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阿嬷”：近现代华人跨国迁移史上的“番客婶”

近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播，片中的两位女性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潮汕的跨国留守妻子叶淑柔（“阿嬷”），和在泰国出生成长的谢南枝，她们坚忍不拔、重情重义的形象引起公众的共鸣，感动了无数观众。

作为长期从事社会性别与华人跨国迁移史的研究者，跨国留守女性是我20多年来的研究对象。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也为之动容。片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及其跨国书信（侨批），将我带回2002-2007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从事相关研究的岁月。令我欣喜的是，电影让大众“发现”华人跨国迁移史上长期被忽略的女性。她们常常被简单视为被动接受海外侨汇（即侨批中的钱款部分）、依赖侨汇生活的依附者。即便被书写，也往往被描述为等待侨批，接受海外亲人侨汇、意见、指点、情感表达或诉求的被动者。然而，那些每日翘首以盼侨批的女性，同时也在独立抚养子女、照看田地、处理家族事务、甚至在海外亲人缺席的情况下做出重大生活决策。我的研究表明，留守女性既是被跨国迁移塑造的群体，也是能动地维系家庭、延续家族、参与跨国网络的历史主体。

电影中的留守妻子淑柔带着三个孩子

王赓武、庄国土等人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对外迁移的历史从汉唐开始有相关记录。19世纪中叶后，在生计与海外机会等因素驱动下，大量男性出国，迁移浪潮持续至20世纪中期，其时海外华人已超千万，主要祖籍地为福建、广东两省。[1]历史上，从闽粤出发南洋的华人移民在民间被称为“番客”，有民间歌谣《番客歌》：“去番邦，双手两片姜；回唐山，三斗笼两皮箱。”当华人移民出国时，家眷一般留在闽粤（俗称“侨乡”），华人移民浪潮催生大量跨国留守女性（一些地方称之为“番客婶”），电影里的“阿嫲”就是其中的一员。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郑木生，由于逃避国民党的“抓壮丁”而下南洋，木生的妻子淑柔留下来照顾孩子，希望一段时间后，木生能够回家。王赓武指出，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男性的对外迁移通常被预想为暂时性的行为（所谓“侨居”），一般无定居境外的打算。[2]这一部分因避“抓壮丁”而走的移民不少，我在福建泉州的田野调查中亦有遇到。与木生不同的是，一位访谈对象（番客婶）的丈夫为逃避被“抓壮丁”而到菲律宾，不久他死于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炮火之下。彼时当我提起这位番客婶的丈夫时，她情不自禁，眼泪纷纷落下且难以抑制，访谈因此中断。

电影中的老年淑柔

留守家乡的中国女性，在迁移决策中的角色常常被忽略。一些史料和访谈表明，她们对于丈夫是否出国、何时出国、家庭如何应对迁移的后果等关乎家族命运的重大决策，绝非置身事外。然而，在关于跨国迁移的历史书写中，她们的身影几乎隐不可见。[3]木生一定是在淑柔的支持下出走马来亚，没有淑柔的支持，木生如何能够放下三个幼小的孩子远走异国他乡？在研究中，我发现，一些留守妻子因为家庭生计困难等原因鼓励丈夫出国谋生，如清末福建晋江曾天眷到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二十几岁返乡与梁氏结婚，婚后家庭生活困难，为解决生计和赡养父母问题，梁氏鼓动丈夫再次出洋，而她在家乡维持家庭。也有一些妇女虽然不愿丈夫出国，但无能为力。许多女性结婚时，丈夫已经是番客，她们对丈夫出国的决策自然并无参与。一些女性心中不愿丈夫远离，但现实所迫，只好接受丈夫出国的决定。在著名的闽南民歌民谣《过番歌》中那位番客主角的妻子就是如此。根据歌谣，夫妻结婚不久，还未生育时，丈夫告诉妻子他想出洋，妻子万般不愿，并极力苦阻，最后不成，还卖掉自己的金饰助丈夫出洋。[4]

华人移民出国之后，为了谋生、发展常常留在国外多年，几年返乡一次，许多人甚至终生未归，也有不少人死于出国途中或在侨居地死于意外。电影中的木生一辈子未返乡与家人团聚，死于意外。跨国迁移意味着夫妻长期分离。离别之前，妻子叮嘱丈夫早日返乡。如民间歌谣《夫妻临别》妻子要丈夫“常记唐山妻，莫等头毛白。......钱银会入手，紧紧回泉州”。[5]

长期的分离给留守女性带来许多生活、情感负担。与丈夫离别之后，妻子生活孤单，等待侨批或丈夫回归的日子显得孤单、寂寞、漫长而无奈。民间歌谣《嫁着番客翁》比较嫁农民和嫁番客的生活差异，其中侨汇（批）被称为“当翁[注：丈夫]卖囝钱”，意思是丈夫出洋归期难得，就如当了；而丈夫长期居留国外难得回来，妻子难以生儿育女，就如同把亲生儿女卖掉。[6]

嫁着作田翁，穑路[注：事务]要相共，

大缸小瓮滇[注：满]，囝翁在身边。

嫁着番客翁，孤单过长瞑，

当翁卖囝钱，等批望孤星。[7]

在长期与亲属分离、分居的岁月里，建立于国内外悠久而广泛的跨国网络与侨批运营机构协助跨国家庭维系着家庭与亲情。留守女性与华人移民利用她们所拥有的跨国网络与侨批运营机构等保持着跨国联系、述说情感、处理家务。[8]

电影中的泰国曼谷“裕丰银信局”不仅经营木生的家乡——潮州各属的侨批业务，也承担临近潮汕的福建诏安及远离潮汕、却与潮人关系密切的上海等地的侨批业务，可见其跨国网络与服务覆盖之广，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电影中，侨批即是“情书”。木生与淑柔通过侨批商量家事、互诉牵挂。当木生入狱，南枝代为书写侨批，由此熟悉了二人的交流方式。木生死后，南枝冒名继续与淑柔通信十余年。然而，那封解释真相的长信在途中意外失落，淑柔至终不知丈夫已逝，只有一张木生、南枝与学中文的孩子们的合影送到她手中，淑柔从此心灰意冷，不再提起“阿公”。这样因偶然因素产生的误会，在跨国家庭中并非孤例。

丈夫在海外建立第二个家庭、无法赚取足够的钱汇回家、迁往新址等因素，常使跨国联系中断，海外华人与留守家属往往需要付出努力消除误会、重建联系。20世纪60年代，一位接受访谈的林姓番客婶，其丈夫在菲律宾另建家庭。丈夫的父亲去世后，他便中断了联系。林女士在家乡带着养子，生活困难，不得已请前往菲律宾的舅母帮忙寻找丈夫。舅母最终带回三百多块钱——那是艰难谋生的丈夫托她转交的。[9]

引起误会的一张照片

2004年，我在泉州华侨博物馆刘伯孳的协助下初见侨批，之后在黄清海、刘伯孳、林南中、魏金华、张美生、蔡焕钦等人士支持下，一直利用出版或未出版的侨批做研究。侨批具有丰富的内容、感染人的情感表达，充分显示跨国华人家庭内部情形及其与国际、国内环境的多样联系。在侨批中，华人移民不仅仅通过侨批寄钱回家，还寄了许多生活物品，更是在侨批中交代家人、特别是妻子处理各种家事，充分揭示了留守女性并非被动、等待的角色，而是跨国家庭运转的实际操持者。[10]例如，1939年8月马来亚麻坡的林再添给妻子颜氏的侨批中，交代妻子调查家业，必要时赎回田地。同时交代妻子照顾好身体，并寄去侨汇十元：

迳复者，日前来信诸情已悉，所云北门外大石桥脚田段一事，究竟果系咱得业，务须再详查其究竟，方好向赎。希贤妻再详查为要，倘系己业，近冬自应寄进赎回。而际此时势，贤妻自己珍卫为要。愚客身外地，身子平善。即付信局壹拾元，到希查收，见复是盼。[11]

一般而言，有来批就有回批。留守女性的回批也有不少内容丰富、情深意重的信件，对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福建泉州番客婶林居真的自传《五十一年之心声》，1936年其夫君杨邦针侨居菲律宾后，两人饱受分离之苦。他们定期通信，表达思念之情。对于在菲律宾的杨邦针来说，妻子的信勉励他在海外努力赚钱养家。杨邦针离乡赴菲前曾答应妻子三年后回家团聚。不料三年期满，却无法实现诺言，因此常在信中致以歉意。林居真了解丈夫为人，体谅他的苦衷，在复信时“加以安慰，并表示愿共度难关，以开拓未来”。1941年杨邦针在外已经五年，还清弟弟的“大字”（入境许可）钱外并有一些积蓄，打算携弟弟回乡结婚。不料杨父执意要他带回钱款建屋，杨邦针最终因缺乏建屋钱款不敢返乡。有家难归的杨邦针给妻子写信道：“今日之余，恰如失舵之孤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中而无所指定”。并请求妻子“你是我的导师，请你拯我于迷雾之中，使登光明之岸，多多写信给我！”林居真这样描述书信对夫妇双方彼此的作用：“书信情系两地，写信时能诉衷情，谈展望，寄美景于来日，收信时能慰愁怀，受鼓励，盼游子之返聚。”[12]这些侨批揭示了跨越海洋或国界的移民夫妇的情感世界。[13]

电影中的侨批

当然，跨境迁移对于移民家庭而言，是一项投资，有人财两失的风险。然而，它也可能是高回报的投资。成功的华人移民可以给家庭寄来丰厚的侨汇，支持家庭生活，多余部分用以买地、建房、或修祖墓，在乡里风光一时。一些海外华人出资所建的房子，常常纳入西方建筑的特色，成为中西合璧的“洋楼”，吸引人们的眼球。[14]有些楼房，如福建厦门鼓浪屿的洋楼、广东五邑的碉楼等，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继续得到人们的赞誉，成为新时期地方发展文旅业、进行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给阿嫲的情书》就是在遗存的华侨建筑里拍摄的，其中樟林古港附近、现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的起风陈公祠由于电影在此拍摄，目前已经成为旅游打卡点。

电影取景地

居住在侨乡楼房内外的广大留守女性，可能在海外侨汇的支持下，享有比非跨国家庭更加丰富或优越的物质生活。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对此有社会学考察，详细记录富有家庭消费的物资。[15]我发现，在20世纪20-30年代，一部分泉州番客婶穿着的服饰，可以与上海滩的女人媲美。烫的卷发，拷贝的是当时的时尚发型。但是，也有许多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光鲜，甚至落到衣食难以为继、或者被迫出卖身体、甚至自杀的地步。然而，不管她们是否收到亲人寄来的侨汇，不同阶层的留守女性都与亲人长距离分居，面对的是作为儿子、丈夫或者父亲等在日常生活和家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缺席。在此情况下，留守女性对跨国留守家庭的维持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支持亲人在国外的开拓、发展，或者延续了迁移失败者的家庭传承。[16]

留守女性身兼数职，负担无形加重。这些责任已经大大超过传统意义上妻子所承担的责任，而这正体现了跨国迁移带给留守妻子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社会责任。许多因为丈夫中断联系而无法享有华侨婚姻好处（如物质方面）的留守女性继续留在夫家，继续承担照顾其他留守家庭成员如老人和孩子的重责；丈夫的迁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婚姻生活的品质和随之发生的生活变迁。思念、盼望、压力、压抑、焦虑等情感交集她们的一生。[17]

亲人在国外死亡而留守女性不得知的情况不少。在田野调查中，有一位接受访谈的番客婶，她的丈夫1982年在菲律宾去世，他的另一头家将消息通知了他的兄弟们，但他们却未曾告知她。一段时间后她得知丈夫去世，从此她经常做噩梦，梦见丈夫乞求重返回她身边，悲伤与恐惧使她患了病。最终，根据当地习俗，她和养子安排了一场名为“引水魂”的仪式，以“邀请”死者的灵魂回家。当仪式完成后，她终于恢复了健康。[18]

2004年笔者访谈的番客婶年龄在75-100岁之间。但这些老年番客婶并不都像淑柔那样情感内敛，上文提到的那位丈夫为避“抓壮丁”而死于日军战火的番客婶就是一例。在其他接受访谈的番客婶那里，笔者听到了许多对于嫁入华侨家庭与自身经历的惋叹，也听到许多自豪的讲述。其中有一位留守女性听到笔者要写一本关于番客婶的书时，不但讲述她坎坷的人生，而且倾心袒露心声，每次想起她的经历的时，我不禁眼眶潮湿。她还带我去同村的另外两位番客婶那里进行访谈。另一位番客婶因为我要去访谈她十分激动，在我到达的前一天晚上夜不成寐。正是这些留守女性的生命自觉，使我的研究能够不那么偏离历史中的真实的她们，也让她们的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清除加在她们身上的刻板印象，让她们的贡献与主体性得到承认。

还有一些留守女性，选择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一生。1987年8月2日早上，年届七旬的林居真在亲人陪伴下，在菲律宾祭拜亡夫杨邦针，她亲笔写下的祭文——《维》叙述两人的婚姻生活及她一生的遭遇，感人肺腑。在《维》中，林居真回首她与丈夫生离死别的悲痛，又忆起她自强不息，提升自己，执教育人，十七年如一日，“昼夜辛勤”，“托舌耕以抚养儿女，筋疲力尽”，同时尝尽人间“冷漠风味，饮恨悽怆”的一生。[19]虽然个体的经历、感受存在差异，但《五十一年之心声》堪称一个留守妻子自撰的生命史，从中可以了解许多与林居真有着相似命运的番客婶的人生历程与心声。[20]

出生于福建石狮永宁的林贵攀是一位十分特殊的番客婶。1930年她与晋江龙湖埔头村的施学日结婚，婚后不久丈夫赴菲律宾谋生。几年后林贵攀参加革命，在婆家人的支持下，以满腔热情和丈夫提供的部分海外资源进行地下党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贵攀积极参加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并为晋江和石狮的侨务系统做出卓越的贡献，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1]

跨国留守女性的重要性，远不止于对家庭与迁移的贡献。实际上，正如我在书中写到的，在维系家庭、培育后代、从事本土与跨国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复杂而艰辛的过程中，她们以惊人的坚韧支撑家庭、养育后代并为他们树立价值观与人生观，更在不知不觉中为中国社会发展与跨国华人社会贡献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22]

我在研究中越来越体会到，跨国留守女性的生活是丰富、复杂的。但愿《给阿嬷的情书》这股清流，洗去蒙在她们身上的历史尘埃，让更多人发现她们的光与热。

[1] 参见王赓武：《越洋寻求空间：中国的移民》，《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09年第一卷第1期；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吴凤斌：《契约华工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in Honour of Jennifer Cushman, ed., Anthony Rei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Kristine Alilunas Rodgers. St, Leonards (New South Wales: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and Unwin, 1996), p. 3.

[3] Huifen Shen,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 original press: Singapore: NUS Press, co-published b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参见沈惠芬：《福建泉州民间歌谣里的海外迁移与留守妇女》，《南洋学报》，第65卷（2012年）；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83-184页。

[5] 《夫妻临别》，载石狮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石狮分卷》，狮城：1992年，第68-71页。

[6] 参见沈惠芬：《福建泉州民间歌谣里的海外迁移与留守妇女》；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184页。

[7] 《嫁着番客翁》，载傅孙义编《晋江民间歌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1页。

[8] 参见沈惠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79-113页。

[9] 见沈惠芬：《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0] 参见沈惠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79-113页。

[11] 厦门市思明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员会编：《侨批记忆》，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24页。

[12] 林居真：《五十一年之心声》，泉州：自印，1991年，第8-13页。

[13] 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100-101页。

[14] 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43页。

[15]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局1938年版。

[16] 参见Shen,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

[17] 沈惠芬：《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42-243页。

[18] Shen,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

[19] 林居真：《五十一年之心声》，泉州：自印，1991年，第139-143页。

[20] 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06页。

[21] 见高铭群、林少川主编：《霞思：林贵攀女士传记》，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http://www.ssdqw.com/html/guhuarenwu/2009/0521/71.html，2010年2月4日浏览；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06页。

[22] 沈惠芬：《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