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之“云”遮蔽了什么？

2026年7月，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建筑理论学者阿里·法德（Ali Fard）的新著《锚定云端：数据阴影下的城市主义》（Grounding the Cloud: Urbanism in the Shadow of Data）。法德在书中追溯云计算范式的历史与技术发展脉络，揭示全球计算和数据提取背后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从稀土矿场、深海光纤电缆网络，到大城市周边的数据中心；通过智慧城市项目与企业园区等案例，论证当代都市发展的逻辑与数据采掘产业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在我看来，书名本身已具有立场，锚定（grounding）是一个对抗性的动作，它针对的是“云”这个词所制造的失重感[1]。

《锚定云端：数据阴影下的城市主义》（Grounding the Cloud: Urbanism in the Shadow of Data）

“云”是一套修辞装置。自20世纪90年代起，技术工业将“云计算”作为核心意象推广，这个选词是有利可图的，它绝非中性。在视觉和语感上它意味着无形、无界、无主。云飘浮和弥散着，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地点或权力结构。也正是如此意象的功能，让一套高度集中、高度物质化和政治化的全球基础设施系统，在公众的感知中变得透明乃至消失。

在中文语境里，用词的遮蔽效果尤甚。“云”在汉语的文化积淀中携带着双重的去政治化内涵：一是气象学意义上的可读自然。小学教材中，竺可桢《看云识天气》介绍的对云的观察体系，让云成为地方性公共知识的载体，是人与自然之间直接感知关系的象征；在古典文学意义上，云具有隐逸的意象，闲云野鹤是对被纳入秩序和被治理的主动拒绝。此二种较为普遍的文化记忆构成了“云”在中文里的语感底色：自然和诗意。技术工业的“云”借用了这层底色，完成了它的意识形态工作。

法德的研究提出的核心命题，是对这类掩饰的揭露。这朵云其实是有重量、地址和所有者的。它锚定在非常具体的土地上，非常具体的法律管辖区内，依赖非常具体的身体劳动去维持运转，并在非常具体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被争夺与管控。遮蔽只是平台资本主义自我呈现方式的主动构成：隐蔽基础设施和劳动关系，让权力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

云的下面压着什么，是本文试图正面回答的问题。

一、物质的隐身

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规模的物理工程之一。这一事实与“云”这个词所传递的感知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

在此系统中，数据中心是最直接易察的。全球数据中心的总建筑面积已达数亿平方米，且仍在持续扩张。它们通常选址于城市边缘或偏远地区，外观低调，与周边环境刻意保持视觉上的隔绝；这就代表着低地价、大规模电力供应、较为宽松的监管、接近但不在核心城区。这类建筑的初衷即有意于隐身，其建筑语言本身就是某种不可见性的生产。法德在书中指出了空间策略的普遍性，它是平台资本主义基础设施扩张的系统性特征。

支撑这些数据中心运转的能源消耗规模，同样受“云”的意象所掩，不为多数公众觉察。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全球总用电量的1%至2%，且随着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急剧增长，这一比例正在快速上升。电力来自燃煤、天然气、核能或水电，每一个环节都有碳排放和土地占用，也就是生态代价[2]。

再就是原材料的问题。支撑全球计算基础设施运转的硬件依赖大量稀有金属和稀土元素：钴、锂、钕、钽、铟等。这些材料的开采高度集中于全球少数几个地区：刚果钴矿、中国稀土、智利和阿根廷的锂矿，而这些开采过程一般都伴随严重的环境破坏与劳工问题，是全球供应链中脆弱且不透明的环节之一。“云”作为一个词，将这些矿山与最终用户之间的距离在感知上拉到无限远。用户点击一下，数据上传至“云端”；矿山的粉尘与污水，与这个动作之间没有任何可见的联系。

连接数据中心是深埋于海底的光纤电缆网络。这套网络的规模同样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全球超过95%的国际互联网流量通过海底电缆传输，总长度超过130万公里，覆盖几乎所有主要大陆之间的海沟，由少数几家科技巨头和电信公司主导建设的，投资规模达数百亿美元。可以说，这类技术设施都没有中性的选择，它们作为当代全球信息秩序的物质骨架，其所有权和线路选择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决策[3]。

法德的分析揭示，这套物质系统的每一个层次都有意识地维持着自身的不可见性。作为主动的叙事管理，选址和建筑语言也是其中一部分，是科技公司的公关话语之一，共同维护着人们对于“云”的技术想象。物质的隐身是被生产出来的。

二、劳动的隐身

维持这套基础设施运转的，是大量的人类劳动。这些劳动同样在“云”的意象中消失着。

日常运维数据中心的技术工人在高度密封、恒温恒湿的机房里工作，处理各种服务器问题。这是高强度、高噪声、高辐射风险的工作环境，且通常处于严格的保密协议管控之下。数据中心工人不被允许谈论他们的工作内容，不被允许透露他们服务于哪些客户，甚至不被允许描述他们所在建筑的内部结构。这些要求系统性地阻断了外部对这一劳动过程的了解。

而平台上流通的海量内容在被算法初步过滤之后，仍需要人工进行二次审核。这项工作大量外包给菲律宾、肯尼亚、印度、墨西哥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工人每天需要审阅大量暴力、仇恨、性虐待等极端内容，工作时间长、薪酬低且伴随着严重的心理创伤问题。这些工人是“云”的神经末梢，没有他们，平台的内容生态无法维持，但他们的存在从未进入“云”的公众叙事。

平台还会雇佣大量的数据标注工人来完成人工智能系统的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这种被称为“微任务”（microtask）的零工劳动形态，工人以极低的单价完成大量重复性认知劳动（图像分类、语音转写、情感标注、驾驶行为标记等），她们中大多没有劳动合同保障、社会保险和劳动组织。亚马逊的Mechanical Turk平台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案例，但这一劳动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以各种平台形式广泛存在。人工智能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些不可见的人类劳动所支撑的[4]。

法德的分析将这些劳动形态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内理解：它们共同构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基底，而“云”的意象在结构上排除了这个基底的可见性。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界面设计本身就是对劳动过程的系统性遮蔽。每一次丝滑体验的背后，都是一条漫长的且不可见的劳动链条。

三、城市数据化中的无意识劳动

法德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数据阴影下的城市主义”，这个定语指向他分析的第三个维度：城市空间本身如何被纳入数据提取的逻辑。

智慧城市是这一逻辑最集中的表达。过去二十年间，“智慧城市”作为城市治理与规划的主导话语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它的基本承诺是：通过在城市空间中大量部署数据采集设备，实时收集城市运行数据，再通过算法分析实现城市管理的优化，如交通、公共安全等。这套话语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效率和便利为名，为大规模数据采集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合法性依据。[5]在今年3月份在社会学理论志举办的交流会中，卡尔加里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研究生邓昕宇分享了他对于地图数据自愿提供者的无偿劳动进行的调查，以及谷歌如何将数据积累文化掩盖在黑客伦理之下的。这些无偿劳动被有效正当化为生产性实践，其主要回报是个人感受。而在大资本-个人这对关系中，普通的城市居民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感受。

法德拒绝接受这套话语。智慧城市项目的实质，是将城市居民的日常行为转化为可采集、存储、分析的数据原料。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轨迹、消费行为、社会关系、身体状态，通过密布于城市空间的感知设备被持续采集。它们构成了平台经济运转的核心生产资料，城市管理只是其中一种表达方式。城市居民的行为生产了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既是劳动者（当然是无偿的），又是被开采的对象，她们的生活世界被转化为商品。

这一逻辑在企业园区的案例中又有另一种呈现。谷歌、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巨头在全球各地建设的企业园区作为数据基础设施的节点。这些园区在物理上嵌入城市肌理，在功能上却构成独立的数据主权飞地。它们与所在城市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数据关系：城市可以为企业们提供土地、税收优惠、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企业园区则将产生于这个城市的数据流纳入自己的封闭系统，城市无从知晓这些数据的去向与用途，更无法对其主张任何权利[6]。

法德将这一现象概括为都市发展逻辑与数据采掘逻辑的深度绑定：城市的未来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吸引数据基础设施投资，而这种依赖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空间对数据提取的结构性开放。这是特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在城市空间中的物质沉淀。

四、“云”下的领土与主权

“云”的去领土化修辞与数据治理的现实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数据从来不是无主的，流经任何一个法律管辖区的数据，都处于该管辖区的主权范围之内。这个事实在“云”的日常叙事中被系统性地淡化，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平台之间的博弈中，它从未消失过。

数据主权的争夺首先表现为数据本地化立法的全球浪潮。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欧盟等成员国相继出台或强化要求本国数据在本国境内存储和处理的法规。数据是战略资源，允许其自由流出等同于让渡主权。从平台资本主义的角度看，数据本地化要求是对全球数据流动效率的破坏；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数字殖民逻辑的基本防御。这两种立场之间没有技术性的调和方案，它们是政治立场的冲突[7]。

海底电缆在这一争夺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由于超过95%的国际互联网流量通过海底电缆传输，电缆的铺设路线、登陆点位置、所有权归属，直接决定了全球数据流动的物理通道。近年来，美国政府持续向盟友施压，要求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海底电缆的建设与运营，将技术基础设施问题明确纳入地缘政治竞争框架。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海底的电缆网络，早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场域，它远离公众视野，但其政治后果直接塑造着全球信息秩序的基本格局[8]。

数据中心的选址同样是主权博弈的延伸。爱尔兰、新加坡、冰岛、荷兰成为全球重要的数据中心集聚地，背后是税收政策、能源成本、法律环境、地缘位置的综合计算。科技巨头通过选择数据存储的司法管辖区，实现对特定国家法律监管的规避。这是“云”的跨国流动性在政治上的实际运用：当数据存储于A国，却服务于B国用户，两国的法律均难以对其实施完整的管辖。这种法律套利是平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重要策略，也是主权国家普遍感到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的结构性原因之一。

在此框架下，基础设施数据的敏感性问题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数据的政治性不由数据的内容性质单独决定，而由数据所揭示的空间信息、系统性信息在特定主权博弈中的战略价值决定。一家记录海岸线固废分布的环保机构所持有的数据，在生态研究的框架里是公共知识，在国家安全的框架里则可能是敏感的空间情报。这两种框架的并存与冲突，是数据主权时代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公民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云”的物质性与主权性被遮蔽之后必然产生的系统性后果。

五、命名的权力

法德这本书的理论贡献，不止于揭示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物质现实，也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是：为什么“云”这个词能够如此有效地完成遮蔽工作？这个问题指向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指向命名行为本身的政治性。

“云”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技术词汇。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工程图示中开始用云的形状代表互联网——因为网络内部的复杂结构对终端用户而言是不透明的，云的形状恰好表达了这种不透明性。这是一个工程制图的惯例，原本只是承认用户与基础设施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视觉速记条件。但当这个词从工程语境中脱离，进入产品营销和公众话语，它携带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你看不透的”变成了“本来就不需要被看的”。不透明性被重新包装为一种自然特征，而它作为权力关系的结果同样被遮蔽着。

或许我们可以使用技术哲学的理论去认识这件事。这一词义转变的机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其技术哲学框架中有深刻的分析准备。斯蒂格勒将技术理解为人类记忆的外化与物质化，工具、媒介、基础设施都是人类认知能力和集体记忆的延伸性存在[9]。在他看来，当技术系统变得不透明，当使用者无法理解自己所依赖的技术装置的运作方式，这个接近根本性的“失忆”就发生了：个体与集体都丧失了对自身技术存在条件的掌握能力，进而丧失了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云”所制造的不透明性，在斯蒂格勒看来是对集体技术记忆的系统性剥夺。平台资本主义通过维持这种不透明性，维持着对技术条件的垄断性掌握，而将普通用户置于“后种族性失忆”（tertiary retention的丧失）状态之中[10]。

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技术个体化理论提供了另一个分析维度。西蒙东认为，技术对象有其自身的个体化逻辑，理解一项技术意味着理解它的发生过程、它与环境的关联方式、它内部的运作机制。当这种理解被剥夺，技术对象就从一个可理解的存在退化为一个纯粹的“黑箱”，使用者只能接受它的功能输出，而无法参与对它的评价、改造和批判[11]。“云”的黑箱化，是技术个体化过程对使用者的系统性排除。西蒙东所呼吁的技术文化是能够与技术对象建立理解性关系的集体能力，但它在“云”所制造的不透明性中几乎被彻底阻断；只有极少数乐于去了解的人掌握了技术的基础，但也因其能力的分散，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注意乐于这个词，它是类似前文中黑客文化一样的激情，我们的兴趣同样被利用着，成为技术中心反驳绝大多数人的人性造成的普遍不了解的筹码，但“让绝大多数人了解”这件事应当谁来做？

许煜（Yuk Hui）从技术与宇宙论的关系角度，为这一问题增加了另一层维度。他指出，现代西方技术哲学中存在一种将技术普遍化、去历史化的倾向，仿佛“技术”是一个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现象[12]。许煜的理论旨在恢复技术与特定宇宙论传统之间的关联，恢复技术的多元性[13]。在他的框架下，“云”计算作为一种全球扩张的技术范式，其意识形态普遍化，仿佛它是中性的、普遍适用的技术进步，但其实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之一。它不只是在经济上提取，也在认识论上殖民：将特定的技术组织方式和数据关系模式，以技术进步的名义强加于不同的文化、法律和主权传统之上。

法德的书在这三位思想者的理论准备之上，完成了一次具体的历史与空间分析。他的贡献在于将抽象的技术批判还原为可以被定位的、有具体地址的物质现实。矿山、电缆和数据中心在哪里？智慧城市的传感器安装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共同构成对“云”的去神秘化工作。当我们能够在地图上标出“云”的物质节点，当我们能够追溯数据流动背后的权力结构，“云”作为意识形态装置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武器：不可见性。

这也是法德这本书的立场之一，也是它作为批判性城市主义研究的贡献：认识论的去蔽必须是物质性的。揭开“云”的遮蔽，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或概念工作，而是需要追踪它的地址、它的重量、它的能耗、它的劳动力来源、它的法律管辖归属。云不是一个隐喻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是一个主权问题，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劳工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汇聚在一起，在某一个词的外表之下，需要被看见。

参考文献

[1]Ali Fard, Grounding the Cloud: Urbanism in the Shadow of Dat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6.

[2]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Electricity 2024: Analysis and Forecast to 2026, Paris: IEA, 2024.

[3] TeleGeography, Submarine Cable Map, 2024, https://www.submarinecablemap.com.

[4] Siddharth Kara, Cobalt Red: How the Blood of the Congo Powers Our Liv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23.

[5] Sarah T. Roberts, Behind the Screen: Content Moderation in the Shadows of Social Me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6] Lilly Irani, "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 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4, no. 1, 2015, pp. 225–234.

[7] Anupam Chander and Uyên P. Lê, "Data Nationalism," Emory Law Journal, vol. 64, no. 3, 2015, pp. 677–739.

[8] Nicole Starosielski, The Undersea Network,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9]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Vol.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Vol.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rans. Cecile Malaspina and John Rogove,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

[12]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13] Yuk Hui,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