市。移民社群既被新国籍国以忠诚度质疑拒之门外，又与祖籍地文化渐行渐远，这种无家可归的处境，才是极端主义真正生长的土壤，不是什么天生的宗教暴力倾向。
这一线索之外，本书对英法两国处理欧洲问题的比较分析，集中展示了帝国前史对其心态的扰动。英国历来以欧陆之外的居间制衡者和仲裁者自居，以大不列颠帝国中至高无上的角色为荣，英美特殊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游离于欧洲之外的底气。所以它对欧洲计划一直提不起劲，即便加入了欧共体，那种置身事外的心态也从未真正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逊宣称“我们曾经管理过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难道我们真的无法自己谈判贸易协定吗？”这种心态之下，唯有脱欧，才能实现对帝国落幕的屈辱感的政治宣泄。与其说英国脱欧是疑欧主义占了上风，不如说大不列颠的全球化英国幻想始终让其着迷。
与英国不同，法国没有在非洲新殖民主义与欧洲一体化之间感到矛盾，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将两者纳入“法兰西大国地位”的同一叙事。
这一对比折射出一个有趣的悖论：去殖民化更暴力的法国，在后殖民阶段反而构建出了更精巧的新帝国机制；去殖民化更“和平”的英国，反而在帝国幻想中难以脱身。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惨烈，使得法国精英不得不把帝国冲动转化为制度性安排，这是一种不完全但勉强有效的处理。英国的“和平移交”神话则让其作茧自缚——既然帝国终结被包装成主宰者的主动让渡，那么这种失落也就更难接受。
自怜自恋的宗主国自白
然而，这一悖论本身也正是全书在思想层面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吉尔达的叙述里隐藏着一个评价框架，法国部分接受退回欧洲和低姿态控制前殖民地，是一种政治上的成熟；英国死抱着脱欧式的帝国幻想，是一种代价颇高的孤傲。但细想这种高下之别，仍然是从帝国内部的立场衡量不同延续策略对宗主国自身的有效性，而非追问这套“有效性”对被支配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旦换个视角，法国的“精明”就没那么好看了。“法非关系”的实质是用政治控制换取经济利益：通过货币体系等安排把前殖民地的财政主权攥在手里，资源流向法国，前殖民地则被锁定在原料出口国的位置上，再辅以文化心理的同化，但这套机制真的是一劳永逸吗？就在本书出版的几年后，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相继驱逐法军，尼日尔将首都的“戴高乐大道”改名，马里要求摆脱法语区货币体系……法国苦心经营的这套网络，也持续遭受着反霸权力量的冲击。
尼日尔将首都的“戴高乐大道”更名为“吉博·巴卡里大道”。吉博·巴卡里（1922-1998）曾是尼日尔政要，为该国于1960年取得独立做出过很大贡献。
这也暴露了全书更根本的一个局限。吉尔达的分析框架始终以英法两国的“精神”为中心，本质上仍是从帝国内部发出的问题。前殖民地国家与人民如何在新殖民主义的压迫下组织自主发展，如何动员起来拒绝外来支配，在书中几乎缺席。全球南方始终以“被作用”的姿态出现，其历史经验要么作为帝国暴力的佐证，要么作为宗主国政治焦虑的外部触发，而非以自身的主体性参与对帝国遗产的清算。
吉尔达在书中援引马克龙的话：“我们有记忆分裂的问题，我们必须调和记忆”——作为对英法任务的最终概括。这个呼吁固然真诚，但它构想的“调和”仍然是一个以宗主国内部身份政治为中心的和解过程。那些被分割、被掠夺的国家如何找到真正的去依附路径，那些被殖民的社会如何在外部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岂止是记忆的问题。
更何况，马克龙本人就是这种局限的缩影。他成长于没有法兰西帝国直接记忆的一代，可以一边宣称殖民主义是“反人类罪行”，一边继续推进非洲战略、复兴法语国家组织，两件事在他看来根本不矛盾。这种代际更迭，恰恰是“重复”机制最隐蔽的延续方式：新一代人没有直接的创伤记忆，却继承了全套的利益结构，重复就这样以更自然、更无意识的方式往下传。
走出帝国迷梦？
弗洛伊德在接受了三十四次手术之后，最终于1939年因口腔癌去世，至死没有戒烟。
英法两个旧帝国的精神病人，如果仍执念于勉力维持帝国的遗产，或是指望通过扭捏作态的安抚营造和解的氛围，注定还会饱受帝国后遗症的困扰和伤痛。
就在最近中东冲突的漩涡中，英法两国的表态颇具象征意味：马克龙一方面批评美以军事行动“不符合国际法”，另一方面却派遣“戴高乐”号航母前往地中海“保护经济利益”；英法德联合声明则在“以色列自卫权”与“呼吁克制”之间反复权衡。两国无力却又不愿放弃仲裁者姿态的心理，暴露无遗——对遥远地域命运的置喙与干预，依然是帝国快感的残留。更不必说，正是一百年前的英法，通过《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尺规在地图上划出与当地部落和文明边界脱节的国境线；正是英国的《贝尔福宣言》，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承诺了彼时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人的土地。这些历史决策，至今仍在形塑冲突的结构性根源。
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与《贝尔福宣言》
在结语中，吉尔达有一句相当诚实的表述：前殖民者因帝国丧失而产生的身份焦虑与精神创伤，与前殖民地人民所承受的痛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更多是荣耀幻想的破灭，后者却是几个世纪的掠夺、屠杀与延续至今的结构性不平等，无论是在殖民地遭受的暴力，还是今日在宗主国都市面临的歧视与排斥。对英法而言，真正的“修通”若不包含对被伤害者的实质赔偿、历史清算与权力关系的根本调整，便只是宗主国内部的心理自洽，与受害者的历史经验并无交集。欺凌之后仅以一番哄慰期待原谅，以此满足自身的道德慰藉，这正是帝国遗产政治的根本困境所在。
英法当然不会是唯一受帝国后遗症折磨的病人，帝国也并非支配性统治的唯一形态——帝国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或许迟早会走向衰亡，但帝国和霸权所代表那种支配性欲望，对他者的规训冲动、对普世性的垄断主张、对“文明等级”的执念，会持续以不同面目重复出现。
更重要的是，强权滋生之处，其反题也在生长。正如殷之光在《新世界》中所言，普遍秩序的形成本身便是一个全球史的动态过程，是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之间缠斗的阶段性结果。从1955年万隆会议倡导的反帝反殖、团结自主的精神，到近年多国掀起的去殖民化与主权重构浪潮，来自被压迫群体摆脱外来支配、追求真正自主的斗争动态从未，也永远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