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施米特的幽灵”游荡的新世纪，谁在决定主权？
在《活在借来的时间中》，社会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与学者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进行了八次对话，有我们熟悉的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也有关于克隆人、乌托邦、暴力、迷惘、希望等不同面向的讨论。其中第三篇访谈关于主权等政治性问题的讨论尤为精彩。
鲍曼与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思想进行了交锋，这既让人看到了社会学与政治学跨学科对话带来的惊喜和刺激，也为我们理解当下世界的种种迷思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抓手。
西江由这篇访谈切入，深入剖析了鲍曼关于这一主题的思考。
文 | 西江
鲍曼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与巴西裔学者西特拉莉进行了八场深度对谈，收录于《活在借来的时间中》一书，并于近期引进中国。八场对谈的信息密集度极高，既有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也有关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学、心理学等不同面向的讨论，充分展现出鲍曼作为通才学者的一面。其中第三篇访谈关于主权等政治性问题的讨论尤为精彩。在其中，鲍曼与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思想进行了交锋，这既让人看到了社会学与政治学跨学科对话带来的惊喜和刺激，也为我们理解当下世界的种种迷思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抓手。
不可否认，这样的文本自带一种阅读的“壁垒”，如果读者只停留在鲍曼关于消费主义论述的舒适区，面对这些文本时难免会感到艰涩，但正是这种艰涩，构成了我们深入鲍曼思想腹地的绝佳路径，因此也值得做一番抽丝剥茧的分析。
主权：从神学到政治学的转身
鲍曼与施米特的交锋从“主权问题”开始，这也是当今世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对于很多人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提到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然而，国家“主权”这一概念其实是在西方近代国际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形成的。就像Nation-State（国民国家/民族国家）是一种建立在近代想象力基础上的共同体一样，“主权”也绝非古而有之、天经地义的概念。它发端于西方国家世俗化的转型，是一种用于替代神权统治体系的语言性策略。这里说的神权，指向的自然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唯一神”，而所谓主权的“完整”“神圣”“不可侵犯”正对应于基督教上帝权柄的世俗化模拟。主权者（首先是世俗的绝对君主，其后是现代国家的“国民”）试图在自然被祛魅的世界中填补“唯一神”留下的空白“王座”，因此主权问题既是国家政权建立根基的问题，也是统治合法性所在的问题。
在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名义上主权实现了从绝对君主向全体国民的转移，即现代民主国家原则中的“主权在民”，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作为主权者的国民是无法直接昭显于台前，普通人面对现实的混乱也常常有种难以作为的无力感，这也会让人产生一种直觉性的迷思：“主权在民”是否只是一种话术？真正的主权者是否隐蔽在这层话术之下？建立在民主话语下的现代国家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极权倾向？如何才能识别出政治表象背后的机制，并让人们意识到这一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被称为“现代民主思想最危险的敌人”的纳粹法学家施米特在当下理论学界受到正反两方面的重视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国家的诞生》
施米特的政治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主权者决断论，包括“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之人”以及“政治就是划定敌友”这两个有名的论断。施米特本人因为对纳粹的支持而臭名昭彰，但鲍曼认为，无论对施米特其人如何评价，他所提供的框架在分析现代主权国家问题时是值得思考的。施米特留给我们的警示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沦为极权国家的可能，这是现代国家内在固有机制所决定的。鲍曼提醒我们，尽管施米特的理论来自德国特定历史时期，但认为其缺乏远见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这一指责应该针对那些……视野被施米特所纠正的人”。
事实上，施米特应该被指责之处不在于其缺少远见，而在于“他喜欢他所看到的一切，更严重的是他热情拥抱了这一切；真正不可饶恕的是，他竭尽全力将他从20世纪欧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模式提升到一切政治的永恒法则的地步”，尽管这还远非定论，但在某些人那里却成为一种自我正当化的理由，导向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作为“指导手册”而非“预防手册”。这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其理论意义的同时又必须高度警惕的一点。
作为政治隐喻的《约伯记》
如果说主权是对神权的世俗化替代，那么施米特赋予世俗统治者以决断者的身份就相当于将其神化，认为其具有如同上帝面对其子民一样的权力——不是大洪水之后与诺亚立约自我约束的上帝，而是《约伯记》中那个可以做出任意决断，却不欠自己信徒任何解释的上帝。因此，在施米特看来，主权者任何不合常规的决策、漠视既定法律的决策，都是其自然属性，也不欠其臣民任何解释。
为什么这个宗教故事可以作为理解现代政治的隐喻？鲍曼解释说，这是因为宗教与政治是在相同的空间中运转——在人类的不确定性中。
细读过鲍曼的人都清楚，这位目睹过20世纪巨大灾难的智者早已放弃了宗教信仰，就像他在自己的多本著作中引用过波兰哲学家莱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那句话：“宗教是对人类自身不足的承认”，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上帝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人类为自己的“不完整”（无知、无能，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耻辱）所赋予的名称之一（也可以有其他的名称，诸如“命运”“天性”等等）。但只要人是一种不完整的存在，上帝就会一直陪伴人类，直到这个物种灭亡，而绝不会早一分一秒。同时，他认为世俗化不过是创造了一套不使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人类困境的话语体系，但叙事的核心不变。
《约伯记》试图用宗教语言回答人类命运的脆弱与不确定性的问题，这正是所有政治权力的基础，因此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某种运作逻辑的隐喻。
《约伯记》的故事核心在于人如何理解“无辜的苦难”。约伯是个完全正直的义人，却在一夕之间失去了儿女、财产与健康。他的三个朋友用传统的因果道德框架来理解这一切：一定是你有错，才受到了神的惩罚。但事实上约伯是无辜的，他的苦难不来自于其行为结果，仅仅出于神的专断，这种专断导致了“无辜的苦难”的发生，而且不需要任何解释。“上帝的全能包括了随心所欲改变主意，说一套做一套”，他有“创造奇迹的权力，也有无视必然性逻辑的权力”——任何一个诚实的神学家面对20世纪的惨剧，试图找到任何一种可被接受的解释，都将徒劳无功，唯一能自洽的解释也许就只在于《约伯记》中上帝这种随心所欲的“不解释”。如果用现代读者更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命运的无常”是不接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道德框架下的因果律的束缚的。
《生命之树》
现代国家可以说正是人类群体为了应对命运这种不确定性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的公民被教导应该遵纪守法，以此换取国家对其的护佑；对于法治国家的公民来说，这种规范应该是双向的，即同时对上位者和下位者具有约束力，一切都应该有章可循。然而，《约伯记》中那个喜怒无常、随心所欲的上帝形象依然潜藏在现代国家的法治表象之后，随时有可能重新粉墨登场。按照施米特的暗示，我们可以从“规则与例外”的相对性中找到这一破绽。他说：“法理学中的例外类似于神学中的奇迹……法律秩序是建立在决断中而不是规范基础上。”这正是将上帝的决断权赋予主权者。
尽管现代国家名义上的主权者是全体国民，但真正能在作为例外的“紧急状态”下拥有决断权的，绝不可能是国民本身，而是某个具体的人——施米特本人目睹了希特勒如何利用这一漏洞让魏玛宪法变成一纸空文，而战后许多国家的宪法对“紧急状态权”施以重重束缚也正源于此。尽管如此，现代国家本身机制性质决定其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一漏洞，也因此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都有可能转变为独裁国家。
“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对立”和现代国家的撤退
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在当代政治科学中的突然复活与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的民主政治难以应对当下社会的新变化。在表现多中心主义的多元主义情境下，哈贝马斯提倡的沟通理性越来越难以实现，各类撕裂成为共同体生活永恒的特质，撕裂的双方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空间，也就是说，非扭曲沟通的基盘已经难以呈现。
因此我们今天再次面对了鲍曼所说的“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对立”的问题。但今天的新现实是，各路“神灵”——主权国家——彼此毗邻，不得不面对各种互动，却又不再有一座奥林匹斯山供其和平相处。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来说，就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与陌生他者的不情愿的相遇”。面对这种混乱，一些人向施米特决断论的幽灵乞灵也不足为奇。
《恐慌：2008金融危机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另一个新情况是国家权力在市场力量面前的撤退，这也导致其需要鼓吹一种新的“威胁”来弥补自己被削弱的存在感。具体而言，从鲍曼所说的“固态”的现代到“流动”的现代的变迁中，国家功能性角色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的合法性在于避免人们的不安全感，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就在于避免或者减轻经济波动随机性对个体命运造成的打击。
但是今天，正如鲍曼犀利地指出的那样，许多国家已经由“为穷人服务的福利国家”转变为“为富人服务的福利国家”，就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那些金融机构、富人原本应该遵循市场规律倒闭、破产，让财富在全社会重新流动分配，国家却使用了纳税人的金钱救市，“劫贫济富”；而避免了灭顶之灾的富人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一遍遍重蹈覆辙——反正总有人托底，何必害怕？
与此相对，普通人却被抛入了一个“自我责任至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经济波动被视为天灾一般的“自然现象”，普通人被迫要运用自己极为有限的资源来应对变幻莫测的经济形势，如果没有投胎幸运的加持，只有极少数具备超人的禀赋并付出卓绝努力的幸运儿，才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大多数人只能感慨“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更严重的是，许多人被灌输了一种把一切失败视为个人过错和私事的观念（“谁叫他缺少远见？”“谁让他运气不好？”），却忘记了不久之前，这种应对经济波动的基本救济还是集体责任，被视为国家存续的合法性依据。而如今，许多国家除了在保护市场自由并偶尔在帮助市场恢复活力做出一些努力外，再不愿有所作为。
但这种不作为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其权力的基础——既然无法在市场造成的不安全感之下保护个体，其合法性何在？于是国家不得不制造其他的恐慌与不安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这里最常用的策略就是所谓的“安全保障”。正如鲍曼所说，“与市场空旷对社会地位、自尊和生计造成的显而易见的伤害不同，要使针对人身安全的恐慌以最阴暗的面貌呈现出来并让人感知到其严重性，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施米特关于敌友之分的论断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依照施米特的主张，主权者可以任意指定“敌人”，而不需要对方有敌对行为以及真实或潜在的威胁，敌意的“客观性”是违背主权本质的，就像要上帝接受因果律的束缚一样是不可接受的。
更常见的是，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敌人反而成为需要安抚、结交的对象，而被贴上“敌人”标签的往往是那些“容易被感知但又不具真正威胁、容易拿捏的对象”（比如移民、少数群体、外国人），这样才能有效调动民众的恐惧感而又不让局面失控——尽管这也未必出于当权者的深思熟虑，而仅仅是其“随心所欲”的结果。近年来国际普遍的右翼民粹主义回潮与忠诚的纳粹分子卡尔·施米特重新获得知识界的青睐，绝非巧合。
主权的“超克”与全球化时代
尽管国家在面对市场这一“无形的手”时撤回了对普通人的保护，但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它们依然试图依照旧日的游戏规则行事。这套游戏规则形成于一战后国际联盟的时代，其核心就是维持各国的疆域现状，确保每个国家实体不受外来侵犯，换而言之，受到保护的是“集体安全”而非人权。至于领土之内当权者如何行事，如何对待内部国民，都被认为是成员国的内部事务——这正是国家主权观念最核心的要素，每位“耶路撒冷之神”的权柄都“神圣不可侵犯”。
有了“集体安全”机制应对外来之敌，主权者就可以更专注地指定和对付内部敌人，并且由于其任意指定的专断性，任何人、任何群体都有可能被指定为内部敌人（“当初他们追杀犹太人……”），因此个体在主权者面前随时可能沦为阿甘本所说的“裸生”状态——被剥夺一切权利，除了作为赤裸生命存在外一无所是。如今的联合国依然延续了国联保障主权优先的框架，尽管鉴于20世纪大屠杀的惨剧（这一惨剧正是由于纳粹德国的主权者可以任意指定其敌人并将对其的迫害推到极致）而诞生了《世界人权宣言》，但在很大程度上其依然只是一纸空文，无法阻止其后诸多惨剧的发生。
《阿甘正传》
尽管随着媒体信息的发达，人们可以越来越迅速地了解到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件，但人类个体所能承受的道德负荷毕竟是有限的，公众总是在对受害者同情的短暂爆发和长期疲软麻木之间摇摆，而这种短暂爆发对于应对人类苦难的量级和深度几乎毫无作用。
鲍曼在2000年与其学生基思·特斯特的对谈中也曾谈及这一困境，即如何将媒体主导的“怜悯狂欢”这种瞬时共情转化为稳固且有效的制度化纽带，使其成为一种系统化的回应。鲍曼指出，这里首先需要的是责任意识的全球化（“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让我受损……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这要求我们必须将自己提升为全球公民，将自身道德冲动的承受力推到极致，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与之相匹配的，应该是一种能够发挥世纪作用的全球性制度来确保自然法意义上的“人权”，不允许任何人有权“例外”——这对诸多“耶路撒冷之神”来说绝不是个愉快的信息。
亲历了20世纪“主权者决断”造成的巨大灾难之后，鲍曼不断提醒人们注意施米特幽灵的诱惑。他于2017年去世，没有看到几年之后施米特阴暗的预言在21世纪的美国变为现实，也无法在今年1月伊朗全国性抗议遭到镇压后就主权与人权之争这一老话题发表评论。而今天，站在世界动荡的十字路口的我们，是否还能从他“心怀希望”的临别赠言中汲取一丝勇气呢？
《活在借来的时间中》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
译者：孟培
ISBN：9787580700186
定价：58 元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流动”的现代世界已经完成了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型，其自然延伸是永久债务人社会。消费者社会的主导思想是阻止需求被满足并创造需求；其自然延伸是让消费者通过借贷来增加消费，使偿债过程本身转化为新一轮的借贷——债务的消解并非通过清偿，而是更多的透支。这一机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更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消费主义的冲击让我们习惯了依赖借贷来满足欲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然而，这种透支的财富并不能长久地支撑我们的生活。
★全球变暖的威胁已经变得不可忽视。我们一直在借来的时间中挥霍，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法为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的地球家园。
★基因改造的利弊不容忽视。人类通过透支的科技不断拓展自身的可能性，但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道德和伦理的困境。
★网络社交平台的影响深远。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借来了社交体验，却忽视了真实生活中的交流和情感。
……
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提醒着我们，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并非来源于自己本身,因此我们应该审视自己的消费方式、环境意识、科技技术的使用等方面，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珍惜这借来的时间资源，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在这部重磅对谈集中，受到真诚的对话者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探究性问题的推动，社会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深入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后现代现象的肇因与后果，以及在系统性失衡的时代中，如何重建生活秩序与意义的基本命题，并从气候危机到技术伦理的延伸审视中，引向一个更为根本的文明之问：一个已在生态、伦理与时间维度上深度透支的现代文明，是否仍可能寻得一条可持续的出路？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1925—2017）
出生于波兰，当代杰出的思想家、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代表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等。
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
（Citlali Rovirosa-Madrazo）
学者、自由撰稿记者，曾任英国约克大学跨学科全球发展中心（IGDC）客座研究员。近期主要研究国际反人类罪中的生态灭绝罪，以及教宗方济各通谕与气候科学、人权与神学之间的联系等。著有《国际法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国际刑事法院将生态灭绝罪入刑的障碍》等。她的工作深受齐格蒙特·鲍曼思想的影响。
原标题：《齐格蒙特·鲍曼：“施米特的幽灵”游荡的新世纪，谁在决定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