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思想客｜高峰枫：西方眼中的“西方”
【编者按】在信息加速更迭、知识生产面临新挑战的时代，深度思想的沉淀与传播显得尤为珍贵。《上海书评》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国办公室基于这一共同关切，联合推出“普林斯顿思想客”（Princeton Thinkers）栏目，旨在搭建一座连接全球学术前沿与中文公共讨论的桥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05年，是目前唯一一家在中国设立法人代表机构的北美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思想客”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及其在中国大陆代理的一流学术出版社的书目为线索，通过作者访谈、书评等形式，致力于在思想谱系中定位当下议题，在本土语境中重读世界著作，并在不同学科与文明传统之间拓展对话空间。
第三期“普林斯顿思想客”关注的是：“西方”观念的历史生成与变迁。何谓"西方"？它从何而来，包含什么？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乔治斯·瓦鲁萨基斯在2025年推出的近五百页厚著《"西方"观念的历史》，对这一观念作了长时段的系统剖析。《上海书评》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特邀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撰文评介该书。从孔德到李普曼，从杜波依斯到赖特，带你重走"西方"这一观念的诞生、流变与困惑之旅，看清那个我们最熟悉，却最陌生的"西方"。
2026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用略带颤抖的声音深情款款地说出“我们是欧洲的孩子”。当时，会场陡然袭来一阵久违的暖意，整个“西方”都长舒一口气。对于欧洲官员来说，美国依然怀旧，“西方”没有分裂。至少在外交舞台上和政治修辞里，美国仍和欧洲、和北约在一起，仍愿意偶尔表露出认祖归宗的姿态。
但“西方”是一个含义看似清楚，实则极其模糊的观念。比如，我们当下理解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都指哪些国家？我们提到近代史上的“西方列强”时，指的又是哪些国家？广义的“西方文明”，有哪几国是此种文明的代表？为什么曾几何时，中国出版的《西方音乐史》会包括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而欧美通行的《西方哲学史》中却绝不会有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如果古希腊是西方传统的根基，那么十九世纪才独立的现代希腊算“西方”国家吗？冷战结束后，从前的“华约”成员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算作“西方”国家？土耳其加入北约，能自动变成“西方”国家吗？地处“远东”的韩国，算是“西方”国家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追问：什么是“西方”？如何定义“西方”？“西方”是谁？“西方”都有谁？历史上“西方”的概念是否发生过变化？构成政治或文明意义上的“西方”都有哪些独特的要件？
《“西方”观念的历史》，乔治斯·瓦鲁萨基斯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512页
伦敦玛丽王后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思想史教授乔治斯·瓦鲁萨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在2025年推出一本厚重的著作，题为《“西方”观念的历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这部将近五百页、沉甸甸的著作，对“西方”这个概念作了“长时段研究”（longue durée approach），从十九世纪早期、中期、晚期，讲到一战、二战和冷战，从孔德讲到特朗普。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这本书努力重建‘西方’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概念何时出现、怎样出现，以及因何出现的历史，这一概念从出现之后在两个世纪中被如何使用，它有多少种不同含义，每一个不同含义的内涵和影响如何。”（xvii页）应该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著作曾对“西方”这一观念作如此系统、详细、深入、大规模地剖析，这部著作让之前的相关研究都相形见绌，也成为未来研究的样板和基石。
从西方看西方
用“西方”一词来指代特殊的政治实体或文化统一体，古已有之。西罗马帝国曾被简称为“西方”，查理曼自认为继承了西罗马帝国的衣钵，他建立的加洛林王朝有时被称为“西方帝国”，偶尔也简写作“西方”。到公元十一世纪，拉丁教会被称为“西方教会”。但“西方”一词作为指代王国和教会的简称，主要强调了与西罗马帝国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并未固定为专门、持久的政治或文化概念。近代意义上的“西方”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包含跨大西洋的欧洲定居者和殖民者，这个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并不存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加强版、大写的“西方”，实际上是现代的创制。
阿拉斯泰尔·邦尼特著《西方的观念：文化、政治与历史》
此前的研究，会认为“西方”的观念乃是十九世纪末才出现的集合概念，脱胎于帝国主义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侵略和扩张。这一类研究以阿拉斯泰尔·邦尼特（Alastair Bonnet）为代表，他在2004年出版《西方的观念：文化、政治与历史》一书（The Idea of the West: Culture, Politics and History），我觉得可称为“从周边看西方”。他在前言中这样总结自己的核心观点：“看起来在很多情况下，非西方对于西方的认识，要先于西方对西方的认识。正是非西方（the non-West）发明了西方。”（第2页）所以，邦尼特关注的是“非西方对西方的迷思”。这样反直觉的观点，也是反逻辑的。如果非西方先于西方形成了“西方”的观念，那么就好像说“四夷”和“边陲”对中国的认知，要先于华夏文明对自己的理解和定位。瓦鲁萨基斯教授反其道而行之，他采用“从西方看西方”的角度和方法，不强调非西方对西方的凝视，不采用从被殖民者、受害者、边缘者来研究西方，而是讨论“作为自我描述的‘西方’，西方的西方”（“The West’s West”，第9页）。他经过多年研究，得出让人颇感意外的新结论：“西方”作为国际政治概念和稳定的术语，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广泛流行。究其原因，首先由于西欧诸国对沙俄扩张的恐惧，然后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89-1857）有系统、有意识地阐发和弘扬了“西方”这一政治构想。
彼得大帝
新名词和新术语的诞生，必有特殊的驱动力，比如旧术语不再能笼罩新现实。在“西方”一词被广泛采用之前，曾有两个传统名词，长期用来指代西方——“欧洲”和“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为何这两个称呼最终让位给“西方”？瓦鲁萨基斯教授认为，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十九世纪西欧诸国对沙皇俄国的恐惧和敌视。当彼得大帝将俄国从东方王国强力拉进“欧洲近代国家”的行列之后，他咄咄逼人的姿态和野心让西欧诸国深感忧虑。当十九世纪初年，“欧洲”一词既涵纳了西欧诸国，又同时包含了令法国、德国日益警惕的沙俄。此种恐俄的焦虑让政治家和外交家最先抵制“欧洲”一词，以完成与沙俄的切割。同时，“欧洲”一词又主动摈弃了西欧和英国分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后裔，格局未免狭小。简单来说，“欧洲”一词太宽，因包含了沙俄；同时又太窄，因排除了美洲和大洋洲。另一个传统名词“基督教世界”也遭遇了同样问题。若以宗教信仰为标准对世界文明作最广义的区分，则奉东正教的沙俄必然被纳入信仰广义基督宗教的国际大家庭中。总而言之，沙俄一旦脱亚入欧，便如同胶皮糖一般死死粘在“欧洲”这个文化地理标签上，怎么甩也甩不掉。当现有的集合名词无法有效地将沙俄与西欧诸国完全分割时，就需要一个既能跨越民族国家，又能分享共同文化基因，还能将沙俄果断挡在门外的新概念，用来凸显法、德、英、意、西这些欧洲强国在精神和文化上同根同源、同心同德、同生同死的紧密关联。于是，“西方”一词便取代了“欧洲”和“基督教世界”这两个传统概念，成为近二百年来最流行的文化/政治群体的标签。
孔德——“西方”的教父
瓦鲁萨基斯教授进一步发现，“西方”作为标志文明形态和政治联盟的术语，实乃孔德的创制。这是最让人意外的观点，因为孔德在十九世纪的影响至为深远，但二十世纪之后几乎无人问津。在孔德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目前唯一的中译本《论实证精神》，不过是一本不足一百页的小册子，可见孔德在中文世界的关注度几乎为零。但瓦鲁萨基斯教授却将他定为“西方”观念的主要发明者和推动者：“我的观点是，孔德是第一位对‘西方’作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社会政治概念进行系统阐述的政治思想家，他将西方视为超越民族的文化个体以及建立在文明共性与共同历史基础上的政治实体。”（49页）
奥古斯特·孔德
瓦鲁萨基斯教授梳理了孔德的主要著作，发现孔德的“西方”是一种自觉的政治构想，而且最初的目的恰恰在于消除帝国主义扩张。孔德认为人类进化有三阶段：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实证时代。第三阶段注重工业发展和世界和平，因此传统的战争和征服都要禁绝。在他的构想中，当时的先进国家已做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即由知识阶层掌管思想，资本家负责世俗事务。为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世俗国家应当缩小面积，比如法国要分解为十七个更小的共和国，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必须分离，英国需要放弃海外殖民地，最终每个国家只能达到比利时或科西嘉岛那样的面积（55-56页）。
孔德的方案，概括而言，就是“小其国，去藩属”。国土面积一旦缩小，则各国民众的爱国激情必然随之稀释，人类大同的理想有望实现。此种方案若能实施，则各小国的世俗政府负责工业，而掌控思想的部门则负责整个“西方共和国”（la République occidentale）。这个“西方共和国”包括西欧的五个民族和文化群体（法、意、伊比利亚、英、德），以及他们在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和定居点。这个新的跨国实体的中心，当然是巴黎。孔德的思想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其实是“法国中心论”），但也具备一定的普适性和开放性，因最终的目标是要容纳所有文明形态。
孔德最初经常错杂使用“欧洲”和“西方”二词，但在晚期著作中已不再犹豫不决，开始更频繁使用“西方”以及形容词形式。经孔德的提倡以及孔德各国门徒的鼓吹，“西方”一词开始风行。这里需要指出，研究观念史的著作，最容易大而化之，经常不作语文学考察，不给出具体的语例，仅凭主观印象或少得可怜的数据，便推导出气吞山河的结论。这方面，瓦鲁萨基斯教授就严谨得多了。为了证明“西方”（the West）一词在孔德的英国门徒大力传播之前，在英语文献中使用很少，他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比如，某法国思想家出版《两个世界》一书，送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本书讨论的话题就是“东方”和“西方”（l'Orient, l'Occident），而密尔接到赠书后在回信中说：“您关于东方特性和欧洲特性（the Oriental and the European character）之差异的观点，我深以为然。我非常赞同您的意见，东方特质如能混溶于北欧国家的特质（that of the nations of northern Europe），这样的融合远胜过任何单独一方的特质。”（引自16-17页）这个例子极有说服力，因为密尔用英文复述原作者观点时，他本可以将法文的l'Occident自动转换成the West。但法文的“西方”却被密尔自动翻译、转述为英文的“欧洲”，仿佛“the West”在英文中非常拗口、不合时宜。
另一个例子同样涉及翻译。瓦鲁萨基斯教授发现，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在翻译孔德著作时，会出现意味深长的漏译或误译（91页）。比如，她会将“西方家族所有其他成员”（toute le reste de la famille occidentale）翻译为“欧洲家族的其他成员”（the rest of the European family），将孔德最具标识特征的“西方共和国”（la république occidentale）译为“大欧洲共同体”（the great European commonwealth）。马蒂诺与密尔一样，都将法文的“西方”自动转换为英文的“欧洲”，绕过更贴近原文、几乎已呼之欲出的“the West”。这些例子都说明英国当时的顶尖知识分子，还没有把“the West”理解为与“东方”相对立的文化政治实体，英文中的“西方”还不是人人都能自发启用的政治术语。作者通过对大量一手文献长期的阅读和爬梳，才能找到这些生动、几乎让人无法反驳的例证。这样的文献功夫和严谨态度，让观念史获得了语文学和文献学的加持，大大降低了主观臆测的几率。
李普曼的“大西洋共同体”
《“西方”观念的历史》一书，跨越两百年历史，广泛引用了哲学、历史、文学、外交、政治等不同领域至少几十位学者。其中很多被引的学者只在某一时期独领风骚，对特定年代“西方”概念之塑成和调整起到关键作用。历史一旦翻页，这些学者便定格在历史的旧页上。但有极少数人，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时刻与潮头齐头并进，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打下自己的思想钢印。能跨越时代的常青树人物，实不多见，美国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便是一例。粗略计算，《“西方”观念的历史》一书中直接讨论李普曼的篇幅约有三十页。
沃尔特·李普曼
李普曼早在一战期间就对后来的“西方”概念发出神谕般的预言。他对美国当时恪守中立极其忧虑，竭尽全力推动美国结束孤立主义。1916年，李普曼大声疾呼美国必须重返欧洲，今天听起来和卢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竟是同一个旋律：
美国作为应许之地的神话已经终结。我们将被带回大家庭中。我们本就是欧洲人。欧洲的历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们的历史。欧洲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这一理念，使我们与欧洲的一切思想文化站在一起，并一举击碎了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扼杀思想的那种观念——美国拥有专属自己的天命，其命运与欧洲的生活截然不同。（137页引）
正是这位著名的报人和政论家，在倡导美国重返欧洲的过程中，创造出“大西洋共同体”（the Atlantic community）这个极其超前的术语。他有时也称之为“大西洋世界”，这完全是“北约”的雏形。李普曼认为这个新的政治群体，不是强国的平等联盟，而是“西方国家的结盟”（coalition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他多次使用“西方世界”“西方国家”“西方”这些词语，大力倡导美国应当为了“西方盟友”而加入一战，这不仅为了国家安全，也出于更广阔的、文明层面的关怀。他明确表示：“对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开战，就是对我们所从属的文明开战。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持‘公平’（to be 'fair'）实则就是背叛。”（143-144页引）这是对美国中立立场的谴责，也可以看出“西方”已成为划分文明圈的标准术语。
二战爆发之后，李普曼又深深忧虑美国教育正忽视西方文明的核心，担心专业化和职业化教育正在侵蚀作为文明基础的宗教文化，让受教育人群不再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原则、共同的知识体系、共同的道德和智识修养”（206页引）。看来，对西方教育已不够“西方”的担忧由来已久，在二战期间的思想战场上已开始上演后来观念的厮杀。
在二战和冷战中，李普曼继续推进“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在《美国外交政策》（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一书中，他称大西洋已不是美国和欧洲的边界，而是一片内海（the inland sea），环抱的是一个因地理、历史与生死与共的共同需求而彼此联结的民族共同体。他预言，美国一度是欧洲边疆的殖民地，现在，并在未来将成为西方的地理、历史和政治中心（221页）。李普曼特别提到美国的“天然盟友”就是“大西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英联邦国家、大西洋两岸的拉丁国家、低地国家和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这些国家都有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共同传统，有共同的文化起源，也被共同的历史经验塑造，因此大西洋和地中海将它们结合为“一个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文化体系”（230页）。此时的描述已经无限接近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概念，美国也取代法国，成为“西方”的主导和核心。
黑人作家与“西方”
瓦鲁萨基斯教授将研究重心拉回西方，追溯“西方的西方”，并不是要退回到千夫所指的那个“西方中心主义”。他要重申一个更符合逻辑和常识的观点：“西方”观念的形成，首先，并主要关乎西方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界定。这个进程虽然会受到非西方力量的压迫和冲击，但决定性的影响一定来自西方自身。但“西方”并不等于“死白男”（dead white male）。“西方”即使在李普曼的标准意义上，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概念，也注定要涵盖西方内部的不同族裔和不同声音。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瓦鲁萨基斯教授将大量篇幅分给黑人作家和思想家。核心问题就是：黑人算“西方人”吗？如果这样问太伤感情的话，也可以换个问法：非裔欧美知识分子如何理解“西方”？他们如何自我定位？黑人作家生在西方、长在西方，既受西方文化的抚育，又遭西方种族主义的残害。所以，他们是西方内部天然的局外人和反抗者，又是西方文明不情愿的接受者和受益者。书中引用美国作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的评论，让人感慨万千：
在欧洲文明的围栏中，我生，我死，我被囚禁、被限制、被压抑、被抬升、被感召。（128页引）
杜波依斯将黑人知识分子的矛盾与尴尬表达得最为痛切。西方文明给他们带来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但他们又无法找到西方文明之外的文化资源来表达自身的体验。所以，西方文明才能既是他们的压迫者、限制者，又同时是高举者和启迪者。
理查德·赖特
瓦鲁萨基斯教授在书中引用更多的一位美国黑人作家，是长期旅居法国的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赖特在一系列著作中表达了对“西方”观念的深刻反思，这是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2026年3月30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北大文研院组织的线上研讨会上，瓦鲁萨基斯教授曾说，“理查德·赖特是本书的主角/英雄”，这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冷战期间，赖特明确说：“我们奋力要变成我们所接受的文明的一员。我们不反对西方，我们要的是西方自由原则的有效实施。”他想说明，西方文明不是黑人的原生文明，而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文明。黑人愿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但他们更要求西方文明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等基本原则必须原封不动地贯彻在黑人身上。赖特痛切地指出：在文化、教化的意义上，黑人作家就是西方人，但又不见容于西方，因为西方不允许少数族裔自然、有机地融入西方社会。但即便如此，赖特也无法认同因西方殖民而消失的非洲原生文明。作为文化上的西方人，赖特拒绝回到前现代、前启蒙的本土文化和宗教。故而赖特的立场非常微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他既同情、支持非西方人民，又拒绝无条件的寻根和回归非洲传统；他接受西方文明有关自由、平等、政教分离的基本主张，但又激烈批判西方社会将黑人排除在这些原则之外。
“重思‘西方’”线上研讨会
瓦鲁萨基斯教授以生动的笔触和同情之想象，描写了杜波依斯和赖特等人的困境：身在西方，脑在西方，但心魂却不在西方。就像赖特所说：比我更强大的历史力量将我变成西方人，我被迫成为西方人，但西方文明又永远不是我心安理得、休戚与共的原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黑人既是西方内部感觉不适的非裔人，又是对非西方的原生文化感觉不适的西方人。黑人知识分子和作家自动成为西方与东方之外的第三者，他们的立场和心态是我们理解“西方”的重要参考。
观念之晚近
《“西方”观念的历史》是一部重磅著作，讨论的题目至关重要，能辐射、穿透人文社科各个专业。瓦鲁萨基斯教授的阅读量让人望洋兴叹，对于一个通读过孔德、密尔、斯宾格勒、沃尔特·李普曼、理查德·赖特、雷蒙·阿隆（仅举最明显的几例），并且高度熟悉圣西门、马克思、汤因比、杜波依斯、阿伦特、基辛格、亨廷顿、福山（仅举几例）的学者，如果想反驳他的意见，最好先丰富自己的知识存储。由于书中引用的材料过于丰富，要准确理解全书的主旨，并不容易。概括而言，全书第一部分对于指代文化和政治群体的“西方”一词的生成年代，作了更精准的定位，完成了观念史的追本溯源。作者将“西方”观念的“断代”提早了半个世纪，并且对原本附着在“西方”观念上的帝国主义色彩进行了一定的冲刷：“西方”观念最初的提出，源于欧洲内部的政治争斗，而不是欧洲对外的侵略和扩张。用“西方”取代“欧洲”和“基督教世界”，初始动因是对沙俄扩张的警惕，以及孔德所提出的更善意、更积极的“西方共和国”政治构想。
第二部分追踪此观念在将近两个世纪中的演变。“西方”的概念时而收缩，时而扩展。比如在一战期间，美国终于意识到自己想摆脱的旧大陆和旧文明，乃是无法斩断血缘关系的文化血亲。美国不仅是逃离旧大陆、移居新迦南地的流亡者，也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和拓展。因此，一战使得“西方”的观念从收缩（排斥沙俄）又进到扩展（接纳美、澳等英国在海外的延展）。类似的演变，在冷战结束、特朗普执政等历史节点都会出现。“西方”这个观念一方面保持某种内核，一方面又以弹性的姿态应对各个历史时代的巨变。
读完这本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很多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习焉不察，误以为是千百年来一直沿用的概念。而一旦有学者替我们完成了精密的观念史考索，我们就会浑身一激灵，发现最熟悉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晚近的创制，是在并不遥远的年代、为因应某个具体事件或棘手的问题，方开始投入使用。我们不免感到一阵惊惧，因为我们对于观念形成之晚近，已完全丧失警惕。当我们谈到现代意义的“西方”时，完全不必追溯到希罗多德，更不必像尼莎·麦克·斯威尼（Naoíse Mac Sweeney）那样认为“西方”的观念完全是欧洲历代用来扩张的政治诡计。如果我们接受瓦鲁萨基斯教授的结论，那就应该多多关注希罗多德两千两百年之后的孔德——那个想消除东西方差异的实证主义创始人和社会学缔造者。
在西方之外的地区，西方和“西方”的观念，有时引来景仰和赞叹，有时又引来仇视和抵抗。讨论“西方”的观念，如同驶入一片危险的水域。但总有勇敢的学术航海家和渊博的思想探索者不惧风浪和沉船的危险，在这险恶的水域中发现新的暗流。瓦鲁萨基斯教授着眼于从西方看“西方”，这是对“从周边看西方”的校正。“东方”“南方”“北方”如何看待“西方”，是在西方先行界定了自身之后才发生的。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西方学者如何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将非西方对西方的评判，放在一个更恰当、更符合比例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